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國勞動力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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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總量分析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9)11-0010-04

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資源投入。投入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貨幣資本和技術等。其中的人力資本主要是勞動力。一個國家的勞動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將關系到該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發展水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其中農民大約10億人,城鎮居民大約2億多人。在人口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東部、中部地區。勞動力供給數量巨大,而勞動力需求相對短缺,所以,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增加或減少,對促進或延緩本地區或本國的經濟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影響因素

勞動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勞動力在本質上是人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是活的生命體。只有達到一定的年齡(通常16歲以上)、具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才是勞動力。經濟學把人口中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部分稱作勞動力。一國的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人口一般根據本國的統計制度,通過人口普查、勞動力調查進行統計和估算。

勞動力供給是指一定的市場工資率下,勞動力供給的決策主體(家庭或個人)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勞動時間。反映勞動參與或者供給變化的一個總量指標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參與率。所謂勞動參與率是指勞動力在一定范圍內人口所占的比率,是反映、測度人口參與社會勞動的指標。一定范圍內的人口可以按照若干標志進行分類,如總人口、不同年齡組人口或不同性別人口等。

勞動力供給是勞動者主體進行提供勞動時間決策的結果。在勞動者進行決策時,決策主體一般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勞動參與決策,即是否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求有酬勞動;其二是勞動時間決策,即在個人可支配時間中,閑暇與勞動時間的選擇。影響勞動力決策

的因素很多。其中決定勞動力供給的首要因素是一定時期的人口數量。其次,收入的多少、工資率的高低、稅收等都對勞動力供給決策產生作用。

1.人口數量多少決定勞動力總量的大小

(1)人口數量的增長決定勞動力供給的增長

不同的國家由于人口數量的大小不同,勞動力的供給量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決定了這兩個國家的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足,并成為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而英、美、德、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由于人口數量相對少,勞動力供給也相對不足,勞動力是其相對短缺的資源。

(2)勞動人口參與率的高低決定勞動力供給總量

一般地說,勞動參與的人口越多,勞動力供給總量越大。勞動參與有一個生命周期的變化。從中國勞動參與率生命周期看,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生命周期都呈現倒“U”型,青年與老年勞動力參與率較低,22―55歲年齡段勞動力參與率一般在90%以上;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高于女性勞動力參與率,20―49歲男性勞動力90%以上參與勞動,20―40歲女性88%參與勞動。與國際上其他國家比較,中國勞動參與率比較高,因而勞動力供給總量也大。

2.工資率決定勞動時間供給

在人口一定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則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學理論分析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工資,并把市場工資率作為影響勞動力供給的惟一因素。勞動者需要提供勞動以便獲得生活資料,成年人要養家糊口。當工資率變化時,勞動力供給相應地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量的變動對工資率變動的反應程度被稱做勞動力供給彈性。一般地說,工資率提高,勞動供給增加。因此,勞動供給曲線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但是,閑暇也是影響勞動力供給決策的重要因素。勞動者需要通過閑暇來豐富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因此,當工資收入比較高時,勞動者將放棄一定的勞動量進行休閑和娛樂。斯蒂格利茨指出,勞動力供給取決于收入與閑暇的對比。當收入提高時會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從而共同影響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決策。隨著收入的提高,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最初是增加的,但是其后是減少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是一條向后彎曲的曲線。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家庭在消費與勞動力供給方面是基本的決策主體。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選擇和經濟行為中,家庭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工協助關系。在一個家庭中,假設已經有成員就業,其他成員是否參與勞動將取決于是否取得最大效益。因此,一般而言,個人勞動力供給決策受到工資率的影響。當制度勞動時間為t,工資率為w0,如果決策主體家庭成員處于就業―非就業無差異境界時,此時的工資率w0即為最低勞動供給價格。當工資率大于w0時,選擇就業;當工資率小于w0時,選擇不就業。不同家庭的最低勞動供給價格呈正態分布,如圖1所示。

