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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市場分析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09-25 11:24:02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醫療器材市場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至4月份經濟運行分析

**區人民政府

 一、經濟運行情況

(一)總體情況

1-4月份,預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20億元,同比增長9.5%,完成全年880億元目標任務的25%。其中,一產完成0.1億元,二產完成81.5億元,增長10.4%;三產完成138.4億元,增長9%。實現財政收入71.4億元,同比下降 7.3%,完成全年265億元目標任務的27%,其中一般預算收入完成23.2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達71.4億元,同比下降21%,僅完成全年650億元目標任務的11%。限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82億元,同比增長14.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500元,同比增長13.1%。

(二)重點項目開復工情況

2012年我區重點項目共235項,其中新建115項,續建120項;計劃投資1158億元,其中政府投資219億元,企業投資939億元。截止目前,已開工、復工項目104項,開工率達44%。

——104**市建設項目中43項已開工,28條道路綠化提升工程、**科教園區、吉勞慶川等景觀綠化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70%,凈水廠、**基和柴家梁兩座配水廠已開工建設,大興傲城及國電北片區道路、北外環、109東線改造、東康快線改擴建等道路全部開工。

——49項工業項目中22項已開工,奇瑞汽車、京東方、美國GTA、比克鋰電池等項目全面開工,中興特汽已開始試生產,久和風機正在批量化生產,云計算園區道路管網和中興能源、鼎聯數碼已開工建設。

——29項現代服務業項目中16項已開工,滿世廣場、寶泰鑫商場、天潤商住等項目正在進行主體工程,易興國際商貿城、旅游服務中心已開始內外裝修。

——15**鄉統籌項目中11項已開工,示范區道路、綠化、污水處理廠等基礎設施建設已全面開工,移民二期、億利城市新經典等商住項目正在進行內外裝修,鄂絨搬遷、中小紡織園、酒業集團三個產業項目已復工,核心區防護林帶、森林植被恢復等林業工程已完成65%以上的工程量。

——38項社會事業項目中12項已開工,青銅博物館、啟迪孵化器大廈、城投大廈、圖書館、首醫**附屬醫院、中華情老年公寓等公益項目正在進行內外裝修,9所學校續建工程、**高中等教育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已復工。

(三)土地、資金等要素爭取情況

一是資金方面,積極與銀行、信托、證券等金融機構和投資集團對接,先后爭取到資金88.6億元,其中銀行新增貸款24.5億元,小貸公司發放貸款24億元,5家基金管理公司為企業募集資金1.8億,部門爭取到上級專項資金4600萬元,政府多種渠道籌措到位資金37.8億元。二是土地指標方面,通過去年以來堅持不懈、不遺余力地向國土廳、國土部的爭取,**區被列為自治區處理用地歷史遺留問題試點地區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試點地區,向全市配置2300公頃建設用地指標,主要分配給**區。另外,通過土地增減掛鉤等,爭取到了309公頃的用地規模。三是消解政府債務方面,已償還政府存量債務40億元,其中銀行貸款本息5.4億元,歷年累積的工程欠款36.6億元。

(四)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困難

一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與國內其他地區相同,受到金融危機和宏觀經濟主動調控影響,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我區經濟增速逐漸下降,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1至4月份,我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去年同期的31.7%回落至負21%,其中房地產投資下降了65.5%,其他領域投資額與去年基本持平,進一步顯現我區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比重過大,導致投資下降明顯;因神東煤炭公司分稅額度大幅下降、原煤價格產量回落等原因,財政總收入同比減少了5.6億元,作為重點稅源的煤炭業僅完成稅收22.32億元,占總比重的31%,同比減少了13.61億元。

二是資金緊張局面不容樂觀。盡管我區不斷加大與金融機構對接力度,多方籌資、合力解困,但由于金融機構信貸緊縮,新增貸款余額增速趨緩,資金流動性不足,一季度我區貸款余額增速同比下降了3個百分點。融資難、資金緊對我區經濟的整體形勢帶來了較大影響:房地產企業貸款被封堵,企業資金鏈普遍異常緊張;政府基金收入大幅下降,財政資金的調度異常困難;項目建設資金缺口較大,造成項目開工率不足,已開工項目投資信心不足,建設進度緩慢。

三是工業經濟增速放緩。新興產業所占比重偏低,一煤獨大、產業單一、支撐不足的工業結構仍未改變。1至4月份,全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預計完成149億元,同比增長8.7%,增速繼續回落。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呈下降趨勢,全區原煤產量達3230萬噸,增長4.8%,增速較去年同期回落24.6個百分點;發電量16.3億千瓦時,同比下降2.1%;售電量33.5億千瓦時,與去年同期持平;羊絨衫22.7萬件,同比下降32%。

四是消化存量商品房難度較大。目前,我區在建和建成待售的地產面積達1860萬平米,其中住宅5.8萬套、770萬平米、商業辦公740萬平米,在建成待售的商品房中,100平米以下住宅不足30%,由于投資性需求已逐漸退市,剛性需求的消費者普遍持觀望態度,市場供求存在一定矛盾,不利于銷售。同時,我區房地產企業負債中民間融資約占48.5%,房地產銷售市場停滯、資金回籠不足對民間融資造成不利影響。

五是消費需求拉動力偏低。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12個百分點,其中汽車銷售同比下降18%;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9145元,同比下降6.8%。除食品和醫療保健等剛性支出與去年同期持平外,房屋租賃消費下降了38.6%。消費市場疲軟造成部分商場、酒店、娛樂和普通營業網點等經營不景氣。同時,因房租、各種費用等一系列成本均有所降低,物價水平逐步下降,1至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102.8%,較去年年底降低了3個百分點。

二、下一步工作重點

當前,我區與全國各地相同,出現了經濟增速回落、融資困難加大、房地產銷售市場低迷等普遍問題。解決好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推進經濟持續平穩增長,我們要看到宏觀政策調控和我區發展基礎中的有力條件和積極因素:一是經濟增長趨緩,是經濟由求量向求質發展的拐點,是從重發展速度、規模向產業轉型、自主增長轉變,同時整體經濟下行加速了東部發達地區部分產業向西部轉移,對產業升級、增加投資創造了新的機會,在這個時候產業轉型機會更大、成本更低、阻力更小、動力更大。二是金融政策更多的回歸中性穩健,在對房地產等行業金融政策收縮的同時,將對中小企業、新興產業、文化產業、服務業等支持力度加大,有力于引導企業社會資本向發展實體經濟集中。三是房地產市場低迷,使房地產對經濟發展貢獻率逐步減弱,經濟對房地產市場依賴程度下降,為房地產業的整合、優化、重組提供了空間和條件。房地產開發規模的降低為城市轉型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務檔次,推動城市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細化轉變。四是消費需求拉動減弱,充分凸顯了剛性消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區的市場供求關系不斷趨于平衡,行業利潤逐漸趨向合理,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社會投資和消費回歸理性,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品質內涵不斷提升的重要表現。五是物價、房價下降,直接導致租金等經營性成本和生活性成本的降低,更加有利于集聚人氣、活躍商圈,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更加穩固和扎實的基礎。

面對我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困難和機遇,下一步,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區委的總體要求,抓住二季度的寶貴時間,克服一切困難推進重點項目建設,扛住壓力,渡過難關。重點將采取以下措施:

(一)突出重大項目,不斷增強發展后勁。堅持抓項目建設不放松、不懈怠。一是抓重點產業項目不放松。針對因房地產投資下滑導致的固定資產投資回落,要在產業項目上大力彌補,引導企業和社會資本投入實體產業。要集中力量打造裝備制造基地和云計算產業園區,力促奇瑞、京東方、美國GTA等龍頭項目加快建設、投產達效,確保云泰、智慧互聯首個數據中心投入運行,開工建設鼎聯數碼項目。跟蹤推進香港經貿周簽約項目的落地。二是抓煤炭產業不放松。堅持把深挖煤炭產業效益作為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的主抓手。加快蒙泰等6個洗煤廠建設進度,開工建設新興物流園區等3處大型煤炭物流基地,力爭煤炭洗選率提高到90%;加大3個煤炭集裝站鐵路運力的爭取力度;啟動運行煤炭電子交易平臺,年內在平臺上實現煤炭電子交易量1.5億噸,交易額突破500億元。三是抓服務業項目不放松。抓緊出臺、認真落實啟動商圈、扶持酒吧一條街等各項優惠政策,加快啟動新建成的商場、娛樂場所、餐飲特色街等,特別是盡快啟動**商圈。加快華**、香港新世界等項目的引進落地,確保年內啟動運營沃爾瑪、大潤發等大型連鎖超市。做好與**商會對接,確保**、**370家服裝日用品經銷商在10月1日前全部進駐易興商貿城。四是抓城市基礎項目建設不放松。加快道路、綠化、管網改造、垃圾處理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開工建設蒙泰4×330兆瓦熱電聯產項目,啟動運營20萬噸中心城市供水工程,確保市政續建道路、垃圾壓縮站、配水廠續建工程等項目年內完工,街景改造、景觀和綠化工程在國際那達慕大會、世界小姐總決賽等重大活動舉辦前全部完工。五是抓民生工程不放松。集中財力加快38項社會事業重點項目,確保青銅文化博物館、啟迪孵化大廈、首醫**附屬醫院、**高中和10所學校續建工程等項目年內完工。

(二)抓住關鍵環節,全力破解制約難題。一是加大融資工作跟蹤推進力度。力促與民生銀行、中融信托、國開行已辦好手續的40億元資金盡快到位,以推動經濟運轉渡過困難期。5至6月,將有900多戶企業、90多億元銀行貸款陸續到期,將通過在城司設立1億元產業發展基金,吸納更多資金,形成規模,幫助重點企業倒貸、續貸。探尋以實體項目為貸款主體、以房地產作為抵押的項目融資模式,解決企業資金困難。二是抓好財政開源節流。最近市里正在研究制定增加財政稅收具體辦法,我們要大力爭取增加煤炭運輸領域稅收,加大對煤礦城鎮土地使用稅、煤炭價格調節基金等的征收力度,爭取國稅優惠、外來企業屬地納稅等政策,確保完成全年財政收入任務。要大力壓縮政府支出,適度控制政府投資項目規模,把有限的資金集中在重點產業項目扶持、重大基礎設施、公益設施、民生工程等項目。三是大力清償政府債務。合理安排財政預算資金,多種渠道、多種方式籌措償債資金,突出解決好“三角債”問題,清償債務的資金要優先解決債務鏈中涉及民生、民間借貸領域的問題,年內要完成35%的政府債務清理化解工作。四是集中解決土地問題。抓住我區被列為自治區處理用地歷史遺留問題試點地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試點地區的有利契機,充分利用爭取到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用地指標,用一個月的時間集中辦理在建和建成項目的各類手續,推動項目合法合規建設。五是推進商品房銷售。充分運作新組建的房地產市場銷售資訊平臺,以政府向購房者承諾樓盤最低價的方式,來推動市場剛性需求的出籠;協調銀行按揭和企業自助式按揭貸款,挑選優質樓盤率先啟動企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團購試點,并逐步向工業園區、廠礦企業、周邊旗區擴展;全面落實1萬套保障性住房回購工作。

(三)突出民生領域,營造良好發展環境。一是著力降低生活成本。抓好降低房租、平抑物價、創業帶動就業等惠民政策的落實,為中低收入家庭、新就業群體和外來務工人員提供更多的便利。近期,要與達旗等周邊旗區簽訂合作協議,加快蔬菜和肉食品種養殖基地建設;為農超對接實行“兩頭”補貼,減少流通環節;加快商品配送中心、標準化菜市場、平價便民超市、放心糧油店和蔬菜直銷店建設,有效降低物價水平。二是加強輿論正面引導。目前,外界和網絡媒體對**、對**的訛傳不斷,金融界對我區的項目資金投放非常謹慎,宣傳部門要主動出擊、提前預判,加強正面宣傳報道,在輿論氛圍上贏得主動、鼓舞士氣。要以政府投資項目和消減政府債務為抓手,以政府誠信提振企業及民間的投資信心,推動重點項目建設,拉動關聯產業的發展,帶動地區經濟的整體活躍。三是妥善做好社會糾紛矛盾調處。圍繞規范民間借貸、回遷安置房建設、農民工工資保障等重點工作,強化“大調解”機制建設,對可能發生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要提早介入、及早處置,防止事態擴大,堅決避免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

(四)倡導務實作風,推動各項工作高效落實。一是沉下身子到項目實地。當前已進入了項目施工“黃金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項目開復工上,按照四大班子聯系重點項目職責分工,形成項目責任領導和聯系領導親自抓、部門負責人跟蹤蹲點的工作機制,切實深入項目一線緊盯不放,推動項目開工,狠抓工程進度。二是將工作重點牢牢抓在手上??h處級領導干部要突出重點工作、重大項目,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集中攻堅,集中突破,每個領導干部都要親自抓幾個大項目,推動關鍵項目建設在二季度見速度、見實效。三是幫助重點企業解決關鍵問題。對“大走訪”活動中梳理的131個重點項目、存在的206個具體問題,要限時解決、跟蹤督查,全力幫助重點企業和項目跑資金、辦手續、解難題,努力煥發企業發展活力。四是提高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在客觀認識當前工作困難和機遇的基礎上,提高工作創新和分析判斷能力,在推動重點工作、難點事務上挑重擔、求突破,推動我區經濟持續平穩發展。

篇2

21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明星產業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Databeans預測,至2011年醫療電子用半導體產值將超過40億美元,以家用市場成長速度最快,平均年成長率高達12%。另一研究機構BCC Research的最新調查報告也指出,全球家用醫療設備市場規模將從2007年的146億美元,至2012年時成長到204億美元,年成長率(CAGR)將達到6.8%。輔助復健、治療裝置、監視/傳感器與遙測裝置等,成為家用電子醫療市場的大頭,光以血糖測量儀來看在2007年就有70億美元商機,而到了2012年將成長到89億美元;而有益健康的家用醫療裝置,預估更將大舉成長25%。

全球醫療電子市場的熱鬧,受到以下趨勢所影響:(1)人口老齡化。(2)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對于增進健康照顧的期望持續增加。(3)保險公司和雇主在醫療開銷的支付和保險范圍逐漸消減,但受保人或病患需繳納的費用卻日益增加。(4)日新月異的科技可針對許多癥狀較輕微的疾病,給予早期分析、預防與治療。

其中,人口老齡化是推動家用醫療電子發展的主力之一,也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根據聯合國報告指出,公元2000年全球老年人口達6億人,預估至2050年將增至20億,老年人口比例將高達21%。人口數最多的中國,同樣也將擁有最多的老年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7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達到8.1%,估計到2025年,老年人口將從現在的1億4千6百萬,增加到2億9千萬人。

