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代文學典籍，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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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文學典籍 休閑體育 體育思想

一、古代著名人物的休閑體育思想與實踐

在春秋戰國時期，風起云涌的年代，老子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之一。眾所周知，他開立了道家思想的先河，且秉持著“無為而化”的觀點，久而久之他對休閑體育的思想與此觀點一致。《大學》代表著儒家著名的思想，其中記載的“小人閑居為不善”，意圖是想說明人不能出現空閑的時候，空閑的時間多了皆有可能做出壞事。雖然話中指出的是“小人”，但是另一種意味便是品德高尚的人若是得空的時間長了，也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更不用說休閑體育了。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存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老子并不反對休閑，并且翻閱相關的記載可知，老子比較熱愛休閑運動，曾也參與過休閑活動，由此可知老子對休閑保持贊同的態度。

古代時候，王公大臣以及社會上有身份、地位的人士會進行狩獵，這種行為的主要目的是放松自己，緩解工作壓力，以便能夠具備更好的心態與狀態投入到接下來的工作中，所以狩獵也是一種休閑行為。老子在體驗休閑過程中曾發表過“馳騁田獵心發狂”的肺腑之言，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狩獵過程中能夠擁有“發狂”的心態，可見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愉悅。

莊子對休閑的理解與養生之道聯系得較為緊密。莊子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是說在休閑中要想達到休閑養生的效果，應保持休閑淡然的心態與集中的注意力，以便造就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著作《逍遙游》的取名，最能直接反映出他的休閑思想。

孔子為我國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寶，其中《禮記?樂紀》中相關記載指出文中大部分都是在談論音樂，但是在古代，舞蹈、音樂、體育等藝術性質的文娛活動，在開展時都是緊密聯系的。孔子的理論中表明只有將音樂、舞蹈、體育等進行有效結合，才能使人們得到生活中真正的快樂感受。

孔子發表的“逝者如斯夫”的詩句，便是行走在江邊，放眼觀望眼前的一片江水之后有感而發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便是孔子曾將學生帶往郊外進行踏春，感受大自然的氣息，體驗戶外運動所帶來的輕松愉悅之意，從而尋求歡樂恬靜的生活狀態。

二、古代典籍中的休閑體育

生活在古代的人們休閑的時間較多，大多數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進行休閑活動，其追求的休閑境界存在較大的差別。在明朝時期已經開始流行泡溫泉養生了，并且根據溫泉這一詞語，許多文人墨客不得不為之填詞作曲。古代楊慎詩人的《安寧溫泉》一詞曾寫道：何如碧玉溫泉水，絕勝華清石池。”蘇軾曾這樣評價過：“湯泉吐艷鏡光開，白水飛鴻帶雨來。”清代時期的張凌云曾經給象鼻溫泉題過詞，他說：“入浴能教人似玉，到來幾許貌如花。”還有許多詩人寫過有關溫泉的詩詞，不過最終可以借用張凌云的詩詞表達統一的觀點便是“春寒我欲頻經此，童冠謳歌樂歲華”，即是表達經常來到溫泉中沐浴，能夠使心態平和，感受到歲月年華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養生除了上述的方式還可以通過飲食達到養生的目的，《壽世保元》記載過：食為半飽無兼時，酒至三分莫過頻。此句話理解為飲食達到半飽的狀態就行，飲酒不要太過于頻繁，旨在說明人要控制飲食，不要過量飲酒能達到養生的效果。

民間最熱鬧的場景莫過于逛廟會了，古代婦女的地位普遍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閨秀的標準，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是在廟會來臨時，女子卻可以出門湊熱鬧，觀看各種活動與大街上擺賣的各種商品，出門感受集市的熱鬧與繁盛，為心靈與眼界平添一絲休閑享受。

《周敦頤集》中記載過周敦頤與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結伴至山水間游玩，進行作詩、吟詩、談詩，并被美麗的自然風光吸引住，而連續幾個月流連忘返的句子，表現出古代詩人為除去內心深處的煩雜，追求寧靜、休閑自得的生活狀態而“游于山水間也”。

