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傳統文化現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傳統文化在教材中的滲透

高中語文教學的實施要求教師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全方位地剖析教材中所涉及的傳統文化內容。在課堂環節，教師應該細致地講解傳統文化的觀念，將其與課文充分地結合在一起，如此才能夠幫助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觀點與道理有所理解。具體而言，在學習課文的過程中，作為教師應該把握好教材的重點與難點，并對其進行深度挖掘，將其中所蘊含的優秀傳統文化經典提煉出來，然后呈現給學生。尤其是古詩文的學習，教師不應該僅僅停留于字面上的講解，也要實現教材的延伸與拓展，將我國古代的名人勵志故事與教材內容相結合，通過滲透與傳播傳統文化經典，讓學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自發地參與到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當中。

二、課堂氛圍的營造

現階段，我國高中語文的課程教學依然是以課堂為主要陣地，因此，傳統文化經典的傳承與弘揚必然需要經歷課堂教學這一環節。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品德在諸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所滲透，其中古代文學作品多為詩詞歌賦的形式。因此，在相關課文的講解中，教師為了營造濃厚的課堂氛圍，需要采取有效的途徑與方法。具體而言，教師可以通過介紹作者及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來實現傳統文化的教育與滲透，并將與作品相關的現代影視作品結合到一起，營造良好的課堂氛圍。此外，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該積極利用先進的教學技術與方法，以多種形式向學生呈現教學的相關內容，對教材中的人物、事件以及內容進行深度刻畫，加深學生對其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的認識。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就可以在一個更加真實、形象的情境中更好地吸收所學知識，為實現語文教學、弘揚傳統文化奠定扎實的基礎。

三、傳統文化的延伸

盡管在高中教學中課堂是教師授課的主要陣地，然而傳統文化的傳承依然涉及很多方面。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該致力于強化傳統文化經典的弘揚，與此同時也要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傳承傳統文化。為實現這一目標，教師首先需要幫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具體來講，應該從課前預習、課堂講解以及課后復習三個環節做起。課前教師可以向學生提前布置閱讀任務，了解課堂教學內容，并通過多種渠道搜集與傳統文化相關聯的信息，從中提出疑問；在課堂環節中，教師可以對學生的問題進行詳細的講解，然后向學生布置課后復習的任務；在課后時間，學生通過閱讀經典名著來強化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如此一來，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理解與認知水平就可以得到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課外閱讀環節，教師可以為學生作推薦，幫助學生提高鑒賞能力，并提高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高中生而言，通過課余時間獲取資源的途徑非常多，也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信息與思想的侵蝕與影響，因此教師應該幫助學生對信息進行有效篩選，確保他們能夠在豐富的課余活動中實現傳統文化的延伸，獲取到更多有價值的信息。

四、教學形式的完善

篇2

[關鍵詞]節日時間詞；歷史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現狀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6）08-01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88[本刊網址]http：//

呂叔湘先生在《中國文法要略》第一次提出了“時間詞”，“大+時間詞（的）”結構，這一理論迅速受到了眾多學者關注。宋玉柱《“大”的區別詞用法》、沈陽《關于“大+時間詞（的）”》、張慧芳《也說“大+時間詞（的）”》、楊松檸《“大+時間詞（的）”再議》以及近幾年的學者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該結構進行了研究。本文則是在沈陽先生的時間詞分類的基礎上，從文化的角度對其中的第一類表示節日的時間詞進行了全新探究，著重探討了此結構的演變反映的傳統文化現狀。

一、進入“大+時間詞（的）”的節日時間詞的歷史比較

現將學者不同時間對進入該結構的時間詞的判斷羅列如下：

宋玉柱（1994年）總計6個：（1）節日3個：過年、中秋、國慶（2）年、月、日、星期3個：初一、十五、星期天。沈陽（1996年）總計32個：（1）節日9個：過年、過節、中秋、國慶、節日、元旦、春節、冬至、五一；（2）年、月、日、星期6個：正月、（年）初一、十五（限正月、八月）、星期六、星期天（日）、周末；（3）一年中的季節、氣候9個：夏天、冬天、冷天、熱天、晴天、雨天、雪天、風天、陰天；（4）一天中的時點時段8個：清早、早晨、中午、晌午、晚上、半夜、白天、早上。

