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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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與經濟學的含義

文化，廣義地說，一般是指在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各種物質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裝飾品等，是具體的客觀物質。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規則、家庭組織方式和社會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學、政治學、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等等，它們都深刻影響著人類思想和文明。

在個體層面上，文化一詞具有合宜性。例如某個人受過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談舉止優雅，并在某些社會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這都合乎社會主導價值體系，甚至是社會價值觀所認可并崇尚的對象，所以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體層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產生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思維方式。因此，文化具有物質的屬性，也具有精神的屬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創造和發展。

經濟，廣義地說，是指人類為滿足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而進行的一切活動。狹義上說，經濟是指物質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門學科叫經濟學。經濟包含了物質屬性和精神屬性，文化也有著物質內涵和精神內涵，因此，二者在本質上具有統一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也形成了一門新的學科，叫做文化經濟學。國際上權威文化經濟學刊物《文化經濟學》雜志將文化經濟學定義為:文化經濟學是一門將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創作藝術、表演藝術、文化遺產及文化產業的學問。它著重研究文化部門的經濟組織以及與文化相關的生產者、消費者、政府部門的行為，它的研究主題涵蓋了很廣泛的范圍，包括主流的及新興的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公共政策及制度經濟學。

文化經濟學的產生，標志著文化與經濟學的融合和發展。文化經濟學一般包括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文化產品的價值;文化資本的可持續性;文化遺產的分析;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文化產品的消費。

2.文化產品的經濟基礎

文化在整體性上表現為對滿足人類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產品，這種文化產品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流通，表現為商品化。文化產品具有社會實踐的性質，脫離了社會現實意義的產品也終將會被淘汰。人們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結著文化因子，這種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產品進行流通的基礎。在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之下，人們選擇相應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應的社會文化制度。人類整個的生產系統就是一個充滿了文化意圖的領域。也即，所謂自然，并非一種完全脫離于人的獨立客體，而是由人的存在賦予了一定意義的、用精神的線予以貫穿起來的一種社會存在。這種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決定了人同自然界的關系直接地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關系。

馬克思指出: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肌餓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人類的經濟發展過程，既具有自然屬性，也具有社會屬性，既是真實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因此，物質的生產一方面具有客觀實踐性，也同時打上了文化含義的烙印;文化范疇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質，也同時擁有其物質基礎。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文化事業的高度發展，市場中的企業不再單純是生產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業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業內的文化氛圍，更具有維護社會穩定，實現人和人關系和諧的功能，這超越了僅僅是提供商品生產的功能。在消費領域，傳統的物質消費已經無法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開始轉向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化產品的需求。在市場營銷中，不僅宣傳產品的經濟價值，也宣傳其產品的文化功能和價值，從而使得市場營銷開始提升文化層面的評價，最終使得文化產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與經濟的基礎性關系

1.文化與經濟的共生

一般的說，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決定文化的發展;文化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支配和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從文化和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來看，兩者具有共生的關系。馬克思指出:思想、觀念和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作為人的本質存在的一種體現，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它們都是人作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為維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產人所必需的消費品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結果。

人類活動具有自我意識和主動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這種目的反過來使得人類活動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也使得活動過程本身也具有意義和價值。生產作為人類活動最普遍的一種行為，也具有了意義和價值。因此，在生產過程中，既體現了經濟性質，也體現了文化性質。因此，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上，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具有文化的性質，都具有文化的內涵和價值，而文化本身也蘊含著經濟的性質。文化與經濟是既有其獨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經濟體現了人類的發展進程，二者也體現了生命的延續，統一地指向一個對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種文化經濟共同體，也即文化經濟一體化。在人類社會發展到在物質生活可以滿足自身的需求時，文化開始逐漸繁榮起來，為了適應人類對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經濟開始互相結合起來，并成為一種互動雙方，不能離開彼此。真正自覺的、合目的的、現代意義上的以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和流通為主體特征的文化經濟活動，則是在人類文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即在人類自覺地發現文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于經濟之外的一種財富之源，以及成為對現代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之后才出現的。

