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實體經濟的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第一，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二者必須緊密結合。事實表明，虛擬經濟離實體經濟越遠，泡沫越大，泡沫破滅后的災難也越大。沒有實體經濟基礎的虛擬經濟，將是危機四伏的經濟。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采取行動，就是為了緩解金融危機引發實體經濟的危機；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努力救市，就是擔心金融危機過多地危及實體部門。而中國金融業有外匯管制及市場分隔機制，因此受到危機的沖擊并不大。與歐美一些西方國家所不同的是，我國面臨的危機不是來源于金融，而是來源于制造業，中國更需要防止制造業發生危機，進而引發更大的金融危機。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虛擬經濟就有可能演變為投機經濟，為經濟運行帶來不斷增長的泡沫。美國近年來的網絡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就是一個教訓。

第二，減少中國實體經濟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國民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一般在20％至30％之間，即使像日本這樣典型的出口大國，其外貿依存度也不過是20％左右。2003年全世界外貿依存度平均是45％，而中國外貿依存度一度逼近80％。這樣，中國的經濟就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經濟結構上外貿依存度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二是對外貿易增長速度呈直線發展。1970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只有5％，由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失衡，外貿出口企業所占比重過大，使得2004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超過了70％。從2000年以來，中國外貿平均增速26.7％，比GDP增長高出16個百分點。據測算，美國經濟每下降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將下降1.3個百分點。

第三，防止金融危機演化為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我國實體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我國的出口貿易由于受歐美經濟衰退影響，已先行陷入困境，部分實體經濟步入了寒冬。為“保增長”，我國決策層及時出臺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商業銀行仍然面臨“存款激增，貸款難放”的困局。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對經濟悲觀預期、投資和商貿活動大大放緩、企業新增信貸的需求明顯降溫，從而構成信貸增長的“市場約束”。擺脫這一困境，需要有效的決策與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廣開就業門路、擴內需、調結構，科學、合理地分配國家新增資金的投入，以保證我國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

篇2

我國制造業面臨內外雙重壓力

中國是個制造業大國，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與制造業的蓬勃發展緊密相關。然而，中國還不是個制造業強國，現階段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差距。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方式仍以粗放式為主，亦未能形成規模效應。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經濟沖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勞動力紅利正在下降，資源過度消耗也使環境壓力巨大。中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業制成品的10%左右，競爭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我國與歐美國家貿易摩擦急劇上升，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外部市場均受到擠壓。與此同時，歐美等國的產業吸引力相對增強，我國國內卻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房價上升、環保壓力、稅費等原因，使企業感到運營壓力日益增加。

此外，在前些年的“GDP競賽”中，某些地方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決對短期增長無效或有負效果但能夠提升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性問題，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澤而漁的措施。時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仍數不勝數，對虛擬經濟和服務業片面追求已成為普遍現象，經濟走向“脫實向虛”。

“未工業化”遭遇“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

中國的工業化卡在了所謂“周期”的陷阱中。

一方面，由于發展速度超常，中國制造業與日本類似，在較短時間內就開始追逐制造業“周期”末段，發生了“去工業化”的現象。而更危險的是，中國只是體量龐大，其實根本未及“工業化”。這事實上破壞了中國制造良性發展的路徑，形成了經濟“脫實向虛”，并且很難再回到正軌。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起步較晚，我們還在上一個“周期”之中，發達國家則已經進入到下一個“周期”，因此，“未工業化”遭遇“再工業化”的資源爭奪戰，進一步加重加大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壓力。并且，由于我國實體經濟本就不夠扎實，“虛火上升”只會更加重爆發系統風險的可能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其經濟現代化不可能繞過工業化階段。在中國，農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產業的出現實際上也無法代替工業化的功能。