BCC分析報告也指出,若以區域性來看家用醫療電子市場的銷售額百分比,美國與加拿大目前是最大、也是成長最快的市場,占有全球市場的34.2%;而藥品和醫療器械產品在其醫藥總產值中各占一半的歐盟占28.9%;包含中國在內的其它二十個發展中國家,則占市場比例的22.8%。

從生病了才看醫生的治療,到預防疾病的預防,在電子科技的推波助瀾之下,保健醫學將是未來的顯學。不但大型的醫院用治療儀也逐漸朝便攜式、經濟型家用康復治療器的方向發展,例如,全自動體外電擊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AED)、生育監測儀(Ferfility Monitoring Device)等;每個家庭也會將家庭醫療與保健視為必要的投資,選購家用醫療電子設備就像選購電視與冰箱等家電般平常。

以上種種因素,讓家用醫療電子設備被美國《財富》雜志預測為21世紀前十年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的第一名,也成為半導體廠商搶進的重點市場。

全球半導體廠商積極投入

目前家用醫療電子市場的主要供貨商包括強生(Johnson&Johnson)、羅氏診斷(Roche Diagnostics)與拜耳醫療保健事業(Bayer Healthcare)三大龍頭,并且都擁有超過10%的市場占有率,其中強生更以37%的市占率穩居首位。近年來,全球半導體、硬件與軟件等代表性的大公司動作頻頻,進行垂直整合的計劃性投入,包括微軟、英特爾、飛利浦等廠商,已開始將焦點移到家用醫療電子市場,希望以高新技術與成本優勢切入原本封閉的醫療產業,局勢漸漸有所不同。

先是英特爾成立數字醫療事業部(DigitalHealth Group),并與美國微芯科技(Microchip)宣布成立醫療產品部門,再與醫療器材制造商合作,陸續發表醫療用相關感測芯片與技術;德州儀器也于2007年初,在其高效能模擬事業群下成立醫療/高可靠性產品線,集中所有可用于醫療電子的相關產品;飛利浦在新加坡成立亞太第一座醫療診斷設備學習中心,強化在亞太地區對先進醫療保健的投入;而韓國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首爾醫院,則廣泛應用了三星電子自行開發的醫療系統。

半導體廠商目前著墨的醫療應用領域包括移植設備(心律調整、神經刺激、藥物供給和肥胖治療)、便攜式設備(診斷影像、氧氣治療和病人監護)、家用設備(生理監視器、疾病管理、康復、遵守監督和醫療信息終端)及安全設備(耗材鑒定和數據保密),以及無線技術(如Bluetooth和IrDA)與RFID等。

為了能盡快進入醫療市場,英特爾、三星電子、德州儀器、松下、摩托羅拉與飛利浦等大廠,也共組開放性業界聯盟Continua Health Alliance,希望通過合力建構統一標準來解決互通性問題,并降低研發成本、提升醫療技術與質量。該聯盟勾勒了包括健身、疾病管理和老年人保健系統的市場遠景,認為這些系統都將相互連接并通過PC、手機和數字電視連接到網絡,預計在今年年底推出第一批具備互通性的相關商品。

根據專業研究機構Databeans最新的報告內容,2007年醫療半導體市場由Toshiba、意法半導體與德州儀器等大廠所獨占。然而隨著更多新興的需求增加,越來越多其它供貨商正逐漸分食這塊市場大餅(如表1所示)。由于產品設計對于更小尺寸、更低功耗與更高速度的要求提高,因此傳感器、電源芯片、數據轉換器等為是醫療電子需求最大的半導體器件;而信號調節和處理、接口以及無線技術,為最看好的新興產品領域。預估2008年電子醫療的銷售總額將達到30億美元。

然而,產業鏈若要完備當然還需要軟件廠商的支持,其中以甲骨文(Oracle)及德國思愛普(SAP)最為積極,持續研發多項相關軟件平臺,希望符合各硬件大廠所推出的醫療產品及規格,解決互通性的問題,促進市場成熟。

診斷與治療為醫療電子現階段最主要的應用范疇,不過快速成長的家用醫療電子市場,才是半導體供貨商最看好的商機焦點。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市場,家用醫療設備是逞可能成長更為快速。開發中國加經濟起飛、所得翻升數十倍,但人們花費在在醫療的開支也相對的節節高升。然而,傳統的醫療基礎設施不一定能滿足現有需求,而且建設與醫療成本皆高昂,人力資源也不一定足夠,因此有市場分析師認為,家用醫療電子設備可能如手機般,以跳躍式的成長,在短期間內獲得實現。

家用醫療設備將走消費性電子路線

醫療裝置與電子技術的革新及整合,讓人們可以居家照顧并監測自己的健康狀況,不需完全仰賴醫護人員或住進醫院。家用醫療電子裝置與系統主要為預防導向,并由消費者的需求所主導,這些智能型裝置的使用接口親和,甚至可穿在身上、記錄病患信息,并且能透過無線網絡傳送,不僅有益人們及早發現健康問題,也能協助醫生有效率的掌握病患狀況。

篇3

合議庭出具了一份71頁的判決書,洋洋4萬余言,以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下稱強生)共同賠償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下稱銳邦)53萬元落槌,廣受關注的“強生案”由此收場。

在《反壟斷法》實施第五年之時,這場拉鋸終于戰宣判了,關心最后結果的人自然不少,到場的不止雙方代表及律師,還有參與旁聽的學界和媒體。

銳邦曾是強生醫用吻合器及縫線產品在北京地區的經銷商。雙方2008年簽訂《經銷合同》約定指標、最低售價等,但銳邦在一次采購競標中違反合同壓價中標,被強生中止合作。銳邦據此舉訴強生構成壟斷并索賠1400余萬元。

本案案值并不太大,但標桿意義卻是顯而易見的。它既是《反壟斷法》頒布以來第一起原告勝訴的反壟斷案生效判決,也彌補了縱向壟斷個案的判例空白。

終審判決書認定,強生制定的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條款,構成了《反壟斷法》第14條所規定的壟斷協議。壟斷協議可分為橫向壟斷與縱向壟斷兩種,前者是指具有競爭關系經營者之間達成的壟斷協議;“強生案”觸及后者,即在同一產業中兩個或兩個以上處于不同經濟層次、沒有直接競爭關系但是有買賣關系的經營者,通過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達成的排除、限制競爭的協議。

銳邦公司:被取消經銷資格

如同諸多縱向經濟鏈條上的關系,銳邦是強生醫用縫線、吻合器等醫療器械產品的經銷商,有著長達15年的經銷合作關系。2008年1月,雙方簽訂經銷合同,約定銳邦在強生約定區域銷售其指定產品,并且在此期間,銳邦不得以低于強生規定的價格銷售產品。

2008年3月,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采購競標過程中,銳邦公司違反經銷合同中限制轉售價格條款以最低報價中標;次月,強生人員對銳邦的低價競標行為提出警告;三個月后,強生以銳邦私自降價為由,取消其在阜外醫院、整形醫院的經銷權;同年8月15日起,強生不再接受銳邦醫用縫線產品訂單,并在隨后停止了縫線產品、吻合器產品的供貨。

