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的戰略，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中國的縣制萌芽于西周，產生于春秋，發展于戰國，定制于秦朝。幾千年過去，縣域范圍內的經濟、社會、文化交融發展，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域實體。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屬于基礎層次、由各種經濟成分有機構成的一種區域性經濟。

作為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結合，縣域經濟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職能，是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平臺和切入點。發展縣域經濟歷來是治理縣政、安邦定國的根本之策。

縣域經濟生機勃勃，是浙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和動力，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縣域經濟的活力和實力的不斷增強。從1978年至2002年，在改革開放的前25年期間，浙江在全國百強縣所占比例曾接近總量的三分之一，經濟強縣構成了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基于浙江縣域經濟發展情況及有益經驗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看到強縣戰略與都市經濟圈對于該地區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可梳理出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趨勢。

行政體制突破為強縣提供保障

浙江1978年全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僅為123億元，2012年達到了3.5萬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大關，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仔細探究其發展模式，可以發現兩大特征：從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經濟主體來看是民營經濟，從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來看則是縣域經濟。

然而，要從區域行政管理體制尋找原因，可以追根到國家民政部1983年下發了有關市管縣的文件后，全國其他的省、市、自治區都開始實行市管縣行政體制，唯獨浙江省實行省管縣行政體制。

在1998年，浙江省爭取到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的支持，使其省管縣體制得以保留。省管縣體制為浙江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推行強縣戰略提供了堅實的體制保障。

與省管縣體制相應，以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為特色的強縣戰略，適應了浙江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的內在發展要求。簡單地說，浙江在改革開放前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經濟省份，在改革開放后，全省工業化進程才開始大規模啟動。

在工業化啟動的前期發展階段和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進入工業化的中期發展階段，浙江工業化是從大規模農村工業化起步的，農村工業化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前期和中期的最重要力量。

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的企業家群體、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來源，以及傳統產業發展和集聚的空間，主要是在鄉村和小城鎮。因此，縣域是這一時期區域經濟發展及工業化進程的最適當空間，強縣戰略是這一時期區域經濟發展中最佳的發展空間戰略。

發展空間戰略轉向都市經濟圈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當時浙江的區域經濟發展階段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工業化逐步擺脫“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工業化特征，從工業規模數量的擴張轉向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中，通過大力推動企業的自主創新，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在新的發展階段，工業化面臨新的任務。無論是企業的自主創新，還是產業的轉型升級，都迫切需要更新、更高端的生產要素。例如：高水平的技術、管理、貿易、金融、會計和法律等領域的人才，更健全的金融服務體系和多樣的融資平臺，更完善的基礎設施及交通條件等。

因此，浙江從杭州、寧波兩市著手，及時將經濟發展的空間戰略從強縣戰略轉向都市經濟圈戰略，通過一系列撤縣建區，來拓展中心城市的發展空間，拉開中心城市的建設框架，完善中心城市的各種功能。

在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發展戰略的轉變過程中，杭州市至今已撤銷了蕭山、余杭、富陽和臨安4個曾經的全國百強縣，增設5個新城區。撤縣建區前，蕭山是一個縣級市，曾在全國百強縣中名列第七位。

蕭山后來分解為杭州的濱江區和蕭山區，濱江區是杭州的國家級高新技術園區，如今不僅集聚了一大批從事工業設計、軟件開發、電子商務、電子金融等生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引領著區域經濟發展中企業的自主創新和產業的轉型升級，同時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吉利集團、中南影視等一大批企業總部落戶，成為杭州總部經濟最重要的集聚區。

以蕭山區為例，其建設規劃條件、產業布局條件、交通設施條件、高端人才集聚及金融環境等各方面都較撤縣前有極大提升，企業自主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步伐明顯加快；全區工業總產值在2002年撤縣時為1000億元，到2012年已突破5500億元。

篇2

學術界明確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國際社會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經濟”的是英國的《能源白皮書》。在這個官方文件中，低碳經濟首先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被定義為“通過盡可能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盡可能輕的環境污染，獲得更盡可能多經濟產出”。當然，作為國家戰略文件，《能源白皮書》更看重的是“低碳經濟是英國追求更高生活標準和更好生活質量的手段，也是英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保持競爭優勢，為其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機會的途徑”，同時為了解決英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英國政府希望“通過發展低碳經濟為英國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按照《能源白皮書》的設想，到2050年英國將在1990年的基礎上，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2]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和他的團隊在低碳經濟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認的貢獻，著名的《斯特恩報告》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氣候變化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氣候變化為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因為氣候變化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面臨的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市場失靈現象。該報告給出的忠告是：如果人類社會不盡快采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整個世界的GDP將遭受5%-10%的損失，其中窮國的損失會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團隊給出的研究報告還描繪了整個世界碳排放問題的路線圖。按照這個路線圖，要使大氣的溫室氣體濃度在50年后不超過550ppm，所有的國家，無論發達還是不發達，必須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在2023年之內達到拐點，從這個拐點之后全球的碳排放應該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規模才能在2050年之內實現比現在的水平降低約25%的目標。斯特恩報告給出的政策含義就是，各國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

經濟學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為什么會關注碳排放問題呢？在這個問題上，諾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認為“任何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都必須借助經濟系統才能發揮作用，而氣候的變化也會反過來對經濟系統發揮反作用，例如，極端天氣會影響糧食的產量”。諾德豪斯1982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文章雖然不長，但卻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開創了“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權威著作。在他的論文中，溫室氣體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圍內減排的國際合作、減排中政府的角色等問題都有所論述。諾德豪斯的重要貢獻是將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整合在了一個模型中，即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態系統發生變化，生態系統的變化再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經濟活動。目前學術界廣為推崇的研究氣候變化的主要工具，即“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論文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考慮到低碳經濟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讓人類社會倒退，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會犧牲現有的福利換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斷降低就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這里，具有重大影響的是“脫鉤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只要政策有效，一國經濟完全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堅持脫鉤理論的學者試圖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脫鉤指標，借助這些指標檢驗一國氣候變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發現可能造成“脫鉤的因素，用以指導一國政府制定脫鉤政策的依據”。考慮到動力、壓力等因素，Tapio（2005）[5] 設計了一套指標體系用于反映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關系，他認為當一國的碳排放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呈現出不平行的現象時，該國便發生了脫鉤現象。本世紀初，OECD國家通過研究經濟增長和環境壓力之間的關系，力求發現究竟哪些國家可以做到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下降同時并存。他們的研究發現，“環境與經濟脫鉤的現象普遍存在于工業發達國家之中，并保持著進一步脫鉤的可能”。所以聯合國經合組織得出結論：“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雙贏，以往彼此間的沖突己經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這些國家脫鉤的積極效應還在擴大。他們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隨著經濟的發展，OECD國家以往存在的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決”（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應。按照科斯的理論，只要產權的界定是清晰的，通過碳排放權的交易人類社會是可以消除碳排放過程中出現的負面外部溢出效應的。目前國際上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項目就是想通過《京都議定書》中明晰的排放權（即產權），在國與國之間進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議定書》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各國的初始排放權的分配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原因很簡單，一國排放權的大小直接影響著其國民福利水平的變化。特別是對資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發展水平不高的國家，碳排放權的減少就意味著發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權分配的研究，特別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權的基數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學者。根據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公平分配排放權”的主張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繼承祖父制”，“歷史責任制”，和“天賦人權制”。第一種觀點主張維持目前排放規模的現狀，排放多的國家繼續享有較多的排放權，原因是他們的經濟總量大，需要更大規模的能源消耗。顯然，這種觀點會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通常小于發達國家，如果按照這種既得利益的原則，發展中國家喪失的就是發展的機會，顯然是不公平的。事實上，由于各國經濟存在著差異，即便是在發達國家之間，對“繼承祖父制”的主張也存在著重大爭議。按照“歷史責任制”的主張，以往過多的碳排放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發達國家應該為此承擔歷史責任，從而應該得到較少的排放權，并且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上的支持，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天賦人權制”說的是排放權應該按人口分配，其理論依據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環境與發展的權利”。上述三種觀點可謂針鋒相對。在激烈的爭論中，有的學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則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權的分配原則既要考慮到人口規模的因素，也要顧及到現有排放規模和已有的經濟總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說減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顧忌資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問題還算簡單。重要的是，當人們還在為能源的短缺困擾時，同樣是基于碳排放引發的污染問題也出現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氣層中的累積所形成的溫室效應，能夠導致氣候發生變化，進而給人類的生存帶來更大的災難。或許正是因為碳排放問題與環境保護高度相關，因此在研究低碳經濟問題時，國外的研究文獻經常會提及環境庫茲涅茲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紀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領域出現了轟動整個經濟學界的一個假說，即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Simon Kuznets）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效率與公平之間關系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假說，在他的《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論文中，他提出了一個讓后來的學者爭論不休的話題，即“即收入不均現象會隨著經濟增長先升后降，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Kuznets，1955）。[8]后來的環境經濟學家利用這一假說，直接演繹出了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即環境的污染程度與一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成反比。當一個國家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時，例如早期的農業社會，由于能源消耗，特別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規模不大，故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業的發展，自然環境的凈化能力逐漸下降，環境惡化程度會伴隨著工業的發展不斷加劇。“但是，一國工業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出現一個拐點。在這個拐點上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的程度會逐漸下降，并最終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對這個倒U型曲線假說，一些學者給出的解釋是，“收入的增加導致了人們對環境要求的提高，同時收入的增加也會導致產業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即重化工產業的比重會明顯下降，這些均會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減少”（Selden，1994）[10]。

