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的最強大動力，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尊敬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嘉賓，大家好！我來自擔保集團，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堅持科學發展觀 建設和諧發展的全省信用擔保體系》。

科學發展觀，它凝聚著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和奇跡。擔保集團，三年的勵精圖治,信用擔保體系成員翻了二番，擔保、再擔保額同比翻了三番。構建省級信用擔保體系的探索，開全國先河，創造了我國信用擔保業改革發展的安徽模式。擔保集團，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已經崛起成為我國最大、最強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之一；初步擔當了政府投資的放大器、銀行信貸的減壓器、企業信用的孵化器、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社會和諧的穩定器。這是一個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的奇跡！這是一個認真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奇跡！

學習科學發展觀，我們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建設全省信用擔保體系，深入落實省委、省政府“工業強省”的發展戰略，有利于提高全省擔保機構的業務能力，更好地服務于全省中小企業。建設全省信用擔保體系，既是我省經濟崛起的內在要求，更是我省擔保業發展的必然需求。1 2實踐科學發展觀，我們詮釋著發展與跨越。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我們力爭在3到5年的時間里，使擔保資本金增加至不低于50億元，年擔保、再擔保規模達到或超過180億元；建成以擔保集團為龍頭，市、縣、區擔保機構為成員，覆蓋全省、運行高效、功能完善、風險控制良好的全省信用擔保體系。

風雨西來，秋涼透衫。目前，世界金融危機給我省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新的形勢催使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新的機遇需要我們更加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

風潮洶涌，自當破浪；任重道遠，更需策馬加鞭。我們一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財政廳黨組的具體部署，以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為契機，加快建設“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全省信用擔保體系，最大限度地改善我省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支持促進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

篇2

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世界人口總量將達到93億,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亞洲。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將由現在的50%多增加到70%。日益加快的城市化將成為亞洲內需旺盛與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給城市的承載能力與發展模式帶來巨大挑戰,但不管怎樣,預計亞洲未來10年-20年經濟發展速度仍將顯著高于西方國家。

危機之后,亞洲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明顯提高,中國、日本、印度作為全球三大經濟體都在亞洲,使亞洲在世界經濟所占份額保持穩定增長態勢。二戰以后,亞洲先后經歷了日本崛起、“四小龍”騰飛和中印快速發展三輪大潮,經濟實力和活力進一步增強,全球影響力明顯上升。此次金融危機更加快了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步伐。

2009年全球投資的40%發生在亞洲,相當于美國和歐洲的總和。在世界零售銷售市場,亞洲占三分之一,成為許多產品的最大市場,汽車銷售占35%,手機銷售占43%,能源消費占35%。亞洲股市占全球股市市值34%,超過美國的33%和歐洲的27%。以實際匯率計算,2009年東亞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達25%,超過了美國。

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必然推動金融格局的變革。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基本上是美國和日本銀行業力量角逐的時期,1970年全球前10大銀行中,美國占7席,沒有一家日本銀行,后來到90年代初,日本占據7席。2000年以來到這次危機大爆發前,歐洲銀行地位上升,新興市場銀行業高速發展。

這次危機后,全球銀行體系和貨幣體系將會繼續發生變革與調整,美元的霸主地位下降,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將加速,中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銀行存款總額也將在未來幾年超過美國,有望躍升為全球第一大銀行業市場,成為國際銀行業競爭的主戰場之一。

雖然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但銀行的基本屬性和基本功能沒有變化,銀行業籌集資金、配置資金、支持實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的沒有變,為客戶提供賬戶、產品和服務的作用沒有變,在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地位也沒有變。

后危機時代銀行業經營制度與環境會發生很大變化,給銀行業帶來了嚴峻挑戰與不確定性,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銀行在經濟低增長環境中如何持續盈利?在經濟再平衡與轉型中如何加快發展?在嚴格監管條件下如何經營管理?