2.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

人類的經濟行為首先是為了生存，此后才是發展。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義，其行為也就有了文化的屬性。每一次經濟的革新，都代表了人類文化有了一次質的提高。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正是揭示了經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和價值，也說明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進程有著直接的關系，從而也說明了文化與經濟逐漸交融，形成一個強大的力量，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文化系統的全面升級，其內容包括了人在進行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等體系，也即文化和經濟逐漸統一起來。文化有其結構，經濟也有其結構，二者在共生的基礎上走向了一體化。例如，農耕式的文化與自然經濟相對應，工業文化與工業經濟相對應。每一次經濟結構的質的革新，必然伴隨著文化結構的革新。同樣，人類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動經濟結構的改變，二者一一對應。

歷史文化推動經濟結構，經濟結構改變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響，逐漸融合為一體。現代社會，商品體現了以人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價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產業鏈，也形成了工程學、美學等學科的融合。當精神文化的消費需求實現了對于物質消費需求的本體性超越，使得一切關于知識和美的精神文化創造獲得了財產和財富的價值認同，以文化的經濟價值為追求目標的產業文化產業應運而生，從而在全新的意義和層面上形成了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

篇2

張晉敏（1991-），女，甘肅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學2012級民族學專業碩士生。

摘 要：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精神財富。民族文化對經濟的發展既有促進作用，同時，某些民族傳統文化也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因素。增強民族地區的競爭力，不單是要提高區域民族經濟的增長能力，而且應該是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的協調一致的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競爭力的提高。

關鍵詞：民族文化；經濟；關系

一、民族文化的結構與特點

（一）民族文化定義

文化一詞起源于拉丁文的動詞“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園藝學在英語為Horticulture）。到了古代希臘和羅馬時期，因為公民對于社會政治和社會的參與，認為人的理智也需要加工，就像土地需要耕耘，于是文化被理解為培養公民政治和社會參與能力，培養一個人的興趣、精神和智能。18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化與人的教養聯系了起來。此后，許多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下過定義，可謂層出不窮。克萊德?克拉克洪曾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作過統計：自1871-1951年80年里，關于文化的定義有164條之多。

現代人類學家愛德華?鼻祖泰勒是第一個界定文化概念的學者。他在1871年將文化定義為“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他的定義影響重大且深遠，時至今日國內外討論文化的著作都要提到這一公認的最早的專業文化定義。

美國社會學家David popenoe則從抽象的定義角度對文化作了如下的定義；一是一個群體或社會就共同具有的價值觀和意義體系，它包括這些價值觀和意義在物質形態上的具體化，人們通過觀查和接受其他成員的教育萬而學到其所在社會的文化。此定義的前兩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對于人類來說，就象是本能對于動物一樣，都是行為的指南。

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人文教化”的簡稱。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討論人類社會的專屬語；“文”是基礎和工具，包括語言或文字；“教化”是這個詞的真正重心所在：作為名詞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的共同規范（同時這一規范在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的對象化成果中得到體現），作為動詞的“教化”是共同規范產生、傳承、傳播及得到認同的過程和手段。

目前，我國學者一般認為，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宋原放主編《簡明社會科學詞典》第176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出版）。狹義的文化則指依附于語言、文字、書籍、建筑物以及自然萬物等載體得以顯現的人們的世界觀、價值取向、意識流動和精神氣蘊等。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語言、民族性格、民族傳統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可以構成民族文化的形式。由此，民族文化指的是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和發展來的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結構

民族文化或者文化的結構有二元結構說、三元結構說、四元結構說和多種要素說。

二元結構說源于前蘇聯學術界，認為文化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構成。物質文化是少數民族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及其創造方式。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用腦力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成果。其理論基礎是的唯物史觀。除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劃分外，還有“顯在文化”和“潛在文化”、“表層文化”和“深層文化”、“硬文化”和“軟文化”的區分。

三元說。DAvid總結文化的要素主要為3個：（1）語言和符號.（2）規范準則，對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人們應該怎樣思想、感覺和行動作出的解釋，包括習俗、道德、宗教和法律；（3）物質文化，實際的和藝術的人造物體，它反映了非物質文化的意義，包括機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目前，通常是把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實物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的幾類。

四元結構說。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在著作《文化論》中，把文化劃分為四個方面：（1）物質文化；（2）精神文化；（3）語言；（4）社會組織。除此以外，還有“智能文化、物質文化、規范文化、精神文化”和“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的劃分法。

多要素說。代表性人物有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他在著作《文化變遷》中，從文化功能與文化起源相結合的角度，把文化劃分為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然后把非物質文化劃分為宗教、藝術一類的精神文化和規范人類行為的制度、習俗一類調適文化。

