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市場經濟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首先，西方經濟學是以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對象，把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當作一種先驗的存在，研究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如何運行。它并不研究市場經濟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當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現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過程中。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個基本任務就是要從理論上闡述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究竟是什么，從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目標模式。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其實無能為力。

不僅如此，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研究還隱含著另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西方經濟學所闡述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市場經濟制度一般，而是以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為一般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理論當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方法論，那實際上就是把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當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虛置、否定。必須指出，隨著西方經濟學在理論經濟學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樣的苗頭已經顯示出來。

因此，要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以基本原理為指導，以方法論為基本的理論工具。長期以來，流行于經濟理論界的基本方法論是兼容論，即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兼容為前提，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論有它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需要弄清楚，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有待于轉變。兼容論作為一種過渡時期的方法論，與這種情形相適應，得出的結論也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從理論思維方面看，要從整體上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先研究其中的個體和細節。要把它們從與整體的歷史的自然的聯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原因和結果等方面逐個地加以研究。這正是兼容論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兼容論終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場機制看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會主義公有制如何與市場機制相結合。這一方法論存在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它把整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人為地劃分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兩個板塊，割裂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有機的聯系，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具體方式方面沒有提供客觀根據，因而理論界涌現出眾多的解釋理論和設計方案，理論紛爭極大，被形象地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第三，它把市場經濟看做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列的經濟形態，從而產生了市場經濟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論的歷史局限性就顯示出來，并逐漸失去了對改革實踐的理論指導意義。

要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唯一適用的方法就是方法論。方法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方法論。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因此，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客觀的有機整體，它的運行、變化和發展就有一定的客觀規律性。這就決定了研究的方法論只能是唯物主義的歷史的整體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地、批判地繼承和發展的黑格爾辯證法。

黑格爾辯證法就是關于整體的方法論。但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須把它顛倒過來。合理的辯證法應該包含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即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是科學的研究過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個具體的經濟范疇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從而發現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關系。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是科學的理論綜合過程，即在前一過程的基礎上，從抽象的規定出發，在邏輯推演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但這時的具體已經不是一個渾沌的表象，而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后，作為研究對象的整體就如同一個先驗的結構展示在我們面前，而這就是思維掌握整體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這樣一種方法其實也就是歷史的方法，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那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

用方法論來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就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經濟形態的各個組成部分是相互關聯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相互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并作為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這個整體運行、變化和發展的規律，邏輯地把握和在思維中再現這個整體，就是理論工作者的任務。

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我們就不能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割裂開來，不能把它們視為兩個相互對立的東西，不能認為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外在的結合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有機整體的兩種內在規定性。在這個有機體內部，并沒有一個獨立于市場經濟之外的抽象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也沒有一個獨立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場經濟為前提，因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含著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同樣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前提，因而市場經濟內含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兩者相互決定、互為前提，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每個環節、每個范疇上都表現出來。

用方法論來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要從社會主義公有制出發。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起點，因而也必須是思想和理論的起點。這并不是說存在著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說我們必須從現實中抽象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基本的規定性，把它們作為研究的既與前提與起點，并從這些抽象的前提出發，邏輯地發展出市場經濟關系，而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邏輯的進程中獲得更具體豐富的規定性。按照這樣一種方法，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規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

篇2

[關鍵詞]商品生產；公有制；生產無政府狀態；國家消亡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2）52-0060-02

1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的邏輯缺陷與實踐危害

自20世紀90年代，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學領域里的主流認識。這種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在社會分工日益發達和勞動仍然是謀生手段的歷史條件下，個人的能力差別導致個人利益要求的差別；進而導致不同生產企業之間的生產經營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別；這種利益差別要求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即以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作為交換的標準，這種等價交換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買賣。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存在著嚴重的邏輯缺陷，在實踐上極其有害。

第一，這種理論忽視了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產者的個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實現，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實現的事實。在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里，商品生產者“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收回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一旦生產者的產品部不能賣出去，生產者的個人勞動便不能轉化為絲毫的社會勞動，其個人物質利益要求得不到實現。這就意味著商品買賣只能直接實現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的那一部分生產者的個人利益，在競爭中失敗者的個人物質利益將被競爭中的優勝者所掠奪。因此，不同勞動能力的個人物質利益要求完全實現的前提條件是：保證每個生產者的產品都是社會所需要的、都能夠賣出去，即整個社會的生產是有組織的。這說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實際上是個人利益的弱肉強食論。