文學經典意識在古代人們對天地、自然、社會等中能夠得到彰顯，“詩”除了具有政治、社會思想意義，還能表達詩歌所具有的特定規則與法則。古人喜歡詩詞歌賦，不僅可以充分利用閑暇時光，還能鍛煉腦力與思維活力，促進身心健康。《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具有較強的文學經典意識，文學的觀念與經學的觀念出現對立，并且與經、史等具有多種特點的文學相隔離，這樣在品味文化經典中的同時，還能感受到不同學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對休閑的觀念看法存在差異，從而幫助我們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閑娛樂活動之趣味。

倫理道德在古代人們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閑活動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環節。“禮”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夠展現得淋漓盡致，它包括射箭、投壺、樂舞等多種娛樂項目。人們在進行娛樂項目時主要是追求清靜無為、高雅休閑的生活狀態以及愉悅的性情，貼近自然，達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時期，“武力征誅”與“敬得敬禮”思想同樣重要，人們在休養生息過程中普遍愿意進行“飾之以禮樂”。

三、結束語

古代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對于休閑體育的形成以及演變都有著直接的影響，而其中具有濃郁的民風特色以及象征性寓意的活動在傳承中會保留其特征。古代休閑體育的目的主要是讓人們學會放松，保持自然、愉快的心情與生活情調，達到修養身心的目的。

參考文獻：

[1]聶嘯虎.中外古代休閑體育思想縱橫談[J].體育文化導刊，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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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典籍，英譯本，譯介學，古代文化

作者：劉石鈺

文學名著的譯介是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典籍在西方廣泛傳播，文學典籍如《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史記》、《資治通鑒》、《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是中國文化的寶庫，建構并傳承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擬以文化為主線，引導讀者深入了解中國的燦爛文化，體會中國文化傳播到英語世界的過程中體現的古代政治、思想、軍事和民俗文化等，同時分析其英譯過程中可能引起的失落和變形等譯介現象。

一、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譯介

《論語》、《史記》、《資治通鑒》等文學典籍中包含深奧的政治文化，但是典籍英譯中存在一些失落和變形。

首先，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詞匯涵義的失落。比如，《道德經》中的“道”字是道家的哲學核心，其內涵博大精深。但在“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與“大道”等詞語中，道字被韋利一律譯成“Way”（道路），這種翻譯和理解不僅使這個字所承載的深刻的哲學思想消失殆盡，還造成了語義的失真和讀者理解的誤差。

其次，只在表面含義上翻譯形象比喻詞。《道德經》中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韋利把這句話譯成“HeavenandEarthareruthless，TothemtheTenThousandThingsarebutasstrawdogs.Thesagetooisruthless，Tohimthepeoplearebutasstrawdogs.”。這里的“芻狗”本是指用草扎成狗，供祭祀時用。但是譯本中，老子通過“芻狗"所表達的哲學思想蕩然無存，“天地”和“圣人”也變成了殘酷的形象，會讓西方讀者誤以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是多么的怪異和殘忍。

二、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譯介研究

《論語》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倡導的“仁”極富中國思想內涵，它是《論語》道德思想體系的核心。理雅各把“仁”翻譯為“truevirtue，benevolentactions，virtuousmanners，beneficence，perfectvirtue”等，韋利通篇把“仁”譯為“Goodness”或“Good”，辜鴻銘則選擇“beingmoral”、“moralcharacter”或“morallife”。各種翻譯方式各有利弊，但是，由于“仁”的詮釋意義豐富，單一的譯語詞很難真正傳達它的本意，削弱了原語的內涵。這些翻譯中精確的闡釋使“仁”字的不同含義得以呈現，但整體上卻給人一種散落的感覺。

三、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軍事文化譯介研究

《三國演義》是一部和軍事有關的巨著，里面的很多戰役和軍事文化我們都耳熟能詳。第五回“破關兵三英戰呂布”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有個“英”字，字面意義是“英雄”，指劉、關、張三人，英文中與“英雄”字面意義相對應的詞是"hero"，英語"hero"這個詞匯的內涵意義是不包括中國文化中“兄弟”這一層的。因此，羅慕士把“英雄”改譯成了“兄弟”，“三英”譯作“thethreebrothers”，突出表現了原文的內涵意義。

四、基于文學典籍英譯本的中國古代民俗譯介研究

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英譯本中的民俗很多，其中包括物質、社會、精神和語言民俗等。

1.物質民俗。詩經的《七月》中有這樣的句子：“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此處的“三之日，四之日”等是指夏歷的正月和二月，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譯則不能表達原文要表達的含義，楊憲益，戴乃迭等將其意譯為thefirstmonth和thesecondmonth就比較貼切。