圖1中,橫軸為工資率W,縱軸為以最低勞動供給價格為標識的家庭戶的密度分布Q。在工資率較低時,如為W1,密度分布較低。在工資率較高時,如為W2,密度分布也較低,基本上呈正態分布。當工資率為W0時,一般都是,凡是最低勞動供給價格比W0低家庭,其家庭成員就要就業了。在圖中斜線所示的部分與正態分布線和橫軸圍成的總面積之比,就是當工資率為W0時家庭中非就業人員就業的概率。這一就業概率與相同統計范圍內的勞動力參與率相似。可見,工資率對于勞動供給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工資率的變化會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并最后影響到勞動力供給決策。研究表明,工資率的變化對勞動供給決策主體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效應的相互關系。而這兩者的相互關系實際上取決于主體的閑暇―收入偏好,或者說取決于主體的效用函數。如果替代效應小于收入效應,那么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時間供給就會減少。一般地說,當工資率較低且收入較少時,由于工資率提高而產生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因而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供給增加;而工資率較高而且收入也在較高水平時,替代效應小于收入效應,因而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供給時間反而減少。

3.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產生一定的影響。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中,稅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國外學者中,布里克(Break,1974),阿特金森與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80)進行的經驗研究中發現,征收所得稅的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趨于相互抵消。哈伯格(Harberger,1974)的稅收歸宿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出的結論是:所得稅和一般勞動稅是無法轉嫁的,并且稅負不同將影響勞動者的勞動供給。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分為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兩種。替代效應是指由于征稅使價格下降、閑暇價格上漲,促使人們以閑暇代替工作;收入效應是指征稅后減少了可支配收入,促使其為了維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而放棄閑暇,增加工作時間。但是,稅收對勞動供給者的總效應是不確定的,這是由不同勞動者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對比關系所決定的。通常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對高收入者而言,稅收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而對于低收入者而言,結果相反。

國內學者對此也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種觀點認為稅收會從控制人口數量和影響人們的行為來影響勞動的總供給量以及從影響勞動者素質和社會保障稅方面來影響勞動供給結構。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對勞動征稅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勞動征稅增加了勞動供給。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城鎮居民的勞動稅率與失業呈現反相關的關系,說明了中國稅收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因此提高稅率,減少了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勞動者為了維持既定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得不減少或者放棄閑暇,增加勞動供給。

二、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總量

從總的水平看,在給定人口數量的情況下,決定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生育率水平的變化有直接的聯系。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上一直很大,這與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密切的關系。分析中國勞動力供給可以看出有以下特點:

1.勞動力隨著總人口增加而增加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中國人口總量在建國后一直呈上升趨勢,2001年總人口為127 627萬人,是1953年的2.19倍;就業人數在2001年比1953年增加2.42倍,達到73 025萬人,是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持續增長,至2010年達到高峰,為71.08%,勞動年齡人口規模2020年左右達到高峰,約為9.97億人。勞動力人口比例2005年達到高峰,為62.55%,然后保持相對穩定,至2010年開始趨于下降,勞動人口總量2015年左右達到高峰,約為8.66億人。今后十幾年中,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達到1 000萬人,如表1所示。

2.勞動力供給總量增加趨緩以致過剩

隨著計劃生育的繼續開展,中國人口出生率降低,總人口增加的速度放慢,勞動力供給開始由加速變為減速。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供給大于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存在階段性和結構性供給不足。在總量上,我國勞動力供給既有城鎮勞動年齡的勞動力供給,也包括大批的農村勞動年齡勞動力供給。城鎮勞動力中,很多下崗職工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加上新增加的各類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形成巨大的就業壓力;每年從農村中轉移出大批勞動力進入城鎮尋找就業機會。2009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大幅度增加,達到600多萬人,而實際就業率只達到30%。每年有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及時就業。

造成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的原因有:第一,人口規模巨大。我國人口規模過大是一個客觀事實。如此大的人口規模決定我國必然在長期內存在勞動力供給超過勞動力需求。第二,勞動力參與率過高是造成勞動力供給過度的又一個原因。在人口總量和勞動力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勞動供給總量決定于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程度,即勞動力參與率。用公式表示就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勞動力資源量×勞動力參與率。我國一直是勞動力參與率很高的國家,不僅在城鎮,而且在農村都是如此。例如,15―19歲年齡組勞動力以及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國都非常高。如表2、表3所示。造成勞動力參與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很多家庭的人均收入較低,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讓那些具有一定體力的家庭成員參加勞動。我國人均收入偏低,使得在業人口養育家庭的壓力過大,致使適齡勞動力過早地參與勞動,加入勞動力供給隊伍,擴大了勞動力供給總量。