第二，這種理論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產品經濟理論”，歪曲為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和分配標準的“鼓勵懶漢”的理論。“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將商品買賣作為實現等價交換的唯一途徑，是因為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就是直接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和分配的價值標準，這就完全抹殺了因勞動能力不同所導致的個人利益要求的差別。這是對馬克思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嚴重歪曲。恩格斯講得很明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 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是強調每個人的個人勞動，總能包含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勞動，而不是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分配的依據。這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理論，是一種嚴重歪曲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

第三，這種理論是現實改革實踐中要求全盤私有化的主要理論基礎。當前關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激烈爭論中，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已經成為了私分國有經濟、排除一切行政干預等論調的主要依據。這在實質上是要求從根本上改變改革的性質和方向。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源于現實社會主義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論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但他們關于商品生產的起源的理論思想，為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了現成的理論鑰匙。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產的起源時指出：“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他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的歷史條件下，商品經濟不可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范圍內被消除；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無論其生產力水平發達與否，都不可能長期地獨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場之外。

因此，無論社會主義革命在多少國家取得了勝利，只要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首先是國家之間的產品交換只能以商品買賣的方式來實現，進而決定其國內的生產也必須是商品生產。否則，由于無論政府還是生產企業在不能確切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況下，企圖實現有計劃的社會生產并消除商品生產，必然造成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我們由此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根源于現實社會主義制度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方式，或者說是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資料分屬于不同國家或所有者的狀況。由此還可以直接得出結論：

第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不要求“全盤私有化”。商品經濟不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里率先被消除，意味著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所有制結構是單一的公有制，生產企業也必須以商品生產者的身份存在，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礎。我國當前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在于適應生產力水平的不平衡結構，以及對外開放需要等。

第二，完善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否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企業之間的國際經貿往來，首先是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適當的行政干預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另一方面，只有恰當的政府干預才能既保證公有制企業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又保證其以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為主要生產目的。

現實中存在的國有企業憑借其行政壟斷地位與民爭利等問題，是行政性干預是否得當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踐要求是不斷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機制，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預。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消滅商品經濟理論的歷史一致性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完全的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階級和國家的完全消亡為歷史出發點或前提的，他們的理論設想不否認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要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工人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他們從來沒有認為他們關于階級和國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經濟、完全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等的設想，能夠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范圍內首先實現。由此，我們贊同這樣的看法：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特征的預見是科學的邏輯結論，其歷史出發點是工人階級的解放；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完全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階級和國家的完全消亡為歷史前提的。現實社會主義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形式的社會主義。正如關于國家和階級消亡的理論，不否認無產階級的歷史必要性，他們關于國家消亡之后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生產形式的理論，根本不否認商品經濟在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形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歷史必要性。

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依然存在于當前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要性，不否認商品經濟將被完全的計劃經濟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商品經濟必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本依據和理論邏輯是：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商品生產固有的屬性，這種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單個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要消滅經濟危機，必須消除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以整個社會生產的完全的有組織、有計劃性，代替企業自己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的商品經濟。賦予生產企業以一定的生產經營自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重要內容之一。這決定了當下我國的商品生產者，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等。這正是恩格斯所說的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近些年我國越來越多的生產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是這種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具體表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存在著產能過剩現象和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并同樣以經濟危機等形式表現出其對生產資源的浪費，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依然存在。對于這種對立性質，辯證唯物主義者應有認識是：事物之間的對立性質，不否認二者結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只是表明舊事物必將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不否認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對立性質的存在，更不否認市場經濟將被更高級的計劃經濟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

綜上所述，我們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以國家作為存在形式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的經濟體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計劃經濟理論則是國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必然的經濟體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3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終極性價值；現世性價值

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以理性化、自由競爭和利潤最大化為標志的市場經濟轉變。先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利益格局被逐漸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確立，各種利益關系因而變得錯綜復雜，人們對經濟關系和經濟利益的關注空前地敏感和突出；市場經濟的逐步推進和展開在誘發新的經濟倫理觀念的同時，也促使我們對市場經濟制度本身作出價值判斷，市場經濟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優劣成敗成為經濟學界和倫理學界共同的話題。理論和實踐都需要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這一課題作出回答。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堅持現世性價值判斷與終極性價值判斷的統一，應該成為我們始終堅持的原則。