培育企業發展環境至關重要

從企業層面來看，應積極應對國際制造業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趨勢，借助新的信息技術，實現向中高端制造業的升級。一方面圍繞高新技術產業化重點發展領域，開展關鍵技術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能力，樹立企業品牌意識，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必須注意的是，企業作為微觀個體，千差萬別，只有充分的競爭和正確的激勵，最終才能形成最活躍、最優質的市場，得到最具價值和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因此，市場政策決策和制定者的導向尤為關鍵。當前至關重要的是，要培育適合企業積極發展的營商環境，以及能夠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高效市場。

首先，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強化制造業在工業經濟和國民經濟中的中心和主導的定位，改變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虛擬經濟增長指標的產業結構政策。因各種原因形成的資產泡沫不但擠壓了制造業的利潤空間，也打壓了制造業的積極性。當地方政府為自身收益而助推房價的時候，實業卻因房租太貴而無以為繼，同時又因兩套學區房起死回生。這種現實中的童話使制造業無立錐之地。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必須放棄短期利益，放眼長遠，從根本上改變自身和投映于市場的激勵機制，提高治理能力，加強監管能力，擠壓企業虛擬經濟投機行為空間，促使經濟脫虛向實。

篇3

1.以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為核心目標

提高制造業供給體系質量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產品方面，制造業要不斷提高產品的供給質量，滿足消費需求。要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質量，挖掘產品的內在價值，這就需要制造商有創新精神及其工匠精神。制造商不能只滿足于原有的制造模式，要勇于創新，不斷更新制造方法和制造工藝，在產品的形式和內容方面不斷更新以滿足消費需求；制造商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要具有工匠精神，這是提高產品質量，增強企業信譽的利劍；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專注制造業發展的企業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斷創新工藝、改進產品質量的現代產業工人，是制造業供給質量的保證。在企業層面，要不斷提高企業的素質和質量，提高企業活力。企業在質不在量，要對無作為企業進行處理，降低制造業的經營成本，加快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促進企業創新，致力于打造一流企業，政府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簡政放權，讓企業和市場更多的發展空間，減少政府干預。出臺一系列有利于促進企業不斷創新，優化內部結構的制度政策，引領企業創新行為，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

2.以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系為關鍵任務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伴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發展的大變革，如蒸汽機的發明使人類進入了蒸汽時代，蒸汽成為了能夠替代人工的動力，較之前提高了生產的效率，節省了人力；內燃機的發明和電力的營運將人類帶入了電氣時代，滿足了人類社會高速發展的需要，為生產提供了更強的動力支持；以互聯網為主導的信息技術和發展，使人類并不止步于簡單機械，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給人類生產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隨著全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大發展，產業結構需要根據發展環境進行變革以滿足時代要求，適應時展，才能持續存在，否則必將淘汰。產業融合體現在制造業和服務業上，是制造業服務化或者是服務型制造的發展，當前中國服務業內部結構的高端化程度不夠，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相對較大，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占比不夠高，服務業中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呈現出以偏離實體經濟自我循環為主的增長趨勢，造成整體服務業對制造業轉型升級支持不夠；而制造業與服務業結合尤其是與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結合也不夠，也就是服務型制造發展不夠。轉變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制造業和服務業形成良性的互助關系，融合發展。在調整工業和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比重同時，還要關注產業運營的狀況，著眼于企業的經營效率和收益情況，努力營造工業和服務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競爭環境，為企業提供健康的發展環境。目前我國服務業呈現出以勞動密集型服務產業為主，技術密集型產業較少，服務產業仍處于低端水平，而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聯系不夠，沒有找到適合雙方發展的模式體系，未建立起長效發展的合作模式。

篇4

進入2014年，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的節奏在加快，而對于如何讓金融改革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乃是此次金融改革的重頭戲，否則中國經濟轉型將無從談起。

民營銀行靴子落地

目前已確定5個民營銀行試點方案。分別由參與設計試點方案的阿里巴巴、萬向、騰訊、百業源、均瑤、復星、商匯、華北、正泰、華峰等民營資本參與試點工作。業內預計將會有5家民營銀行在年內成行。