3.常態性結構性、季節性勞動力供給不足

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周期性的特征,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存在結構性、周期性的特征。2003年春季開始,我國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以招工難為特征的“民工荒”,就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結構性、季節性對勞動力需求所致。這種現象在其后由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蔓延到部分內陸省份,給企業正常經營帶來困難。為了應對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轉變,企業開始從工資水平、社會保障、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做出調整,以便吸引勞動力。造成這類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經濟發展是不斷地進行擴大投資、出口和消費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是投入要素不斷增加的結果。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結果導致需求增加。二是近年來勞動力參與率有所下降。勞資雙方對工資率缺乏一致的看法,難以達成就業協議。我國長期以來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被認為是勞動力過剩國家,對勞動者實現低工資策略,工資增長緩慢,然而隨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物價水平上升,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增加,低工資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變化,因而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的呼聲提高。在不能得到工資水平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意愿降低。因為決定勞動參與率的兩個因素分別是市場工資率和個人的保留工資水平。在保留工資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市場工資率越高,個人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市場工資率一定的情況下,個人保留工資越高,其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水平,提高工資是勞動參與率提高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 王長勝.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2] 袁倫渠.勞動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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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西藏、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篇3

【關鍵詞】就業結構 人力資本 傅立葉函數 結構突變 收斂

一、引言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974）曾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這一說法充分體現了勞動要素在生產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東南飛”是用來形容勞動力大規模地向中國東部、南部流動的現象。受長期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就業結構矛盾將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結構矛盾，意味著未來大量勞動力必須在職業、行業、區域之間進行調整，這對于勞動者自身職業選擇、職業能力，對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都會形成巨大挑戰，此外，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斷加大，進而導致勞動就業結構出現變動。因此，在當前結構轉型的背景之下，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不僅能夠從宏觀上把握我國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與趨勢，還能從中觀層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對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文獻梳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人力資本在勞動生產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顯，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同時勞動力在地區間不斷轉移及城市規模受到限制的條件下，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逐漸顯現，促使了勞動力就業結構出現“分異”的格局，即地區間高技能勞動力需求逐漸變大，對這一現象的主流解釋是“技能偏向型”進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認為在一般均衡條件下，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將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業，而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則會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從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者均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其進行了研究。同時也不難發現，學者在對勞動力就業結構進行研究中，大多是從整體視角分析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和特征，如張桂文（2001）；從經濟結構的變化出發，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規律來研究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忽略了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存在區域差異性的特征，從而導致無法全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此外，學者在研究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時，很少有學者從政策層面來分析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變動，無法捕捉就業結構的變動對政策性沖擊所產生的市場反應。由于政策的變動會對市場的調節產生“突變”、“非對稱性”的影響。因此，傳統研究方法并沒有考慮到“結構突變”所產生的影響，假設變量在受到突變性的外部沖擊后，該變量經歷了等速、連續調節的過程趨向穩定，并進而會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

鑒于此，本文將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靈活傅立葉非線性函數方法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背景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以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自身變動特征為基點，通過對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以期得到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并進而檢驗“孔雀東南飛”是否為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特征。

三、實證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我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的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由于歷史數據統計不完善導致數據缺失，因此將排出本研究范圍。我國自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出臺了很多提高勞動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鑒于此，本文在研究樣本期為1978―2012年的基礎上，考慮到就業結構受政策影響而發生結構突變的情況，本文采用非線性傅立葉函數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