在此之后的學者認為能進入該結構的時間詞都有所增加，楊松檸（2009年）認為能進入結構的還有：圣誕節、兒童節、星期一、婦女節、情人節，但重陽節復活節、感恩節不可進入結構，星期六、星期一可以，春天、秋天不可以；涼快天、暖和天不可以；張靜、崔山佳（2012年認為能進入結構的還有）：三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春天、秋天甚至是從未出現過的"jk點”。

（一）進入結構的節日時間詞的演變規律

縱觀進入結構的時間詞我們發現：

第一，原來不能進入的“圣誕節”、“婦女節”等很多節日開始進入。例如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一下可以看到：

謝謝老婆送的二鍋頭啦，大婦女節的還送我東西。

大婦女節的生病還能不能讓一個25歲的婦女好好的了。

我大婦女節的搬點東西鍛煉身體不行么。

第二，一部分原來可以進入的“冬至”等現在很少使用。大五一節的、大建軍節的等說法也被認為不合理。

第三，從總的趨勢來看，能進入“大+時間詞（的）”結構的表示節日的時間詞總量增加了。

（二）進入“大+時間詞（的）”的節日時間詞演變原因

第一，語言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具有開放性。其中，詞匯的演變速度是最快的，語言是人類最重要是交際工具，人是使用語言的主體，社會是語言使用的主要場合。社會和各個群體對不同節日的重視程度就會影響節日詞進入該結構或是不再能進入結構。

第二，語言是符號系統，是由社會約定俗成的雖然語言符號有不變性但是也具有可變性。索緒爾在解釋語言符號的不變性時，指出了語言符號的復雜性。語言符號的眾多等，都是導致語言符號相對穩定的原因。

二、可進入“大+時間詞（的）”的節日時間詞分析

宋玉柱認為進入“大+時間詞（的）”結構的時間詞是重要或是特殊的日子。沈陽認為是往往適合或應該工作（相反，不適合、不應該工作）的日子。張慧芳認為，能夠進入結構的詞，有的較重要、有的較特殊，共同之處是在于這些時間與人們的工作休閑、日常作息、衣食住行相關。那什么樣的節日時間詞才能進入結構呢？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發現：

（1）同樣是傳統節日，“大中秋的…‘大過年的”可以，但是“大清明的”有時可以，“大重陽節的”不可以。

（2）同樣是外來節日，“大圣誕節的”可以“大情人節的”有時可以“宋干節”不可以。

（3）以表示節日的時間詞為例，大家所公認的可以進入“大+時間名詞（的）”結構的有：大過年的、大中秋節的、大過節的、大圣誕節的，不可以進入的有大重陽節的、大復活節的、大宋干節的。

公認能進入結構的表示節日的時間詞有以下特點：

（1）全民重視，公休，有典型的風俗和慶祝活動，年輕人推崇，商業宣傳較多，悲喜色彩較明顯或寓意較好的傳統節日。筆者認為，之所以“大重陽節的”不行是因為與“大過年的”相比它并不具有認知的普遍性，就算是很小的孩子或是外國人都知道中國的春節，中國人也有人不知道重陽節。另外，這一天沒有公休學生和工作者都缺乏參與，且節日本身缺乏典型行為。