“強生認為,銳邦破壞了公司在北京地區十幾年來所賴以形成的價格體系,這是處罰的最直接動因?!变J邦的律師戴賓解釋,按照《北京醫療器材招標管理辦法》規定,如果一個醫療器械公司在某一家醫院的具體銷售價格突破了規定價格以后,同樣的產品再到其他醫院都是按廢標處理,強生擔心銳邦的低價競標做法,會使其難以在這個產品上再維持原來的價格。

這原本是一起普通的合同糾紛,然而在處理材料的過程中,銳邦一方的兩位律師萌生了訴諸反壟斷的想法。2010年8月,銳邦將強生訴至法院,要求后者賠償因執行該壟斷協議所造成的經濟損失1400余萬元。

自此刻起,這起涉及知名企業的“強生案”,便被打上了“縱向壟斷第一案”的標簽,得到各界關注。然而,由于《反壟斷法》自身規制準線的游移,使得一審的法律適用顯得撲朔迷離。

銳邦因舉證不足輸掉一審

2008年8月正式實施的《反壟斷法》,被視為中國市場經濟前進道路中的又一里程碑。次年,有關這部法律的司法解釋起草工作啟動。2011年4月25日,最高法院對外公布了《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并在2012年1月30日頒布了最終版本,于當年6月1日起施行。

這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有關反壟斷案件審理的司法解釋,該規定對反壟斷案件審理中最關鍵的主體資格、舉證責任分配等問題給出了指引。

以舉證責任分配為例:由于相比一般的民事訴訟案件,壟斷案件的原告往往存在舉證困難,因而不同于《民事訴訟法》中“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規則,該司法解釋按照有利于公民舉證的原則,對于涉及橫向壟斷協議的案件,設定了舉證責任倒置。

然而從征求意見稿到最終定稿,這一司法解釋對應“強生案”卻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在征求意見稿中,與縱向壟斷有關的訴訟,原告也能享有這種舉證責任減輕的福利;但在最終稿中,涉及縱向壟斷協議的部分被去除了。

悄然變化的這個細節,是否意味著司法解釋否定了縱向壟斷也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按照判決的結果來看,一審法院是作此理解的。

在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猶如一架天平的支點,這種戲劇性變化使得原被告的舉證壓力陡然對調。

2012年5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銳邦舉證不足,不能認定其構成《反壟斷法》所規定的壟斷協議,故駁回。

“司法解釋的正式稿在去年正式出臺,但在前年討論稿中,第13條、第14條中的舉證責任要小多了。”銳邦的另一名律師岑兆琦表示,一審最終按照一般民事訴訟的程序進行,這樣對原告的舉證任務便突然加重,“我們認為是很不公平的”。

由于不服一審判決,2012年5月28日,銳邦向上海市高級法院提起了上訴。

2012年7月,“強生案”進入了上海市高級法院,為了避免雙方繼續在舉證責任上進行糾纏,本案審判長、該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丁文在第一次庭審中明確了合議庭在舉證規則上的態度:根據《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是基本的法律原則,除非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才能夠使用舉證責任的倒置,目前既然沒有,那就不能夠適用。

雖然有關舉證責任分配的爭議一直保留到案件審判結束,但是由于法院立場明確,原告銳邦在二審的舉證中更為努力——這一次,銳邦打起舉證硬仗,試圖翻盤一審。

22個法庭調查問題

2012年8月30日,“強生案”二審第一次開庭。由于雙方未發生“火力交鋒”,也沒有互相提出問題,合議庭便向銳邦、強生提出22個問題,并給雙方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作業”。

在終審判決之前,這22個問題并未對外公開,自然成為各界好奇的焦點。

這22個問題涉及五個方面:涉案產品的營銷方式,涉案產品的特點,相關市場、市場地位與競爭情況,上訴人的行為,被上訴人的定價行為。具體細化的問題包括強生如何安排縫線產品銷售的區域限制、涉案產品自投入市場以來銷量變化情況、醫院對縫線產品的需求對價格高低是否敏感等等。

兩個月之后,“強生案”二審第二次開庭。因為有22個問題需要雙方回答,這次開庭耗時整整一天。在該次開庭期間,銳邦委托了對外經貿大學經濟學教授龔炯作為專家證人參加庭審,龔炯在庭上通過消費者需求函數模型進行分析,陳述了強生公司對其縫線產品“在中國市場15年價格基本不變”的“跨期價格歧視策略”。

龔炯認為,有市場勢力的生產商通過初期向消費者索取高價,讓那些購買力強的消費者首先消費,隨后沿需求曲線逐漸降價,以吸引大眾消費——生產商早期靠單筆高價交易獲得高額利潤,后期靠交易規模擴大來獲取利潤,強生在縫線產品上的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導致了產品價格被人為提高,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社會總福利遭受損失。

“這些問題都很有水平,我們當時為了準備這些問題,從去年10月準備到今年2月,從某種意義上,等于延長了調查階段?!睋髻e回憶,在邀請學者出具專家意見的同時,兩位律師根據專家意見補充了一些證據,“比如說相關市場分析,我們去努力做到了強生公司在北京大醫院實施RPM(轉售價格維持協議)之后價格的變化?!?/p>

在外界看來,強生公司同樣也有值得理解之處:這種限制轉售價格協議的做法,不僅在中國當下市場中普遍存在,即便在奉行“本身違法”原則如美國般根深蒂固的社會中,聯邦最高法院也通過2007年對“麗晶案”的判決,接受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被認為是合理的。

在這種背景下,銳邦作為一個不太光彩的合同違約方出現,企圖以反壟斷訴訟為翹板發起蟻象之戰,令人難免擔憂“反壟斷”被濫用的可能。站在強生這方來看,一二審法院對于限制轉售價格協議,都沒有遵循“本身違法”這一原則來認定,實則已給了強生尚能抗辯的空間。

上述“本身違法”,是指對市場上某些類型的反競爭行為不管其產生的原因和后果,均得被視為非法。適用這一原則對案件至少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影響:第一,原告極有可能勝訴;第二,法院或者行政執法機關不必對案件做很多調查和研究,就可以認定某個違法行為,從而可以節約判案時間和費用。

在二審中,強生辯解,醫院擁有很強的買方勢力,對不同品牌產品的選擇和價格有最終決定權,因而強生的價格維持條款不會對其他品牌產品價格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對于和經銷商之間訂立限制轉售價格協議,強生辯稱其意圖是推進品牌內部經銷商在產品推廣、售后服務、品牌維系等方面的非價格競爭。

對于以上抗辯,強生委托的專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譚國富在第二次開庭之后也遞交了書面專家意見。與龔炯教授的觀點相左,該意見書分析了目前市場運作中限制轉售價格的積極價值: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強生產品的相對價格一直在下降,縫線產品的價格沒有因限制轉售價格而導致上升,所以不能認為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行為減少了社會總福利,因而并不能證明強生采取“跨期價格歧視”的定價策略。

譚國富指出,限制轉售價格不僅可以保證經銷商合理利潤、激勵經銷商提供有價值的“經銷服務”,也能夠幫助解決信息不完全和監控成本的問題,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對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產生積極作用。

四個分析維度

“應該說,雙方的經濟學家對這個案子的你來我往,包括這個案子的細節問題上,都有深入的分析和觀點的交鋒?!睋徟虚L丁文聯回憶,二審期間雙方聘請的專家學者都提交了充分的觀點和材料,這些材料在三次開庭后,也成為合議庭案頭工作的參考。