一、現世性價值判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

現世性價值判斷，是指以稀缺資源配置和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作為標準的判斷方法。市場經濟與這種對資源配置和財富生產分配的關注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它強調效率和效益，強調合理的市場規則對市場個體的制約，以理性和實用主義為基礎。在人們對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異常關注的現實條件下，離開現世性價值判斷，不顧人們日益增長的提高收入、改善經濟生活的愿望，對公眾提出的任何“清高的”倫理要求，只會成為空中樓閣似的玄談，對于解決形形的經濟倫理問題無能為力。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時，“利”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因素，而是義利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義利矛盾運動中動力源泉的核心。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用社會主義功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指導原則。

功利主義的萌芽，在人類歷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并在西方奠基于近代社會前期，最終形成于19世紀。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主導精神是“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尚義精神，具有反功利的傾向，而這一切是與自然經濟的運作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市場經濟推動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巨大威力，是通過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來發揮作用的。這三大法則與規律無不體現著市場經濟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客觀精神——效益精神。效益精神反映了市場經濟求利性本質的根本要求，效益精神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和生命。

功利主義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倫理精神和道德原則，無疑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在利益關系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核心時，調整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就成為現代倫理學的主要任務之一；重視人們的行為后果，不僅使道德評價具有比較客觀的標準，而且對于人們的務實精神具有促進意義；強調趨利避害，不僅符合現代社會復雜的生活本質，也符合現代人的基本心理趨向。當然，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精神——社會主義功利主義，與資本主義功利主義既有著因共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而產生的共同要求，又有著因所有制的特殊性而產生的特殊要求。這種特殊的倫理精神主要是：其一，它把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作為道德的基礎；其二，它雖然側重以行為后果作為評價道德現象的標準，但也兼顧行為動機的評價意義；其三，既反對重義輕利，也反對重利輕義，而主張義利統一，既求效率，更講公平。

經濟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現世性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經濟倫理可以規范個人和企業的經濟行為。市場經濟社會中，市場運行的主體是有著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和個人。要保證市場經濟秩序健康、有序，離不開完善的法制對企業和個人的規范。法制是建立市場經濟的第一種規范，市場經濟應當是法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客觀上要求市場活動的主體以及市場經濟的各種行為，都應當在法律規定的秩序中進行活動，受法律的規范和制約。沒有有序化的市場，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僅有法律的維持是不夠的，市場經濟還必須有自己的道德基礎。經濟倫理在這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規范作用。

與傳統的自然經濟相比，市場經濟是通過交換來實現資源的配置，來實現人們之間的經濟聯系，因此，交易成為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方式。交易打破了傳統封閉的生活，也在根本上改變著人們的道德世界。與傳統的非市場經濟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道德世界，其核心在于“忠誠”。血緣紐帶、宗法制度以及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嚴格的上下級層次結構都要求某種人身依附的“忠誠”。市場經濟作為對傳統自然經濟的歷史對立，在經濟倫理上所要求的核心在于“信任”，以及由此衍生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它最重要的道德基礎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緣于每個人對自己的一切后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于道德基礎上的責任感，對于社會，它不能有效地實現職業職能、創造效益、組織社會結構、穩定社會價值；對于個人，它不能進行個人技能的積累，為社會創造服務與作出貢獻。離開了這種責任感，市場經濟的活動基礎——契約倫理和經濟信用就難以為繼，分工合作的價值前提也會喪失殆盡，交易成本費用將會大大上升。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大量經濟信用失常、權錢交易中的“尋租”等違反市場經濟倫理的行為極大地危害著正常的市場秩序，也使得分工合作和規模經營的效益難以實現。另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倫理要求個人和企業堅持平等、自由等經濟正義原則，這些經濟正義原則構筑了人類分工合作的秩序。因此，強調經濟倫理對個人和企業的規范行為對于建立和維系健全的經濟秩序大有裨益。

