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思想狀況自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測評數據反映出的思想道德狀況

1.北京市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整體狀況良好

10年測評結果顯示，北京市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整體狀況良好，這是首先應當肯定并值得欣喜的事情。以對2005年至2009年的5年追蹤測查結果數據分析為例，小學、初中和高中在所測評的5個基本維度（分別含66個、84個、82個測量題目）中，平均分在4.00分以上或接近4分（滿分為5分），且各年度發展均衡。（見下圖）

圖1 2005-2009年小學思想道德測評基本維度

圖2 2005-2009年初中基本維度分析

圖3 05-09年高中基本維度分析

2.北京市中小學生在愛國主義維度的測評中表現突出

10年測評結果顯示，與其他維度相比，北京市中小學生在愛國主義維度上的表現十分突出。以2011年測評結果為例，初中生在“在和外國人相處時，會維護國家的形象”測評點上得到4.86分，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認為我國的領土和神圣不可侵犯”測評點上得到4.80分和4.85分，小學生和初中生在“在和外國人相處時，會維護國家的形象”測評點上得到4.65分和4.86分。進一步對測評點所做頻次分析顯示，絕大多數中小學生在愛國情感相關測評點上的表現突出。比如，97.5%的小學生在學校升國旗的時候能保持安靜，97.7%的初中生和96.9%的高中生認為自己在和外國人相處時會維護國家形象，95.5%的初中生和96.9%的高中生認為我國的領土和神圣不可侵犯。

3.北京市中小學生遵守社會公德狀況總體良好

社會公德包括公共秩序、節約資源、文明行為習慣和公益精神四個方面。測評結果表明，中小學生在遵守社會公德方面總體情況良好。以2011年的數據結果為證，在“遵守社會公德”相關測評點上，三個學段學生所得平均分分別為4.60分、4.36分和4.16分。小學生遵守公共秩序的表現要優于中學生。中小學生具有較強的節約資源意識和較好的文明行為習慣，絕大多數相關測評點得分超過4分。其中，學生在注重儀容儀表、反感以強凌弱等行為上表現尤為突出，得分皆在4.6分以上。

4.北京市中小學生具有較好的生命健康意識

生命健康意識包括生命安全意識和健康意識。測評發現，本市中小學生具有較好的生命健康意識。大部分中小學生在“能夠善待小動物”“會自覺積累安全知識”“感到煩悶時，會積極想辦法排解”這些測量生命健康意識的題目上得到滿分；10年來在所有相關測評點上中小學生平均得分均在4分以上，比如，初中生和高中生在“不吸煙”題目上所得平均分超過了4.5分。

5.北京市中學生的創新素質較高，但創造性思維發展不全面、不平衡

我們對北京市中學生的創造素質進行了測評，并與臺灣地區的常模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在14個可比較項目中，有12項均比常模分數高，且差異顯著。同時，把我市初、高中男生和女生的創造性思維與臺灣地區的性別常模比較，在7個可比項中，初中男生2項、女生5項明顯高于常模水平，差異顯著；高中男生3項、女生5項高于常模水平，差異顯著。初高中男女生均只有1項低于常模水平，其余各項與常模沒有明顯差異。因此，從總體上說，我市中學生創新素質高于臺灣地區常模水平。

測評結果顯示，學生在創造素質總體發展良好的同時，也存在著在創造性思維方面發展不全面和不平衡的狀況。總的情況是，圖形的創造性好于詞匯的創造性，表現為在圖的流暢性、變通性和獨創性上的得分均高于詞的流暢性、變通性和獨創性，差異顯著。學生在創新意識層面表現較好，但參與創新的行為不普遍。

6.北京市中小學生的學業道德問題較為嚴重

10年測查結果顯示，北京市中小學生存在抄襲作業和考試作弊現象，且中學生比小學生嚴重。以2011年為例，有12%的小學生、35.4%的初中生和63.9%的高中生承認抄過別人的作業。有6.8%的小學生、16.5%的初中生和34.6%的高中生承認在考試時作過弊。10年里，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的抄襲作業平均比率分別為10.01%、38.23%和60.18%。

7.北京市中小學生不能使用文明用語的比例較高

語言是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學生是否說臟話是我們長期跟蹤的測評點。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圍繞“十個文明形象”的德育工作使學生中說臟話的現象有明顯下降。而在其他年份這一項目的測查結果皆不太理想。以2011年為例，有15.1%的小學生、15.7%的初中生和24.5%的高中生承認說話帶臟字，同時12.4%的小學生、26.2%的初中生、39.7%的高中生在聽到同學說臟字時不能做到勸告。