丁文聯表示,法院在判決中充分考慮了兩位專家的意見,并將本案的10個關鍵事實作為定案依據。

根據上海市高級法院提供的材料顯示,這10個關鍵事實包括:醫用縫線產品市場缺乏足夠的來自買方的價格競爭動力,醫生、護士對縫線產品存在品牌依賴,強生與經銷商之間的經銷合同,以及對經銷商業績考核制度等相關證據,可以表明強生實施限制最低轉售價格協議的動機,在于回避相關市場的價格競爭等。

在22個法庭調查問題、2個經濟學專家意見以及10個關鍵事實的輔佐下,上海市高級法院對于認定強生限制最低轉手價格協議是否構成壟斷協議,提出了四方面的分析維度:相關市場競爭是否充分、被告市場地位是否強大、被告實施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動機、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競爭效果。

在終審判決書中,盡管合議庭沒有直接表明認定壟斷協議遵循的是“本身違法”還是“合理分析”,但這四個因素成為了重要判斷標準。上海市高級法院最終通過這四個維度認定:醫用縫線市場競爭不充分,強生公司具有很強的市場地位,其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動機在于回避價格競爭,其限制競爭效果很明顯,而促進競爭效果不明顯——所以,“強生案”中限制最低轉售價格協議構成壟斷協議。

“我們特別希望看到交鋒,這樣的話我們作判斷的時候考慮的因素會更多一點?!倍∥穆撜f。

銳邦翻盤說明了什么?

反壟斷訴訟中原告首次獲得勝利,是否就意味著弱者以及反壟斷的勝利?對此,不同的學者看法并不盡然。

這些異議出發點大致相同:判決強生敗訴像是司法對行政的一種“表面牽就”,但內在相左以至相悖的法理基礎,不僅無助于對今后行政權力的規范,相反將使反壟斷的執法與司法走上各自為政的混亂岔道。

同濟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中心研究員劉旭認為,“強生案”二審,表面上挺《反壟斷法》、挺原告,“實則打擊了經銷商廠商限制轉售價格的積極性,更將了執法者的軍?!?/p>

“具體到法律適用時,法院增加了《反壟斷法》第14條的適用前提,一是相關市場競爭不充分,二是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經營者必須具有很強的市場地位?!眲⑿癖硎?,二審中設置的這兩個條件將產生三個作用:使發改委對白酒、奶粉業查處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失去了正當性,增加了原告的舉證困難,以及極大地增加了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間。

對于此次法院提出的四個分析維度,劉旭認為,有關違法者的動機,原則上是不應該在認定壟斷協議時考察的,更不能讓原告舉證。依據中國《反壟斷法》,必須在第15條框架下由被告進行舉證。

此外劉旭表示,這些考量因素與歐美實踐相背離,實則是在增加該案及其他未發案件中,經銷商舉證廠商或上游經銷商從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構成違法的難度,是在給實施限制轉售價格的廠商們幫忙,尤其是給那些實力不雄厚,市場份額低、缺少先進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廠商幫忙。從長遠來看,此次二審判決將不利于對市場競爭以及消費者利益的保護。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游云庭也持有類似觀點:在“強生案”判決中法院認定《反壟斷法》第13條所規定壟斷協議應當以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為構成要件,而原告對此需要承擔舉證責任,這與該法立法本意存在沖突。

“根據立法的原意,只要企業間達成縱向價格控制條款就構成違法,因為這種違法行為顯然將造成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而二審判決書顛倒了法律的邏輯關系?!庇卧仆ケ硎荆谶@個問題上,發改委和法院的認識存在差異。

游云庭分析,法院目前的思路更傾向于保護大公司利益,如果將縱向價格控制協議一律認定為違法,對更傾向于實時價格管控的大公司商業企業而言,沖擊較大;但另一方面,二審中的這一思路也是避免造成大量案件涌入法院,造成巨大訴訟壓力?!斑@可能才是本案中法院如此判決的真正原因?!庇卧仆フf。

對于法院在強生案中體現的“分析方法”,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副組長、對外經貿大學競爭法中心主任黃勇認為,采用哪一種方法來對待轉售價格維持協議,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反壟斷經濟學和反壟斷法律發展狀況,以及執法機構和執法人員的精準業務水平密不可分。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則建議,由于反壟斷訴訟中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因此有關該方面的司法解釋工作需要繼續進行。但總體上,誕生于《反壟斷法》實施五周年的“強生案”判決,注定將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里程碑”。

行政與司法的“互動”

當“強生案”在上海落槌之際,由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主辦的“中國競爭政策論壇”正在北京舉行。在進入2013年后,這樣以反壟斷五年回望為主題的論壇在各地不勝枚舉,而有關反壟斷領域內行政與司法關系的討論,更是圓桌上的熱點議題。

這五年中,《反壟斷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都有不少可圈點之處,但近來,反壟斷行政機構的“熱點”正逐漸自商務部的合規審查向發改委的調查執法過渡。

2013年,自對三星等六家境外液晶面板企業的3.53億元罰單開始,發改委屢屢出手。

今年2月,發改委對五糧液、茅臺(下稱五茅案)開出4.49億元天價罰款;7月,多美滋、惠氏、合生元等奶粉商陷入調查。觀察這兩例已經推行的行政執法個案,發改委的動刀之處正是涉及縱向壟斷的限制轉售價格協議——不僅如此,分析發改委在執法過程中的表態,更像是遵循了對于“限制轉售價格協議”進行“本身違法”的從嚴考量。

“我們看到了今年初的‘五茅案’,還有前不久的合生元案中,作為行政執法機關,某種程度上走到了司法審判的前頭去?!贬诅蓭熁貞洠瓿酢拔迕┌浮钡某雠_對于銳邦產生了很大鼓動。戴賓律師也認為,“行政機關做的比法院更大膽一些、更開放一些?!?/p>

發改委的強勢執法,對銳邦無疑是利好,但也同時帶來“強生案”中對“司法獨立”的擔憂。在此背景下,“強生案”的判決開始變得微妙,也因而引得業內人士玩味:當相對弱勢的司法機構遇上強勢的行政力量,上海市高級法院的終審結果究竟會本地的一審,還是會發改委的個案?

對此,主審法官丁文聯坦言確實會存在比較、考慮和借鑒,“‘五茅案’的執法,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分析思路。”司法和行政之間可以良性互動,行政執法有那么多案子,應該有豐富的執法經驗,可以為司法所借鑒。

“但是案子不一樣,涉及產品領域不一樣,具體到案子,我們會進行一些個案的分析。司法的獨立性是不能改變的?!倍∥穆撗a充道。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組成員王曉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二審強生敗訴對于發改委的工作是種很大的鼓舞。

“發改委的思路是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根據第14條明令禁止,處罰力度都很大?!蓖鯐詴媳硎?,由于發改委先前的做法也在企業界存在不少爭議聲,如果強生在二審中勝訴,行政與司法之間會變得矛盾對立。

警鐘已經響起

“今后將嚴查企業縱向壟斷”——在“強生案”判決出臺不到一周,發改委通過中央媒體傳遞出明確信號。8月7日,發改委公布了對乳企行業縱向壟斷的調查結果:合生元、美贊臣、多美滋等六家國內外企業,共被處罰款6.6873億元,創下發改委的反壟斷罰金紀錄。

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就“奶粉案”表示,證據材料顯示涉案企業均實施了“縱向價格壟斷”,對下游經營者進行了不同形式的轉售價格維持,其手段主要包括合同約定、直接罰款、變相罰款、扣減返利、限制供貨、停止供貨等,事實上達成并實施了銷售乳粉的價格壟斷協議。