由表1結果可以看出，對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而言，該經濟區中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被拒絕，然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以及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也均被接受。換句話說，我國大部分地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存在發散趨勢，不具有穩定、收斂的特征。同時，大西北綜合經濟區所有省份的F（k）統計量都顯著，表明該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趨勢。而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雖然F（k）統計量都顯著，但只有重慶和云南的τLM（）統計量顯著，意味著除重慶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穩定，呈現發散的特征。同樣華北綜合經濟區和東南綜合經濟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特征，但τLM（）統計量不顯著，表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穩定，意味著這些不具有收斂特點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無法自行恢復穩定，需要依靠地區產業模式進行引導，才能達到就業結構的穩定。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利用有別于傳統線性平穩性的檢驗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葉函數對1978―2012年期間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了檢驗。證結果表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呈現穩定趨勢，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發散趨勢，意味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小，而其他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高，表明僅僅依靠市場調節作用尚不能控制發散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驗證了“孔雀東南飛”是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主要特征，而且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與人力資本理論相符合。就人力資本而言，其范疇相對比較廣泛，不僅包括教育，還包括健康狀況；不僅包括學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資的同時，重點是以擴大與就業結構相適應的教育投資，建立有利于就業和創業的體制機制，使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等群體盡快成長為中等收入群體。

參考文獻：

[1]王愛文，莫榮，盧愛紅.中國就業結構問題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篇4

關鍵詞：制造業；勞動力短缺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20-0022-02

2004在東部沿海地區首次出現“民工荒”現象初露勞動力短缺端倪，其后，多地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就業需求與勞動力供給之間缺口有擴大的動向。蔡P（2005）就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作了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在將來會遭遇勞動力短缺的困擾。根據中國采購與物流聯合會的制造業PMI中從業人員指數顯示，我國制造業從業人員指數自2012年5月連續13個月持續低迷，充分顯現了制造業就業的不景氣。本文就中國制造業就業數據對中國制造業勞動力短缺的特征進行分析，以期詳述制造業勞動力短缺的內部結構特征，為制造業合理配置勞動力要素提供依據。

1 制造業就業總量分析

我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980年～1990年，大體經歷了一個較快增長的時代；從1990年～2000年，基本停滯甚至有所下降；2000年以后，又開始緩慢增長。2000年～2011年，我國總就業人數從72 085萬緩慢增長至76 420萬，年均增長約0.53%；而制造業就業人數從8 043萬增長至11 684萬，年均增長3.5%，遠高于總就業人數的增長；更多就業流向制造業，說明制造業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我國就業人數的自然增長速度難以滿足制造業的需要，為保證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其勞動力需求。

2 就業分布分析

2.1 就業分行業分布

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中制造業包括食品制造業等在內的30個細分行業。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制造業的從業人數達到8 053萬人，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紡織、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非金屬礦物質制品業這五個行業的從業人數最多，占制造業行業的39%，這些行業均為資金和技術雙重密集型的行業；相對的，其他行業對勞動力的依賴程度較高，如橡膠制品業、家具制造業、食品飲料制造業等，此類行業的就業總和占制造業就業總量的60%左右。

規模以上制造企業從業人數從1998年到2011年增加了1倍多，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平均從業人員增幅最大，達到512%；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業，木材加工及相關制品業，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平均從業人員增幅超過200%；紡織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黑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增幅低于50%；煙草制品業的就業人數下降34%。

2.2 就業分地區分布

制造業就業在我國區域分布中也呈現巨大差異。在2008年～2011年間，我國制造業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而采掘、原料工業則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人數約占制造業總體就業人數的一半以上，中部地區制造業就業人數約在15%左右，但增幅超過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制造業就業人數少，且呈現下降趨勢。

就業人數最多的省份是江蘇、浙江、廣東和山東，2011年底，該省份制造業就業總量均已超過600萬人，江蘇省達到1 233萬人，浙江達到1 068萬人，單省超過西部11個省的制造業就業人數總和，其他各省的制造業就業人數遠遠落后，制造業從業人數僅有2.5萬人左右。2008年～2011年間，重慶、湖南、天津和湖北的制造業就業增幅較大，重慶第一，其就業增幅達42.9%，其他三省增幅也均超過35%；黑龍江、山西、河北、陜西四省制造業就業呈現下降趨勢，降幅分別為10.4%、2.6%、1.9%和0.1%。