8.北京市中小學生的適應素質還有待提高

北京市中小學生在適應素質上存在的問題比較明顯，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學習適應方面，有約一半以上的學生會在“考試前臨陣磨槍”，有70%左右的學生表示討厭考試；第二，情緒適應方面，學生的不良情緒問題比較明顯，“經常”和“總是”產生不良情緒的學生占到了20%左右，每年大約都有60%的初中生和70%的高中生在過去一個學期里產生過焦慮情緒；第三，人際適應方面，初高中學生在與家人關系上存在著不協調的問題，10%左右的初中學生和高中學生與家人相處得不好（關系比較冷淡或經常爭吵），20%左右的初高中學生與家人之間很少或沒有相互的支持與幫助。

10年測評數據帶給我們的思考與啟示

分析10年測評結果，我們發現我市中小學生的思想道德發展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的問題還比較嚴重，比如在抄襲作業、考試作弊、闖紅燈等題項上總有較高的比例。該如何認識這些問題？從中我們可獲得哪些啟示？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我們認為，思想道德的測評要比任何一門課程或某些心理品質的測評要復雜得多。思想道德的測評對動機與行為一致性的要求相當高。測量的行為與動機是一致的，那么這個測量是有效的。反之，該測量無效或不可靠。換句話說，某個道德行為如果動機與外在表現不一致的話，這個行為就不能稱為道德的行為。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一個人的外在行為有失水準，但其動機是好的，那么這個行為與動機不良的行為的性質是有區別的，有可能其中蘊含了某種積極的因素和特征。為探究學生在思想道德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尋找其發生的原因，我們設計了各種題型，有結尾開放題，多重選擇題，有時還特別實施深度訪談和行為觀察。分析調查結果后我們發現，學生某些有失道德的行為，其原因多種多樣，非常復雜，絕不能一概而論。由于篇幅所限，那些由不良動機導致的不良行為，比如為了比別人成績更好而抄襲作業等，這里不再贅述。以下是我們認為動機良好而辦了錯事的情況。

1.自我意識覺醒與學生思想道德

調查結果顯示，學生頂撞老師和家長、抄襲作業、在課堂上說話、玩手機，這些看起來不符合主流道德觀的行為，有部分原因出自學生對權威的挑戰。心理學研究表明，挑戰權威是青少年學生心理發展的必經之路，是他們自我意識覺醒的體現。對于青少年而言，課本知識、規章制度、教師和家長都是權威的代名詞。在調查中，當問及為什么要頂撞老師和家長時，有些學生的回答是，因為“不愿意他們（家長）說什么，我們就做什么，哪怕他們是對的”。在問及抄襲作業的原因時，有部分學生的回答是“越不讓我們抄，我們越要超，哪怕我們全都會”。可見，“挑戰權威”這一自我意識的覺醒，為學生的道德行為蒙上了一層面紗。揭開這層面紗，我們看到表面有失道德的行為是與青少年自我意識的覺醒及青少年敢于向權威挑戰的精神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這些行為的動機至少不是不道德的。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反思一下：如果我們平時能再民主一點、能再多給學生一些人本關懷，并創設各種條件，積極引導良性動機向道德行為轉化，青少年的“后”自我意識的挑戰權威階段，即遵從社會主流文化和社會道德的階段是否能早點到來呢？

2.價值判斷與學生思想道德

10年測評結果發現，學生的道德行為，不管是好的還是不良的，常常與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經過價值判斷后做出的選擇性道德行為是當代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發展的鮮明特征。

以學生抄襲作業的原因為例，學生說，抄作業（每年在50%左右，最高年份是73%）是因為：①作業過于繁重、如果把各科作業全部自己做完，夜里十一二點也不能睡覺；②作業內容過于簡單，沒有做的必要；③作業常常是老師課堂講授內容的重復，花時間做了也沒有提高。這些原因反映出學生的價值判斷，是他們在對客觀和主觀情況做了價值衡量后做出的選擇，并沒有要奪取他人成果的不道德動機。在他們看來，這樣能節省學習的時間成本，提高學習效率，何樂而不為呢？再如，闖紅燈（每年都有40%左右）固然是不正確的，但當我們聽到一個學生說出“是怕遲到了會給班級榮譽抹黑，不得不這樣做”這樣的話時，我們該怎樣回答？面對學生這樣的判斷和選擇，其實感到尷尬的不應該是我們嗎？如果作業不那么多，如果作業是學生感興趣的，是他們認為必要的，這個問題是否就簡單多了？因此，我們認為，一方面，學生能對自己的行為做價值判斷是好事，反映了當代學生具有不盲從、擅于思考等個性品質。另一方面，學生的這種判斷和選擇也反映了我們不了解學生，缺乏教育引導針對性等問題。反思學生不良思想道德產生的原因，進而對學生的不道德行為做出有效預防才是更重要的。