庫茲涅茲曲線理論假說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學者進行實證研究，但結論卻是多樣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這一假說，也有大量的文獻對這一假說提出了挑戰。Huang（2008）[11]分析了21個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與人均收入的關系，發現只有7個國家符合庫茲涅茲假說。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即便存在污染與收入間的庫茲涅茲關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國際貿易導致的污染產業分配效應。發達國家環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國家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的。一旦國際間產業轉移完畢，即便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提高后，也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從其他國家進口污染密集型產品。因此庫茲涅茨曲線 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經濟學過程（ Deacon， 2005） [12]。

鑒于低碳經濟的提出源自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因此我國學術界對我國是否應該發展和倡導低碳經濟有過激烈的爭論。例如，有的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低碳經濟只是西方國家的一種惡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們逐漸失去的競爭優勢。他們給出的證據是：發達國家希望從“碳關稅”和“碳減排”入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設立“綠色貿易壁壘”。有的學者甚至指出，西方國家推崇低碳經濟的目的在于“借助氣候問題扼殺發展中國家生存空間，繼續通過國際貿易盤剝發展中國家，持續地維持兩極世界的格局”（勾紅洋2010）。[13] “發達國家在出口技術和設備的同時，一定會制定一套全球最為嚴格的低碳標準，要想達標，你必須購買它們的技術和設備。今后碳排放標準極有可能成為新的綠色貿易壁壘。發達國家竭力推動節能減排，背后隱藏的“小算盤”不容忽視。哥本哈根談論環境問題，表面是為了保護環境，而背后的實質實際上是在爭奪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主導權”（郎咸平，2010）[14]。

當然，國內更多的學者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還是持肯定態度的。關于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和必要性，多數學者主張，低碳經濟是21世紀人類社會最本質的變革，將比以往的工業革命意義更為重大（馮之浚）[15]。還有的學者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認為應該將低碳戰略上升為基本國策，把實現低碳發展作為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一次重要契機（付允、馬永歡，2008）。[16] 從長遠的角度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符合我國當前和長遠利益（孟德凱，2007）。[17]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和平崛起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宋德勇，2009）。[18]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有著自己的優勢，例如減排空間大，減排成本低等（金樂琴，2009）。[19]

對于什么是低碳經濟的內涵，國內不同學科的學者有著各自的解釋，即便同在經濟學界，人們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但多數學者還是認同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模式，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經濟指的是通過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經濟模式，達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質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術創新”（張坤民，2008）。[20] 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強調了從動態的角度界定低碳經濟。他們指出，低碳經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密不可分。“在農業社會，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費的規模很小，盡管社會總產出的規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計的碳排放使得碳生產率很高，即能源強度極低，可這不是人們理想的低碳經濟狀態。傳統的工業化階段，大規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強度急劇升高，當然更不是人類社會追求的低碳經濟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識密集型為特征的后工業化階段，整個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工業），人文發展水平、碳生產率都非常高，才進入低碳經濟的形態”（潘家華、鄭艷，2008）。[21]

考慮到低碳經濟追求的是通過提高資源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產出，我國有的學者將低碳經濟歸納為“以更多的經濟產出為目標函數，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為約束條件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將這一經濟形態與傳統的“以更多的經濟產出為目標函數，以私人成本最小化為約束條件”的高碳經濟形態相對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經濟的問題上，何建坤（2009）[23]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低碳經濟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發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變革，它要求用盡量少的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來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講，低碳經濟的本質要求是提高碳的生產力，每單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產生更多的GDP。當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還可以繼續討論，但用盡可能少的能源提供盡可能多的產品和服務這一思路是符合經濟學基本教義的。因此，從資源稀缺的角度看，與其說低碳經濟追求的是碳排放的減少，還不如說它追求的是資源的節約。

我國的學者也從資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經濟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獻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報告更為令人擔憂的結論。例如有學者稱，如果我國不采取嚴厲的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到205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67億噸標準煤，溫室氣體排放將達到122億噸，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帶來的經濟損失會相當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變現有的高碳經濟模式，最終將導致GDP總量積累為零，甚至整個經濟體出現崩潰（陳劍鋒，2010）[24]。當然，這種危言聳聽的結論并沒有得到主流學派的認同。

國內學術界大量的學者參與了“碳排放權分配機制”問題的研究，針對發達國家的立場，我國的學者更看重碳排放權與人的生存權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中均加進了人口數量的參數。例如，有的學者提出了“碳排放權不能只按GDP界定，應該根據人口指標決定一國的碳排放數量”，“至少也應該按人口和GDP綜合指標來分配碳排放權”，有的學者提出，“從公平與效率綜合考慮，碳排放權的分配首先應該顧及的是人人都應有的體面的生存權，其次才是在保證體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圍內的排放權分配應該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強度（單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權平均”。在這里，主張加權平均的學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為基準”，然后在此基礎上兼顧GDP碳排放強度。（陳文穎、吳宗鑫，1998）。[25] 有的學者基于人際公平的角度，通過對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回顧，首先計算了這些發達國家人均累積碳排放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史上的“貢獻”，然后按照既定的發展軌跡預測了這些國家在未來排放總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分擔必須遵循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碳排放機制的設定必須綜合考慮“各國的歷史責任、現階段的經濟規模和未來的發展需求”。也就是說，歷史責任要求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事實要求發達國家深度減排，未來的發展需求要求發達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因為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絕對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規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與發展的需求。為了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提速中盡可能少的排放溫室氣體，發達國家有義務，也有必要協助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進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潘家華，2009）。[26]