2.3 就業分學歷分布

2011年，我國全部行業和制造業就業人員中沒有上過學的員工分別占2.0%和0.5%，受過初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19.6%和10.6%，受過中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65.4%和77.4%，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12.9%和11.5%。城鎮單位中，全部行業和制造業就業人員中沒有上過學的員工分別占0.8%和0.4%，受過初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9.9%和7.8%，受過中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64.2%和74.3%，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分別占25.2%和17.6%。而根據2005-2012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我國制造業從業者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80%之間，小學學歷的從業者比例從2004年的14.3%下降到2011年的10.6%，降幅達到25.9%，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學歷的從業者所占比例從2004年的6.8%上升到2011年的11.3%，增幅達到39.8%。也就是說，近些年來我國制造業從業者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目前更多集中于中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從業者逐漸增加。

3 勞動力短缺特征分析

根據2004～2013年間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100多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以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求職人數一直大于需求人數；2010年以后，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求職人數開始小于需求人數，出現“供不應求”的勞動力短缺的局面。我國勞動力短缺實際上要比監測到的更為嚴峻，而用工量巨大的制造業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結構性短缺。

3.1 區域性結構短缺

從區域角度來看，最早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的是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的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2009年初開始，東部勞動力市場監測到的需求人數與求職人數的缺口開始增大，求人倍率開始上升，直至2010年底，中西部的勞動力市場監測到的狀況是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求人倍率大于0，此時勞動力短缺的區域分布特征可以概括為：東部短缺、中西部過剩。但隨后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加快，自東向西的產業轉移趨勢愈加明顯，中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增速放快，短缺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蔓延，2010年底后，我國全國范圍內勞動力市場出現全面短缺，并且走勢趨于嚴重，我國勞動力短缺的特征成為全國范圍短缺，局部地區短缺嚴重。

而與此對應的情況對應的是，2011年東、中、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增長率分別為2.0%、8.1%和9.6%，中西部地區的增長率明顯高于東部地區。2012年東、中、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增長率分別為3.7%、4.0%和4.1%，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長仍然快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本地務工農民工所占比重在下降，中部和西部本地務工農民工分別在增加。全國2011年在省外務工的農民工比例比2010年下降3.2%，2012年比2011年下降0.3%，達到46.8%，也就是說，傳統的中西部勞動力輸出大省正向用工大省轉變。

3.2 學歷性結構短缺

如前分析，我國制造業從業者中小學、初中和高中學歷的比例超過75%。其中，中小學學歷的從業者所占比例下降，但降幅低于全國全行業中從業者小學學歷的比重降幅，中大專及本科學歷從業占比例增加，但是增幅遠遠低于我國全行業從業者大專及本科學歷的比重增幅，意味著，我國制造業對勞動力的學歷需求重點集中在小學到高中這一層次。而我國整體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為初中及以下、高中文化程度（職高、技校、中專）的勞動者供給小于需求，從2008年以來兩類求職者供需之間，存在較大的勞動力缺口，而大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都低于1，呈現出明顯的勞動力過剩。

另外，根據社保部的農民工監測報告，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 261萬人，從事制造業的占35.7%，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的比例達到44.6%。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在逐年降低，2011年比2008年降低了1.2個百分點。目前，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61%左右。并且，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喪失了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能，3/4的新農民工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注重個人的職業發展，更愿意選擇較為輕松的職業，更注重個人生活品質的提高，不愿從事就業質量相對不高的行業。如低端制造業和建筑業，而往往是這些行業對農民工的需求更為迫切。

3.3 技能性結構短缺

我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2012年的《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編制技術規程的通知》中對職業技能進行了劃分，從而更好管理我國勞動力隊伍的技能結構。2004年至今，制造業行業各技術等級的勞動力均存在短缺，各技術等級技術人員的需求供給比率高達1.45，明顯高于勞動力市場整體水平，技能型勞動力短缺突出。從2004年～2013年間，勞動力需求增幅較大的是中級技能、高級技能和技師勞工，而勞動力供給增幅較大的是初級技能、中級技能和高級技能勞工。2004年我國勞動力整體是供給大于需求，無技術等級或職稱的勞動力比率達到53%，到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無技術等級或職稱的勞動力比率下降到44.3%，整體勞動力市場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因而各種職業技能等級的勞動力需求缺口仍舊較大。