自從1996年民生銀行成立算起，已有18年時間，沒有新批一家民營銀行。銀監會近年加快推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步伐，其打開金融業的“玻璃門”是不遺余力的，內地一大批由民間資本投資的小貸公司、擔保租賃公司、典當行如雨后春筍般的成立。但由民間資本獨立發起（國有銀行業不參與），風險自擔的民營銀行的閥門卻遲遲沒有開啟。監管部門對民間資本進入銀行的態度頗為謹慎。但即便如此，民營銀行的成立也已大勢所趨。

其一，民間信貸、地下錢莊、互聯網金融等民間影子銀行也在野蠻成長，影子銀行體系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功不可沒，但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會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不小隱患，所以讓這部分資金陽光化、合法化，轉成村鎮銀行和小貸公司接受更嚴的監管便已迫在眉捷。

其二，銀行業出現暴利，實體經濟就凋蔽。公開數據顯示，僅工商銀行2013年凈利潤為2629.6億元，同比增長10.2%，日賺7.2億元。按照2013年度的凈利潤排列，A股上市公司凈利潤排名為后2300家的企業去年實現的凈利潤則僅為2406億元。也就是說，僅工商銀行一家商業銀行，其去年的凈利潤就超過了A股2300家上市公司凈利潤之和。所以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引入民營銀行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對于削平我國金融機構的暴利，更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其三，目前的狀況是，一方面中小微企業出現了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始終得不到根本解決，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信貸資金又流向了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這使得信貸結構嚴重的錯配，如此下去，對于中國經濟轉型是很不利的。有鑒于此，允許民間資本開設民營銀行，對于改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很有幫助。

眾所周知，民營銀行最突出的特點是按市場機制自主運作，這也是其優勢所在。但是，這一優勢的發揮應以健全的信用環境、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有效的監管體系為前提。所以筆者認為，接下去管理層應該在這三方面進行改革，我國的民營銀行才能真正健康成長。

首先，監管層多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的退出機制，最近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將在未來一二年內放開。這意味著，隨著銀行業壟斷格局被打開，監管層認為民營銀行倒閉由其自己買單，而且國有銀行萬一出現倒閉現象，其身后事也要自己負責。這次5家民營銀行的方案迥異，但共同點是均承諾風險責任自擔。

再者，堅持避免成為發起企業的提款機，為此這次試點方案提出至少要有2人發起，且必須遵守單一股東比例規定，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銀行成為發起企業的提款機，最終積聚大量風險。對民間資本來說，發起成立民營銀行可以，但一定要目的明確，絕不允許將發起企業融資更方便作為民營銀行的目標。

最后，對發起企業的資產債務狀況進行綜合評價與分析。除了加大監管外，對發起企業的資產債務狀況以及企業發展前景等都要進行全面、客觀、準確的評估。凡是資產負債比例高、負債規范過大的企業，都不會被允許成為民營銀行的發起人。只有慎重篩選那些資金實力雄厚的民企，否則，就極容易實行風險轉嫁，使新組建的民營銀行守不住風險底線。

整頓銀行同業業務，優化信貸結構

由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五部門在6月初聯合下發“127號文”，這份文件名為《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發【2014】127號）旨在規范金融機構的同業業務。

此消息一出，銀行股便開始大跌，被業界稱為“同業之王”的興業銀行，當日領跌2.81%。市場傳言，包括興業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暫停了同業業務中的非標業務（即非標準化資產業務，如買入返售信托收益權等）。業內人士表示，“127號文”在業務層面重點打擊了銀行業長期以來通過同業業務中的買入返售業務逃避監管的行為。今年的“錢荒”現象或將不會發生。

在去年的“錢荒”事件將滿一周年之際，此次五部門聯合下發的“127號文”，其實就是重拳打擊了買入返售業務。“127號文”對買入返售業務作出了兩項實質規定：其一是要求買入返售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應當為銀行承兌匯票、債券、央票等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將近易的具有合理公允價值和較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其二是要求買入返售業務中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