2.社會民俗。《紅樓夢》里元宵節有吃元宵的民俗，如直譯，讀者可能體會不出其深層意蘊。所以，楊氏譯本將“元宵”、“合歡湯”、“如意糕”分別譯為“NewYeardumplings”，而英國的大衛霍克斯將其譯為firstmoondumplings。兩者都兼顧了元宵節在中過民俗文化中的意義。

3.精神民俗。《詩經》中對于愛情、相思等精神民俗很多，比如，《關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內心寂靜而善良的女子，楊憲益，戴乃迭等譯者用gentle和graceful比較恰當地表述了其端莊文雅又漂亮的意思。

4.語言民俗。《水滸》中的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說“灑家特的要消遣你！”。這兩句話賽珍珠的翻譯為：AtthisChengTheButcherlaughedandhesaid，"Areyounotmakingajokeofme？”“Ididindeedcometomakeajokeofyou!”ThenLuTayelledathim，"Ho，yourascal，”。譯成英文失去了原文的簡短和氣勢，無法淋漓盡致地表達出魯達的言語粗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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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對策

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研究領域非常廣闊，是一門很成熟的研究學科。但該學科在課程的教學研究方面很滯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當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對推動高等院校古代文學教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提高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產生積極影響。

一、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優化高校文學教育實效

前期，高校進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學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學改革過程中偏重于教學手段方面的改革，對課程理念、課程內容缺乏研究，對課程設置的目標不夠明確，沒有實質性的推動古代文學教育改革的發展。新時期推動高校文學教育改革對推動課程教學、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對培養古代文學創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發展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日益加劇，未來綜合國力的競爭對高等教育質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動高等教育改革，從課程設計、課程教學方法、課程目標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強高等課程競爭力，提高教學效率。

(三)有助于傳承中國古代文化

中國古代文學蘊含深刻的人生體驗、哲學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為了提升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和國民修養，當今社會需要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文化熏陶。因為它承載著中華優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著開啟民智和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這門課程沒能發揮其在國民教育中的應有作用，而隨著社會不文明行為的增加，課程也需要由知識教育變為道德教育與綜合素質教育。

二、當前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重教學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標

當前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學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對中國文學教學理念研究不夠。雖然在教學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豐富課堂，提高課堂的活躍性，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是長期使用這一教學方法和手段，或者經常性的變化教學手段和方法，勢必會讓學生產生厭倦情緒，不利于提高教學效率，達到教學目標。對于長期不重視教學理念和目標的研究，不利于學生找到認同感，學習的目標意義不明確，在學習古代文學課程上，沒有目的性，對學習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鑒定不明確，都不利于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二)重實訓技能培養，缺乏相應的實訓手段

隨著大學古代文學教育改革的深入，對中國古代文學教育課時相應減少，更多的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訓技能，很多高校在對學生考核評價時偏重于課程實訓，高校古代文學教育由理論為主，轉變為實踐教學，給學生增加了相應的實踐學時。高校普遍認識到了實踐教學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進行實踐教學，應用什么樣的手段去開展實踐教學。很多高校會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去引導學生學習，通過觀看影片的方式來完成實踐教學任務，雖然教學方式有所變化，但是取得的教學效果仍然不夠理想，對中國古代文學教育長期發展，對提高高等院校學生的實踐技能仍顯不足。

(三)重文學作品學習，缺乏國學經典創作

中國古代文學教育課程內容設置主要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學作品，這類作品一般是歷史傳唱，文學色彩濃厚，且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具有顯著的教育意義。這類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視，在安排課程時對于課時的安排就相對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強一些，各高校也紛紛成立專門的國學院，開展國學教育，開始重視國學經典誦讀。高等院校在開展課程評價，對學生進行綜合考核時，在國學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時就要求大學生要開展國學閱讀主題活動，列出必讀科目，將平時的表現和最終考核結果綜合進行評價，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學生的閱讀主動性不強，疲于應付的思想還存在，筆記報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顯。

三、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學設置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改革理念和目標

科學設置本課程的目標，使學生通過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史，掌握基本的文學作品知識和文學史常識，加深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學悠久傳統和主要特點的認識和理解，提高文學素養和審美能力。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基本要求，對于基本常識要熟練掌握，對于文化常識能夠正確判斷。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言說方式和藝術特點，能運用文學、語言學、美學、歷史等相關知識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家、作品、文學事件、文學現象、文學流派進行分析和評述，在宏觀上掌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發展線索。