（2）年輕人特別推崇或是商家宣傳力度特別大，并且具有典型的慶祝活動且寓意為中國人樂于接受的外國節日。宋玉柱、沈陽認為“大圣誕節的”等外國節日不可以進入該結構但是現在“大圣誕節的”卻為大家接受，這主要是所處的社會背景不同。圣誕節從改革開放后開始流行，另外，語言演變具有不平衡性、就年齡上來說，年輕人更容易去接受語言的變化；就地區而言，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容易接受語言中的新變化。而在語言要素中，詞匯的變化是最快的，所以年輕人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就成為了詞匯創新和使用的先驅。物質的豐富讓大家開始關注傳統節日但是外國的節日很多人都不是很重視。我國現代的年輕人特別推崇圣誕節。當然，商家的宣傳圣誕節的力度并不比中秋節小也是一個原因，所以“圣誕節”可以進入該結構，但相反的，復活節就不可以了。這也反映出了語言系統的非靜止性，是我們研究語言與歷史發展的關系的好材料。

三、節日時間詞變化反映出的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問題

由上文我們已經發現，能進入結構的時間詞是不斷變化的，其中的表示節日的時間詞更是如此。當然，傳統節日和外來節日進入結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一）能進入結構的傳統節日和外來節日對比

第一，能進入結構的中國傳統節日起步早，很長一段時間都領先于外來節日是數量，但是數量增長總體比較緩慢，近年甚至出現了減少的現象。

第二，能進入結構的外來節日一開始幾乎為零，起步晚，但是數量增長比較迅速，尤其是2010年之后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傳統節日。

（二）結構變化反映出的中國傳統文化現狀

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中說道：“語言的根本屬性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是文化的動物”。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節日更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來節日在結構中的出現數量的不斷劇增和我國傳統節日形成對比。經濟全球化使很多的實體商品進入我國，但是附帶的外來文化也正在削弱中國的文化基礎。我們可以發現，傳統文化的發展形勢嚴峻，外來文化的抨擊更是非常強勢。現代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明顯降低，對中國傳統節日的熱忱十分有限，他們更愿意迅速接受或更容易被動接受大量的外來文化，而不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令人擔憂。

（三）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現狀進行改善的建議

對中國傳統文化現狀進行改善，我們除了貫徹國家各項政策之外，還需側重和人民群眾自身的努力。在徐通鏘先生的《語言學綱要》中指出語言的演變具有不平衡性。年輕人接受變化比較快，中老年人接受變化慢；在地區上來說，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接受得快，其他地方比較慢。因此，當一種節日被發達地區的年輕人群接受或不在意時能進入結構的節日時間詞就會發生變動。所以，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動傳統文化復興活動。很多外國節日一開始也都是通過沿海口岸城市或者首都等有影響力的大城市進入并風靡全國的。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也必須要從這些地方開始。

篇3

關鍵詞：錫伯族 傳統文化 文化的現狀與保持

由于歷史的原因，作為原居民的東北錫伯族在語言、宗教、習俗以及文化藝術等方面到清代末年全面被漢化，失去原有錫伯族文化的根基。而生長在新疆錫伯族人，由于地理位置等一些原因，至今卻相對完好地保持著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錫伯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在新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轉型頻率的不斷加快，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矛盾非常突出，錫伯族傳統文化面臨的窘境。本文通過論述錫伯族傳統文化三個特性及錫伯族傳統文化是不斷運動的、錫伯族傳統文化的具有相對穩定性、錫伯族傳統文化的具有分散、封閉、兼容性等，分析錫伯族傳統文化現狀。

一.錫伯族傳統文化的特點

1、錫伯族的傳統文化流動性

錫伯族傳統文化是不斷流動的。由于地理環境、經濟、以及戰爭的等因素，不斷發生變遷，原有的文化傳統不得不放棄。另一方面，錫伯族與其他民族不斷交往之中，兩種民族文化發生沖突時，主導文化處于優勢地位，落后文化處于劣勢，錫伯族傳統文化固有的本位思想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本民族吸收優秀文化的阻礙，傳統文化受到開放的挑戰。

2、錫伯族傳統文化的相對穩定性

錫伯族的傳統文化的穩定性還從它的保守性和排它性體現出來。一旦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就會按照這種傳統對本民族約定俗成，核心內容相對穩定、凝固、完整，如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生活習俗、語言文字等，其變化是不明顯的。同時帶有排他性，對于異質文化往往拒絕、排斥、甚至歧視，因而不予采納。