4 結 語

通過對我國制造業就業分布和短缺狀況的描述分析，可以知道，我國制造業的從業者數量在逐年增加，但制造業就業結構性短缺問題凸顯，主要體現在：50%制造業就業集中在沿海，但中部的增幅最大，勞動力短缺已經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并發展為全國范圍內的短缺；60%的從業者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我國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加凸顯；我國制造業對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勞動力需求更為迫切，但在制造業從事工作的農民工比例逐年下降；對初級技能的勞動力需求比例最大，但勞動力市場上近一半的勞動者無職業技能資格，遠遠不能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參考文獻：

[1] Judith Banister.中國的制造業就業[J].中國勞動經濟學，2006，（1）.

[2] Cai Fang， Dewen Wa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in Garnaut and Song （eds） The China Boomand Its Discontents[M].Canberra：Asia Pacific Press，2005.

[3] David Romer（美）.王根蓓譯.advanced macroeconomics[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4] D. E. 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1998，（3）.

[5] 蔡P.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6] 蔡P.勞動力短缺：我們是否應該未雨綢繆[J].中國人口科學，2005，（6）.

[7] 魏博通.中國制造業就業轉移的空間過程[J].理論月刊，2005，（11）.

篇5

關鍵詞：勞動力成本；結構性短缺；對策分析

一、前言

從世界范圍看，所有市場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積累初期也曾享受低廉勞動力成本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成果。隨著工人薪資意識與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勞資雙方在工會組織的協調下才能較好的處理成本提升所帶來的矛盾。

改革開放30余年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促進因素之一。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及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工薪階層在勞動力價值觀上的覺醒，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自2004年以來持續上升，已成為我們繼續推進改革，發展經濟的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

勞動力成本一般分為直接的工資支出及社會保障支出兩大主要部分。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其應對策略問題，認為經濟持續發展、通貨膨脹等宏觀方面的因素，是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下文將在此基礎上，著重從供求關系、生存成本及政府力量來進一步討論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具體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交錯狀態下，影響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有諸多方面。勞動力成本不僅是生產領域的四大主要成本之一，同時也是社會產業鏈當中的一種變量，其商品屬性決定了我們需要從市場環境和國家宏觀制度環境中尋找價格上升的動因。

1.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短缺

既然勞動力成本是建立在產業鏈上形成的一種變量，那么供求關系就成為其價格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自2004年以來，隨著出口貿易的持續攀升，對勞動力消耗最大的制造業經歷了大規模的產業升級與常態規模擴張。

一方面，基礎性產業的常規勞動力需求持續走高；另一方面，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領域也同樣需要大量具備高素質的人才。這就從質和量上對市場上的勞動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與此同時，市面上能夠提供的勞動力卻出現結構性短缺的狀況。隨著計劃生育的持續推行，我國有效勞動力的輸出持續呈現下降趨勢。不僅高新技術制造領域難尋擁有專門技術的勞動力，常規的低技術性勞動力崗位也同樣出現短缺情況。從2007年至今，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制造業的用工荒一直延續。這種供求不平衡的關系直接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持續攀升。

2.勞動力的生存成本

作為個體的勞動力不僅是勞資協議下的行為主體，同時也是存在于社會網絡中的活動體。因此，經濟環境變動對勞動力個體生活成本支出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國家一直通過政府調控確保通貨膨脹處于正常水平，但仍舊無法抑制各類生活物資的價格增長。與此同時，醫療、教育成本的提高，同樣對作為生存個體的勞動力提出新的挑戰。

勞動力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迫使雇主必須提升勞動力報酬的資金投入。在生產總額不變的情況下，對勞動力直接物質投入的增加，無疑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3.有形的手：政府的調控力量

以上我們討論勞動力成本之時，更多的是針對直接的勞動力工資成本而言。但勞動力成本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會福利成本的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工薪階層社會福利保障意識的增強。國家越來越注意從制度設計上確保落實勞動力的社會福利待遇。

一方面，黨和政府通過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而不斷的提升，確保了工薪階層的基本權利。而這種硬性制度的推行，要求企業必須根據標準調整薪酬體系，這在無形中增加了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的投入。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要求企業必須對員工的社會保障進行配套。若從個體角度觀察，社會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社會保障費用數量并不是很大，但從整體上觀之，則形成了數量巨大的支出。