(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法與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學教育教學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現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術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現代化的多媒體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學內容，讓學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手段，以聲光畫的方式展示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高等院校應該注重為教師提供諸多素材的條件，因為在制作這些音像資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沒有便利的資源和條件，會極大增加教師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體資料借鑒意義也很有限，不利于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在對資料的選取要本著實用，能夠擴大大學生的文學視野，能夠形象的說明問題，有助于提高教學效果，克服過去單純的灌輸式的教育，不利于啟發學生的思維，不利于創造性思維的發展，讓學生主動的學習，深入的研究問題，活躍課堂氣氛，推動中國古代文學進一步發展。在研究古代文學課程時要結合其內容和特點，在網絡化時代，對中國古代文學文獻檢索和收集相關學術最新研究成果顯得日益重要。將過去那種傳統的古代文學與現代網絡文獻檢索有機結合起來，通過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展現在大學生面前，可以有效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興趣，能夠為他們獲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現階段，很多優秀的中國古代文學被文化部門，廣電中心拍成了優秀影片，在全國各大劇場進行放映，這又為大學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學提供了一定的途徑，使得大學生在輕松的環境中得到學習，激發研究的興趣。

(三)樹立新型學習觀，將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改革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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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淺談 中國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圖分類號： C93 文獻標識碼： A

“文明”相對“野蠻”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對“野蠻”的揚棄。“國家”或“文明社會”是歷史前進的結果，因為“國家”作為社會機器，維持、促進了社會發展和進步，扼制了“野蠻”對社會發展的破壞。目前學術界對“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志一般歸納為城市、文字、青銅器、禮器、王陵等等。對這個標志的個案分析和綜合研究，是探討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鑒于文明起源與形成時代沒有歷史文獻留傳下來，這項研究所需資料只能依靠考古學解決。考古學對上述文明形成諸多標志的基礎資料界定、取得、分析、歸納、演繹等研究方法不一，難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學性各異。

“文字”對于“國家”而言是個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現和發展，以及作為“國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當前關于“符號”與“文字”的界定還并不統一，“符號”成為“文字”的質變點也無法確定，因而在探討“文明社會”形成時，“文字”這種標志很難操作。從古文字學和歷史學角度分析，從符號變為文字和從“野蠻”變為“文明”，它們不可能在同一“時空”臨界點發生“突變”、“質變”的。它們的“質變”點有時間差。

“青銅器”是生產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科技進步的反映，青銅器的出現在人類生產活動中發揮了多大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從總體上來看，至少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作為兵器的軍事作用和作為祭祀、禮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過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在研究社會剩余生產品時不可將其作用估計過高。

現在談論較多的禮器，實際上它們是“陽間”生活中“折射”。禮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文明社會”有關系。文明社會中必然有“禮器”，但祭祀用品的“禮器”不必非是“文明社會”的產物，祭祀用品的產生要早于國家出現。祭祀用品中的“禮器”與“非禮器”之界定，目前還沒有尋找到科學的標準，這也要等待學科的發展，假以時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會分層，它們在“國家”形成問題上的意義是有限的。作為人類社會“活化石”的民族學研究成果已向人們揭示，“國家”和“文明社會”的社會組織是以階級和社會分層為基礎的，但不是有了社會分層，就必然出現“國家”。關于“王陵”的認定，從考古學一般理論上講，“王陵”附屬于“王”之都城，“王陵”應屬“都城”一部分，沒有或沒找到相應“都城”的“王陵”，在確定這類墓葬墓主身份時尤應慎重。當然，“王陵”是“王”的陰間歸宿，“王”是“國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國”。問題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難度。墓之“王氣”是重要的研究線索，但當務之急是要探討“王陵”的客體“標準”。

對“文明社會”考古學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標志，最易操作的學術研究切入點。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為國家統治集團服務的，“城”的出現是與國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學記》卷二十四引《吳越春秋》記載：古人“筑城以衛君”。“君”是“國家”的人格化，“城”則是“國家”縮影的物化。在當前中國古代文明考古學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視早期城址（主要指龍山時代城址）的考古調查、勘探，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現在各地發現了一大批早期城址，這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諱言，這些城址是否屬于文明形成時期的“國家”政治中心，還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