3、錫伯族傳統文化的多元性

天山以北許多地區長期以游牧為主，具有典型的游牧文化。且新疆自古就有內地有較廣泛的聯系，受漢族先進文化的影響較深。《北史?西域傳》中記載，高昌有《詩》、《論語》、《孝經》等內地儒家文化經典，為民族子弟學習的經典課本。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新疆13個世居民族中，除回、滿外，其他十個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新疆各民族文化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文化保持方面各保留特色，充分顯示新疆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特征。

二.錫伯族傳統文化的現狀――以為語言文字與宗教文化為例

1、錫伯族語言文字使用情況及現狀

隨著清代滿文滿語的使用逐漸衰落，滿族改操漢語、漢文，東北地區的錫伯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不再使用滿語滿文。唯西遷至新疆伊犁地區的錫伯族將滿語滿文完整地傳承下來，并形成了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即現代錫伯語和錫伯文。由于兼通幾種語言，被譽為“翻譯的民族”。

錫伯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凝結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又不可避免的要考慮到學習錫伯語言文字的實際用途和出路。如今錫伯族語言文字現狀令人擔憂，60歲以上的錫伯族人大部分會讀寫。40―60歲的人群里面會寫錫伯文的就比較少，而40歲以下的，基本不會書寫或者忘記如何書寫了。這種心態就導致許多錫伯人一邊呼吁保護錫伯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又讓孩子學習漢語、外語以便得到更多的機會。學校的基礎教育能力有限，不可避免的使錫伯語言文字功能減弱，使用范圍不斷縮小。

2、錫伯族宗教文化的困境

新疆錫伯族從西遷戍邊以來的200多年，傳統錫伯族文化，受到各方面文化沖擊，通過靖遠寺我們可以看到新疆錫伯族在方面文化保持現狀的一個縮影。靖遠寺是一座喇嘛寺廟，也是錫伯族人進行宗教儀式重要場所，靖遠寺的興盛與敗落，顯示著錫伯族人的重要變化，靖遠寺是錫伯族營八旗軍民于1893年積銀捐資而建。“靖遠寺”即安撫邊遠地區之意。建成之初，規模宏偉壯觀，建筑總面積約1000平方米，四周筑有高大墻，山門前有磚雕影壁，正門上方刻有錫、漢文“靖遠寺”大金匾。庭院寬闊幽靜，整個建筑錯落有致，布局對稱，工程精細，各部分建筑都采用木雕藝術，配有彩繪、泥塑。

如今靖遠寺內，院落地面道路崎嶇，部分墻壁出現脫落甚至已坍塌，樓層出現斷裂，三世佛殿下層彩繪壁畫殘損。靖遠寺的總體格局不完整，文物有所損壞，有的雕塑被棄之門外，院內看管人員也很少。

篇4

[論文摘要]傳統法律文化是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和文化資源。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的邏輯進程和自身延續性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律文化必須對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揚棄。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觀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系統中體現出來的有關法的普遍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其表現為人們對法律性質的認識,對法律價值的評斷,以及對法律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邏輯進程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夏、商、西周的“禮治”時期,此時法作為“禮治”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時期,此為“禮治”衰敗而“法治”興起的時期;3.漢以后的禮法結合時期,此為以法為制,以“禮”為魂的時期。在“禮治”時期,法僅為“禮治”體系的一個部分。在“法治”時期,法作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法從“禮治”的體系中獨立出來,與“禮治”分庭抗禮,形成了“法治”與“禮治”、“法治”與德治、“法治”與人治之爭。漢中期以后的“禮治”復興,并非對三代“禮治”的復辟,而是在總結了三代“禮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礎上找到了“禮”與法的最佳結合點,即以“禮”作為法的精神或靈魂,以法體現“禮”所提倡的人倫道德,就是所謂的“禮”法融合。[1](P110)從法律制度層面上看,傳統中國法以國家利益為本位,以君權為核心;從法律情感層面上看,懼法、“無訟”是其鮮明特點。