（三）民族文化的特點

主要是：（1）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它是使個人行為能力為集體接受的共同標準；（2）差異性。在同一社會內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會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齡、職業、階級等之間也存在著亞文化的差異；（3）后天性。學習得來的，而不是通過遺傳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滿足方式是由文化決定的，每種文化決定這些需求如何得到滿足。從這一角度看，非人的靈長目動物也有各種文化行為的能力，但是這些文化行為只是單向的文化表現如吃白蟻的方式警戒的呼喊聲等。這和人類社會中龐大復雜的文化象征體系相比較僅顯得有些微不足道；（4）象征性。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語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現方式如圖像（如圖騰旗幟）肢體動作（如握手、吐舌）行為解讀（送禮）等。整個文化體系是透過龐大無比的象征體系深植在人類的思維之中，人們也透過這套象征符號體系理解解讀呈現在眼前的中種種事物；（5）適應性。指的是文化能夠適應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6）普遍性。不同民族群體所具有的餓多樣的、特殊的文化內容往往是用普遍性的框架組織起來的，不同文化在終極價值和一般性倫理約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二、民族文化與經濟的關系

一般地講，民族文化與民族經濟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反過來又對民族經濟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既有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因素，也有與經濟發展相矛盾沖突的因素。下面分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民族文化與經濟的一般關系

1.民族文化與經濟從來密不可分

文化與經濟是人類所創造的財富中的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即文化是整體，是物質財富、經濟財富的總和，經濟只是其中之一。生產力越發達，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就越密切。從這個角度說，今后的經濟是文化經濟。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文化的競爭。如果少數民族在文化問題上變得自覺了，并且把民族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結合好，可以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只能感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說，只有發達的經濟而沒有先進的民族文化，并非真正的強大；如果只談經濟，不談民族文化，經濟的發展也難以持久。

2.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競爭力密切相關

所謂文化競爭力，概括地說，就是各種文化因素在推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中所產生的凝聚力、導向力、鼓舞力和推動力。主要表現為文化創新能力、文化產業的科技含量、高素質的人才。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文化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文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越來越高，不僅經濟發展需要文化來支撐，而且文化產業本身也已成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競爭力是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增強民族地區的競爭力，不單是要提高區域民族經濟的增長能力，而且應該是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的協調一致的發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競爭力的提高。

3.區域文化對區域競爭力具有“乘數效應”

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等理論研究表明，區域競爭力的增強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持；反過來，經濟和文化的協調發展又會促進區域競爭力的提升，而且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特定的社會經濟可以兼容并蓄，產生文化乘數效應，從而促進特定區域生產力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就我國而言，以孔孟儒家積極入世、崇尚進取為特征的齊魯文化，因歷史上商賈云集、重商遺風遠揚的江浙文化，以20世紀20至40年代金融意識為底蘊的海派文化，善于開拓、勇于進取的嶺南文化，以及長于經濟形勢分析、政治嗅覺靈敏的京派文化等，都對其所處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源動力，致使中國東南部及沿海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與西北地區尤其是內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民族文化對經濟的負面效應

1.傳統文化對于經濟開發的障礙

對于民族經濟的欠發達現實，在一段時期里人們習慣于將其歸咎于生態環境惡劣、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素質差諸如此類的原因。的確，民族經濟之所以落后，這些都是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好比是說“經濟落后”是“經濟落后”的原因一樣，本身是不合邏輯的！如果我們把研究的目光拓展到經濟以外，從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民族經濟欠發達的原因，則有可能從另一個側面為我們打開一個認識民族經濟發展的思維空間，從而使我們可以盡可能客觀地面對民族經濟發展的現實。

民族文化作為一種控制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文化的不適，往往會導致行為的不適，其結果是人的經濟行為偏離經濟發展的一般原則。由此，在民族經濟欠發達問題上，我們的討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表層的經濟現象上。盡管對于這些現象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應當透過這些經濟現象，去探討導致民族經濟欠發達的文化原因。民族經濟的發展，政策上的傾斜和經濟上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他非經濟因素的發展，尤其是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覺調適，則政府的所有這些努力都只可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2.西北民族文化對于經濟開發的障礙作用