應對這些挑戰,不同的銀行可能會有不同的策略與偏好,但不管怎樣變化,最關鍵、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銀行核心能力建設。

6月,英國雜志《銀行家》評全球“最賺錢銀行”,前5位中,中國國有銀行占據了前三席。可是該雜志還有“最強銀行1000家”名單,前5席中并沒有上述“最賺錢銀行”的蹤影。最能賺不一定最強,國有銀行癡肥卻不強壯。

事實上,中資銀行在核心競爭力上和國外銀行還有比較大的差距。

篇3

2006年11月，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名下的Cascade投資公司和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名下的王國國際酒店集團斥資37億美元聯手收購加拿大著名的四季酒店，這是私人股本公司最新的一次大動作。這條并購消息成為當天推動紐約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目前全球已有數千家私人股本公司，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入到私人股本領域。而私人股本公司在經濟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卻一直沒有得到外界足夠的認可。德國《商報》日前報道說，20世紀80年代，私人股本公司在德國還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由此可見，私人股本公司的歷史并不長。但它是一個高度專業化和合理化的行業，其中不乏經驗豐富的行業專家。

目前推動私人股本行業高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良好的全球經濟發展前景、大公司中的部分業務出讓、低利率以及資金的高流動性。歐洲私人股本協會的數據顯示，自1980年以來，該行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0.3％。另外，自2002年以來，私人股本公司在歐洲企業兼并市場中所占份額基本穩定在19％至22％之間。有資料顯示，黑石、凱雷、KKR及得克薩斯太平洋集團4家實力最強大的私人股本公司近來已募集了約530億美元資金。考慮到杠桿效應，如此規模的資金相當于價值超過1500億美元的交易。

私人股本公司的運作方式基本上是：先低價買入一家公司，然后對公司進行結構重組，待有利可圖時再以高價轉手賣出，從中獲利。私人股本公司收購企業時，所需資金有1/3來自自有資金，其余2/3通過借債方式獲得。收購一企業后，它們通常會經營該企業4至5年的時間。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對2005年被私人股本公司重新賣出的歐洲最大的100家公司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從買入到賣出這段時間，投資者所擁有的股份價值翻了一倍。

私人股本投資風險很高。私人股本公司收購的企業涉及各種行業，交易金額在逐年攀升。它們的胃口也越來越大，通常收購的目標以中型企業為主，現在已開始瞄準大型上市企業。

篇4

關鍵詞：建成區綠地率；經濟發展；計量分析；時空差異

中圖分類號：TU98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16-431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6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至2014年底，年均增長率在9.5%以上[1]。城市經濟發展既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其快速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1981-2014年中國建成區綠地面積從11.00萬hm2增至182.00萬hm2，建成區綠地率從14.79%增至36.29%[2]。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到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時期[3]，城市綠地建設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4]，且不同地區間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與綠地建設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5]，故探究前者對后者影響的時空差異，對全國及各地區城市綠地建設有針對性地把握經濟發展新契機，更好地利用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目前，尚未有學者就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時空差異做出研究，相關研究側重于討論兩者間的內在關系。例如，吳彤等[6]以南京為研究對象，定量分析出經濟發展水平與綠地規模存在顯著相關性；劉鵬等[7]以綿陽作為研究對象，借助軟件SPSS 10.0，分析出綿陽市經濟增長與綠地建設水平間存在密切關系。在上述成果基礎上，開展以下方面的探討將使研究體系更加完整，針對全國層面、不同地區層面等多個空間單元分別進行實證分析，比較不同空間單元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差異；分析比較不同時間段內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差異及演變趨勢。

1 變量選取、數據基礎與研究范圍

1.1 變量選取

城市經濟是以城市空間為載體，通過人口、資本、技術等高度聚集，形成二、三產業快速發展及結構不斷優化的地區經濟[8]，其促進綠地建設水平提高主要體現在總產值增加、人均產值提升、地均產值增長、產業結構升級、綠地建設投資增加等方面。體現城市經濟發展及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變量選取如下：

1）二、三產業總值（INV），單位為億元，表征城市經濟總產值。由于第一產業的產值占城市經濟總產值比例較小，且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程度較弱，故選第二與第三產業產值之和表征經濟總產值。