現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權、贏得民心、制約權力和司法職能獨立為核心內涵。其要求社會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眾意志的法律制度來處理社會關系,以及法律應注意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如:(1)“人治”傳統與“法治”要求的沖突;(2)特權觀念與“平等”原則的沖突;(3)“德主刑輔”與“法律至上”的沖突;(4)重“信”輕法與契約意識的沖突;(5)重“刑”輕“民”與“刑民”并重的沖突;(6)消極避罪觀念與積極守法精神的沖突;(7)“義務為本”與“權利本位”法律觀的沖突;(8)“非訟”觀念與公斷意識的沖突。[2](P59-62)

二、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

現代法治與法律文化的聯結點來自于法律文化對法律制度的社會,它塑造著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從而對附著在社會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進和發展發揮主導性、支配性的影響。現代法治要求“法”必須既能滿足人的主體需要、權利、尊嚴、自由,又能契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法律是文明的產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經濟決定,受政治影響外,還來自文化的遺傳。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續性,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為制度的現代法治并非是從變法或移植中得來的,而是從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來的。”[3](P17)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是從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開始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其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續性與繼承性,其“不僅是歷史地存在的過去,而且是歷史存在的現在,它在一定歷史時代可以達到高峰,也影響著后世的制度模式、風格和習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滅的頑強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絕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實踐意義罷了。早在公元前12世紀,古希臘人由于多利亞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遷徙。“跨海遷徙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的血族關系。”[5](P130)因而在跨海遷徙的航行中,古希臘人幸運地把人身依附關系拋進了大海,而散布在愛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則為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機。一方面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生產者地位,一方面則開辟了廣闊的商品市場,古希臘社會開始步入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政治結構。平民依靠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向貴族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與貴族的斗爭與妥協中逐步建立起來。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變成了實際上的民主制,把少數公民的民主制變成全體公民的民主制。這就是精神的最初體現。[6](P383)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相容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缺乏世代相傳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與認同,無論現行社會秩序受到現行法律規則的怎樣強化,也是脆弱的不穩固的。”[7](P355)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8](P603),“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9](P220)。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通向現代化的途徑卻會因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國民性等種種條件的不同而相異,“西方法制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趨向,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法現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獨占品,它在每個國家總會有自己民族的特點。法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變革過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這一進程的動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現代化進程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性的定在,在這種多樣性的背后,凝結著各個國度法律文化發展的固有邏輯。”[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說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進的西方法律文化與日本的法律傳統找到了契合點。單純的法律移植若不能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扎根于本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狀態。“中國法治之路必須利用本土的資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11](P6)“法律條文與制度的滲透類似于貿易商品的進口。進口可能損害民族經濟,但是,在評價這種不平衡時還要與閉關自守很可能帶來的匱乏相比照,況且這種不平衡可能是臨時性的。”[12](P14)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能夠降低法現代化進程的成本。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禮治”主義的法律原則

“禮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13]。“禮”的實施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14]國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禮”為核心。“禮”起著“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圍卻比“法”廣泛得多。“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16]“禮”與法的統一,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兩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國方略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用政治來教化人民,用刑罰來管理人民,這樣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罰,不會想到是不是可恥;用德行來教化人民,用禮來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恥而且能改過向善。現代法治建設應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禮治”主義精神中吸取營養,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補,法、德結合,規范社會,維護秩序。

2.“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國出現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強調法的重要作用;主張有法必依、賞罰分明;倡導富國強兵。在“法治”精神指導下,統治者極端重視法制建設,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法,出現了律、程、課、式等相對穩定的法律規范和“制”、“詔”、法律答問、廷行事等相對靈活的法律規范。盡管理論界普遍認為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去甚遠,充其量不過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卻是難能可貴的。“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18]雖然,這里的“刑無等級”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這是由于當時君主專制政體決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這一進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認為法具有普適性,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權勢的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0]。除體現為“刑”的法律,還有大量制度化的“禮”,從“周公制禮”到唐律的“一準乎禮”,這種“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思想是極具現代價值的。