還有一點需要我們深思，我們的少年兒童正處于相互矛盾的價值觀無處不在的時代和境地中，而與此同時，又有誰，或者又有什么有效形式能讓他們知道，在各種矛盾的情境或價值中該怎樣選擇才是正確的呢？當他們心中沒有形成一套公認的道德原則或價值的時候，如何期望他們做出好的道德行為？

綜上所述，可得到這樣幾點啟示：其一，教育工作者對學生道德行為的評判需要對不良動機與良好動機加以區分，看到學生動機中的積極因素，從而反觀和審視自己的教育實踐或措施是否有不當的地方，采取積極措施，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其二，對于道德準則或價值，在注重正面教育的同時，也要進行“矛盾”和“沖突”教育，有效促進學生在各種矛盾和沖突情境中做出正確選擇；其三，要重視學生的主觀因素在其思想道德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須知，思想道德的形成與各種知識的獲得是一樣的，既是從長輩或教師那里“接受”來的，也是自己“建構”的。傳授固然重要，但讓學生去親自實踐和體驗，不斷反思正確和自己珍視的價值，并將其納入到日常行動之中尤為重要。因此，教育工作者要積極思考，主動采取有效策略和措施促進學生的“建構”。

篇2

【關鍵詞】高等教育；大學生；幸福感；影響因素

大學生幸福感就是大學生人生活質量的主觀感受與體驗，它是衡量大學生心理健康程度、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大學生是社會的棟梁，其生活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大學生身心健康狀況，影響到大學生成才，因此，國內的許多學者十分關注大學生幸福感問題。比如，苗元江的研究認為大學生是以積極情緒為主導的，最滿意的指標是道德、健康與家庭[1]；何英、李景華的研究結果表明，二、三年級大學生幸福感水平最高[2-3]；嚴標賓的研究認為社會支持與大學生幸福感存在著高度的相關[4]；張雯、鄭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自尊顯著相關[5]；等等。這些有意義的研究有力地促進了大學生生活質量的提高。目前，由于高校的大學生群體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自信與脆弱、獨立與依賴、熱情與冷漠、開朗與孤獨等心理特點成了當代大學生生活的主旋律，一方面，他們生活衣食無憂，具有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他們對幸福的理解與感受超越了傳統的認知觀念，已經呈現多元化與獨特性的發展趨勢，這種多元化與獨特性的發展趨勢使得一些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從而導致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下降。因此，研究大學生幸福感問題改善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健康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文以遼東學院在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苗元江的《主觀幸福感量表》，運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對遼東學院的306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旨在通過該項研究，及時了解與掌握遼東學院大學生的幸福感狀況，為學校領導的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研究設計

1.1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1.1.1研究對象

以遼東學院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隨機選取本專科大學生360人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問卷360份，收回346份，其中有效問卷共計306份，有效率為85%。

1.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綜合幸福問卷》（MHQ），該問卷分為A、B、C三個部分，包括生活滿意、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自我價值、有好關系、利他行為、人格成長以及自述幸福感等10個維度。其中， A、B兩部分采用7級平分；C部分采用9級平分。總分越高，大學生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反之亦反。

1.2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1.2.1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主要是采用苗元江博士的《綜合幸福問卷》（MHQ）對遼東學院大學生進行幸福感狀況測量，以此測量結果為依據來分析與研究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的現狀。

（2）數據統計分析法

主要是運用數學的方法對所得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包括平均數、百分率以及標準差等具體的數學研究方法。

1.2.2數據處理

本論文的所有數據均利用計算機設備，采用spss/pc+12.0軟件進行自動處理。

2.研究結果

2.1丹東地區大學生幸福感整體現狀

對遼東學院306名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總分及10個維度上的得分情況進行平均數與標準差統計，其結果如表1所示。

2.2大學生幸福感人口學比較研究

2.2.1低高年級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低年級與高年級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較，如表2所示。

2.2.2文科與理科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文科與理科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比較，如表3所示。

2.2.3城鄉大學生幸福感狀況比較

對遼東學院306名城鄉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10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情況比較，如表4所示。

3.討論與分析

3.1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現狀分析

3.1.1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現狀總體分析

從總體上來看，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指數處于中等水平（見表1）。由于本研究采用維度計分，沒有合成總分，因此，采用自述幸福感維度作為衡量大學生整體幸福感水平。本研究測評的分數全距在1-9分之間，平均分5.85，標準差1.65（N=306）。總的看來，本研究顯示大學生整體幸福感狀況良好，自述幸福感位于中點（包括中點）以上者占87.65%。

3.1.2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影響因素人口學分析

在本研究中，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人口學因素主要包括年級、專業、城鄉、差別以及獨子與非獨子等4個因素，從問卷調查的情況來看，這4個因素是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主要人口學因素。