總體上講，西部民族地區在文化方面不同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地方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實質是一種惰性文化。由于歷史沉淀和累積效應的作用，這種以倫理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傳統文化，包括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重義輕利的價值標準、謙恭和順的人生哲學、求穩求同的思維方式、知足常樂的文化心態，已經深深地根植于西北民族地區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西部民族地區隨處可見的聽天由命、消極無為的處世觀，安于現狀、好逸惡勞的幸福觀，不求更好、只求溫飽的消費觀，死守田園、安土重遷的鄉土觀，等、靠、要的度日觀，畏難怕險、墨守成規的工作觀，喝酒賭博的娛樂觀就是這種世俗性文化在日常行為選擇中的真實顯現。西北民族地區文化和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在于它具有鮮明的特殊性。主要是：

（1）多元性和差異性。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深層次隱性影響因素。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有助于市場經濟文明的形成、發育和成長，反之則會阻礙農耕、游牧文明的傳統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社會的順利轉型。長期以來，由于自然、經濟、歷史、社會等條件不同以及的差異，西部民族地區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并且決定了本地區內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間的居民在價值取向、創業精神、競爭意識、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對待市場化改革的態度等方面必然有較大差異，因而與東部相比，在市場文明的進程中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適應性也將因所屬文化圈不同而不同，進而影響作用和程度也相異。

（2）逆市場性。西北民族地區所有游牧文明、農耕文明、藏傳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相結合而成的文化體系，是草原游牧經濟、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產物，其核心觀念和主體意識已經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加以遵循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與此相適應其價值觀、財富觀、就業觀、生產生活方式、一種高度束縛下追求未來生活即“來世”的理想生活模式，同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準則相矛盾和相抵觸，因而使該區域與東部地區相比，在發展中面臨更大的阻力和障礙，致使該區域目前的市場化程度仍然很低，市場化進程仍然很慢。如：市場經濟提倡“經濟人”，把人看成是經濟利益的主體，認為追求財富是天經地義的事，而該文化則提倡“道德人”，把創造財富視為小人之舉，從而壓抑了冒險創業與從事商業的社會精神；市場經濟提倡自律基礎上的市場競爭，而該文化則提倡“平均主義”和貶低逐利行為；市場經濟提倡現代企業制度下的民主制，而該文化則提倡血緣宗親的家族中心論，表現為人們呼喚“青天”，崇拜權威，希望“家長式”人物拯救社會市場經濟注重法理，而該文化講求感情，情大于法，少獨立，少理性；尤其是游牧民族“無恒產，無恒信”的經濟關系，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文明的契約精神和與信用交易相適應的現代主流文化。

（3）保守性和封閉性。西北民族地區民族眾多、各異等因素造成文化傳統呈現出明顯的封閉狹隘特征，傳統農業社會、農耕文明氣息濃郁悠久，尤其是該地區黃土高原板結性質的黃土文化、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生”的文化，有很強的內聚力，總是企圖把新的文化意識、異質文化和對立思想納入到固有的文化中去，使外來文化在與其融合中失去原有的特征。并且由于復雜的文化環境和眾多的民族成分，根本上使本地區與其他地區進行文化交流和互動時面臨更大障礙，很容易以民族糾紛和宗教糾紛等形式再現出來。加之計劃經濟的外在動力，使這種文化的排他性、封閉性進一步強化，二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封閉落后的思維定勢，進而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局限在文字上，從實際出發和變通很少，缺乏創造性思維和社會文化創新，不能在文化轉體和吸取異質文化中適合自己的精華部分，難于擺脫文化傳統的羈絆。

在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十分關鍵，它是決定減緩或加速西北民族地區經濟增長、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否合理的根基。如果脫離對該地區文化基礎之分析，任何一種經濟改革和政策都將不能從根本上使其發展差距得到徹底解決；同時，若把西北民族地區區域協調發展目標問題與其文化因素分析相脫離，也將最終要以失敗而告終。

綜上所述，文化發展及因素分析是拉動西北民族地區經濟增長、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深層原因。須在發展西北民族地區特有的文化傳統優勢和進步性的基礎上，將市場經濟主導下的現代工業主流文化逐漸納入和融合到西北民族地區文化之中，并將其文化進行重構。只有實現使其成為極富世界性、多元性和先進性的開放文化體系，西北民族經濟開發才會呈現為整個社會的整體協調運行，西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才會有持久的文化源動力和支撐加速力。（作者單位：1.甘肅省廣播電視學校；2.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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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學術研究》2003年第7期。