第二，經濟倫理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認為，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但同時又承認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在馬克思看來，“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及其“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既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產物”，更是非物質生產即“精神生產領域”。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文動力即精神生產力可以作為第二種動力，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倫理是這種人文動力中一種現實的、強大的力量。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近代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得益于新教倫理的推動，新教倫理構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的人文動力，其中“天職”觀念形成的職業倫理，“蒙恩”觀念構成的經濟合理主義，“節欲”觀念構成的積累精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基本的人文動力，它通過“資本主義精神”的中介，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效率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是構成經濟發展的內生的變量。由此我們也可以判定，與經濟發展要求相契合的倫理道德，也可以產生經濟效益，并對經濟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現代經濟發展，首先來自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社會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分工和專業化；二是個人和組織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分工和專業化已成為普遍的現實，人們的積極性或進行投資、創新、經營和創造的經濟努力，對于經濟增長無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人們的經濟努力，尤其是涉及長遠利益的投資與創新，需要社會激勵提供心理與輿論支持。由于人類行為具有尋求合理性依據的偏好，經濟倫理的激勵就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合乎市場經濟需求的經濟倫理可以為人們的經濟努力提供合理性辯護，使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從事各種創造性的經濟活動，它也可以喚起人們的責任感和榮譽感，調動人們的熱情和信心，推動人們創造更好的經濟效益。

二、終極性價值判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

終極性價值判斷是指在物質資料生產中，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以制度安排對人存在的意義為標準的判別方法。它認為制度的變遷或替代是必然的，它要求把對于現行經濟制度的價值判斷作為其他價值判斷的基礎，在整體上引導著制度的前進方向。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一些具有根本性價值意義的經濟倫理問題的出現，比如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污染問題、公平與效率、先富與共富的關系等有關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問題，以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價值判斷問題等使我們認識到，經濟發展必須以終極性價值判斷為導向，使其擁有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使其富有人文精神。在這種思考的指導之下，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功利主義的同時，還要弘揚以人為本的精神。

以人為本的精神，就是主張人的價值是最高的價值，要把人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其他見物不見人的價值判斷均不符合以人為本精神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人為本精神有著雙重的道德價值：

一方面，以人為本精神對于市場經濟逐利性具有矯正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市場經濟的一般本質—·逐利性。這種逐利性，既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又是導致人的異化的重要根源。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將人從對自然的依賴關系和對人的人身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但是又把人推向了對物的依賴中，從而造成了人本主義精神的沉淪。因而，堅持以人為本，有利于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精神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本質要求不謀而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為人民謀利益，它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把共同富裕作為根本目的和最終目標，因而在本質上以人為本。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和集中反映，又是抵制和抑制市場經濟反人本主義精神負面效應的有力武器。這種新的經濟倫理精神，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衡量經濟工作、經濟行為的最根本和最高的價值標準。

同樣，認識終極性價值判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關系，還必須考慮經濟倫理對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意義。

第一，經濟倫理可以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社會進步需要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傳統的發展模式，將社會發展主要看作是一種經濟現象，把經濟增長視為目的。其戰略目標追求的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將經濟效率視為社會發展水平的尺度。實踐證明，這種發展模式并不令人滿意：不僅造成對有限資源的掠奪性浪費，而且無法使人得到整體幸福。對這種模式弊端的反思，人們逐漸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中心是“物”(生產效率的提高)，社會發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發展雖然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但決不能顧此失彼。于是，社會發展模式發生向社會全面發展為宗旨的轉變。這種模式以“人”為本，是一種面向人類追求真善美統一境界的全新發展觀，它要求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找合理的平衡。

第二，經濟倫理可以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馬克思說：“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這是從哲學高度對人的需要的思考。在他看來，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對象的一種本質力量。這種“力量”一方面由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產生和發展；另一方面，人的實踐活動和人們的社會關系本身，又構成需要的主要內容。因此，“需要”體現了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及社會實踐活動主體這兩方面的規定，所以也就是人的本性。需要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在動力，推動著生產的擴大和發展，推動著社會的運動和前進。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以人為本的要求體現了人類需要的這種全面性和多層次性。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來看，市場經濟不是人類最理想的經濟形式，與未來的產品經濟形式相比，它有一定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市場經濟以社會分工為前提，必然造成人的片面發展；市場經濟以市場主體的利益差異為前提，必然造成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局限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具有必然性。然而，它又必然會被人類社會發展的更高形態——產品經濟形態所克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產品經濟形態發展是一種必然趨勢。以人為本要求即終極性的價值要求體現了這種發展趨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是現世性價值判斷與終極性價值判斷的統一