從年級比較看，大學低年級的正性情感高于負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價值好于高年級；其他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見表2）。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學生剛剛從高中進入大學，由于高校十分注重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再加上因高考而使身心健康狀態沒有完全康復，因而大學生都十分關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由于剛剛步入校園，實現了人生的夢想，對未來有著無限的憧憬與向往，其幸福程度是最高的。對于高年級來說，已經習慣了大學的“三點一線”的生活，經歷了無數的成功與失敗，已經沒有了往日的激情，因此，幸福感的指數較之低年級，沒有明顯的變化。

從專業比較看，理科大學生在健康、利他、自我價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不一致，造成上述結果可能與所選樣本的性質有關（見表3）。另外，從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文科大學生了解社會多于理科大學生，對社會認識的程度也比較深刻，面對激烈的競爭，壓力較大，而理科大學生正好相反，因而幸福感的指數就高。

從城鄉比較看，城市大學生在正性情緒、自我價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顯高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學生（見表4）。作者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家長的整體教育素質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地促進了大學生身心的和諧發展，因而，城市大學生更容易體驗到幸福。而農村大學生，因經濟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在校生活困難，為解決生計，不得不走出校園勤工儉學，因而農村大學生很難體驗到幸福，但是，由于勞動人民樂于助人的淳樸本性并沒有改變，因而農村大學生的利他行為得分明顯高于城市大學生。

3.2遼東學院大學生幸福感存在問題分析

（1）大學生幸福感缺乏

目前，“90后”大學生以及成為高校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與心理已經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他們思想活躍與敏銳，但不具有合作意識；接受新知較快，但缺乏明確的奮斗目標；理想與信念淡薄，抗挫折能力低；等等。從大學生所表現出的這些特點可以看出大學生體驗不到幸福。遼東學院的大學生是大學生總體的一部分，也同樣存在著上述問題。

（2）大學生幸福感的認識誤區

通過個別訪談發現，大部分大學生對現實生活比較滿意，其幸福觀也是積極向上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學陷入了幸福觀的誤區。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幸福觀的拜金主義傾向。他們常常認為，錢是萬能的，有錢就會幸福。因此，有許多大學生在思想上崇尚金錢，在行為上追求物質享受，過分強調感官快樂。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在總體上，遼東學院大學生的幸福感指數處于中等水平。其中，從年級比較看，大學低年級的正性情感高于負性情感，而健康、利他以及自我價值好于高年級，其他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從專業比較看，理科大學生在健康、利他、自我價值以及自述幸福感方面得分略高于文科生；從城鄉比較看，城市大學生在正性情緒、自我價值、自述幸福感等方面得分明顯高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只是在利他方面得分高于城市大學生。

4.2建議

4.2.1開展幸福觀教育

幸福觀是人對幸福有關問題的基本看法，有什么樣的幸福觀，就有什么樣的追求與行為準則，因此，幸福觀教育是當前德育的基本內容。通過幸福觀教育，是大學生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體驗到幸福，從而提高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和諧發展。

4.2.2開展傳統文化教育

在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重要來源是社會規則與其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統一思維，而決定這種思維的根基在于民族傳統文化。因此，在高校積極開展傳統文化教育對培養大學生的幸福感有著重要的意義。

4.2.3拓展社會實踐活動的渠道

大學生的幸福感歸結起來就是磨練自己堅強的意志時得到的幸福；學會做人，學會了怎么樣與社會接觸，學會了怎么樣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為自己人生目的和奮斗目標而不斷面對困難和解決困難帶來的幸福感。因此，實踐活動是培養大學生幸福感的最佳途徑。

4.2.4加強大學生的挫折教育

主觀幸福感是人的一種主觀感受，是建立在快樂的基礎上，因而應培養大學生能夠體驗到快樂的心態。一般來說，大學生能否體驗到快樂與客觀的環境、事物的認知相關聯。大學生體驗不到幸福，主要是由父母的愛太多，自己的生活太一帆風順所致。如果大學生能多嘗試挫折與失敗，在去體驗成功就會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因此，對大學生的挫折教育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1]苗元江，余嘉元.大學生幸福感研究與思考[J].青年研究，2003（1）：8-10.

[2]何瑛.主觀幸福感概述[J].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9，（4）.

[3]李景華.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測試分析[J].西安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95-98.