篇3

按照學者的定義，文化是一個群體在一定時期內形成的思想、理念、行為、風俗、習慣、代表人物，及由這個群體整體意識所輻射出來的一切活動。這一群體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民族、企業、家庭。群體文化被視為該群體成員所共有的一套規則。這意味著，個人的行為是嵌入于群體文化當中的。群體中一個人的異舉不一定能夠改變群體文化，但是很多個人的異舉則顯示為群體文化的變遷，決定了群體文化的產生、復制、傳承、選擇和變遷。

在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容易陷入文化決定論或者文化虛無主義兩種極端觀點。一個區域的文化與本地地理、氣候、環境、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狀況以及人的感知等因素有關，也與外部的信息交流、刺激和沖擊等因素有關。一個區域內，一些文化不一定對經濟發展有明顯影響，另一些則有明顯影響。即便存在明顯影響，經濟與文化之間不一定存在一種不斷自我強化的、正反饋的累積因果關系。

區域文化在一些條件下對地方經濟發展可能發揮影響（比如在市場環境中），在另外一些條件下可能不發揮影響（比如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反過來，區域的經濟發展（比如其經驗和教訓）也會影響到區域內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

也就是說，地方經濟發展及其模式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但不一定嵌入于地方存在的全部文化。而且，即便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還存在強嵌入和弱嵌入問題。一些沖擊因素（比如計劃經濟）還可能導致地方經濟發展及其模式，去嵌入于地方存在的文化。

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共生演化框架還是不完全的，但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種有待檢驗的假說加以利用。這里我們試以溫州和蘇南地區為例來對之加以分析。

溫州地區和蘇南地區都有人多地少的特點，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發展個私經濟、后者走上了主要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此外，改革開放后，溫州地區之外的浙江省其他地區總體也大搞鄉鎮集體企業，后來為什么先于國內其他地區實施改制，走上主要以發展個私經濟的“溫州模式”之路？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溫州在內的浙江和蘇南地區兩者有一點相同：兩者都有著發展工商業的傳統。

溫州地處東南沿海，遠離政治中心，人多地少，資源匱乏，工業基礎薄弱。這種地理環境和資源條件迫使歷代溫州人需要依靠經商養家糊口，逐步形成強烈的重商文化、商業意識和商業頭腦，這又反過來促進溫州人的商業發展。

溫州在宋朝的時候就出現了“永嘉學派”，其代表人物為葉適。“永嘉學派”綜合了儒家文化、周邊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要素發展而來，講究實效，主張義利并舉。而溫州的本土文化屬于“水文化”，這種基于海洋的“水文化”有一種冒險精神和開放精神，是一種“重商文化”，與歷代溫州人必須借重航海貿易的生活方式有關。溫州被稱為“甌越”，“越”人被吳人視為“野蠻人”，“天高皇帝遠”，有著一種反抗皇權專制的文化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國家對經濟的計劃控制，溫州人的商業文化傳統很難發揮其效用。不過，早在改革開放之前，溫州就有人私下對抗“皇權”搞農戶家庭承包制，有著相對較多的個體和私人經營成分。改革開放之后，溫州人成為自組織大力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的地方，還利用了“紅帽子”企業這類假集體企業形式――溫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實質上也是數個私人大股東掌控的私人實體，而非真正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這種自組織發展在1980年代成就了名聞全國的“溫州模式”。這里，溫州的重商文化與其經濟發展模式共生演化，兩者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累積因果效應關系。

蘇南地區位于長江下游的小三角，即江浙滬交匯之地，自古以來就是天下糧倉，也是各代官府重稅之地。這種地方歷來穩定壓倒一切，官府控制較嚴，要求秩序穩定、百姓順從。不過，即便是重稅之地，稅負在多數年份也會在官民博弈中傾向于達致一種平衡，使百姓值得努力勞作。當地內河水系發達，歷史上形成的“吳文化”就是指這一帶的地方文化。它也屬于一種“水文化”，但這種“水文化”屬于“內陸水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有利于商業運輸，但沒有多少冒險精神和開放精神。蘇南地區臨近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而上海的市民“小傳統”也受到“吳文化”的影響。相對于上海，蘇南地區的“吳文化”是一種城鄉混合文化，總體上有著勤勞、精巧、陰柔、秩序（順從）等特點。