目前，關于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標志的“城”，也存在著科學界定的問題。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礎工作。這里我講“城”不講“城市”，就是區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業功能，因此城中有相當數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眾”，這種“城”實際是一部“國家機器”。當前在有關“城”的考古學研究中，更應注意區別“城”、“城堡”和“村寨”。它們都在其周圍筑有“墻”，這種墻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規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墻”是“衛君”的，即保護國家集團的；“城堡”之墻是用于軍事防御的，它們可以是“國家”的軍事設施，也可以作為“野蠻社會”軍事據點；“村寨”之墻是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蠻社會”與“文明社會”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們不能以城墻作為“城”的唯一或主要標志。如何區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僅據其占地面積大小、墻垣規模等，更重要的應剖析其空間范圍的內容。“城”作為“國家”的政治中心、統治集團的政治中樞，主要應是城中“國家機器”物化載體――宮廟建筑。“城堡”之內主要為軍事設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說明各自的社會作用。因此，對有墻垣圍繞的大面積建筑遺址，究明其內涵十分必要。這些恰恰是我們目前考古工作中應該更多予以關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現的城之宮廟是什么樣子，現在我們還不清楚，但可以通過對已知資料的了解、已知規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對目前尚存的明清時代的宮殿、宮廟我們可以考察。對唐宋、秦漢時代的宮廟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歷史文獻記載，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經考古發掘的商周宮廟遺址，夏代偃題二里頭遺址的第一、二號宮殿建筑遺址，又為我們認識更早以前的“文明社會”城址中的宮廟遺址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參照物”。

關于“宮”和“廟”的界定要有嚴格的學術標準。我認為中國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廟是“宗廟”，而不是“神廟”。中國古代文明與地中海周圍的埃及、兩河流域和希臘、羅馬古代文明重要的區別是，前者以“宗廟”為主體。后者以“神廟”為主體。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前者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以血緣政治為主；后者商、工、農多種產業并存，以地緣政治為主。因此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廟時，對此應給以加倍重視。

中國“文明形成”時期的宮殿與史前時期的“公共建筑”有著本質不同。從布局形制上說，前者是封閉的，后者是開放的；從結構上看，前者是強調等級、突出個人的；后者是面向“大眾”的。如時代較早的偃師商城的宮殿遺址，其周圍筑有“宮城”，每座宮殿或幾座宮殿還要有單獨的圍墻；屬于夏代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一、第二號宮殿遺址各自圍筑有單獨的院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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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典政治學；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解讀；批判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編號：1672-3309(2010)12-71-03

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學派在考究其學派傳統時，往往會將之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并將修昔底德視為是“第一個真正的國際關系理論家”，認為霍布斯、馬基雅維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下簡稱《戰史》)一書的深刻影響，因此，這三人也被公認為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的傳統理論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現代主義的“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對古典政治學文本的相關解讀。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鑒于后現代主義思想大師福柯所開創的“知識考古學”方法，分析具有話語權的現實主義理論如何進行文本解釋，對傳統支配性解讀進行“重復”和“再現”，從而揭示出文本、話語、制度中被有意或無意遮蔽著或排除掉的“內在張力”，以此揭示傳統理論對于文本的壟斷解釋。

一、文本解讀的“知識考古”：繼承關系的主觀性偏差

從人性的視角來論證國際關系的特點，這是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漢斯?摩根索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現實主義六原則”中，將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論解釋的框架之中。他認為，利益是國際關系中永恒不變的訴求，其不受時空條件的影響，并引用《戰史》中的語句指出，“從古希臘的經驗中，修昔底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不論是城邦之間或是個人之間，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證。”此外，在論述國家行為體對權力的追求時，摩根索也引用《戰史》中的語句來加以佐證。有鑒于摩根索將對于權力和利益的追求作為其理論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論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戰史》中的相關觀點和語句，因此可以認為，摩根索將修昔底德視為自我理論的一大基礎和先驅。