國內學術界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力機制方面也做了較多的研究。走低碳經濟之路的最終動力究竟是來自外部，還是內部？這是一個目前尚未充分討論的問題。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應使人們更多地強調外部壓力對碳排放實體的作用，而忽視了對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對此給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國際社會對我國碳排放的關注，并由此產生的壓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驅動中國低碳戰略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國外的壓力，地方政府的節能壓力主要來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國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就會遇到巨大的困難。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經濟發展自身沒有內在的要求，節能減排就會遇到嚴重的激勵問題（蔡、都陽、王美艷 2008）[27]。在這里，我們進一步引申他們的結論，即如果企業的節能減排的壓力主要來政府，那么同樣也會遇到嚴重的激勵問題。來自國家環境保護部的一份研究報告利用“重點企業的監控資料”，構建了企業節能減排的五種驅動力量模型，分析了現階段影響企業節能減排意愿的相關因素。該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現階段我國企業更多的還是依靠外部的強制力進行節能減排，而并非來自企業的內在要求（但智鋼等，2010）。[28]

二、低碳經濟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實踐與發展

眾所周知，首先提出氣候問題會威脅人類生存，進而倡導低碳經濟的國家來自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歐洲。雖然在那里最初倡導低碳經濟的力量來自民間組織，但在選票的壓力下民間的訴求逐漸演變為政府的行為。當然，作為民間組織，它們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主要是出于減緩氣候變暖的考慮，而作為政府行為，它們除了迎合選民的意愿外，最初還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經濟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開發可再生能源保護它們的能源安全。當然，政府在低碳經濟上的行動客觀上是有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無論是民間的倡導，還是政府的推動，低碳經濟的興起之所以始于歐洲，而不是其它地區，絕不是偶然的。歐洲是地球上地勢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總面積的60%，整個歐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歐洲的氣候溫和，絕大部分為海洋性氣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對氣候的變化更為敏感。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估計：“氣候變化會擴大歐洲在自然資源上的地區差異，增大歐洲大陸出現洪水的風險，至于歐洲海岸帶洪水的發生機率會變得更加顯著。氣候變化會加重歐洲地區的海水侵蝕，整個山區將面臨著冰川退縮的威脅，大范圍的物種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區的物種將減少60%）；在歐洲南部，氣候變化會使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條件更加惡劣，淡水會減少，水力發電的潛力降低，農作物的產量會普遍降低；同時，氣候的變化也會加大人們健康的風險”（IPPC，2007）。[29]

歐盟2007年通過了歐盟戰略能源技術計劃，該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2008年12月，歐洲議會又通過了歐盟能源氣候一攬子計劃。這個計劃包括：歐盟成員國配套措施的決定、碳捕捉和儲存的法律框架、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修正案等內容。這個一攬子計劃最具實質性的內容就是，“到2020年歐盟要在總體上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20%”。換句話說，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將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量減少20%。根據歐盟委員會2010年給出的低碳路線圖顯示，40年后歐盟要實現減排25%，溫室氣體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0%。為發展低碳經濟，今后的40年，歐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億歐元的投資，這相當于其成員國GDP的1.5%。

歐盟成為低碳經濟的倡導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還與它的能源稟賦密切相關。西歐各國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國與英國的煤炭資源較為豐富，而法國和意大利則相對貧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整個西歐的儲量都嚴重不足。《BP世界能源統計》顯示，到2009年歐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儲量分別為8億噸、2.42萬億立方米和295.7億噸。它們分別占全球已探明儲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產量計算，歐盟的石油開采的剩余期還不到9年，天然氣開采的形勢也不樂觀，剩余的時間也只有14年，煤炭曾經是歐洲的主要礦產資源，但經過300多年的開采，所剩儲量已經不多（BP，2010）。[30] 在以煤為主要能源的時代，西歐的能源尚能自給，但上個世紀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后，西歐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地區。來自北非和中東的廉價石油曾經是該地區經濟高速增長重要原因之一，但隨著上個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到來，西歐的能源安全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特別是第二次石油危機，給西歐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沖擊。[31]2007年歐盟的能源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強度，到2030年歐洲能源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5%，其中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高達93%[32]。

隨著能源安全的問題日趨嚴峻，大多數歐洲國家開始考慮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顯然，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使用不僅能夠緩解其能源安全的難題，而且與其應對氣候問題的目標是重合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指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在于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歐盟的能源結構中80%來自化石能源，而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中又有80%來自能源的使用”（歐盟氣候委員會，2009）。[33]因此，對歐盟來說，發展低碳經濟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對外依存度的同時，進一步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遠期目標。

歐盟發展低碳經濟方面，英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國政府頒布《氣候變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以溫室氣體減排為目標的法律文本。其實，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舉措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對能源行業實施調整時就開始了。鑒于北海油田的發現和煤炭企業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爾夫人決定關閉大量煤礦。從那以后，英國的煤炭產量從8400萬噸減少到目前的1700萬噸。撒切爾夫人還對大型國有能源壟斷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這些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貢獻率為40%。[34]

英國是一個風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它的第一個海上風力發電站在本世紀的第一年結束時得到政府批準建設，短短不到9年的時間，英國已成為世界海上風力發電站最多、總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風力的利用使英國的能源結構得到明顯改觀。據統計，來自陸地和海上的風力發電站所提供的電量足夠滿足英國150萬個家庭使用（2010年英國的人口總數為6200萬）。其中，海上風力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20%。目前還有5所在建發電站，到2009年末英國的海上裝機容量已經增加到了80億瓦。據英國風能協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15年英國計劃再增加250億瓦的海上風能發電設備，到2020年，英國風力發電總量預計將達330億瓦。如果英國的計劃得以實現，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風力發電能力就是全球市場的一半。為了到2020年實現歐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標，英國政府計劃將陸上風電場的發電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為了實現能源白皮書的目標，2006年英國更新了《氣候變化規劃》，制定了詳細的減排措施，其中包括：與世界銀行合作進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與汽車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個2000萬英鎊的基金，通過清潔能源投資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關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氣候變化稅的手段促進工業提高能源效率；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風宜居”計劃；對25萬個家庭安裝隔熱層提供補貼等12項措施。2007年英國了修訂的《能源白皮書》。新的白皮書將采取以下4項措施確保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擴大能源效率承諾計劃，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減排目標；對大型商業機構制定強制性的減排目標；加強能源監測，促進企業和個人的節能信息傳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須包括與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對照表。

2008年，英國政府通過了《氣候變化法案2008》，該計劃要求英國到2020年降低34%的溫室氣體排放，而保證這一目標實現的具體途徑是：首先是創造120萬個綠色就業崗位；其次是實現超過150萬個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實現4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汽油進口量減少50%；最后是對700萬戶家庭進行節能改造和減少汽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國已經降低了21%的溫室氣體排放。目前，英國已經形成了以政府推動為主導，以市場激勵為基礎，以微觀部門為主體的互動減排體系。已有的事實表明，英國在低碳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制度創新的執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萊爾在《能源白皮書》中表述的那樣，對英國政府來說，低碳經濟包含著深遠的戰略意義。“低碳經濟是英國追求更高生活標準和更好生活質量的手段，也是英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保持競爭優勢，為其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機會的途徑”。此外，低碳經濟也是英國政府擺脫經濟衰退的一劑良藥。為扭轉居高不下的失業局面，英國政府希望“通過發展低碳經為英國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目前低碳產業已經成了英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如果說歐盟是低碳經濟的領導者，那么英國在歐盟發展低碳經濟中就是“領頭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術創新引領低碳經濟是德國的基本特征。二戰結束后，德國的國力被極大地削弱。但僅僅過了2年該國的工業就憑著雄厚的底蘊在馬歇爾經濟計劃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個世紀60年代，距戰后不到20年，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工業化成功的同時，德國的國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該國空氣、水土和森林資源受到了嚴重的污染，萊茵河一度成為魚類的墳墓，大型工業區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隨著工業化對環境的破壞愈來愈嚴重，人們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政府給予環境有效的保護（綠黨時代）。德國政府順應民眾的要求，制定了嚴格的排放標準，最終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德國是綠色運動的發源地。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各黨派就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達成一致。1984年德國議會了《地球大氣層保護》的報告，呼吁進行實質性減排。[36]為了應對氣候的變化，2000年德國制定了《國家氣候保護計劃》，并于2002年批準了《京都議定書》。按照《京都議定書》中的規定，德國必須在2008-2012年間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減少21%的排放。這遠遠超出了英國的努力（英國政府這一期間的承諾是降低8%）。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國能源政策的基本內容。為發展可再生能源，德國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標是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國還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法》、《熱電聯產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這些法案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發展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徐漢國、楊國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國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2860萬千瓦，2010年德國太陽能發電峰值占電力消費平均比重達15%左右，在太陽能裝機密集地區比重則達到30%左右。德國政府設定的2020年太陽能發電裝機目標為5200萬千瓦至7000萬千瓦，到那時太陽能發電峰值占電力消費比重將接近50%。