晚清以來，蘇南地區就大力發展并擁有了較發達的經濟作物種植業和家庭手工業，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無錫、常州、鎮江等地已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在計劃經濟時代，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有了一定的基礎，這也便利了改革開放之后蘇南發展鄉鎮集體企業。蘇南地區與上海的關系比較密切，因為改革之初上海國有企業較多，社隊企業的資金規模和人員規模也適合于與上海的國有企業的合作。蘇南集體經濟的發展顯示出“吳文化”與以集體經濟發展為主的“蘇南模式”也有一種強累積因果效應關系。

浙江的杭嘉湖地區距離吳文化區較近，受到吳文化的影響。而浙江的其他地區，比如寧波，就與溫州類似，同屬“海洋文化”，而且根據1842年中英《》，寧波與上海等地一起成為通商口岸。1949年后，由于浙江省地處東南沿海前線，資源貧乏，出于備戰的需要，中央政府長期不在浙江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前30年，國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資只有420元，屬于全國投入最少的省份。溫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地區雖然也發展了大量鄉鎮集體企業，但是這些地區比省外其他地區政府職能轉換和企業轉制更早，總體上轉向自組織經濟。前述浙江區域文化無疑有助于這種轉型。浙江省到20世紀90年代末，民營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可以說，浙江全省的地方文化與地方經濟發展模式有著一種強累積因果效應關系。

蘇南地區的改制雖然落后于浙江，但畢竟進行了改制。這種改制與“吳文化”的某些要素發生了脫鉤。市場因素的沖擊和不同所有制結構效率的真實比較，也對當地的區域文化造成較大的沖擊，“溫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中的一些重視個私經濟的文化和正式制度因素也為蘇南地區所接受。由此看來，蘇南地區的“吳文化”即便仍然成為“吳文化”，其內核已經出現了變遷。從蘇南地區當前的高速發展來看，新的“吳文化”與蘇南地區的新地方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一種強累積因果效應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和蘇南地區，還都存在著集權文化和依附文化。集權文化的存在與我們的單一制政體和主流意識形態有關，也與中國的政治傳統有關。有集權文化和集權體制的地方，就有依附文化。這種文化和其他文化（地方文化，儒教文化，西方文化）存在著競爭關系，它們之間的合力影響著地方經濟發展。

篇4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經濟建設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1

一、文化經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

文化經濟并不是一個專業的術語，甚至于學界對其都沒有準確而明晰的定義，在本文當中主要表示的是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或者是商業經濟相對稱的一個概念，表示在少數民族內通過文化資源的開發而獲得的市場經濟價值增值，其基本特征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文化經濟是一種人類資本型經濟

文化本身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綜合體，多方面的包含著知識、信仰、道德、習俗或者是藝術等，具體到少數民族，強調的就是人們所能夠獲得的所有能力。文化經濟的發展是通過文化資源的生產、保護來實現的，因此在發展與進步的過程當中也能夠對整個少數民族內的知識水平、道德高度以及藝術水平等起到非常好的提升作用，這實際上表達的就是人力資本的優質性。正是因為這樣，我們認為文化經濟是一種人力資本型經濟，其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實現人力資本的不斷增值。

2.是低能高效的優質經濟

低能高效優質經濟是現代社會發展和進步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文化經濟正好能夠達到和實現這樣一種完美的目的。文化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積累和表現，它的進一步開發和再生都不需要大量物質資源的投入，只需要有文化有素質有能力的人來對其進行發掘和再現即可，而在我們國家這樣一些方面的人才是并不缺乏的。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文化經濟相比于其他的經濟而言在投入上是大大減少的，尤其是在新世紀新環境人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現在，人們對于精神享受的追求更是使得文化產品成為了高附加值的產品。

3.文化是一種擴散性經濟

文化資源在開發和利用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是能夠獲得直觀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還能夠通過市場性質的展示來擴展出新的良性發展道路來，在此過程當中，民族文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會大大加強，伴隨之而來的就是交通運輸、通信咨詢、建筑商貿或者是商業金融等各行各業的快速崛起與發展，這對于整個國家經濟的刺激、促進和保障都是非常有利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化經濟的發展能夠對人們文化素質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好的激勵作用，這也就意味著，文化經濟的發展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進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豐收。

二、少數民族文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

1.少數民族特色文化是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

中西部地區想要盡快實現改革開放和進步，就必然需要通過資源優勢發展產業優勢的方式來實現，而對于少數民族來說，最具有競爭力的資源優勢就是特色文化，這是因為少數民族在較多方面處于不盡理想的位置，因此就只能夠通過自身獨特的部分來占據市場優勢，如少數民族內獨特的產品或者是獨特的生產技能等，或者是其他更加別具一格的文化資源等，如新疆維吾爾族，就具備相當多這樣的典型產品，農業產品如葡萄干、文化產品如新疆舞蹈，以及其他的旅游產品等，都是能夠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非常好的促進作用的。