2）人均二、三產業總值（PNV），單位為萬元/人，表征人均產值。計算該指標的人口變量選城區常住人口更具科學性，但其統計口徑發生過變化，故選統計口徑一致且數據連續性強的城市非農人口作為替代。

3）地均二、三產業總值（MD），單位為千元/m2，表征地均產值。計算該指標時選建成區面積作為其分母。

4）三產比重（SC），單位為%，表征產業結構。該指標是通過第三產業產值與二、三產業總值相比得到的。

5）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TZ），單位是萬元，表征城市綠地建設投資。此類投資為城市園林綠化固定資產再生產活動，包括改建、擴建及新建園林綠化等活動[2]。

6）建成區綠地率（GBD），單位為%，表征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反映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指標很多，有建成區綠地面積、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等，但建成區綠地率具有統計口徑一致、數值精確、作為相對指標更適合用于不同地區間進行比較等優勢[9]。

1.2 數據來源及處理

以上各指標來自《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與《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為盡可能消除異方差對實證檢驗的影響，對部分指標采取對數化處理[10]，處理后各變量名稱為lnINV、lnPNV、MD、SC、lnTZ、GBD。

1.3 研究范圍

在空間尺度上，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按區域經濟帶劃分地區的方式，將中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區。在時間尺度上，根據中國二、三產業產值年均遞增速率的逐年變化情況，將1996-2014年劃分為3個時間段（圖1）。1996-2004年總產值年均增速不斷加快；2005-2010年為總產值年均增速處于波動起伏階段；2011-2014年為總產值年均增速下降階段。

2 實證分析

2.1 單位根檢驗及協整檢驗

在回歸分析前需驗證各指標序列是否平穩或存在長期均衡關系[11]。針對全國1996-2014年面板數據進行檢驗（表1），各指標的差分序列均在1%顯著性水平下接受LLC、Im-Pesaran-Skin、Fisher-ADF、Fisher-PP檢驗，說明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在此基礎上需考察變量間是否有長期均衡關系，故有必要進行協整檢驗。

由于Pedroni檢驗允許存在較大程度個體差異，故本研究選此方法進行檢驗[10]。由表2可知，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與Group ADF-Statistic均通過5%顯著性水平檢驗。由于研究樣本數量較小，故主要參考Panel ADF-Statistic與Group ADF-Statistic的檢驗結果，確定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綜上所述，全國面板數據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2.2 建立計量模型

通過F檢驗及Hausman檢驗，發現全國及三大地區的面板數據均拒絕常截距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研究，考察不同時空內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狀況及差異[9]。建立計量模型如下：

GBDit=C+β1lnINVit+β2lnPNVit+β3lnMDit+β4lnSCit+β5lnTZit （1）

式中，C為常數項，β1～β5為回歸系數，GBDit、INVit、PNVit、MDit、SCit、TZit分別代表第i個省份第t年的建成區綠地率、二三產業總值、人均二三產值、地均二三產值、三產比重和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

2.3 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空間尺度分析

由表3可知，全國及三大地區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回歸結果。全國經濟變量T值均顯著，且顯著性水平高；三大地區由于各自特點，其內部個別經濟變量T值不顯著。模型調整后R2均較高，F值較高且顯著，表明各模型擬合度均較好。回歸結果說明基于全國及三大地區，各經濟變量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解釋力強[12]。

2.3.1 全國SC回歸系數最大，MD影響效果最弱 從全國層面看，經濟總產值增加、人均及地均產值提高、產業結構升級與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均較大程度促進建成區綠地率提高。在各變量增幅相同的前提下，SC最大程度促進GBD增加。SC回歸系數為0.199 4，表示其每增長10%，GBD將提高19.94%。INV、TZ、PNV對GBD的影響效果顯著且作用力較強，T值分別為9.474 1、8.828 6與2.316 5，回歸系數分別是0.021 7、0.012 2與0.011 3。MD對GBD的影響效果及作用力度均較弱，T值為1.920 6，回歸系數為0.018 6。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是：①城市產業結構與城市綠地建設水平間的聯系十分密切，前者的調整與升級既對后者的提高提出了迫切需求，也為后者創造了更多的發展空間與有利條件；②城市經濟總產值及人均、地均產值增加都會為城市綠地建設提供必備的物質基礎與資金保障；③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一部分資金用于修復、改造原有建設，僅一部分用作新增投資，且投資的綠地僅為建成區綠地的一部分，故園林綠化投資對城市綠地建設的促進力度相對較小；④研究時段內，建成區面積擴張過快，導致地均產值的增長相對較慢，其影響效果及作用力度相對較弱。