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國目前正嘗試著與企業簽訂協議，將企業是否得到稅收優惠與企業是否實現現代化能源管理捆綁在一起。特別是考慮到中小企業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難性，德國政府與復興信貸銀行建立了節能專項基金。該基金的使命是為中小企業采取節能改造提供資金。通過《熱電聯產法》的實施，政府對熱電聯產產生的電能給予財政補貼。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熱電聯產設備產生的電能每千瓦/小時可獲得1.65歐分的政府補貼。德國政府計劃每年提供2億歐元用于地方基礎設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設施的節能潛力；每年提供7億歐元用于現有民用建筑的節能改造（邢繼俊等，2010）。[38]

德國工業技術領先世界是舉世公認的。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國在低碳經濟領域領先他國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國的汽車工業以技術精湛、質量可靠、舒適豪華著稱。讓汽車擺脫，至少是減輕對石油的依賴，一直是德國政府追逐的目標。目前德國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開發中的技術優勢，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奔馳在不犧牲環境的前提下，擁有豪華、舒適和安全的品牌屬性；通過零排放之路，奧迪E1全新的電動汽車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目前在所有的汽車中，德國新開發的E級Coupe轎車的風阻系數只有0.24，這在全球汽車工業中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在未來5到7年，德國制造的柴油發動機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發動機可以降低25%。

法國缺乏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但鈾礦資源豐富。法國在核電技術上擁有優勢，除了在諾曼底正在建設的一座核電站外，法國現在已經擁有核電站58座。法國的能源生產與消費以核電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較低，該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歐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國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由于法國大力發展核電，并使核電在國家能源中的比重較高，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法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低。法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國人看來，盡管他們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卻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法國電力產能的90%依賴于低碳技術，其中，75-78%來自核電，11-13%來自水電。

盡管法國在歐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是較低的，但這并沒有影響它在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的積極態度。1989年，正是在它與荷蘭和西班牙的倡導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開了有80個國家參加的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39]2000年1月，法國政府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計劃：2000-2020》包括2項主要措施：按照嚴格標準對能源排放征稅；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熱層建筑規范減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國批準了《京都議定書》，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法國要在2008-2012年間將溫室氣體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為了超額完成目標，法國政府制定了《氣候計劃2004》。該計劃承諾投入9000萬歐元以期每年減少7200噸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萬歐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勵購買更加節能的電器和房屋，鼓勵空調可持續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門節能項目的研究經費。

目前法國政府已經承諾的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主要有以下6個：2008-2012年， 把溫室氣體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節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強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費20%；到2020年，交通運輸部門降低溫室氣體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達到23%。2007年，法國政府重新定義了它的環境政策，提出在未來的4年內投資10億歐元用于清潔能源的研發，并征收生態稅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按照歐盟2008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一攬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內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從2005年的5.2%增加到17%。這對意大利來說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進口，在歐盟重量級的經濟體中，該國能源的對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國只產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絕大多數依靠從俄羅斯、北非等國家進口。2009年，該國進口石油總額為241.28億歐元，進口天然氣為172.32億歐元，合計占其進口總額的14%。各類能源的進口量為1.49億噸油當量，其中固體能源94%依賴進口，天然氣的88.6%、石油的93.1%依賴進口。

在歐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經濟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日本是個能源極度貧乏的國家，95%的能源供應依賴進口。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因環境污染導致的公害在發達國家中是最為突出的。公害問題引起的民怨導致政府頒布了很多法規，加上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對石油高度依賴的日本企業有了迫切節約能源和經濟轉型的動力。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銀行接連倒閉。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環經濟”、“環境立國”和低碳經濟的國策。1995年日本出臺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其主要意圖在于以金融危機為契機，通過技術進步和低碳發展，占領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向國會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會情境》研究計劃。該計劃設定了日本在發展低碳經濟和溫室氣體排放領域中的長期目標。按照這一目標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隨著低碳經濟戰略的實施，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短短的30年期間，日本的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來，日本的工業產量增長了3倍，但生產部門的能源消耗卻實現了零增長。

過去長期對低碳經濟理念持排斥態度的美國也開始發生轉變。作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美國此前一直認為實行低碳經濟模式會阻礙美國經濟的發展，因為美國的碳排放總量不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國政客們在碳排放問題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數國家的預料，早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之前，美國參議院就提前采取行動，以95票對零票通過了“伯德?哈格爾決議”，這項決議的意圖在于阻止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接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的減少碳排放條約。即便是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區別對待”的原則是必須的情況下，美國國會還是堅持認為“區別對待”的碳減排一定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嚴重的危害。在參議院之后，美國政府也給出了反對“區別對待”的理由，他們認為如果按照《京都議定書》的減排路線圖，美國將損失掉490萬個就業崗位，由此帶給美國經濟的直接損失是4000億美元。基于這個判斷，小布什政府單方面退出了《京都議定書》。然而在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后，為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危機，2009年美國政府提出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再次將低碳經濟政策取向放在了明顯的位置。為提供綠色的就業崗位，為確保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出口低碳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美國政府決定投資7870億美元用于支持美國經濟在上述四個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的出臺可以看做是美國改變了最初恐懼低碳經濟的態度，開始轉向追求低碳經濟的標志。

三、國外低碳經濟發展對中國的戰略啟示

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后的數百年，人們一直認為自然資源的供給是無窮的。因此，通過資源的超長投入來獲得更高的產出，獲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積累更多的財富是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人們將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經濟模式稱之為“高碳經濟模式”。