2.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由粗放型轉化為集放型需要通過文化手段

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放型的轉型是我們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必然需求，而這樣一種轉變過程就要求我們不斷增加新的要素來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那么，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就成為了我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進行過非常多艱辛的探索和分析，最終認為需要通過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來實現，其中最為強調的就是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具體到少數民族的經濟建設，知識的生產力就成為了最為主要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也成為了成就經濟完美發展的關鍵所在。可以看到的是，少數民族內的文化積淀越深，則越有條件提高當地人們的知識水平和整個地區內人們的思想意識，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就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3.少數民族的文化功能決定了文化能夠成為經濟發展的支點

文化經濟的功能決定了它確實能夠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在這里我們通過四個方面的具體內容來對其功能進行分析和概括。一是文化能夠對民族風情和異域情調予以表現和展示，從而加強對外開放并帶動經濟發展，我們國家的少數民族存在著相當多歷史文化遺產或者是名勝古跡，除此之外，在食物、服裝、婚俗、禮儀或者是節慶等各個方面也有著各不相同的顯著特點，這樣一些特點的存在都使得少數民族非常具有對外開放的能力和必要性。二是能夠有效帶動其他產業的良性發展，從而使得少數民族內較為脆弱的經濟結構能夠得到良好的調整和改善，文化經濟本身的綜合性質比較強，且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們對于文化產品的需求增加，文化經濟就能夠通過關聯性質的作用來帶動旅游、交通或者是郵電通訊等多行業經濟的良性發展。三是通過文化的方式和手段發展經濟還能夠實現少數民族內的文明建設，可以看到的是，文化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不僅僅只是直接的經濟收入，還有民族區域內產業結構的改善和優化，甚至能夠使得整個國家內的經濟都走上更加合理的道路。可以看到的是，通過文化手段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了少數民族對外開放的重要選擇，文化活動所構建起的健康、文明和高雅的形象，使得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少數民族內的特色，這對于整個國家民族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同樣是有好處的。

結語

本文通過民族文化、經濟發展等基本概念的闡述，以及少數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分析，指出少數民族內經濟發展的重要支點就是文化，希望能夠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 旅游資源；全城全域；靈魂

旅游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是旅游資源的魅力所在，是旅游主體的出發點與歸宿，是旅游立興旺發達的源泉；旅游則有利于挖掘文化、豐富文化、優化文化和保護文化。

一、文化與旅游的關系

（一） 旅游經濟的發展最高境界乃是與文化的交融。不論是人文景觀的游覽，還是自然景觀的親近，都離不開文化的存在。旅游活動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文化活動。無論是旅游消費活動還是旅游經營活動都具有強烈的文化性。文化的本質又決定了文化的旅游功能他天然地融合和體現于旅游全過程。旅游作為當今世界最廣泛、最大眾的交流方式，必然是展示文化、傳播文化、推動文化的重要載體。正如孫尚清指出的，”旅游在發展的一定階段是經濟-文化產業，在發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經濟產業.”此言透徹地闡明了旅游與文化的融合程度。

（二） 文化是旅游發展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發展的依托。旅游產品的競爭力最終體現為文化的競爭。業內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個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體現著對文化的應用，旅游產品的品位，反映策劃、規劃、開發者對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與文化緊密結合起來，這樣的旅游產品才更具有生命力。這個基本規律對于民族文化資源的旅游開發，更是表現得極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雙版納的傣族潑水節、楊麗萍的原生態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對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運用的典型。當今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旅游業已進入一個大發展的重大調整期，旅游與文化表現出了一體化的深入，共生的共同發展趨勢。

（三） 旅游可以作為文化傳播的途徑。文化學者于丹說過：文化文化，重點在“化”，不在文，在這里，我們可以把旅游作為“化”的途徑。現有的文化傳播形式已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的需要，而旅游業作為朝陽產業，傳播形式活潑多樣容易被人們接受，可以作為文化傳播的途徑。