2.3.2 東部SC作用力度最大，MD影響效果不顯著 從東部尺度看，SC對GBD的促進力度最大，回歸系數為0.267 9，表示SC每增長10%，GBD將提高26.79%；INV對GBD的促進力度排第2位，回歸系數為0.020 9；PNV、TZ對GBD的作用力度較小且接近，回歸系數分別是0.015 9與0.013 2，但PNV的T值僅為1.922 3；MD對GBD的影響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有：①東部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很快，比重不斷加大的第三產業對城市綠地的需求最強烈，且其所給予后者的發展空間最大，同時，與城市綠地建設相關的產業也大幅增加；②東部產業總值高，提升速度快，對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支撐作用十分明顯；③研究時段內，東部城市人口數量與建成區面積增長均過快，減緩了人均產值及地均產值的提升速度，導致其對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作用效果減弱。

2.3.3 中部SC作用力度最大，PNV影響效果不顯著 從中部尺度看，SC對GBD的促進力度最強，回歸系數為0.166 8；MD對GBD的促進力度較弱于SC，回歸系數為0.034 9；TZ的回歸系數為0.017 4，與全國、東部、西部相比，其在中部的促進力度更大；INV的促進力度最弱，回歸系數為0.015 2；PNV的影響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本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處于不斷加快階段，與城市綠地建設水平間的聯系不斷加深；②本地區城市綠地建設基礎相對薄弱，強有力的園林綠化投資使其建設水平能夠快速提升；③中部人口基數較大，導致人均產值增加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促進作用相對較弱；④中部建成區面積擴張速度相對較慢，地均產值的提升則相對較快，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促進作用相比其他地區更為明顯。

2.3.4 西部MD作用力度最大，SC影響效果不顯著 從西部尺度看，MD對GBD的作用力度在各變量同幅度增加條件下最大，且在全國及各地區間相對最大，回歸系數為0.040 8，表示其每增加10%，GBD增長4.08%；PNV的促進力度排第二位，回歸系數為0.027 6；INV與TZ的促進作用較為接近，回歸系數分別為0.010 6與0.008 6；SC影響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有：①西部建成區面積相對較小，人口相對較少，兩者的擴張速度均較慢，而隨著西部大開發等政策制度的落實與實施，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使西部地均產值與人均產值相對較快提升，成為促使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②西部產業結構較落后，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小，較難在短時間內改變現狀。

2.4 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時間尺度分析

本研究不僅基于空間尺度進行分析，也從時間尺度考察了不同時間段中國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的差異及演變情況。對1996-2004年、2005-2010年、2011-2014年3個時間段分別進行檢驗，得到回歸結果（表4）。模型調整后R2均較高，F統計量均在1%水平顯著，表明各模型整體擬合均較好，即在不同時間段內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均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2.4.1 1996-2004年SC作用力度最強，MD與PNV影響效果不顯著 此時間段內，在各變量同幅增加條件下，SC對GBD的作用力度最大，回歸系數為0.351 3，表示SC每提高10%，GBD增加35.13%；INV促進力度較大，回歸系數為0.035 1；TZ促進力度較小，回歸系數為0.008 4；MD與PNV的影響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此階段的城市產業結構進入到加速調整與升級時期，三產比重不斷提升，對城市綠地建設的需求不斷提升，且為其創造更多的發展空間；②城市產業總值快速增加，為城市綠地建設的多方面均提供了必要保障，在基本物質層面支撐了其水平穩步提高；③針對城市綠地建設的專項投資還相對較少，對其整體水平提升的促進力度相對較弱；④在本階段內，城市建成區規模與人口均處于快速增長階段，人均及地均產值的增速相對減緩，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影響不顯著。