國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之一，這是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稱為現實主義學派的先驅者，主要是因為在《戰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現實主義學派的3個核心假定：(1)國家(或城邦國家)是國際關系中最為基本的行動單位；(2)國家為了追求權力，要么將權力本身作為目標，要么將其作為追求其它目標的手段；(3)國家大體上采取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此，基歐漢引用《戰史》第1卷第23節中的名言來解釋上述3個核心假定：“我認為這場戰爭發生的真正原因，幾乎被表面現象所遮蓋了。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拉棲代夢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從體系的視角來解讀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響的學者當是肯尼思?沃爾茲和羅伯特?吉爾乎。無政府體系是新現實主義的主要出發點，新現實主義將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體系與《戰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兩極體系相比較，得出了極為相似的結論。沃爾茲認為，《戰史》為其“國家相似性”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的例證。吉爾平對修昔底德的著作更為熱衷，他認為其全部理論均與修昔底德的理論相聯系。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與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之間的繼承關系得到了很多國際關系學者的認同。他們均將修昔底德的《戰史》視為是現實主義學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對于修昔底德與自我理論的淵源關系，幾位學者的論述角度卻多有差異。這些學者往往傾向于從自己的學說出發去解釋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爾茲將《戰史》中的內容作為支持自己理論的重要例證，吉爾平幾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與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聯系。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國際關系學者對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釋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觀的。

現實主義學派對古典政治學文本解讀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質疑的。現實主義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學文本中的只言詞組來證明自我理論的正當性，而不是還原政治學文本以本來的面貌。英國思想史學家昆汀?斯金納和波考克認為，對文本進行解讀時，“真理依賴于情境、社會，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個時期的政治哲學時，必須要把哲學中評價或規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與歷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慮，讀者要了解說話者的真實意圖，就必須掌握說話者的運用常規。而現實主義者卻忽視了這一重要問題，不僅對文本的分析斷章取義，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論對于文本解讀的可能性，從而壟斷了對古典政治學文本的解讀。

二、文本解讀的譜系分析：現實主義的話語霸權

上述“知識考古”再現了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對于古典政治學文本解讀的支配性敘述，通過“雙重閱讀”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動背后的權力關系，從而批判類似的文本解讀中的“現實主義思維”。后現代主義強調發掘文本之間互動背后的權力結構，揭示文本建構中話語與權力的關系，從而消解傳統文本解讀的“中心主義思維”。后現代主義思想大師福柯曾經指出，“知識是權力的眼睛。凡是知識所及的地方也是權力所及的地方。知識總是以真理的形式為權力作辯護。”后現代主義認為是權力創造了知識，在權力與知識的關系方面，常使用“譜系分析”方法。系譜學的任務是恢復被整體化敘事所壓制的自主話語、知識和聲音。本文嘗試使用這一方法，從而揭示古典政治學文本解讀中話語與權力的關系，以消解現實主義中心論思維。

對于現實主義文本解讀中的知識和話語的關系問題進行詮釋，首先要厘清現實主義言說和古典政治學文本之間的關系及其互動，以及古典政治學文本中包含的很多異質性的內容。除了現實主義學派所強調的符合其理論視角的諸多觀點之外，還有一些被現實主義學派“人為化”的邊緣觀點。以對霍布斯的分析為例，“現實主義通常從邏輯和描述兩個維度來運用霍布斯”，并認為霍布斯的“政治理論為國際關系提供了范式”，國家之間交往的現實，同霍布斯所描述的個人在自然狀態中的描述相類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認為，與其說霍布斯是現實主義者，不如稱其為理性主義者。他指出，將國家之間的關系類同于霍布斯所謂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顯然是有巨大缺陷的。邁克爾?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國際關系：一個再考慮》一文中，也極力反對現實主義學派的相關解讀方法，轉而用懷疑主義的方法來解讀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異于現實主義者的結論。同樣，大衛，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學中的團體間關系和國際關系》一文中，通過研讀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論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謂的自然狀態在現實中是團體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所謂國家之間的關系。此外，霍布斯的國際政治主張更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擴大貿易，規避戰爭，其觀點脫離了現實主義的主張而傾向于自由主義的觀點。這些解讀在同現實主義解讀的互動中處于劣勢地位，由于現實主義對文本解讀的霸權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學的相關文本被解讀為主流的現實主義版本。