對于“強生案”,社會上仍存在著“捏外企軟柿子”的非議,主審法官丁文聯則回應,合議庭判決絕非是要針對外企,而是針對這種行為?!拔覀兣羞@個案子也是給所有企業提個醒?!倍∥穆撜f。

但不難發現,在發改委“大刀闊斧”開展反壟斷工作的背景下,首例縱向壟斷民事訴訟的判決結果,儼然是一針行政執法的“強心劑”——有了向縱向壟斷協議開刀的法律依據和進一步思路,發改委或將再掀起一輪反壟斷的執法風暴。

篇4

 

引言  

2013年3月20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原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簡稱“360”)訴被告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共同簡稱“騰訊”)壟斷糾紛一案做出了一審判決1法院認定360錯誤地定義了涉案“相關市場”,同時認定騰訊在涉案相關市場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因此駁回了360關于騰訊構成濫用其在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違反《反壟斷法》2相關規定的全部訴訟請求。

國內媒體對此案很快就做出了反應。業界普遍認為原告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過高,特別是在涉及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更是如此。

本文就中國反壟斷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如何分配進行分析,并且嘗試分析業界關于原告舉證責任過高的批評是否客觀。

中國的《反壟斷法》并沒有反壟斷民事訴訟的程序性規定。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予以證明。4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因此,在民事訴訟領域,包括反壟斷民事訴訟,其基本的舉證原則依然是:原告應當為其訴訟主張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而被告則需要為其抗辯主張或者反訴請求提供相應的證據。

 

 

二、壟斷協議糾紛

 

(一)法律規定《反壟斷法》將壟斷協議定義為“排除、限制競爭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同行為”。5壟斷協議事實上包括橫向壟斷協議和縱向壟斷協議這兩種類型。橫向壟斷協議是指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達成的包括“固定商品價格”、“限制商品產量”或“分割銷售市場”等條款的協議。6縱向壟斷協議則是指經營者與交易相對人之間達成的包括“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價格或者限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最低價格”等條款的協議。

根據前述“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舉證原則,原告需要在涉及壟斷協議糾紛的民事訴訟中舉證證明涉案協議屬于《反壟斷法》所列舉的壟斷協議類型之一。

例如,原告必須舉證證明橫向協議的各方當事人在該協議中固定了商品價格,或者經營者在縱向協議中向其經銷商強加了轉售商品價格的限制性條款。

根據《反壟斷法》第15條的規定,不管是橫向壟斷協議還是縱向壟斷協議,如果該協議具有提高經營效率、實現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促進競爭效果等情形的,都可能被《反壟斷法》豁免。該條本身就對舉證責任進行了分配,因為其明確表述“經營者能夠證明所達成的協議屬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本法第13條、第14條的規定,也即,如果作為被告的經營者希望法院適用該條款給予豁免,則相應的證明責任在于作為被告的經營者一方。

此外,如上所述,《反壟斷法》中“壟斷協議”

的定義表明,壟斷協議必然是一種“排除或限制競爭”

的協議?!斗磯艛喾?gt;將其作為壟斷協議的定義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壟斷協議的構成要件單獨予以規定。

換句話說,《反壟斷法》并沒有明確原告在提起民事訴訟時是否必須證明涉案協議具有限制或排除競爭效果。

(二)橫向壟斷協議糾紛由于橫向協議是在生產或者銷售過程中處于同一市場的經營者(即相互處于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達成的協議,對于競爭的危害程度往往更大;而縱向協議是指在生產或銷售過程中處于不同市場的經營者(即相互之間不具有直接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達成的協議,只有在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競爭問題。所以通常情況下可以推定某些橫向協議當然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而縱向協議則并不必然具有這種效果。如果法院在壟斷協議民事糾紛中一味要求原告承擔全部的舉證責任,那么對于只涉及到橫向協議糾紛的原告來說舉證負擔會過于沉重。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9(簡稱“司法解釋”)第7條規定:被訴壟斷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壟斷協議的,被告應對該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這一規定與涉及到新產品制造方法專利的專利侵權訴訟所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非常類似,都有著嚴格的適用條件。首先,上述規定只針對橫向壟斷協議糾紛案件;其次,它僅僅適用于《反壟斷法》第13條第1款中第(一)項至第(五)項所明確規定的壟斷協議,而并不包括該款第(六)項中所規定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的其他壟斷協議”。只有同時滿足了上述兩個條件,才能由壟斷協議糾紛的被告來舉證證明其涉案協議不具有排除l郟艮制競爭的效果。

(三)縱向壟斷協議糾紛針對縱向壟斷協議的舉證責任,最高院的上述司法解釋并沒有做出任何明確表態。相反,在最高院出臺上述司法解釋之前的征求意見稿中,曾經明確規定:

證明縱向壟斷協議具有限制、排除競爭效果的責任在于原告方。但是業界認為:涉及橫向壟斷協議糾紛的民事訴訟中,最高院明確規定了證明涉案協議不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效果的責任在于被告方,而針對縱向壟斷協議糾紛的民事訴訟則沒有提及,言外之意是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該類協議具有限制或排除競爭的效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一文中,最高院明確表明,對于縱向協議則需同樣適用民事訴訟的基本舉證原則,因為關于縱向協議是否限制競爭的效果是不明顯的,所以原告必須舉證證明縱向協議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效果。

強生案中的核心法律問題也涉及到縱向協議是否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在這個案件中,強生的一個經銷商北京瑞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了作為醫療器材制造商的強生,聲稱強生在他們之間的分銷合同中限定了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最低價格,該條款屬于壟斷協議條款。2012年5月,盡管法院認定該分銷合同確實包含了限定最低轉售價格的條款,而且當強生發現該經銷商以低于其限定的最低價格銷售其商品時終止了該分銷合同,但是法院還是做出了有利于強生的判決。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主要原因在于,本案所涉及的壟斷協議屬于縱向壟斷協議,因此原告應當舉證證明前述限定最低轉售價格的條款具有排除或限強生案中的核心法律問題涉及至n縱向協議是否具有排除或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從法院的判決結果看來。法院認為原告應當舉證證明限定最低轉售價格的條款具有排除或B艮韋4競爭的效果o。

制競爭的效果,然而作為本案原告的該分銷商沒有成功的舉證這一事實,因此應當承擔舉證不利的敗訴后果。

 

 

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糾紛

 

(一)法律規定《反壟斷法》自身沒有規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民事糾紛案件中的舉證責任。但是最高院的上述司法解釋明確了原告應當承擔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以及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舉證責任,而被告則需要為其行為具有“正當理由”進行抗辯而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根據現有法律規定的內在邏輯,證明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必須首先界定“相關市場”。

(二)相關市場的界定中國采用了國際慣例來定義相關市場?!斗磯艛喾ā?/p>

第12條明確規定:本法所稱相關市場,是指經營者在一定時期內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務進行競爭的商品范圍和地域范圍。由此可知,相關市場包括相關產品范圍以及相關地域范圍。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對于如何定義相關市場作了清晰的規定。”在以往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雖然只有極個別法院明確引用了指南的規定(如:騰訊案以及湖州白蟻防治案”),但是中國法院都基本遵從了上述指南所設定的原則。