現世性價值判斷所要求的社會主義功利主義和終極性價值判斷所要求的以人為本精神不是兩種性質對立的道德要求，而是同一道德體系中的兩個不同層次的道德。

篇4

近兩三年來，由于養雞業收益高，每只雞可賺40元利潤，引起湖北浠水縣養雞業暴發性增長，2010年比上年增長了26%，2011年又增長了24.8%，浠水縣冼馬鎮外出打工者返鄉舉債辦雞場。人口不足1000人的龍頭山村養雞專業戶40多家，存欄數少則200多只，多則1萬只，全縣蛋雞2600萬只，總投資140億元。結果雞蛋市場持續低迷，舉債辦雞場的大量虧本欠債，返鄉辦雞場者賣掉雞場，再出去打工。文章報導說“雞賤傷農”，“跟風涌入者傷痛。”難道中觀、宏觀層次就不感到傷痛嗎？本來中觀層次要根據本地已掌握的生產要素資源以及供應范圍內的市場需要建立起供求平衡關系，當發現供不應求時，通過組織本地資源或進口資源達到平衡，當發現供過于求時要及時指導生產者不要盲目跟風，不顧一切擴大生產。還可以通過行政手段規定行業門檻標準，質量標準，防止無序競爭，盲目發展。但這些都放任自流了。再看宏觀層次。要建立宏觀調控模型首先要端正幾個理論認識。

一是抽象勞動不是商品經濟特有的歷史范疇。在未來社會商品價值范疇消亡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仍將存在并發揮重大作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將成為計劃平衡的工具；成為按勞分配中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尺度；成為經濟核算的標準。

二是商品價值不是由商品生產上原來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再生產上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首先要計算出基期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又要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要預先制定出各產品工種的勞動復雜程序系數、勞動強度系數、勞動熟練程度系數，各種產品基期實際消耗的活勞動時間連乘這三個系數，就折算為平均活勞動消耗，平均活勞動消耗再加上原來生產資料消耗的物化勞動，這就是基期的活勞動消耗。這是計算計劃期再生產上必要勞動時間的基礎。計算基期平均勞動消耗的公式為：T=AT+t,其中T=表示從1種到n種產品基期平均活勞動時間。A=表示某單位產品消耗的第1種、第2種…第n種生產資料的消耗系數。AT表示某單位產品消耗的生產資料轉移過來的物化勞動時間。t=表示某產品消耗的經過折算的活勞動時間。

三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含兩重含義。一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上說的。可叫做單位產品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另一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上說的，可叫做部門產品按比例使用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基期單位產品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是計劃期部門產品必要勞動時間的基礎。計劃期部門產品必要勞動時間的形成實際上是計劃期社會勞動時間在各生產部門之間如何按比例分配問題，以保持各生產部門按比例協調可持續發展。計劃期社會勞動時間的按比例分配，實質就是把社會掌握的物化勞動時間（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活勞動時間）按社會需要在各個產品之間、地區、城鄉之間、第一部類、第二部類之間、一、二、三產業之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按比例合理分配，以保持各環節按比例地、可持續地發展，這是取得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最大效益的根本前提，違反了按比例分配的規律，將會引起很大的經濟、社會、環境的損失。正如馬克思說的：“節省時間以及在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分配勞動時間就成了以集體生產為基礎的首要經濟規律，這甚至是極其高級的規律。”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說，馬克思這一思想更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篇5

關鍵詞:壞賬;債務人;財務制度;交易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197-01

1 構成壞賬的條件

在實際工作中,確認壞賬應符合下列條件:(1)因債務人破產,以其破產財產清償后,仍然不能收回應收款項;(2)因債務人死去,以其遺產清償后,仍然不能收回應收款項;(3)因債務人逾期義務超過三年仍不能收回應收款項。

2 壞賬損失的計算

制度規定壞賬損失的核算一般有兩種方法:直接核銷法和備抵法。

所謂直接核銷法,即實際發生壞賬時,作為損失計入成本、費用,同時核銷應收賬款,其分錄:借記“管理費用”貸記“應收賬款”,同時借記“銀行存款”貸記“應收賬款”這一番處理方法比較簡單,但平時不做估計損失,待一旦發生損失時計入期間費用,減少利潤損失須較大者,影響當月利潤,可能導致虧損,而且由于采用這種方法核銷壞賬手續復雜,符合條件面過窄,致使企業發生大量陳賬、呆賬、長年掛賬,得不到處理,虛增利潤。目前部分國有企業(如金融企業)已改變這種做法而采用方便及時、簡單易行的備抵法。

所謂壞賬備抵法,即期估計壞賬損失,計入成本費用,同時建立壞賬準備賬戶,待實際發生壞賬時,沖銷壞賬備抵賬戶,它具有以下幾個優點:其一,把不能收回的壞賬及時入賬,避免企業名盈實虧;其二,在報表上列出應收賬款凈額,使報表閱讀者更能了解實際企業的真實財務情況;其三,使應收賬款實際占用資金接近虛列的應收賬款,有利于加快企業資金周轉,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所以壞賬備抵法被許多國家會計界接受。