篇3

[關鍵詞]高校貧困生；綜合幸福問卷；問卷調查

[作者簡介]燕玉霞（1984―），女，南昌師范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校思政。（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高校貧困生幸福感現狀與提升研究”（MKS1556）

一、引言

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蓬勃發展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使得幸福感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幸福感是由人們所擁有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機制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它是主觀、心理、社會幸福感的統一體。目前，中國高校貧困生人數已占在校大學生人數的25%-30%左右，對大學生幸福感的專門研究還不多，尤其是針對高校貧困生幸福感研究更甚。本次研究旨在為高校貧困生幸福感水平提供有價值的依據，有利于解決貧困生的思想、心理、成長成才方面的問題。

二、貧困大學生綜合幸福問卷訪談與問卷調查過程

（一）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為保證取樣的代表性和科學性，此次調查具體在江西省4所高校中每所高校選取了156名大學生進行訪談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624份，回收有效問卷592份。而后對貧困生與非貧困生幸福感狀況進行差異比較，對人口統計學變量與貧困大學生幸福感的差異進行比較。

2.調查工具

苗元江博士編制的《綜合幸福問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MHQ）包括一個指數（幸福指數），兩個模塊（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九個維度（生活滿意、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健康關注、生命活力、自我價值、人格成長、友好關系、利他行為），可以比較全面地評價幸福感狀況。[1]該量表在大學生人群試測，取得滿意的信度與效度，并在軍人、中學生、大學生、公務員等群體中得到應用。[2]

3.研究方法

訪談法、問卷調查。回收數據用SPSS16.O進行統計分析。

（二）調查結果

三、幸福感比較研究

貧困生在生命活力、友好關系、利他行為、健康關注維度中略微高于非貧困生；貧困生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人格成長、自我價值方面略低于非貧困生，負性情感顯著高于非貧困生。且貧困生的自述幸福指數低于非貧困生。

（一）貧困生幸福感的性別差異

男貧困大學生自述幸福指數略微高于女貧困大學生，女貧困大學生在正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利他行為和友好關系維度分值高于男貧困大學生，男貧困大學生在生活滿意、自我價值、人格成長、負性情感方面高于女貧困大學生。根據調查顯示，一是男貧困生的自主性比較高，但較欠缺與他人、團體相處合作的能力。二是男貧困生社會責任感、家庭責任感高于女性，社會包括他們自身對男貧困生的期望更高、要求更高，而社會對女貧困生更加包容，女性易于得到社對她們的支持與幫助。三是女貧困生更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在生活條件改善上比男貧困生有著更急切的期待。

（二）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貧困生幸福感差異

獨生子女貧困生的幸福指數低于非獨生子女貧困生的幸福指數。獨生子女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生命活力、自我價值、友好關系方面高于非獨生子女，負性情感亦高于非獨生子女。非獨生子女貧困生在健康關注、利他行為、人格成長方面高于獨生子女。通過問卷與訪談顯示，一是獨生子女貧困生作為家庭里唯一孩子，他們的性格相對內向沉默，不適應與同齡人的親密相處，二是獨生子女貧困生不善于參與到集體中與人分享和接受他人的幫助。而非獨生子女貧困生，更加善于參與集體活動，在團隊協作方面表現得更加出色，同時也積極給予幫助和尋求團體幫助。三是非獨生子女貧困生經濟困難和所負擔的壓力更大，對于家庭成員的考慮更多，非獨生子女家庭的貧困范圍擴大到其兄弟姐妹中，增加其壓力程度，使幸福狀況受影響。

（三）城鎮與農村貧困生幸福感差異

城市貧困生自述幸福指數高于農村貧困生，農村貧困生的生命活力、利他行為、友好關系、負性情感方面優于城市貧困生。城市貧困生在生活滿意、正性情感、健康關注、自我價值、人格成長維度分值高于農村貧困生，結合調查結果顯示，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貧困生獲取的社會資源更多，但壓力相較更大，易受到與周圍環境比較帶來的失落、自卑感，他們不愿參與集體活動，認為自己的條件甚至能力都比不上他人。而農村貧困生更樂意接受集體的幫助并參與集體活動。二是，雖農村貧困生作為農村區域這一群體正被給予著越來越多的關注，受到國家政策、社會福利、私人群體的幫助，但分享的社會資源和信息相對欠缺，對個人價值的實現和社會價值的創造受阻。三是，因農村條件不足，農村貧困生的期望相較城市貧困生的低，城市貧困生由于與周圍環境的比較，易產生盲目、矛盾心理。

（四）貧困生幸福感的性格差異

性格外向型貧困生自述幸福指數高于性格內向型貧困生，性格外向型貧困生的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優于性格內向型貧困生，性格內向型貧困生在生活滿意、健康關注、利他行為、自我價值、友好關系、人格成長維度高于性格外向型貧困生。調查顯示，一是性格外向型貧困生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善于溝通，但不管是外向型還是內向型貧困生對于家庭貧困情況不喜歡被人所知，甚至刻意隱藏。二是性格內向型貧困生雖不喜歡融入各種團體，但其生活規律性強、自主性強，比較遵循自己的計劃和原則，不易被影響。三是，內向型貧困生較少選擇主動加入到集體尋求幫助，對于自我價值的實現更加渴求和迫切。