在高碳經濟模式下，一國經濟要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盡可能地獲取資源。例如，早期的列強通常都是一些工業技術發達，但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正是為了攫取更多的資源以支持它們的“高碳經濟模式”，老牌的列強到處發動戰爭，搶占殖民地。二戰以后，早期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紛紛宣布獨立。這就使得依靠傳統高碳發展模式的國家，例如英國、法國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然而，這并沒有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高碳生產模式造成根本性沖擊。戰后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義格局，建立在高度發達技術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艦來攫取維持高碳發展模式的資源，而是通過一個更具全球性的，由國家構成的世界市場體系，即通過國際貿易來獲得他們需要的資源。上個世紀40年代后期出現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場體系形成的標志性事件。通過不斷擴大的國際貿易規模，發達國家依仗科學技術的比較優勢，長時期在國際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廉價石油、煤炭、礦石及其他戰略資源繼續維持著發達國家的“高碳經濟模式”。導致發達國家反思“高碳經濟模式”，并采取行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斷發生的能源危機。從1973年到目前，石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斷高企的能源價格嚴重地打擊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今天，我們應認真反思一下發達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經驗教訓，這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有益的。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本世紀最初的10年，我們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一些發達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經與發達國家相差無幾。然而，在獲得這一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首先，我們陷入了資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加工廠，擔負著全球相當一部分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居民的工業品供應。[40] 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持續攀升，“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價，賣什么，什么就跌價”，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05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銅、鎳和鋅的消耗國，中國的企業買走了世界鐵礦石的一半，世界鐵礦石的價格翻了一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作為一個產煤大國，中國從2009年開始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盡管進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貿易的12%，但已經對國際煤炭價格產生了重大影響。摩根大通的一份報告曾設想，如果沒有中國和印度，國際煤炭的價格會跌去一半。總之，我們的工業原材料消耗增長相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長要快得多。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宣稱：“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到2031年中國人將擁有11億輛汽車，而今天全球只有7.95億輛汽車，中國公路和停車場的數量將會達到天文數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趕上美國，那他們的日產油量必須達到9900萬桶！而現在全球石油的日產量才只有7900萬桶。煤也一樣，中國現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經超過美國，照此速度，2031年中國煤的需求量可能會明顯高于現在全球的煤炭供應量！到那時，僅中國一個國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當于世界其他國家排出量的總和，如果中國的人均肉類消耗量也像美國人一樣，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產量將被中國人吃掉”。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上的路徑依賴就將人類社會綁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礎之上。我國目前的工業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復制西方發達國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們模仿發達國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發展經濟，我們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更主要的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碳發展模式與以往發達國家高碳模式有著一個重要的區別，這就是以往發達國家高碳發展主要用于了本國資本和財富的積累，而我國的高碳模式卻未能有效地積累國內的財富。作為世界的一個加工廠，中國優質價廉的產品間接地補貼了發達國家國民的福利。與那些經濟總量無足輕重的小國家不同的是，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我國的生產方式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運行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當我們以大規模消耗的方式推動經濟的運行時，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場一定會出現較為明顯的波動。發達國家的國民已經擁有了雄厚的物質財富，國家的資本存量也已經足夠大，而我們的國民遠沒有享受到同等的資源，我們的國家還面臨著艱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歐美國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其工業化進程，而中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就走到了工業化的中期。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資源代價。實踐表明，繼續維持大規模消耗的生產方式已經失去了可持續性，我國必須審時度勢尋求新的增長方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富國強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幫助我國突破增長的極限，也有助于優化人類的生存環境，從而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

在我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決策層，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實施低碳經濟戰略已經成為主流的觀點。但是，在我國究竟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討論的問題。

發達國家的經驗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簡單地照搬他國的經驗肯定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一國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其具體的國情，同樣是走低碳之路，但國與國之間所處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國與國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都會導致特定國家的低碳戰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當我們努力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低碳發展模式時，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盡管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有著超越國界的共同特征，但這種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體的實踐才能得以實現。那么我國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點呢？依據這些特點，我們又應該走什么樣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經濟的國別特征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一國特定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例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據常識我們知道，煤炭燃燒所釋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氣高得多。據測算，一噸煤炭燃燒會釋放4噸二氧化碳，較石油和天然氣多出35%和75%。1978年我國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據了70.3%，30多年后，2012年這一比例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個百分點。長期以來煤炭始終是我國的主體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長時期內也不會發生實質性改變。

此外，一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發達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后，資本存量已經滿足了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需求，產業結構逐步轉向輕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絕對量就會持續下降。毫無疑問，隨著碳排放量的絕對下將，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會不斷得到改善，其國民的生存條件也會不斷優化。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通常的做法是將高排放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然后再通過國際貿易一方面繼續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必須的高能耗產品，用于其本國居民的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國際貿易將自己的低碳技術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這是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戰略。發達國家低碳經濟戰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數量”的持續降低。而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還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產業還是我國必須擁有的產業。所以對我國來說，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數量”的降低，就會陷入發展的誤區。因為碳排放數量的多少與一國特定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直接相關。

在這里我們給出兩個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質量”和“碳排放數量”。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協調“碳排放質量”和“碳排放數量”之間的關系是問題的關鍵。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巨大經濟體，低碳經濟戰略的基本特征應該是追求“碳排放的質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數量”的降低。在碳排放問題上，究竟是關注它的“數量”還是“質量”是個原則性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在這個原則問題前就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它們希望發展中國家和它們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數量”的降低顯然是不現實的，遭到發展中國家的抵制當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國的國情來看，無論是從發展階段來看，還是站在資源稟賦的角度，我們都與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如果我們不認清這一點，盲目地順應發達國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數量”的減少就會掉入“碳數量陷阱”。

提出關注碳排放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具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例如，如果不顧我國的發展階段，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上一味地效仿發達國家的做法，盲目地削減高排放產業就會嚴重地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今后一段時期，我國還將有大量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由此產生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其規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規模的建設一定會對重化工產業提出巨大的需求。與那些經濟總量無足輕重的小國不同，我國的經濟總量如此之大，很難想象將我們的重化工產業移出國門，由其他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向我們提供那些高耗能的產品。一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階段性，這個階段性會強制地體現在一國的在產業結構上。因此不切實際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并非明智之舉。我國的產業門類齊全，又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階段，產業結構的調整一定要尊重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切不可只為追求碳排放量的減少而不切實際地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我們更應該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

當我們說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尊重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時，還有一層更深刻的經濟學含義，這就是防止一國經濟因產業空心化引發的衰退。在這方面，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教訓。19世紀中期大英帝國之所以能成為日不落的經濟強國，與它門類齊全的產業結構是密不可分的。作為“世界工廠”的大英帝國從世界各地攫取資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當時大英帝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當時的“世界工廠”地位。然而，從上個世紀初，應該開始了產業轉移過程，以致到20世紀中期英國在本土的投資遠低于海外的規模。最終英國的制造業強國地位被美國和德國取代，隨著制造業的萎縮，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讓位于日本。與英國所走的彎路一樣，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也在上個世紀中期也開始了產業轉移過程，大量的產業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由此帶來的是制造業的萎縮和應對周期波動能力的下降。歐洲的債務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發因素導致的，但從本質上看還是“產業空心化”的結果。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保持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是一國技術進步的物質基礎，技術創新、科技進步絕非只依靠現代化的實驗室就能夠實現。

作為一個大國，對經濟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戰略眼光的。一些小國的確可以通過國家貿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戰略物資，并借助自己的比較優勢游弋于大國經濟之間，而且這些國家常常會為生活的舒適度高于他國感到自豪。但是，這絕不是大國經濟效仿的模式。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們要把老牌列強英國的教訓引以為戒。在這方面發展中大國有必要借鑒一下美國的經驗。同為工業強國，美國并沒有簡單地將“夕陽產業”轉移出國外。在美國人看來，沒有夕陽的產業，進入夕陽的只能是企業。對一些傳統的產業，美國更注重于通過技術進步將其升級換代。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里，美國抗擊經濟周期波動的能力較強與此不無關系。

從“碳足跡”的角度看，地球是一個整體，發達國家將重化工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移出國外，并不代表它們已經不需要這些產業所提供的產品了。例如歐盟為開發可再生能源電力需要大量的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設備，而這些設備的制造均來自重化工產業，因此它們只能依靠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既然這些重化工產業的產品還是人類社會必須的，我們就不能將其看做是“高碳產品”而加以限制。西方發達國家如果還想通過國際貿易得到這些產品和勞務，就應該盡可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進步降低生產這些產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邊享用著這些產品，一邊指手畫腳埋怨發展中國家排放了了過多的二氧化碳。作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我們能夠通過技術進步，不斷降低生產這些產品的能源消耗，就沒有必要顧忌發達國家的壓力，不切實際地迎合發達國家的胃口去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保持一個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之舉，也是我們技術進步與科技發展的物質基礎。

（厲克奧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王紅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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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中國對外戰略 國家利益 利益沖突 利益平衡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國際局勢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國際政治經濟舊格局加速瓦解，國際政治經濟舞臺呈現出多中心化的趨勢。在這一趨勢下，對世界各國來說，機遇多，挑戰也多。對我國來說，主要有“三大機遇”、“五大挑戰”，中國對外戰略需要實現“四大平衡”。

中國對外戰略面臨“三大機遇”