2.4.2 2005-2010年SC作用力度減弱，TZ作用力度增強 此時間段內回歸模型的擬合度在3個模型中最高；SC回歸系數為0.218 8，對GBD的促進作用與前一階段相比開始減弱，但作用力度仍最大；MD對GBD的作用效果變得顯著，作用力度排第二位；TZ的回歸系數為0.019 5，相比前一階段，其對GBD的促進力度相對增強；INV與PNV的作用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①該階段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上一階段，其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②促進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升的各方面因素增多，產業結構升級對其的影響比重開始下降；③該階段城市綠地建設更加受到重視，由于相關政策、建設理念等影響，對城市綠地的投資力度不斷增強。

2.4.3 2011-2014年各變量作用力度減弱 此時間段內經濟發展的大多變量對GBD的作用力度均減弱。SC的作用力度仍最大，回歸系數為0.167 7，但較前一階段已大幅減小；TZ作用力度較大，回歸系數是0.012 4，但也較前一階段有所減弱；INV的作用力度最小，回歸系數為0.004 9；PNV與MD的影響效果不顯著。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中國整體經濟增速較上一階段開始放緩，制約了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總產值、人均及地均產值增加方面對綠地建設的促進作用；②在轉型時期，經濟發展更加側重于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固定資產投資等方面促進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升。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1）中國城市經濟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總產值增加、人均產值增長、地均產值提升、固定資產投資加大均不同程度的為其提供了強大動力。在相同幅度增加的條件下，產業結構升級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促進力度最強。

2）從空間尺度看，城市經濟發展對不同地區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促進作用存在差異。產業結構升級在東部和中部的促進力度最大，而在西部的影響效果不顯著；經濟總產值增加的促進力度在東部排第二位，在中部與西部均排第三位；人均產值提高的促進力度在西部排第二位，在東部排第三位，而在中部影響效果不顯著；地均產值增加的促進力度在西部排第一，在中部排第二，而在東部影響效果不顯著；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效果均顯著，但除中部外，在其他地區的作用力度均最小。

3）從時間尺度看，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的促進力度呈現為先加強，后不斷減弱的趨勢。產業結構升級雖在不同階段均保持最強促進作用，但隨時間推移，其作用力度不斷降低；經濟總量增加的促進強度在大多數時期處于第二位，且促進力度也在逐步下降；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的促進力度先大幅加強，后又小幅減弱；地均產值提高的促進效果經歷了由不顯著轉為顯著，后又變為不顯著的過程；人均產值增加在各階段的影響效果均不顯著。

3.2 討論

1）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對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促進作用不斷減弱是客觀趨勢，需深刻認識與積極利用兩者間的規律及作用機制，把握好現階段產業結構升級與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加大為城市綠地建設帶來的良好契機，發揮好轉型時期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促進效力。

2）各地區需就各自經濟發展現狀做出合理判斷與部署，為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探尋新的動力源。東部應在經濟總產值快速增加、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同時，更加注重加快人均產值及地均產值的提高；中部應更加重視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總產值增長；西部應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園林綠化固定資產投資，帶動城市綠地建設水平快速提升。

3）促進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高的因素眾多，經濟發展僅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城市用地規模、城市人口數量、相關政策、建設理念、自然地理條件等均對城市綠地建設起到了推動或抑制作用[4]。在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減弱時，可通過擴張城市建設用地規模、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等途徑，在更多方面合理且較快地促進城市綠地建設水平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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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投資　區域集聚　循環累計效應　空間鄰近效應

1.風險投資區域集聚現象

1946年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RD的成立標志著風險投資的誕生，至今風險投資已經走過了60多年的發展歷程。從國內外風險投資的發展現狀來看，風險投資的分布有著明顯的地域性。美國的風險投資主要聚集于加利福尼亞州的硅谷地區，麻省的128號公路區及紐約州。這些地區集中了全美國70%的風險資本和60%的風險投資公司。在英國，大約75%的風險投資公司位于倫敦和東南地區。在世界其他各地，如加拿大的渥太華地區，印度的班加羅爾地區也凸顯出風險投資的區域集聚現象。