四、討論與思考

從以上調查現狀和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貧困大學生的幸福感狀況整體低于非貧困大學生，對人口統計學變量與貧困大學生幸福感的狀況進行比較分析，男女貧困生、城鎮農村貧困生、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貧困生，性格內向型與性格外向型貧困生幸福感狀況有著差異。影響因素：

（一）國家、政府及社會的關注和支持

外界有力支持可以幫助個體應付工作、生活中的問題與危機，對維持個體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許多研究發現，外界關注和支持與貧困大學生的幸福感呈正相關，外界對于貧困大學生的關注度和支持度越高，貧困大學生表現得更幸福。其中，對幸福感影響最大的關系有家庭、朋友、室友以及戀愛關系。因此，要提高貧困生幸福感指數，不能僅從個別方面進行提升，而需要從多方面著手，綜合提高貧困生的幸福感指數。

（二）經濟狀況

于貧困生而言，家庭經濟狀況是影響他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貧困生較易因自己與他人條件的差距而產生壓力。即使大學期間獲得資助，普遍情況下他們的生活仍舊處于最低水平線上，生活的基本需求尚且不能夠滿足，時常因為生活費而感到擔憂，因而，造成了貧困生幸福感普遍偏低的情況。此外，現代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取向有所偏差，學生間的攀比現象也相對嚴重，所以對于貧困生來說，盡管過著縮衣減食的生活，也達不到同齡人的一般水平，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壓力固然比普通學生大得多，幸福感水平自然就相對低。

（三）家庭環境

研究表明，大學生從家庭生活中獲得的理解因子和情感溫暖與他們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關。家庭成員的和睦關系、良好溝通、相互理解等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長，能夠增強他們的自信心，他們會對生活充滿期待，更加努力，因此在日后的人際交往過程中就不易因家庭貧困而感覺自卑，覺得自己不如他人。

（四）貧困生的思想與心理狀況

研究者認為，主觀幸福感不會隨著時間而流失，也不會因為環境的一般性改變而發生很大的改變，從長期來看，貧困生主觀幸福感與他們自身的思想與心理狀況有重大關系，許多貧困生外表大方得體、自立自強，但實際上內心極其脆弱，甚至自卑。他們不敢主動表現自己，心里的自卑感讓他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因而難以產生積極情緒。相反，懂得鼓勵自己、肯定自己的貧困學生，即便生活較為貧困，依然對生活充滿信心，因而對生活的滿意度更高。雖然物質生活較為貧乏，但是價值觀取向的不同，對幸福的感知度也不一樣。

[參考文獻]

[1]苗元江.心理學視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論與測評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苗元江.《綜合幸福問卷》在中學生中的應用分析[J].校園心理，2012，（10）.

篇4

1.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作為答辯的開場白，包括姓名、學號、專業。介紹時要舉止大方、態度從容、面帶微笑，禮貌得體的介紹自己，爭取給答辯小組一個良好的印象。好的開端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

2.答辯人陳述

收到成效的自我介紹只是這場答辯的開始，接下來的自我陳述才進入正軌。自述的主要內容歸納如下：

（1）論文標題。向答辯小組報告論文的題目，標志著答辯的正式開始。

（2）簡要介紹課題背景、選擇此課題的原因及課題現階段的發展情況。

（3）詳細描述有關課題的具體內容，其中包括答辯人所持的觀點看法、研究過程、實驗數據、結果。

（4）重點講述答辯人在此課題中的研究模塊、承擔的具體工作、解決方案、研究結果。

（5）側重創新的部分。這部分要作為重中之重，這是答辯教師比較感興趣的地方。

（6）結論、價值和展望。對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新成果的理論價值、實用價值和經濟價值；展望本課題的發展前景。

（7）自我評價。答辯人對自己的研究工作進行評價，要求客觀，實事求是，態度謙虛。經過參加畢業設計與論文的撰寫，專業水平上有哪些提高、取得了哪些進步，研究的局限性、不足之處、心得體會。

3.提問與答辯

答辯教師的提問安排在答辯人自述之后，是答辯中相對靈活的環節，有問有答，是一個相互交流的過程。一般為3個問題，采用由淺入深的順序提問，采取答辯人當場作答的方式。

答辯教師提問的范圍在論文所涉及的領域內，一般不會出現離題的情況。提問的重點放在論文的核心部分，通常會讓答辯人對關鍵問題作詳細、展開性論述，深入闡明。答辯教師也會讓答辯人解釋清楚自述中未講明白的地方。論文中沒有提到的漏洞，也是答辯小組經常會問到的部分。再有就是論文中明顯的錯誤，這可能是由于答辯人比較緊張而導致口誤，也可能是答辯人從未意識到，如果遇到這種狀況，不要緊張，保持鎮靜，認真考慮后再回答。還有一種判斷類的題目，即答辯教師故意以錯誤的觀點提問，這就需要答辯人頭腦始終保持清醒，精神高度集中，正確作答。