如果企業是第一次計提壞賬準備,就可以直接按應收賬款余額一定百分比計算出來的數額,借記“管理費用”、貸記“壞賬準備”。

如果企業不是第一次計提壞賬準備,就不能直接根據應收賬款余額一定百分比計算出來的數額編制上述分錄,而應該考慮在計提壞賬準備之前“壞賬準備”賬戶的余額情況,本期末根據應收賬款余額一定百分比計算出來的數字是指本期期末計提了壞賬準備金后,壞賬準備賬戶余額應維持的數字,所以,若計提壞賬準備前,“壞賬準備”賬戶有借方余額,則本期計提的壞賬準備數額應為按應收賬款的一定百分比計算出來的數額加上“壞賬準備”科目借方余額之和;若計提壞賬準備之前,“壞賬準備”賬戶有貸方余額,且小于期末計算出來的應保留的壞賬準備數,則需按兩者之間的差額計提壞賬準備即可;若“壞賬準備”賬戶有貸方余額,而且大于期末計算出來的應保留的壞賬準備數,此時,應沖銷大于應保留數額的差額,借記“壞賬準備”、貸記“管理費用”。計提壞賬準備的企業,以后實際發生壞賬時,應借記“壞賬準備”、貸記“應收賬款”。

企業已確認并轉銷的壞賬損失,以后有可能又收回來,那么在實際收回時,按實際收回金額,借記“應收賬款”、貸記“壞賬準備”,之所以要在“應收賬款”中一借一貸,主要是在賬上反應企業債務人信譽的恢復。

“壞賬準備”賬戶的年末貸方余額為企業已經提取的壞賬準備,在資產負債表上應列作“應收賬款”的扣減項,便是應收賬款該年末的應收款項的凈額。

3 我單位壞賬損失處理原則和計算方法

新會計制度實施雖然規范了企業對壞賬損失的處理方法,但在具體執行中應考慮本企業實際情況而定,新制度規定,因債務人逾期未履行償債義務超過三年仍不能收回應收賬款,單從時間界限衡量壞賬損失,顯然不合乎情理,因目前企業資金緊張,各單位之間相互拖欠貨款現象十分嚴重,形成新三角債,債務鏈靠少數單位是無法解決目前資金困難的,我單位超過三年的應收賬款仍然保留在賬上暫不處理,我認為只要持有對方銀行蓋章的應收款項證明書,在時間上即使超過三年的,還得保留在賬上,均不能輕易處理,作為企業仍應做到貨到發款,不發生拖欠。

我單位按新會計制度采用備抵法,建立壞賬準備金的處理,方法是按年末應收賬款為基礎,確定千分之五作為計提壞賬準備金依據,實際工作中可能出現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屬于已提壞賬準備金出現借方余額(負數),那么期末應將壞賬準備金余額加上原借方余額之和一并提取;

第二種情況,屬于已提壞賬準本金余額大于年末應收賬款計提金額,應按其差額沖銷壞賬準備金;

第三種情況,屬于已提壞賬準本金余額小于年末應收賬款計提的金額,其差額補提。

4 應對壞賬的措施

企業壞賬損失多與寡,可因企業規模大小和管理水平不同而異,工業企業財務制度雖規定壞賬準備金可按一定比例(3‰-5‰)提取,但實際發生壞賬損失幅度遠不止這個比率,為了盡量減少損失,筆者認為可采用對策:

(1)深化內部改革和改善經營管理,各級領導要重視企業的切身利益,側重抓好物資管理、產品銷售管理和財務審計監督。建立、健全內部制約機制,盡量避免和減少構成壞賬的各種人為因素。一旦構成壞賬,也要本著爛帳不爛債,責成有關部門認真組織追討,減少企業經濟損失。

(2)慎重處理壞賬,嚴格履行審批手續。職能部門處理壞賬時,必須從嚴把關,排除內外部非正常因素;壞賬損失沖銷,要求做到所附資料完整、真實、可靠。

(3)企業對已核銷的壞賬損失仍應建賬管理,責任到人,財務部門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建議采取切實可行措施,盡量組織清理回收。

(4)運用激勵機制,建立必要的獎懲制度。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