文本解構背后所隱藏的實際上是權力結構。知識和權力是緊密相連的，知識本身無法避免權力的運作，知識的論述機制也反映了權力的變化關系。文本霸權的存在，其實源自于國際關系理論權力關系中所存在的霸權狀態。無論是對古典政治學文本的解瀆，還是對國際關系現實分析來說，始終是由不同時期的國際關系理論中權力占上風的話語模式所決定的。自二戰以后，現實主義學派成為既得利益者維護現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的支撐成為主流話語，并取得了對其他理論的話語霸權，成為支配性的敘述，其他的理論言說受到主流話語的忽視、壓抑和邊緣化。因而，在對古典政治學文本進行解讀的過程中，讀者往往只聽到了現實主義的聲音，也只接受到現實主義的布道，從而以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支配我們的思維和行為。

三、現實主義文本解讀的實用主義批判

現實主義者總是將其學說與古典政治學傳統文本聯系在一起，將自己的理論視為對政治思想史中現實主義學派的傳承，并試圖證明這一傳統相對于其他理論傳統的優越性。在此基礎上，現實主義者堅稱與修昔底德、霍布斯、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一脈相承。然而，現實主義不過是眾多與古典政治學家對話的學派之一，現實主義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場和偏見來解讀古典文本，從而證成自我理論，彰顯其普世性。

目前，國際關系理論對古典政治學文本解讀的主流聲音是由現實主義者發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戰史》一書為例，國際關系理論界幾乎達成共識的認同該書是現實主義學派的開篇之作，現實主義學者都從中找到了證成自我理論的言說。然而，“近代社會科學化的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結構。及其一系列特定的關注，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受益于修昔底德”，問題在于“他無法自己約束我們針對他著作的詮釋，所以我們太容易使自己確信，我們在他這里發現了我們所要尋找的東西。”一切類型的文本都是歷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對古典政治學文本進行解瀆時，由于很難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場景，因此難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對文本的解讀實質上是理論者的再創作，這種再創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論者論點與偏見的玷污，顯現出理論的強詞奪理元素與實用主義意圖。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學科指向也往往明確。就修昔底德的《戰史》一書而言，歷史學者將其視作一部宏篇的歷史巨著，而國際關系學者卻能從中汲取大量的國際關系理論。且不論不同學科之間固有差異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國際關系一個學科內部更是如此。正如《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一書中所言：“任何一個國際關系研究者都能從修昔底德的歷史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得到啟發。”如《戰史》這樣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論指向，不僅是現實主義，其他學派也可以從此文本中汲取養分。而現實主義對文本解讀是在權力關系中造就出來的論述的實踐，這種論述的機制反映了權力的變化。作為具有主流話語權的現實主義，其借助古典政治學家著作中提供的龐大體系和豐富內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為自己理論具有深厚傳統的佐證。

國際關系根植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國際關系理論不能脫離具體的時空環境來解釋一切的人類歷史。現實主義的產生源于20世紀的國際關系現實，在更深層面上依賴于當時社會歷史的大環境，將這種現論與古典政治學著作相聯系，使研究者忽視了局限性而過于強調其解釋力，甚至熱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則構建起永恒性的理論模型。現實主義“自覺”地跳人了這個“陷阱”，對于古典政治學家的智慧奉行一種“拿來主義”的態度，套用現論簡單地對古典政治學文本加以詮釋來證明歷史傳統的存在。因此，對古典文本的解讀實質上是各學派將古典理論加以主觀化并為我所用的過程。

四、結語

知識常常是主觀性的，其不依賴于客觀的對象和實體。每個人在閱讀時，由于主觀性的存在，都會產生彼此有差異性的閱讀結果。對文本的解釋，只有撇開一己之見，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現實主義者對于文本的解讀，往往是從自己的立場和視角出發，從而使“文本”服務于自己的理論。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羅伯特?沃克爾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質疑的，每一個呈現并不是復制或恢復其在其他時間或空間所真正出現的事物，而是呈現其他各種的呈現，沒有一個是原版的，每一個都是獨斷的，并且沒有一個能排除其他的各種呈現。”其實，對于古典文本的解讀亦是獨斷之思，是學者們建構出來的。因此不能就對古典文本的解讀呈現出統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識。即然如此，在對國際關系著作進行文本解讀的過程中，我們就需要有一定的認知，沒有什么是固定不變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學家著作的指向是龐雜和多元化的，我們需要反對單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話語。因為任何單一的話語都不能為我們提供關于實在的清楚輪廓。只有各種聲音同時存在，才能擴展我們談話的視野，才能充實我們關于古典政治學文本的理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