政府力量的介入，促使企業必須根據宏觀政策的變化而調整勞動力成本的投入。在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企業必須承擔起落實社會保障制度的重任，確保員工權益的實現。

三、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對策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們發現供求關系、生存成本及國家行為構成了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三大主要因素。對此，我們不僅繼續推進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同時也要以此為契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促進國家整體經濟有效轉型。這需要我們從以下三方面努力。

1.宏觀制度改革策略

正如很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國仍處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交錯的時期，縱然市場經濟已經是國民經濟的絕對主體。然多年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未能根本解決，因此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狀況市場發生。反映在勞動力成本變化上就是供求關系并不具備決定性作用。

為此，我們必須在宏觀上制定一系列的法規和制度對勞資雙方的權益進行有效規范。首先，要繼續推進工資和福利制度改革，確保作為勞方的普通工薪階層具有應對生活成本持續提升出現的問題。

其次，要從宏觀上把握經濟發展總體趨向，引導企業實現產業升級。其中，應堅持內需拉動經濟的原則，制定相應的內銷服務制度，引導企業以國內市場為基點向外擴散，同時配套施行產業結構的升級。

第三，必須對醫療、教育等關乎百姓生活的領域進行進一步的制度約束，讓作為普通人的員工具備降低生活支出的制度性平臺。

通過國家在宏觀制度上的完善，在提升企業發展水平的同時，也確保在法律框架下實現工人薪資、福利待遇的穩步提升。

2.市場調控策略

如前所述，勞動力成本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類商品，其價格的變動受到市場動態的影響。因此只有對人力資源市場進行有效調控，方能從根本上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一，應從多方面入手，通過各類組織對勞動力與就業崗位進行優化配置，確保有效人力資源的高效對應。其二，企業應通過內部培訓等方式，促使原有員工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中做到與時俱進，降低員工流失頻率，實現自我“供血”，從而節約勞動力招募成本，提升生產效率。第三，國家通過對參與就業人員進行定期培訓，使得就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及基本技能有所提升，從而在勞動力供給上實現量與質的有效結合，解決勞動力的供給問題，降低行為成本。

3.產業升級策略

除了國家調控與企業自我調整，我們還可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對勞動力成本提出有效對策。產業升級是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面對不斷提高中的勞動力成本，企業只有依托現有資源，通過不斷整合實現產業的升級。這對有效應對勞動力成本提升有以下幫助：

第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技術及制度的優化，促使生產效率的提升不再只是依賴一元的粗放式人力投放，而是透過嚴格的培訓，促使有限的人員借助相應系統工具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從整體上降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通過調整一定區域內的差異化用工，降低勞動力輸入的同質性，從根本上降低勞動力成本的結構性短缺，從而緩解因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的矛盾。

四、國有煤炭企業的應對舉措

1.煤炭國有企業的用工特點

煤炭國有企業作為能源工業，其在制造業產業鏈條中處于動力源位置。只有能源供給充足，相關產業方能去的持續發展。而煤炭國有企業在用工方面亦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礦源開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技術但又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煤炭加工產業又需要數量龐大的技術性專門人才。這種基數大、質量層次區分明顯的用工特點，促使國有煤炭企業在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時必須采取更加靈活的措施。

2.煤炭國企的應對策略

首先，作為國有企業，煤炭生產廠商必須切實落實國家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從改善員工福利角度實現用工的準確性，提高生產效率。

其次，煤炭企業應當注重高層次人才的內部培養，從生產實踐中“生產”出一批可以勝任新生產技術研發的內部人員，以自我升級的形式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投入。

第三，應完善薪酬制度，根據具體崗位工作內容及成績來對不同梯級員工待遇進行合理化配置，激勵員工在工作實踐中完成自我調整與優化，促進企業的整體升級。

總而言之，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今后國家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一個客觀現實。這一趨勢將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我們需要從制度優化、市場供給和產業升級等諸多方面進行應對，以確保新時期下經濟的持續、有效增長。

參考文獻：

[1]辛永容：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因素研究[J].價格月刊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