仔細聆聽答辯教師的問題，然后經過縝密的思考，組織好語言。回答問題時要求條理清晰、符合邏輯、完整全面、重點突出。如果沒有聽清楚問題，請答辯教師再重復一遍，態度誠懇，有禮貌。

當有問題確實不會回答時，也不要著急，可以請答辯教師給予提示。答辯教師會對答辯人改變提問策略，采用啟發式的引導式的問題，降低問題難度。

出現可能有爭議的觀點，答辯人可以與答辯教師展開討論，但要特別注意禮貌。答辯本身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切不可與答辯教師爭吵，辯論應以文明的方式進行。

4.總結

上述程序一一完畢，代表答辯也即將結束。答辯人最后縱觀答辯全過程，做總結陳述，包括兩方面的總結：畢業設計和論文寫作的體會；參加答辯的收獲。答辯教師也會對答辯人的表現做出點評：成績、不足、建議。

5.致謝

感謝在畢業設計論文方面給予幫助的人們并且要禮貌地感謝答辯教師。

答辯注意事項

（1）克服緊張、不安、焦躁的情緒，自信自己一定可以順利通過答辯。

（2）注意自身修養，有禮有節。無論是聽答辯教師提出問題，還是回答問題都要做到禮貌應對。

（3）聽明白題意，抓住問題的主旨，弄清答辯教師出題的目的和意圖，充分理解問題的根本所在，再作答，以免答非所問的現象。

（4）若對某一個問題確實沒有搞清楚，要謙虛向教師請教。盡量爭取教師的提示，巧妙應對。用積極的態度面對遇到的困難，努力思考做答，不應自暴自棄。

（5）答辯時語速要快慢適中，不能過快或過慢。過快會讓答辯小組成員難以聽清楚，過慢會讓答辯教師感覺答辯人對這個問題不熟悉。

（6）對沒有把握的觀點和看法，不要在答辯中提及。

（7）不論是自述，還是回答問題，都要注意掌握分寸。強調重點，略述枝節；研究深入的地方多講，研究不夠深入的地方最好避開不講或少講。

篇5

【關鍵詞】獨生子女父母婚姻狀況大學生人格

是否獨生子女對大學生人格有著一定的影響。王月云等人研究??表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非健康型人格發生率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姚齊和研究??表明，非獨生子女在恃強性、敏感性、幻想性、緊張性因素的得分均高于獨生子女,只有敢為性因素的得分低于獨生子女。孫澤軍研究??表明，獨生子在聰慧性、敏感性和興奮性上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差異顯著，而在其它人格維度上，兩者無差異。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的人格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黃悅勤等人研究??發現，父母關系不和睦，單親家庭是大學生人格障礙的危險因素。劉金花調查??表明，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心理健康水平和專業有成就的人格特征得分也更高。凌四寶等人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完整和諧的大學生樂群性（A）、穩定性（C）、敢為性（H）均顯著高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持強性（E）、懷疑性（L）、憂慮性（Q1）、緊張性（Q4）則顯著低于在離散型家庭中成長的大學生。

如果按照上述研究結果推論，不良的父母婚姻狀況（例如離異，父或母去世）加上非獨生子女（有兄弟姐妹），人格應該更不良；但從家庭系統角度來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未嘗不是一種社會支持資源，也許會對父母婚姻狀況不良的消極影響起到一定的彌補作用。為了獲得實證的結果，本研究將嘗試對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影響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進行研究。

研究方法

被試。采用整群抽樣法，在北京市某大學大學生中進行取樣。共回收問卷6518份，實得有效問卷6062份，問卷有效率為93.00%。其中樣本的基本構成情況是：男生2707人，女生3354人，缺失性別數據1人；獨生子4527人，非獨生子1535人。被試年齡在19至22歲之間。

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卡特爾16種人格測試量表（16PF）以及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作為調查工具。自編的家庭調查項目主要包括父母婚姻狀況（分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和是否獨生子女等內容。16PF共有187題，歸為16種人格因素，分值越高，表明某種人格因素越突出,對正常人的16種基本人格因素有良好的區分能力。16PF具有較高的效度和信度：重測信度在0.43～0.89；結構效度較好，量表項目的因素負荷在0.73～0.96。

程序。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本研究采用2×3兩因素設計模式，以父母婚姻狀況、是否獨生子女作為自變量，分別以人格的16個因素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方差分析。所得數據采用SPSS11.0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父母婚姻狀況在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

從表1可以看出，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的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幻想性和自律性因素上主效應顯著，而在其它的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進一步多重比較發現,在恃強性和幻想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的得分顯著高于正常家庭（p

是否獨生子女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主效應。從表2可以看出，是否獨生子女在興奮性上主效應顯著，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則不顯著。