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帶來的機遇。一是新興國家日益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源泉。全球經濟復蘇呈現出“南高北低”的態勢，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經濟增速數倍于西方大國，21世紀頭10年，發展中國家年增長6.3%，金磚國家增長8%，發達國家僅2.6%，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近80%，真正成為支撐世界經濟復蘇的“生力軍”。而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占2/3。

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穩步擴大。20世紀70年代，七個發達大國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的總量是2/3。到了2013年，新興國家占世界GDP的總額達到了52%，超過了發達國家，外貿占48%，外匯儲備占80%。這是千年力量格局的大調整。19世紀崛起的人口是千萬級的，20世紀美國的崛起是上億級的，21世紀新興國家崛起是十億級、甚至幾十億級的，涉及范圍廣、規模大、影響深，亞洲龍、非洲獅、美洲豹都在崛起。這種大變局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金磚國家在這一變局中影響最大：人口占世界的40%，GDP占世界的25%，外匯儲備4400多億美元，占世界的17%，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60%，2015年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2035年將超過七國集團。

三是新興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作用顯著提升。20世紀的政治舞臺，主要表現為聯合國和七國集團。隨著兩大集群實力的變化，這一狀況正在逐步發生變化，發達國家與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攻守易勢”。國際力量對比朝著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其中，最突出表現在：第一，G20逐步取代G8成為全球政治經濟治理的重要平臺；第二，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的影響力有了一定提升，投票權、話語權都在上升，新興國家的人在各種國際組織中的任職越來越多。第三，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爭奪激烈，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提高；第四，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等區域性組織已經成為擴充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新平臺。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為中國借機擴大影響、拓展市場提供了重大機遇，只要中國精心謀劃，將世界發展的機遇轉化為中國發展的機遇，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提升。

美國陷入東西兩線帶來的機遇。北非、中東經歷了阿拉伯之春后，現在依然沒有完全穩定下來。阿拉伯世界處于大動蕩、大調整、大變革、尋求適合自己發展道路、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時期。美歐一直想主導中東局勢，但是從爭奪的結果來看，美歐并沒有討得什么便宜：埃及、也門本來是美國的勢力范圍，阿拉伯之春之后，美歐在埃及的影響力有所下降。在利比亞，美歐雖然贏得了戰爭，但是沒有贏得民心。敘利亞、伊朗也沒有按照美歐的意愿走。美歐要想搞定中東北非，不是一日可為。美歐在北非、中東尚未脫身，現在又攤上烏克蘭問題，讓美歐與俄羅斯在烏克蘭面對面對抗。應該說，對美國來說，中國是潛在對手，俄羅斯才是現實對手，美歐在這一地區與俄羅斯的爭奪將長期化，美國要想在東西兩個方向游刃有余，難度很大。美歐在歐亞大陸、歐非大陸邊緣帶一時難以脫身，我地緣戰略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東西兩端難以兼顧，再平衡戰略面臨困境，美歐在邊緣帶的行動將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國在亞太地區對我的壓力，同時，俄美都希望我國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因此，東西兩股力量在邊緣地帶的相持對我國有利，為我國提供了難得的周旋空間。

在國際上我國可以運用的手段增多所帶來的機遇。我國的實力擴展很快，我國可以有越來越多的手段來對外部施加影響。GDP總量我們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我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2006年，美國是127個國家最大貿易國，中國只有70個，到了2012年，中國達到了124個，美國只有了76個。最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到了2012年已經增加到772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五大對外投資國，過去五年平均增長25%。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總規模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未來五年還要投資5000億美元。中國的發展正在成為許多國家的機遇，成為許多國家發展的巨大動力，都希望與中國的發展相挈合，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同時，市場、產品、投資、人流等等，也成為我國重要的戰略武器。我國除了可以通過一定的軍事手段來維護和擴展自己的利益外，還可以運用各種經濟手段，“以利服人”。

中國對外戰略面臨“五大挑戰”

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減弱帶來的挑戰。新興國家在經歷前些年的快速增長后，它們的后發優勢、市場優勢和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資源稟賦優勢正在逐步下降，新興市場國家正面臨著外需疲弱、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通脹壓力上升、以及資本外流、國際收支逆差增大的壓力，很難保持相對較快的發展，新興國家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源動力在減弱。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有所復蘇，但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主要依靠政策刺激，這種刺激將難以維持。美國經濟復蘇在貨幣政策逐步轉向中性以后，能不能持續有待觀察；日本的結構性改革阻力很大，效果如何不容樂觀；歐洲的弱復蘇因為受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重債國的牽制，彈性有限。因此，發達國家也難以重新承擔起世界經濟增長源動力的重任。在世界經濟不振，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如何開拓中國對外戰略新局面，為中國的發展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需要冷靜觀察，巧妙布局。

發達國家想重奪國際規則制定權帶來的挑戰。隨著發展中國家集群與發達國家集群在已有國際組織的爭奪日趨激烈。在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穩定、氣候談判等等重大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在已有框架下不易調和，美歐受到的牽制越來越大，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貿易投資談判的進程越來越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即所謂的“兩洋”戰略，目的就是想擺脫世界貿易組織的控制，建立一個新的能夠為美國主導的貿易投資框架。美國的“兩洋”戰略如果獲得成功，必然對世界貿易投資體制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可以繼續保持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主導權，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提高貿易投資門檻，進一步增強發達國家貿易投資的競爭力，重新奪取貿易投資的主動權，這無疑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產生強大沖擊，對此，必須未雨綢繆，做好應對準備。

美國、日本對我牽制力度加大帶來的挑戰。美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重歐輕亞的戰略。隨著亞洲的崛起，美國逐步調整其戰略，實行歐亞平衡戰略。9?11事件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國際格局的沖擊很大。歐洲衰退了，亞洲卻在不斷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成為拉動世界格局變化的重要元素。美國認為，中國是9?11事件中得益最多的國家。反恐期間，美國人忙著反恐，中國則悶聲發財，中國借助9?11事件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迅速拓展自己在亞太的影響力，勢力崛起很快，美國人感到，他們在亞太的影響力受到威脅。奧巴馬上臺后，宣稱他是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統。先是提出美國重返亞太，后來改稱再平衡戰略。再平衡則平衡東西兩端，平衡中國。平衡東西兩端就是解決因9?11事件后，美國對外戰略向西傾斜的問題；平衡中國就是平衡因為中國崛起引發的不平衡問題。美國再平衡戰略著力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強化美國在亞太的軍事控制，主要是加強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印度、越南、蒙古的軍事關系，保持在泰國、新加坡的軍事存在；二個是強化美國對亞太的經濟控制―主要是推動TPP。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將使我國面臨來自美、日等國越來越大的壓力，如何巧為周旋、趨利避害，是對中國智慧的考驗。

利益沖突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中國的利益拓展迅速，利益沖突全方位化。世界的市場、資源都是有限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怎么分看實力，你分多了，人家都會有意見，認為你搶了他們的市場，搶了他們的就業，搶了他們的資源，或者是提高了他們的成本。所以中國與世界的矛盾，不僅是與發達國家的矛盾，也有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比如在貿易方面，有70%的投訴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印度、墨西哥、巴西，都是投訴大國。再如，當前我國實行發展轉型，日本、美國等國都很關注，都在分析我國的經濟轉型對它們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因為我國產業升級必然會危及他們的市場。在利益沖突全球化情況下，中國對外戰略面臨如何科學確定戰略重點、領域，合理配置戰略資源，實現點面結合、整體聯動的難題。