3.以“和”為貴的法律價值選擇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2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解決糾紛以“和”為最高價值選擇。禮的運用,貴在能和。先王傳下來的道,以禮為最美好,不論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價值追求即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反映在糾紛的解決上,就是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互作讓步求得糾紛妥善解決的一種機制。這種解決糾紛的“和”的思想是當今法治實踐中不可多得的歷史智慧。今天的調解制度正是傳統法律文化解決糾紛“和”的思想的積淀,其既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則。從我國司法體制的架構來看,調解在基層法院承擔著絕大多數民間糾紛解決的職能。

因而,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必須對人類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挖掘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倫理精神,辯證地詮釋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內核,并對其進行充實與超越,最終確立我國現代法治的倫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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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后漢書·陳寵傳[M].

[15]孝經·廣要道章[M].

[16]禮記·曲禮上[M].

[17]論語·為政[M].

[18]商君書·賞刑[M].

[19]韓非子·五蠹[M].

篇5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服裝設計;傳承;發展

當前，中國的綜合國力越來越雄厚，國際交流合作日漸增強，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傳播，越來越多的國外友人已經能夠熟練的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這給國內服裝設計者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服裝設計中得以良好的傳承與發展，同時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又突出現代化設計理念，這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

1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中國傳統文化中富含強烈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同時還體現了中國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特定民族的生活習慣與審美觀，具有眾多的純真、質樸、平淡的符號化視覺語匯及與獨具特性的視覺審美視點，通過藝術化的手法概括了文化的特征。我國的剪紙、繪畫、書法、音樂、戲曲等均是在歷史的長河中發展起來的，具有典型的創造意義，體現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底蘊。傳統藝術是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財富，其散發著強烈的鄉土氣息、豐富的藝術內涵及深刻的歷史印記，成為了現代人的關注焦點，為設計者的創作提供了靈感。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注重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因此現代服裝設計中將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處作為了主要目標，全面反映了審美活動的自由性、創造性，其中，美與藝術可以是寫實的也可以是虛擬的。

2現代服裝設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諸多的優秀傳統文化，為廣大設計者的藝術創作提供了靈感。在歷史的沉淀下產生了大量的哲人思想，給后人良好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使我們深刻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經過長期的發展產生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而且大部分的傳統元素能夠從當前的思維角度進行詮釋，通過現代化的語言形式對傳統文化的眾多表現形式進行充分詳細的解讀，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為現代服裝設計提供了優秀的素材。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直接決定了民眾的審美觀念與創作觀念。服裝設計者在利用傳統文化的淵源及民族服飾的風格特點來反映現代服裝現象與現代化的服裝設計風格時，我們能夠清晰看到，現代服裝是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而形成的產物，對傳統文化具有較好的延伸性，為了提高服裝設計的藝術表現力，豐富的文化內涵是重要支撐，一個作品如果缺乏文化沉淀，那么其就毫無靈魂所在，暗淡無色。所以傳統文化具有的真善美特征在現代服裝設計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傳統文化的藝術性為現代服裝設計提供了無盡的創作靈感。民族化中涵蓋的不同時期共有的超時代特性是廣大設計者永恒不變的追求，我們應傳承前輩們的藝術創新精神，傳承傳統文化的優良內涵，在傳統的基礎上加強創新，確保傳統與現代的緊密聯系，以此設計出個性化、風格獨特的服裝款式。我們應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不能一味地以傳統民族服飾為參照物，應充分考慮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民族精神和靈魂。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服裝設計的語言也必須有所改變。服裝設計應圍繞當前民眾的審美需求與對衣服款式的要求進行，而這就需要設計者及時了解時尚界的焦點，并以此為依據展開自己的設計，充分反映民眾對時尚生活方式的看法，整體設計以生活方式為根本。