旅游在文化傳播方面旅游具有很大的優勢，很多旅游景區、景點都是各種教育基地，比如紀念館是紅色教育基地；佛寺道則可以傳播佛教、道教文化；博物館、文化館更是包含了悠久的中華文明。旅游參觀讓文化深入淺出，不再晦澀難懂，我想也是孔夫子當年帶著他的三千學生周游列國講學的原因之一，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世人，教育可以通過“游學”的方式進行。其實，文化又何嘗不可以通過旅游的方式傳播？所以，旅游是文化尋求新的傳播途徑的突破口之一。

二、文化與旅游的發展路徑

（一）旅游的“十二頭”理論，為文化與旅游的發展提供載體。有看頭 2、有玩頭3、有住頭4、 有吃頭5、有買頭6、有療頭7、有行頭8、有說頭9、有學頭10、有拜頭11、有享頭12、有憶頭13、有回頭

（二）“六個一”工程，促進文化旅游的結合。1、一個好的廣場；最好是能夠體現當地的風情特征，民俗文化。2、一條好的街道；最好不要低于500米，每一個門面都要精心設計，切記不能賣農藥、農具，要有咖啡館。3、一個好的博物館；比如體現現代與遠古的橋梁，體現生活方式的變遷等，核心是文化。4、一個好的購物中心：可以展示當地的紀念品，特別是能代表地方文化的紀念品。一個紀念品就是當地文化的濃縮。5、一臺好的節目：這臺節目一定要代表當地的文化特色，比如遵義的《魂》、江西的《紅歌會》、陜西的《夢回延安保衛戰》、廣西的《印象劉三姐》等。6、一個好的宣傳片：體現當地的風俗、風光，用多種語言，一定要有英語，時間一般控制在八分鐘左右。

（三）旅游“四個化”，促進文化與旅游全面發展

1、全城全域旅游化：全城全域旅游化是在有條件的旅游城市或目的地提出的具有戰略性的一種發展思路和理念，即將整個城市或區域作為旅游吸引物，整合、提升和創新一切能為旅游所用的資源和要素，發展成為一個特色鮮明、功能完善、獨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要以旅游產業為核心和主導性產業，引導空間布局、產業體系、功能配套等規劃和建設。

（1）以全城全域旅游化的規劃理念為引導。要確立“城市即旅游”的新理念，以全城全域旅游化的規劃理念和手段把旅游發展全方位地融入城市和區域整體發展，把城市作為最大的景區、最好的旅游產品、最美的旅游目的地來建設和經營。（2）以旅游功能的提升和完善為抓手。一流的城市不僅僅是經濟發達的城市，一定也是高品質生活、高品位休閑的旅游城市。（3）以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和營造旅游環境為保障。一是注重軟實力建設，建設完善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二是注重服務品質，樹立“中國服務”品牌。三是要大力提高民眾好客度。（4） 以綠色田園城市建設作為旅游發展的有力載體。將田園城市作為旅游發展的整體吸引物，全面體現生態化、人性化、生活化、個性化和和諧化等現代城市特征，倡導旅游發展與城市環境的完美融合，以實現旅游發展的綜合效益。

2、多種資源旅游化：旅游資源是一個動態概念，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不斷外延，是無極限的。要整合資源、挖掘資源，創新資源，采用拿來主義的方式，不為所有，但為所用，轉化和開發可利用資源為旅游所用，以超旅游資源觀的理念，跳出資源看資源，滿足當前大眾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3、各行各業旅游化：各行各業旅游化是指通過各部門、各行業的通力協作，推進區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向滿足旅游需求和實現旅游功能轉化，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構建產業集群，提升旅游產業綜合實力和競爭力。

（1）農旅融合，推陳出新。要用景觀的概念來建設農村，用旅游的理念來經營農業，用旅游的方式提升農民收入。（2）工旅融合，增色添輝。結合工業資源基礎，深入挖掘，做精做強，延伸旅游產品領域，以工業品牌的影響力帶動旅游開發、以工業品牌的多元化豐富旅游產品，注重體驗性和知識性，打造特色工業旅游產業鏈和產業基地。（3）文旅融合，提升品質。需要大力發展文化旅游，以文化為靈魂，以文化顯個性、建品牌、拓市場，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營造旅游文化環境。（4）商旅融合，人財兩旺。商旅融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發展商務會展旅游，要走專業化、市場化、品牌化、規模化、信息化之路，建立多樣化的旅游吸引物，提升品質和吸引力；發展商貿旅游，以建設商業旅游綜合體為突破口，擴大區域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