對外戰略面臨兩難多帶來的挑戰。我國正處于將強未強或者說是大而未強時，對外戰略上兩難多。對于絕對強國來說，對外戰略擁有充足的經濟手段、政治手段，乃至軍事手段，對外戰略可以以我為主，強勢力量決定強勢外交。弱國可以隨大流、跟著走，其對外戰略不易被質疑。將強未強、大而未強，既不能像弱國跟著大國走，也不能像絕對強國那樣以勢壓人，必須在超級大國、被超越國家以及國民期待之間找到平衡：既要有所作為，對國際社會施加足夠影響，以滿足國民追求大國地位的期待，又要避免過分刺激超級大國、以及被超越國家，避免讓其感受過大的威脅。如果搞不好兩方面的平衡，超越力量制訂過高的戰略目標，就可能樹敵太多，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不能隨著實力的增強，在國際社會更加有所作為，就會面臨來自國內的巨大壓力。因此，平衡好兩方面是對中國對外戰略的嚴峻考驗。

中國對外戰略需要實現“四個平衡”

在維護、拓展我國利益與避免過分刺激相關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核心競爭力、抵御風險能力、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戰略回旋空間不斷擴大，我國維護、拓展國家利益的力度必然進一步加大，維護國家利益的強度、力度將進一步增強，拓展利益的領域、地域都會不斷拓寬。由于我國在陸域、海域等方面還存在諸多沖突，要維護好這些利益，必然會與相關國家發生矛盾甚至沖突。這就要求我國在維護過程中，必須統籌兼顧，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善于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手段，既堅定維護國家、，又避免因領土、海域沖突影響到國家發展大局。比如，在市場的拓展、資源能源的拓展、國際話語權、定價權的拓展等等方面，對于雙邊而言可能是互利互贏的，而對于第三方而言，則可能不一定是互利互贏的，由此也可能產生沖突，對此必須努力管控分歧，化解矛盾，消除一些西方國家的焦慮和疑慮。

中國對外戰略需要在滿足國內期待與滿足國外期待之間找到平衡。隨著中國國力上升，國際國內對中國的期待都在提高，但是兩者的目標不同，認知也不同。國際上一些國家和一些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最大的貿易國，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而且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已經是大國、是強國。國際觀察人士在觀察中國時，更多的時候不是看人均，而是看總體，所以國際上有一些國家和人士認為，中國不能與發展中國家看齊，必須承擔大國責任，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在對外戰略上，中國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必須接受國際的監督。從國內來看，隨著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國民期望國家在國際社會有更大作為，贏得更多的尊重，在國際社會有更大的話語權，要更加堅決地維護、拓展自己的利益，更加鮮明地表現出強國的風范。中國對外戰略必須平衡國際國內期待上的落差，既在一定程度消弭國際的負面聲音，維護國際良好形象，又能夠防止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保持國內穩定。

中國對外戰略需要平衡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與義務。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各領域影響力顯著上升。中國產品、中國投資、中國市場、中國聲音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差不多影響著世界每一個家庭生活。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中國投資的誘惑力，日益震撼世界。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越來越多的人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義務。在經濟領域，要求中國政府在市場準入、關稅、匯率、稅收、信貸、價格等方面采取更加寬松的政策，在進出口配額管理、進出口許可證管理、外貿經營權管理、對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常駐代表機構、海關管理、外匯管理、進出口商品檢驗管理、進出口商品原產地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靈活、寬松的政策，有些更加甚至要求中國放棄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承擔發達國家一樣的義務。在政治上，要求中國政府在維護國際安全、承擔聯合國會費等方面承擔更多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應當根據自身的經濟能力，有節奏地逐步增加自身承擔的國際義務與責任，比如，在氣候談判、多哈談判等問題上，體現出一定的靈活性，給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更多的支持，在聯合國發揮更加主動、更為積極的作用。同時，又要堅持我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頂住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在氣候談判、多哈談判等涉及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利益的談判中，堅守發展中國家立場，有節制地履行、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

篇4

關鍵詞：多點多級；產業空間布局；城鎮空間布局；交通空間布局

近年來，我省五大經濟區先后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去年，地區GDP超過1000億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個，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已初步顯現，全省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開始出現一系列深刻變化。為此，四川省政府積極抓住機遇，提出振興四川的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下面具體談談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內涵、意義及建議。

一、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提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內涵

目前，在四川全省，只有成都市是特大城市，其次就是中小城市，而沒有大城市，城市鏈條出現斷裂，成都市一城獨大，首位度畸高，吸引大部分優勢資源流入，使其增長極效應更強，擴散效應減弱，導致四川經濟單核發展的局面，這不利于整個四川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為此，四川省政府提出強省之路―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該戰略指出要著力構建多點多極支撐，在提升首位城市的同時，著力次級突破，夯實底部基礎，全方位激發全省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多點多級”發展，是指打造多個增長點，打造多個增長級，通過這些增長點和增長級的發展推動四川經濟的全面發展。“多點多級”發展，就是根據四川省情，打造各市（州）自己的優勢產業，從而推動全省的產業壯大、工業發展方式升級、區域全面開發、重塑經濟版圖，這是新的歷史時期四川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必將加快推動四川向經濟強省跨越。

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的必要性。首先，多點多極支撐發展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多點多極支撐發展的“點”是指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生長點；“極”則是指經濟快速增長并能帶動周邊發展的核心區域；“點”是“級”的基礎、前提；“多點”，即做強市州經濟梯隊；“多極”，即做大區域經濟板塊，形成支撐四川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極。區域經濟增長極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首先要形成增長點和增長極，然后通過增長極的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其次，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普遍特征和經驗總結。如美國的三大城市群，集中了美國經濟總量的一半；日本的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日本51%的經濟總量；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城市群，集中了全國40%的經濟總量。再次，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發達省份GDP邁上2萬億元臺階之后，均呈現出“全域有多極，每極有多點”的多點多極支撐格局。目前，雖然我省經濟總體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全省的經濟總量也達到了2.38萬億元，但區域發展差異巨大，大而不強的單極支撐格局明顯。僅成都一個市的經濟總量就占了全省GDP三分之一，而且我省全面小康的實現程度只有78.4%，與全國差距明顯，尤其是省內各區域之間差距很大。因此，在我省區域差距明顯、成都市一支獨大、小康社會實現程度低的關鍵階段，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必然成為必要的選擇。

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的可行性。首先，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可以和中央支持的政策銜接。目前，我省多數市（州）被納入全國重點開發區范圍，中央都有政策大力支持，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完全可以和這些戰略部署有機銜接。其次，全省各地經濟發展加速，新的增長點初步顯現。我省五大經濟區先后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去年，地區GDP超過1000億元的市（州）除成都外已有8個，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已初步顯現，全省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開始出現一系列深刻變化。再次，區域性中心城市逐漸形成，目前，南充、達州、宜賓都具備形成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條件，都很有可能成為繼成都后的下一個區域性中心城市，這與培育增長級吻合。第四，支撐現代產業運行的交通骨架初步形成。我省航空、鐵路、港口、地鐵、高速公路等現代交通體系已初步形成，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也不斷完善，為實現次級突破創造了重要的基礎條件。因此，我省已初步具備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的各項基本條件。

二、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提出的意義

目前，我省幅員遼闊，但五大經濟區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因此，實施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抓住了我省現階段發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環節，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總體趨勢，是立足于向經濟強省和全面小康跨越作出的科學決策，是事關我省當前和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對優化全省重大產業和城鎮布局，對激勵調動各區域各方面積極性，構建全域協調持續發展新格局，推動四川多點突破、多極共興、全域小康，意義重大。

三、多點多級支撐發展戰略下四川經濟發展的建議

四川經濟要想向強省跨越，還任重道遠，應從產業空間布局、城鎮空間布局、交通空間布局好好規劃。

（一）優化產業空間布局

多點多級支撐的核心是產業支撐，因此，要打造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引擎，立足重點產業構建優勢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分工和空間布局體系。因此，應重點開放發展攀西地區釩鈦稀土等優勢產業鏈；重點發展內江地區汽車、摩托車等配套產業；重點發展成綿樂地區高端裝備制造、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鏈；重點發展南（遂）地區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總之，各區域應通過自身和跨區域分工協作，齊頭并進，共同發展。