筆者認為，這意味著以后的買入返售業務對應的金融資產將以標準化的資產為主，對于以信托受益權為代表的非標準化資產買入返售業務則會受到抑制。而不允許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將減弱銀行從事買入返售業務的安全性，相信銀行會慎重做出業務選擇。

據了解，銀行同業業務包括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等同業投融資業務。截至2014年一季度，16家上市銀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總額高達6.3萬億元。而對比一季度買入返售的6.3萬億元的總額，2013年我國保險業資產規模僅為7.4萬億元，證券業總資產規模也僅為1.7萬億元。可見“買入返售”業務已是銀行業務的重中之重。

那銀行為啥會熱衷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業務呢？“買入返售”業務大致的模式為，把貸款項目包裝成金融產品（如信托計劃），銀行再通過該金融產品，實質形成資金流向貸款項目，但在入賬時卻計入同業科目，從而逃避了銀監會的監管。

按照此前的銀行資本規定，同業資產計入銀行風險資產的權重約為25%，而傳統貸款業務的這一指標卻高達100%，同時同業資產不計入存貸比。所以，銀行為了追求利潤，故意將貸款業務通過同業業務的方式，移至表外。其實，買入返售與逆回購相類似，是指一家機構購買金融資產，然后再約定時間和價格在某一時期將購買的資產賣出。這一過程實質上就是資金的融出。

正是因為銀行通過買入返售將資金實質投向貸款項目的核心原理和目的即是將信貸表內資產表外化，以求規避資本監管、撥備成本和存貸比。在買入返售的過程中，為了打消通道銀行的顧慮，往往還會有擔保銀行出面為貸款項目擔保。只是這些擔保協議不公開，被稱為“抽屜協議，指在雙方出現糾紛時候作為劃分權責的依據。

那為何同業業務會變成去年錢荒的元兇呢？目前已經證實，同業業務特別是買入返售業務的大肆發展，是去年銀行間市場上演“錢荒”的幕后推手。因為同業資金為了逃避監管，變相用于放貸業務，就會造成短期資金被長期占用，這很容易引起短期內市場的流動性風險。

想想也簡單，以興業銀行為例，其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一般在9個月，而同業資產對應的還款期限則較短，剩余期限在一個月的短期資金占比接近50%。在長債短借的期限借配下，如果市場資金流動性充足，那尚不足為慮，但一旦流動性緊張，銀行不能順利在市場拆借資金歸還負債資產，則會引起流動性風險，導致違約。

災難還不僅僅止于因錢荒而“違約”的問題，更可怕的是，商業銀行同業業務發展，使得商業銀行之間、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合作更為緊密。只要有一家商業銀行發生流動性風險，可能會通過同業業務鏈條傳導至整個銀行間同業市場，危機將逐步擴展到整個金融體系。

篇5

【關鍵詞】新經濟；技術創新；動能轉換

一、我國發展新經濟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條件，我國發展新經濟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發展新經濟是適應新技術革命、搶占新一輪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必然要求。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環境必然影響我國經濟運行和結構調整，我國面臨的調整增多，同時也為新經濟的發展帶來新契機。首先，世界經濟持續低速增長，我國經濟發展迫切尋求新動力。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可持續性減弱，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也普遍增速放緩。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需拉動力減弱，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其次，新一輪產業革命加速演進，我國產業發展面臨的國際競爭進一步加劇。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加大對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投入力度，更加重視運用高科技打造核心制造業和服務業。新興經濟體也在大力推進結構調整，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另一方面，美國主導推進的TPP和TTIP，針對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知識產權、金融監管等制定新規則，不僅抬高了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標準，并將改變全球產業鏈布局，重構國際貿易與投資新規則。技術變革引發全球產業分工與產業鏈布局調整與重組，我國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競爭壓力，若不加快研發能力與技術提升，現有發展模式和生產能力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而向新經濟的轉型則意味著我國在未來全球分工與競爭中將能夠占據主導地位。