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在大學生人格因素上的交互作用分析。交互作用檢驗表明，在聰慧性、恃強性和興奮性上，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交互作用顯著（p

進一步分析表明，在聰慧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非獨生子女大學生顯著高于獨生子女大學生（p

研究結果討論

關于主效應的討論。在研究結果中，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主效應顯著，說明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確實存在顯著影響。這與劉金花的研究結果“與自述父母關系說不清的子女相比，自述父母關系好的子女在人格特征上有更多的優越性”是一致的；但在具體人格因素上的差異顯著狀況和凌四寶等的研究結果是有出入的，究其原因，應該是兩研究對大學生的父母婚姻狀況分類不同所致。凌四寶等的研究將家庭分為完整和諧型和離散型兩種，父母離異和父或母去世都被歸于離散型家庭，但這兩類家庭其實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將父母婚姻狀況細化為正常、離異和父或母去世三種情況，我們也因此獲得有關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影響的更為細致的結果。

具體人格維度上，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離異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離異家庭大學生則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恃強性高者好強、固執獨立、積極，低者謙遜、順從、通融、恭順；幻想性高者幻想、狂放任性，低者現實、遵守成規、力求完善合理；興奮性高者輕松興奮、隨遇而安，低者嚴肅、審慎、冷靜、寡言；有恒性高者做事盡職，低者茍且敷衍，缺乏奉公守法精神。所以和正常家庭大學生相比，離異家庭大學生更好強、固執，更狂放任性，更隨遇而安，也更缺乏奉公守法精神。

在自律性上，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自律性高者知己知彼、自律嚴謹；自律性低者矛盾沖突、不顧大體。由于父或母去世，很多孩子被迫過早接觸社會，過早承擔部分家庭的責任，過早體驗生活的苦樂艱辛，因而，相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人格上也就更加自律嚴謹。

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在其它人格因素上兩者無差異。本研究沒有在更多的人格維度上檢驗出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的差異，這一結果和姚齊和、孫澤軍等的研究結果是不一致的。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采用的是兩因素方差分析，不僅考察是否獨生子女對人格發展影響的主效應，也考察父母婚姻狀況與其對人格影響的交互作用。而其它研究則是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形式，沒有考慮到這種交互作用。

關于交互作用的討論。關于是否獨生子女與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的交互影響是本研究比較獨特和有價值的結果。從圖1～圖4，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的差異受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影響。

對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恃強性和興奮性上，非獨生子女要低于獨生子女，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這種差別。說明正常家庭的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其更謙遜、順從、冷靜、寡言。這可能與正常家庭孩子的注意力主要關注家庭內部，彼此要爭奪和共享父母的愛有關。而離異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恃強性和興奮性不存在顯著差異。

對于離異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激進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低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父或母去世家庭則均沒有差別。激進性高者自由、激進，不拘泥于現實；激進性低者保守、尊重傳統觀念與道德準則。兄弟姐妹的存在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父母離異，通常孩子會對主動提出離婚的父母一方有一種誤解，認為其對家庭不負責任，而兄弟姐妹的團結互助，則必然會增加其對家庭倫理重要性的認識。尊重傳統，重視道德準則，正是體現了離異家庭孩子的這種復雜心理。

對于父或母去世家庭的大學生來說，在聰慧性上，非獨生子女顯著高于獨生子女，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則均沒有差別。聰慧性高者聰明、富有才識、善于抽象思維；低者思想遲鈍、學識淺薄、抽象思維能力弱。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使其更聰慧。在這樣的家庭，家長由于要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擔，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孩子，孩子被迫彼此照顧，相互依賴。這種過早的社會化經歷，可能是其聰慧性高的原因。

結 論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人格存在顯著影響。離異家庭大學生在恃強性、幻想性和興奮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大學生，在有恒性上，顯著低于正常家庭大學生。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在自律性上顯著高于正常家庭和離異家庭大學生。

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人格存在顯著差異。獨生子女大學生在興奮性上顯著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兄弟姐妹的存在使正常家庭的大學生更謙遜、順從、冷靜；使離異家庭的大學生更接近現實，更尊重傳統。此外，兄弟姐妹的存在影響到了父或母去世家庭大學生的思維智力水平更高，使其更聰慧。（作者單位分別為：北京聯合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本研究獲北京市人才強教中青骨項目資助，曾美英同志參與寫作）

注釋

①王月云等：“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比較研究”，《醫學與社會》，2007年第9期，第38～40頁。

②姚齊和：“獨生與非獨生子女個性特征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1期，第54～55頁。

③孫澤軍：“大學生獨生與非獨生子女16項人格因素比較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2000年第3期，第284～286頁。

④黃悅勤,李立明,劉秀芬：“理工科一年級大學生人格障礙及其危險因素的現況調查”，《中華精神科雜志》,2000年第33期，第44～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