（二）優化城鎮空間布局

優化城鎮空間布局，首先要提升首位城市――成都市的質量。要加快推動成都城市空間、城市產業、城市生態、城市管理和城鄉形態轉型升級；要加強發揮成都的輻射效應，使其成為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要努力提升成都品質，使其成為有較強影響力的現代化大都市和國家級區域中心城市。其次要加快發展區域性中心城市。強化五大經濟區下的各個地級城市的金融服務、商貿物流、交通樞紐功能，使之成為次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點。再次，要擇優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把那些區位條件、經濟基礎和交通基礎設施較好，人口規模較大的縣城培育成中小城市；要因地制宜發展小城鎮，優先支持和帶動區位條件和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中心鎮，通過“百鎮建設試點”行動，打造一批特色鮮明的旅游鎮、工業鎮和商貿鎮。

（三）優化交通空間布局

交通是城市的血液和命脈。交通便捷，則城市繁榮。要加大交通基礎設施投入，完善航空、鐵路、城市道路、干線公路、支線公路、鄉鎮公路等交通運輸系統，要科學編制立體化的交通運輸網絡圖，建成協調運營的公共客運服務系統、功能完善的綜合道路運行系統、多式聯運的交通銜接系統、統一協調和高效的運輸管理系統，最終形成立體、高效、暢達的一體化交通網絡體系，使四川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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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5-0116-02

經濟的發展是實現一個地區或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重要前提，而農村經濟的發展又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因此，農村經濟發展直接決定了整個地區或國家的經濟水平。科學合理地引導農村經濟成為各地方面臨的嚴峻課題。河北省作為北方的一個農業大省，其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研究具有代表性。

一、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現狀

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落后于城市。河北省的特色產業如特色農產品、獨特的資源條件在我國具有顯著優勢。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政策指導下，河北省農村經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農業產業經營結構和方式也有了相應的提高和改善，但河北省農村經濟還處在一個緩慢發展的進程中。長期以來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產業機構束縛、人力資源素質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河北省城鄉經濟差距越來越大，嚴重影響到河北省整體經濟水平的持續穩定發展。

眾所周知，河北省是我國北方農業大省之一，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占主導優勢地位。同時，鄉鎮私營企業的不斷興起使得河北省農村經濟產業結構不斷發生著變化，農村綜合素質和市場競爭實力也在逐漸增強。但是，由于河北省農村內部潛在問題的長期存在使得這些有利資源優勢不能夠充分發揮實力和效率，很多農村特別是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村產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不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產品，成為河北省農村市場范圍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

二、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出現的問題

首先，農村的基礎設施相對比較落后，阻礙了其經濟發展。農村基礎設施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物質基礎，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根本保障。對于河北省很多農村來說，道路交通的不方便和網絡通訊設施的不完善成為影響經濟的主要因素。河北省雖然地理位置優越，地處平原較多，但是不免還有一些農村出現道路不健全和通訊設備落后的現象，甚至有些地方還沒有實現鄉村交通網。這些基礎設備的不便使得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質量大大降低，影響到人們對外來經濟和外界信息的了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

其次，河北省很多農村經濟發展策略沒有健全的制度保證，也是使得其經濟發展不穩定的因素之一。河北省農村整體的結構比較單一化，沒有形成特色多樣化體系構成，使得生產力和農村資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和發揮。同時，河北省農村有些地方的保障制度不完善，比如社保、養老保險等，這樣就無法調動農民自主加入到經濟投資中去，嚴重阻礙了河北省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對河北省農村產業結構和社會保障問題上進行系統改革，對于增加農業產量、鄉鎮農民的收入以及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型農村都具有十分關鍵的現實意義。

再次，隨著河北省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成為推進農村經濟戰略向前邁進的重要保證。為了順應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需要盡快培養出一批具有農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思維的科技型知識農業人才。但是，當前河北省農村對于人力資源的開發還不夠足以重視和改善，農民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教育，使得河北省有些農村的勞動者整體意識比較薄弱，自身素質較低，這對農村的經濟發展起到制約和停滯作用。此外，河北省農村有些地方的基層管理者思維過于封閉，農村落后觀念仍在，使得基層管理者職權受限，不能發揮自身能動性領導和引導村鎮居民的積極意識。

最后，制約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還有不健全的農村激勵措施。激勵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調動農村居民積極性和競爭力的作用。目前來說，河北省農村經濟仍然處于緩慢發展的階段，還不能達到市場經濟大范圍體制下的要求，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合理正確地運用激勵政策改善農村經濟。不健全的農村激勵機制使得基層管理者沒有較高的執行力度，從而上行下效，村鎮居民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降低，這樣，無法調動農村經濟的活躍發展趨勢，導致河北省農村經濟一直沒有較快、較好的變化。

三、改善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對策和措施

1.農村基礎設施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先決因素和基礎保證，應大力加強河北省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備工作，完善農村交通和網絡設施服務。國家有關部門應大力支持，以保證此項問題的順利解決。此外，要提高河北省農村居民用水質量，完善通訊網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價，比如村民用電價格等，使得農村企業和工程能夠正常有序的進行。還要注意對村鎮居民的農村信息化教育和建設，加強農村信息化與城市之間的平衡，從而提高河北省整體農村經濟的發展。

2.在經濟結構改革問題上，應對原有的河北省農村單一的產業結構進行合理安排和調整，擴大對外開放，規范市場要求和管理，使其形成一個統一有序的制度產業結構。一方面，可以根據河北省自身特點建立因地制宜的各種產業鏈接，比如農、林、牧產業相結合的新型產業模式，建立立體化的農業結構新布局；另一方面，要增強技術含量，使河北省支柱產業具有更高技術能力，促進各產業的集聚性。此外，還要重視對農村保障的落實和推廣，特別是對河北省一些邊遠地區來說，應注意改善農村居民的保障制度，使得其獨立自主地參與到農村經濟的改革中去。

3.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對農村農業生產中農民的整體素質提出新的要求，這就要求河北省合理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村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河北省由于農村資源相對豐富充盈，應利用這一特點大力開發農村資源的優勢潛力，促進市場經濟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定期組織特定人員開展農村經濟教育培訓，建立農村學習型機構或組織，將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體現河北省農業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打破固有的傳統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改善河北省農村人力資源水平，提高人力資源價值。

4.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更新和變化，農村激勵手段成為推動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對此，河北省有關部門應積極開展適應本地農村性質的激勵機制，可以通過對成功企業或組織單位予以獎勵，實施爭創品牌戰略等手段來帶動和扶持農村經濟的發展。調動村鎮居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生產多樣化和擴大農村市場的經營范圍。除此之外，河北省在擴展鄉鎮企業的基礎上，一些農村可根據自身的特點引進外界的知識型人才和先進技術，吸引外部資源企業和新的管理手段為農村經濟作出貢獻，同時使得河北省農村新型行業得到宣傳和擴大，提高資源的開發范圍，使河北省農村資源逐步進入到外部市場中，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程度。

四、結語

總而言之，農村經濟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問題，在維護農村經濟穩定和國家經濟水平上起到重要的作用。積極發展農村經濟，是實現城鄉統籌的重要保障。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戰略的背景和意義具有現實作用。目前，雖然河北省在農村經濟發展戰略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但是河北省的農村經濟水平一直呈前進狀態發展。應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采取有效措施拉動農村消費供給，從而提高農村綜合生產能力，轉變產業結構，使農牧業等得到良好發展。因此，河北省有關部門在接下來的戰略部署過程中，應努力解決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各方面因素，以使河北省農村經濟向著更為成功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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