舊動能不可持續，新舊“S型增長曲線”急需轉化。“S型增長曲線”由加布里埃爾?塔爾德提出，用以描述創新活動的過程，無論這種創新是新技術、新產品或新觀念：創新活動在發展初期進展緩慢，進入成長期后呈現加速發展態勢，直至成熟期的曲線頂端，之后創新增速減緩、動力缺乏，直至停滯。從我國經濟增長態勢來看，2016年一季度6.7%的經濟增速創下7年新低，這反映了經濟仍存在一定下行壓力，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觸底。由此看來，當前我國舊經濟的“S型增長曲線”已從頂端開始進入下滑階段，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資本回報率下降、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增強、結構調整壓力加大的嚴峻挑戰下，舊生產要素、舊動力、舊增長模式已無法維持經濟的高增長，只能帶來投資收益遞減、產能過剩、技術退步等問題。因此，當傳統動能逐漸減弱、舊“S曲線”增長乏力時，就需要一條代表著新技術、新生產要素、新基礎設施、新動力、新模式、新制度等一切適應我國經濟轉型發展“新元素”的新“S型增長曲線”，投入新生產要素、利用新技術并改造提升原有技術、鞏固原有基礎設施并建設新基礎設施、優化適應新增長的制度環境等等，一方面力求突破舊“S曲線”的增長瓶頸，使能夠通過新技術得到改造提升的舊“S曲線”中的傳統技術、傳統動能、傳統產業等適應經濟增長的新要求，煥發新的增長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使其孕育成為新的經濟動能，以創新驅動新的“S曲線”來實現“新經濟”的快速增長。

二、我國新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問題

第一，“新經濟”需要新的統計體系與評價標準。自“新經濟”提出后，美國政府、OECD、各國學術界紛紛對其內涵與概念進行探索，但至今仍未形成統一概念標準。而當前不斷涌現的新商業模式、非貨幣交易，以及數字化經濟、共享經濟等，也都給新經濟的核算帶來嚴峻挑戰。傳統的統計與核算方法難以將這些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納入其中，如互聯網約車、餐飲外賣等互聯網消費活動，居民個人通過分享車輛、住房等創造的服務，互聯網+的相關業態和許多小微企業的數據等都難以被GDP所統計。這將導致對我國整體經濟增速的低估，并難以全面反映經濟的轉型發展。

第二，針對新業態、新模式的監管制度不完善，傳統監管模式滯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經濟的發展需要法律法規、監管制度的配套與創新。在創業創新熱潮下，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客觀上加大了監管難度，既有監管制度與立法體系難以快速做出反應，滯后于新濟的發展，在市場準入、企業運營、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存在監管漏洞。雖然新經濟的發展潛力巨大，但若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以及監管機構無法及時補缺，那么市場風險將日益突出。如何強化新經濟下的政府監管，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創新又能確保監管到位，是新經濟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資本快速聚集隱藏新經濟“泡沫”風險。“互聯網+”穩步推進，“雙創”、“眾籌”等推動的互聯網投資與創業創新迅速發展，由此形成的新經濟成分愈加壯大。隨著新經濟的崛起和新舊動能的加快轉換，互聯網等新經濟行業也成為最受資本追捧的領域。互聯網創業創新火熱，投融資強勢增長。2015年，我國互聯網領域新創公司2971家，融資金額達4587億元，其中VC/PE融資金額1864億元，而創業公司平均估值增速高達041億/月。資本快速集聚能夠推動新興領域的發展壯大，但也容易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產生。雖然當前我國新經濟發展迅速，但占GDP30%的體量仍然較小，還不足以全面支撐起我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如果一味強調新經濟的增長速度，龐大的市場資金勢必將被其高增速所吸引，加上市場監管體制的相對滯后，資產“非理性”聚集將引發泡沫風險。

三、加快我國新經濟發展的對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