3在傳承中發展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藝術文化具有多元化的形式和內容，將其運用到服裝設計領域能給我們帶來諸多的啟發。實際設計過程中，應以現代化設計理念及設計手法為中心，從現代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角度出發，在服裝造型、色彩、面料的選用上融入一定的時尚熱點，以突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裝設計，充分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通過改良、借鑒、傳承與發展來促使其產生現代化的形式，最終設計出中國特色顯著的服裝作品。因此全方位掌握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藝術性，并與現代藝術密切的融合，這已經成為了廣大設計者永恒不變的追求，應加快實現步伐。

3.1對傳統文化加以改良設計

具有中國特色風格的服裝作品，并非只是盲目的分析研究民族服飾特點，而完全忽視了當前的流行趨勢，每個民族文化之間都有一定的融合與碰撞，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設計大批反映中國特色，且具有世界性、時代性的服裝。雖然東方與西方國家所遵循的服裝設計理念各不相同，但兩者還有一定的融合之處，通過汲取雙方的成功設計經驗，使本民族服裝更加的具有活力與時代性。對傳統文化的借鑒其實就是重新認識與創造傳統素材，涉及了傳統文化內涵的調整、表現形式的轉換，設計者應將能夠帶來良好創作靈感的傳統因素滲透到自己的設計中，掌握傳統因素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相應的提煉，再采用科學合理的、滿足現代社會要求的表現形式予以表現。比如我們最常見的旗袍，其原先是滿足女子的服裝，最開始的造型款式并未將女性的完美身材展現出來，整體服裝缺乏形象美。后，中國旗袍嘗試著融入西方女裝的服裝設計理念與現代化人文精神、造型藝術特點等，無論是旗袍的造型款式，還是制作工藝均得到了較大的改進，中西女裝優勢互補，給人眼前一亮。經過改良后的旗袍能夠凸顯女性的完美身材，進一步縮短了旗袍的長度，將衩開得更高，更有一批旗袍大膽嘗試無袖、低領的款式，使女性的形體美展現得淋漓盡致。借鑒西方的服裝造型款式其實就是融合了西方的傳統服飾文化，同時也傳承和發展了本民族傳統服飾文化。

3.2提取傳統文化元素進行創造

中國傳統文化及藝術是極為寶貴的財富，為現代服裝設計、其他類型的設計帶來了多元化的表現形式與高品質的素材。我國基于傳統元素形成的產物特別多，比如著名的唐三彩、水墨，或者亭臺園林等都能調動設計者的創作靈感。我們從“天意·梁子”的主題“濡”中可以看到，吸收了中國書法領域內纖毫、墨水與宣紙間的輕靈接觸，將搭配合理的纖濃度的形式美與神韻美予以了充分展現。通過采用這一元素符號，在給人帶來視覺享受的同時，還表現了中式的生活美。中國元素是傳統文化的中心，在現代服裝設計中占據重要地位。對于傳統服飾，設計者可以從中得到不同時代下生成的配色、材質、圖案、工藝。光澤艷麗的中式面料、豐富的民族色彩、寓意富貴的牡丹等中國吉祥喜慶的傳統圖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受到了廣大現代設計者們的青睞，均紛紛運用于自己的服裝設計中。通過切割、變異等方式對傳統圖案元素進行一番重組，從而實現獨具特色的效果。比如有的設計者借鑒了晚清時期的龍案蘇繡，該元素和西方先進裝扮有機融合，表達了現代生活對傳統情調的戀戀不舍。實際設計時，龍紋不象征任何東西，沒有九五之尊的寓意，只是以一種圖案的形式出現。運用傳統元素過程中，應從全局角度出發，通過一種格調將服裝造型、服裝色彩、服裝圖案、服裝裝飾物和穿衣人的形態等統一起來。根據當前人們的審美需求，注重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從而設計出大量的反映中國傳統特色且與時代同步的服裝作品。

4結語

綜上所述，現代服裝設計者應始終將傳統文化作為源泉，通過現代化的設計理念對中國傳統元素進行運用與重組，滲透多元化的藝術風格，充分反映本民族的風土人情、韻味，從而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又滿足時代要求的服裝。只有這樣，中國傳統文化才能通過服裝更好的傳承與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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