實踐中,對于相關市場的準確界定被證明是對于反壟斷民事訴訟中原告的主要挑戰之一¨1。最明顯的案例就是騰訊案,該案的一審法院用了很長的篇幅來闡述分析各方當事人關于相關市場的爭論。對于相關產品市場,騰訊案一審法院認為,考慮到即時通訊包括社交網站以及微博,因此涉案的相關產品市場應該比原告所主張的相關產品市場更為寬泛。換句話說,騰訊案的一審法院實際上認為原告錯誤地界定了本案的相關產品市場或者說原告沒有成功舉證證明“綜合性的即時通訊產品及服務”構成一個獨立的相關產品市場,雖然本案原告提交了專家意見支持其關于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但是法院并未采信這一專家意見。

在類似于騰訊案的另一個案例,即中國網通案中,“李方平起訴中國主要的電信經營商之一中國網通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了李方平的訴訟請求。主要理由是:李方平沒有成功舉證證明涉案相關產品市場就是其主張的固定電話、小靈通和ADSL服務市場。法院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固定電話、小靈通和移動電話以及ADSL上網和無線上網之間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另外,在北京書生訴盛大案中,15原告主張被告濫用了其在“中國網絡文學”相關市場上的市場支配地位。上海高院認定,原告所提交的證據同時提及“網絡文學”和“原創網絡文學”市場,因此認定原告沒有清楚的界定涉案的相關產品市場。”

關于相關地域市場,騰訊案中的法院同樣也駁回了原告所主張的涉案相關地域市場應該是中國大陸市場的主張,反而認定涉案地域市場應該是全球市場。”

綜合上述案例可知,原告需要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舉證證明其所主張的相關市場就是法院最終所應該認定的相關市場,否則后續的分析以及主張都會建立在其錯誤的相關市場基礎之上,毖然也不會被法院所認可。比如,原告可以提供證據證明國內外其他法院或者反壟斷機構在以往案例中對相關市場的界定情況。

例如一些決定中關于商務部在審查經營者集中時所采信的關于相關市場的界定,這些決定在商務部的網站上可以獲得。”在大量的案例中,商務部的決定清楚地界定了相關市場。在騰訊案中,法院同樣明顯依賴了關于及時通訊領域中的一個經營者集中的決定——微軟收購Skype案——這個歐盟委員會而不是商務部的決定。類似地,當在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違反《反壟斷法》時,原告互動在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互動百科膿靠了北京中、高兩級法院在唐山人人訴百度案”中關于相關市場的界定。20另外,原告可以尋求專家證人的幫助,例如,經濟學家,給出他們針對相關市場界定的觀點。然而,在上述提及的案例中,原告往往并沒有窮盡所有這些可能的取證方法來界定相關市場,而僅有騰訊案的原告提供了專家意見,雖然一審法院并未采信該專家意見。

(三)市場支配地位《反壟斷法》規定了一些具體的關于如何認定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評估方法。其第17條第2款以“定性的方式”定義了市場支配地位的概念:

“本法所稱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斗磯艛喾ā返?8條進一步列舉出了認定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考量因素,而第19條則規定了幾種推定經營者具有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情形,其中就包括“一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達到二分之一的”即可推定其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這種情形。

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證明被告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對于原告來說可能是最艱難的任務。例如在騰訊、百度、盛大以及中國網通等案件中,所有的法院都沒有認可原告關于相應被告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主張。除騰訊案外,上述案件中的法院都認定原告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相應被告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在騰訊案中,法院在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之后認定騰訊不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前述四個案件中的原告都試圖主要依靠《反壟斷法》第19條所規定的如果“一個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達到二分之一的,可以推定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來推定涉案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

然而,百度案以及盛大案的法院都認為原告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證明法院應該適用上述推定規則。

在百度案中,一審法院認定原告沒有完成相應的舉證責任,因為原告主要依靠兩種類型的證據,諸如媒體的文章(發表在中國證券報以及咨詢公司網站上)以及百度自己網站的摘要。法院認為,這種證據材料不能說明其計算被告市場份額的方法和基礎數據。類似地,在盛大案中,原告提供了網上獲得的市場宣傳材料,上海一中院認為那些市場宣傳材料的準確性不能得到認定,并因此認定該類證據是不夠充分的。21相反,在華為公司作為原告訴InterDigital的壟斷糾紛案件中,華為成功地證明了被告在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22實際上,InterDigital案是反壟斷民事訴訟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因為它涉及到標準中的必要專利。而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使得該必要專利權人處于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因此法院認為無需再進行進一步分析。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案件中,原告關于被告是否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舉證責任就相對較低。類似地,原告在陜西數字電視壟斷糾紛案中也獲得了勝訴,該案中原告同樣主張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在這個案件中,被告被認定為在法院所認定的相關市場——即陜西省有線電視傳輸服務市場上具有100%的市場份額。24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時發現其他經營者要進入有線電視傳輸服務市場的準入門檻非常高,需要一個大規模的有線傳輸網絡以及巨額的投資。同樣,在湖州白蟻防治案中,浙江高院認定了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因為該案被告是在湖州地區經過政府備案而提供白蟻防治服務的唯一公司。該法院認定,由于本案被告是該相關市場的唯一經過備案的服務商,其在該相關市場占有100%的市場份額。根據《反壟斷法》第19條所規定,單一經營者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超過50%時就可以推定其在該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因此法院認定本案可以適用該規定而推定該案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斗磯艛喾ā返?9條所規定的推定是一條證明相關經營者具有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捷徑。

這一規定允許原告集中精力證明被告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這個單一因素即可,盡管《反壟斷法》本身同時規定了市場份額僅僅是判定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參考因素之一。雖然這一推定規則降低了原告的舉證責任,但是很多原告依然不能證明被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筆者認為部分原因可能是原告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收集更有利的證據,許多原告僅僅是通過互聯網而打印相關的網頁作為證據。然而幾個法院都相繼認為網絡證據不足以證明特定經營者的市場支配地位。特別是在高技術領域有許多專業的市場分析家,他們擁有很多關于相關市場以及市場參與者的有益數據和信息。例如在InterDigital案中,原告提供了一份分析報告,而且深圳法院也在判決中多次引用了該報告中的數據。簡言之,筆者認為在許多案件中,原告沒有成功證明被告的市場支配地位,至少是部分歸咎于原告自身缺乏足夠的投入和準備。

(四)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反壟斷法》第6條原則性地規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同時,該法在第17條第1款中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各種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具體情形,包括: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沒有正當理由,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或者只能與其指定的經營者進行交易;沒有正當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時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沒有正當理由,對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差別待遇等。

根據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原告應當舉證證明被告“濫用”了其市場支配地位。25事實上,在以往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法院也將被告是否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相應的原告來承擔。

相較于“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證明責任,原告舉證證明被告“濫用”了其市場支配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一些。例如,在中國網通案中,一審法院認為,被告的涉案被訴行為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這就意味著該行為是潛在的“濫用”。在騰訊案中,廣東高級人民法院更進~步,認定騰訊的涉案行為屬于限定交易。這一認定格外讓人意外,因為法院已經認定騰訊在相關市場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因此也就排除了對于《反壟斷法》第17條的繼續適用。然而與司法經濟性相左,法院繼續分析了騰訊的行為是否構成濫用行為。經過法院分析后,法院認定騰訊的涉案迫使用戶“二選一”的措施使得360的競爭性反病毒軟件不能與其QQ即時通訊服務相兼容(而360主張騰訊在該領域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因此騰訊的上述措施構成了不合理的限定交易(但是不屬于非法搭售行為)。