我國的風險資本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這三個城市。2010年，這三個城市所集中的風險資本總額高達近1200億元，約占我國風險資本額的50%。

由此可見，風險投資的區域集聚現象使得不同地區之間的風險投資發展極不平衡，從而對不同地區的技術創新活動和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研究風險投資區域分布不平衡現象及其形成原因，對于各地區制定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戰略、促進當地經濟的繁榮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我國風險投資主要集聚地區及其特征

2.1北京地區

北京是中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諸多的金融機構、國家金融宏觀調控部門、中國主要商業銀行、全國性保險公司等都匯集于此。同時，北京還是大部分國有大型企業總部所在地、大量境外跨國公司中國地區總部所在地等。北京也是我國最重要的科技創新中心和智力資源密集區，科技成果的數量和水平一直處于我國前列。北京擁有全國最多、最著名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高等院校40多所，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科研院所130多家。因此，眾多的VC/PE機構落戶北京并從事風險投資活動。北京地區的風險投資發展在全國都處于領先地位。根據CVCRI統計，從被投資企業所在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地區的被投資企業的數量和獲得的投資金額都是最多的，其中，被投資企業有176家，占總的被投資企業的23.44%;北京地區獲得的投資金額為299.02億元，占總金額的29.30%。

以中關村科技園區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北京市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關村聚集著全國重要科技戰略資源，蘊涵著技術創新的強大動力，是我國規模最大、自主創新能力最強的高新技術及企業的聚集地，始終引領著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向。憑借這些優勢，中關村成了眾多投資機構入駐首選地之一。截止到2010年上半年，入駐中關村西區的股權投資機構已達188家，管理基金規模超過1000億元。

2.2上海地區

上海是我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以說是風險投資機構云集之地。數據顯示，2010年1月一9月，上海合同利用外資113.41億美元，同比增長15.3%，其中，第三產業合同利用外資92.86億美元，占比達81.9%;實際利用外資81.82億美元，同比增長3.8%。據CVCRI統計，從被投資企業所在地域分布來看，上海被投資企業的數量和獲得的投資金額僅次于北京，位居第二。其中，被投資企業數為88家，占總的被投資企業的1172%;獲得的投資金額為84.46億元。

上海作為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致力于發展風險投資、股權投資業。為吸引股權投資機構落戶，上海比照國際金融機構獎勵政策而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補貼、現金獎勵、人才吸引等辦法。同時，上海市黃浦、楊浦、徐匯等區也紛紛出臺了區域性的激勵措施，筑巢引鳳。此外，上海也十分注重結合地區特點，在吸引外資投資機構發展上大做文章，有針對性地出臺了鼓勵外國投資者在浦東新區設立外商投資股權投資管理企業的相關辦法，在吸引海外投資機構落戶上形成特色。

2.3深圳地區

深圳90%以上的研究開發機構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究開發人員也集中在企業，使得企業成為研究開發的主體，直接面對市場、消費者展開研究開發活動，形成了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良性循環，科技成果轉化率達到80%（全國平均不到20%）以上。

作為中國第一個風險投資試點城市，深圳較早出臺了一系列扶持風險投資發展的政策措施，成為全國風險投資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經過十多年的積極探索，已初步形成了由項目、資金、股權交易市場和中介機構組成的創業投資市場體系，風險投資已成為推動深圳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創業投資最活躍的地區，十多年來，深圳創投機構數量、創投資本總額等多項指標一直保持全國第一。截至2009年底，全市共有私募基金300多家，管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總規模約為2500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35%。其中創業投資基金的總規模為600億元，其他類型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總規模為1900億元;管理私募證券基金規模超過4000億元，其中信托私募證券管理規模達到200億元以上，約占全國的30%。2010年深圳的風險投資發展依然迅猛。據CVCRI統計，深圳市被投資企業數量排名第三，占比達7.32%，位于上海之后;投資金額位于第七位，占總投資額的3.48%。

3.我國風險投資的區域集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