相反,百度案中,法院認定原告沒有證據證明百度的行為屬于歧視對待或者構成“強迫”,因此百度不構成《反壟斷法》意義上的濫用行為。原因在于法院認定百度的涉案被控行為至少部分是合理的,百度具有正當理由。在盛大案中,一審法院則認定原告沒有舉證證明盛大從事了任何限定交易,并進而分析盛大的涉案被訴行為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都是正當、合理的。”

(五)正當理由根據《反壟斷法》規定,除了第17條所列的第一種濫用情形(即,以不公平的高價銷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價購買商品的情形)之外,其他所有該條列明的濫用行為都可以存在正當理由而進行抗辯。《反壟斷法》本身沒有規定誰承擔“正當理由”抗辯的相應舉證責任,但是“正當理由”作為一個抗辯概念,顯然就意味著被告應該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對此也進行了明確地確認。27在以往的反壟斷民事訴訟案例中,很多被告都利用證明其涉案被控行為存在正當理由而非常成功地避免了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在百度案和盛大案中,法院都認可了被告關于其實施涉案被控行為具有正當理由因此不構成濫用的辯解。在中國網通案中。法院同樣認為被告對于不同用戶采取不同的策略具有合理性,被告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范信用風險而保護自身利益不受損害。在騰訊案中,法院對于騰訊實施被控行為是否具有正當理由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有意思的是,法院參考了《民法通則》以及《侵權責任法》中的“正當防衛”以及“緊急避險”概念。最終,法院認定騰訊所采取的涉案被控措施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法院特別指出,騰訊所采取的反制措施的最終指向目標是QQ用戶而不是360本身,意味著騰訊所強調的這種自力救濟的直接反擊對象是錯誤的。

 

 

四、推定的適用

 

如上所述,許多業內人士都認為在中國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原告的舉證責任過高。針對這種呼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臺了上述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規定了一些適用推定的情形,從而將舉證責任轉移到被告一方并以此降低原告的舉證責任。

(一)壟斷行為的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前面已經提到,司法解釋第7條要求被告在橫向壟斷協議糾紛中舉證證明其構成《反壟斷法》第13條第1款的卡特爾式的相關行為不具有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效果。

在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協會案中,有害生物防治協會的成員簽訂了《自律公約》同意它們的服務費不低于某一最低收費標準。”一審法院以及二審法院都以涉案協議并不具有明顯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而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理由之一是,原告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涉案固定最低價格的《自律公約》具有嚴重排除、限制相關市場競爭的效果。

雖然深圳有害生物防治協會案的一審判決是在反壟斷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做出的,但是二審判決是在反壟斷司法解釋出臺之后做出。在該案判決中,一審法院明確認為在反壟斷民事訴訟方面目前還沒有關于舉證責任的特殊規定。30因此,如果反壟斷司法解釋被一許多業內人士都認為在中國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原告的舉證責任過高。針對這種日乎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臺7上述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規定7一些適用推定的情形。

從而將舉證責任轉移至n被告一方并以屹降低原告的舉證責任。”

審或者二審法院充分適用,該案就這一特定爭議點的認定結果或許會有所不同。

(二)公用企業和依法壟斷者的市場支配地位司法解釋第9條規定,被訴壟斷行為屬于公用企業(如水、電的供應商等)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如食用鹽、煙草供應商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市場結構和競爭狀況的具體情況,認定被告在相關市場內具有支配地位。但是該條款同時允許被告提交相反證據來推翻上述推定。

即便如此,這一推定也并非自動適用,因為該規定僅僅是提供了一種法院在考慮市場結構和競爭狀況基礎上作出上述推定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在陜西數字電視案中,由于反壟斷司法解釋當時已經頒布實施,所以法院多次引用了該司法解釋。當法院在評估被告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西安中院認定涉案有線電視傳輸服務市場屬于省級專營業務。

毫不奇怪,法院認定被告是該相關市場中唯一合法經營有線電視傳輸業務的經營者和電視節目集中播控者,因此被告在涉案相關市場具有100%的市場份額。

很有意思的是,根據本案公開的信息,該案并沒有適用司法解釋第9條,雖然陜西省有線傳輸運營很可能是屬于公用企業的自然壟斷或者依法進行的合法壟斷。

(三)關于市場支配地位的自認反壟斷司法解釋第10條允許原告將被告自己對外的信息作為證明其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證據。這種情形在中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中又被稱作“自認”。

根據民事訴訟的基本規則,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如果被對方當事人明確承認的,進行相關陳述的當事人可以免除證明其所陳述事實的鞘Ⅱ責任。”如果來自公共領域的信息能夠表明被告自身宣傳其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那么法院則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而認定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支配地位,除非被告能夠提供相反證據推翻上述推定。因此,這一規定所起的作用類似于一種推定(有效實現了舉證責任的轉移)。

在百度案中,該案判決做出時間早于反壟斷司法解釋的出臺。二審法院特別指出,因為現在沒有關于反壟斷民事訴訟舉證問題的特別安排,所以本案應當適用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如果上述司法解釋能夠適用于百度案。

也許原告在主張被告具有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時就會有更多的機會。需要說明的是,原告已經提交了百度自己在其網頁上宣稱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具有超過50%的市場份額的證據,而且原告主張百度的這一宣稱已經符合《反壟斷法》中根據單一經營者市場份額超過50%就可以推定其具有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條件。法院在該案中拒絕了這一推定方法,認定網絡打印件不足以信賴,因為法院認為百度公司所認可的內容,不僅事關其作為本案當事人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且關乎相關市場的競爭秩序及經濟發展,因此不能簡單地適用民事訴訟證據制度有關“自認”

的規則而免除原告唐山人人公司的相關舉證責任。法院的意思似乎是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經營者往往都為了商業目的而傾向于夸大陳述其市場地位。

在東風日產案中,原告也提交了被告的自認證據來主張被告在相關市場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在該案中,原告給被告客服代表打電話并且將電話交談內容進行了錄音。然而,長沙中院沒有認可這一自認證據,理由是被告客服人員的電話咨詢既不是被告公開的財務信息,也不屬于公開的市場占有信息,因此在反壟斷民事訴訟中,這種經由經營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必然產生民事訴訟中自認的法律后果。”

結論反壟斷民事訴訟在中國開始得相對較晚,到目前為止的大多數反壟斷民事訴訟案件中,原告的訴訟請求基本被全部駁回。多數情況下,法院都認定原告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支持其訴訟請求。僅單純從統計數據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司法實踐似乎表明中國的反壟斷民事訴訟中原告的舉證責任確實比較高。

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結論并不完全客觀,或者說至少下結論太早。理由是,在很多案件中,訴訟當事人似乎并沒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窮盡的手段來準備或者獲取相應證據。例如,在中國網通案中,原告僅僅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證據,如少許的第三方網絡打印件以及其與被告之間存在合同關系的證據。事實上,中國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允許原告通過很多種其他渠道獲得證據,例如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申請法院證據保全、申請專家證人或者申請進行司法鑒定等等。然而在既有的案例中,筆者很少看到有原告通過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申請司法鑒定、或者申請專家證人等借助外力的方式來取證。因此,既有案例雖然反映出原告敗訴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沒有完成相應的舉證責任,但是客觀上卻不能排除是由于原告并未窮盡現有民事訴訟證據制度下一切可能的舉證手段進而導致其舉證不利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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