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長三角地區 循環經濟 低碳經濟 不平衡性發展

2008年國務院正式將長三角擴大到蘇、浙全省和上海，兼顧區域平衡和互補，提高長三角的實力和發展潛力。長三角占我國經濟總量也由19.3%提升到24.2%，號稱我國的“金三角”。長三角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總量規模最大的經濟區。在對外開放的沿海發展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經濟發展有著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長三角經濟區各省市區域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及產業結構分布的不均衡性，導致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方面存在著水平和區域差異，隨著經濟發展，使得整個長三角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本文以長三角地區循環經濟的發展狀態為研究對象，系統分析問題并提出應對策略。

長三角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現狀評價

（一）循環經濟指標的選取

循環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是以“減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資源化（Recycling）”為原則，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促進資源利用由傳統的“資源—產品—廢物”的線性模式向“資源—產品—廢物—再生資源”的循環模式轉變，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使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協調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涉及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所以反映循環經濟發展水平除了強調反映資源環境因素外，還要考慮經濟及社會因素。基于上述理解，結合各文獻所列示的循環經濟指標，選擇科學合理的指標，從循環經濟的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減量化投入、污染減量排放及資源循環利用四方面對長三角地區循環經濟進行評價。表1列出了長三角地區2008-2010年發展循環經濟的標志性指標。

（二）長三角循環經濟現狀分析

1.各省市循環經濟發展縱向對比。從表1中可以看出，近年來長三角地區各省市的指標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單位GDP能耗指標方面長三角各地區也都出現了明顯程度的降低，這說明各地在落實發展循環經濟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以及綠化覆蓋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這說明長三角地區的循環經濟在總體上呈現出較快上升的發展趨勢。

2.各省市之間循環經濟指標的橫向對比。如表1所示，上海市2010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達到57.28%，遠高于江蘇和浙江兩省，可見上海的優勢是第三產業，而江蘇的優勢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關于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上海、江蘇與浙江明顯高于全國水平，長三角地區的循環經濟總體上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走在全國前列。但是蘇、滬、浙之間卻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各省市內部差異性更加明顯，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帶來了阻礙。為了評估這種不均衡性，本文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進而計算出長三角2010年的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指數。

（三）長三角區域的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評價

層次分析法（AHP）是一種能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系統分析方法，本文將采用層次分析法對長三角地區循環經濟評價。

1.層次分析模型的構建。長三角地區循環經濟綜合評價的層次分析結構如圖1所示。借鑒各省市評價循環經濟水平的方法，本模型共選用4個準則層，13個評價指標。

2.構造兩兩判斷矩陣。評價數據是通過問卷調查采集的。為保證調查的隨機性和普遍性，問卷共發80份，其中政府環境管理部門發放40份，環境專家、學者25份，高校師生及其他社會成員15份。運用肯德爾和諧系數進行意見集中度的檢驗，由于樣本量大且難以組織重評，因此依次略去專家高差度最大的樣本，直至達到預期的意見集中度要求。對保留的樣本按照AHP處理，問卷中有15份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檢驗不符，予以舍棄。長三角循環經濟測評的準則層為4個，采用數字19及其倒數作為重要性標度。其中，1表示兩元素同樣重要；3，5，7，9分別表示一個元素比另一個元素略微重要、明顯重要、強烈重要、絕對重要；2，4，6，8表示2個相鄰奇數標度的中值。這里以準則層B的各元素對目標層A來構造判斷矩陣A-B，同理可得判斷矩陣B-C等。

3.層次單排序及一致性檢驗。以判斷矩陣A-B來說明其過程（見表2）。本文采用方根法計算權重，計算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計算判斷矩陣每一行元素的乘積Mi，第二計算Mi的n次方根Ki，第三對向量K正規化K=（K1K2K3K4）T，第四計算權重值Wi：Wi=Ki/Σ4i=1Ki，第五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λmax，第六檢驗判斷矩陣的一致性。

結果：CR=Ci/Ri=0.0223

篇2

關鍵詞：地區發展不平衡；低碳經濟；LMDI分解法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6）05-0038-06

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能源需求保持穩步增長，溫室氣體排放與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和需要共同面臨的挑戰。根據國際環保組織“全球碳計劃”的測算，中國作為經濟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能源消費增長迅速，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于2006年超過美國，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歐盟。作為碳排放總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碳減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與貢獻，相繼制定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等行動政策。根據《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我國確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達到峰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實現向低碳經濟的轉型。但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這不僅表現在人均GDP差異巨大，還表現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進一步產生地區間碳排放轉移與碳泄漏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區發展不平衡對低碳經濟轉型造成的壓力與挑戰，明確各地區碳排放的驅動因素，為各地區制定差異化的二氧化碳減排政策提供依據。

一、地區發展不平衡與碳排放現狀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經濟活動中的化石能源燃燒產生，因此碳排放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能源問題。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表現在經濟活動在空間分布上的差異，并會反映到能源系統上，導致碳排放在地區間的不平等。二氧化碳減排是一個涉及時間、空間和行業的復雜系統，政策制定需要地區間的協調與配合，從而減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分解與最終實現[1]。

（一）地區間碳排放差異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地理條件、國家給予的定位與政策不盡相同，導致各地區發展速度不一致，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發展差異。由于二氧化碳排放與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關，最終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區也存在顯著的差異。碳排放的核算問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一個主題，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費量的計算方法[2]。參考IPCC和國家氣候變化協調小組辦公室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計算出各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數。由EPS中國能源數據庫獲得各省各種能源消費量，計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進一步計算出碳生產力①（見圖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個省份從高到低依次是山東、河北、山西、江蘇、內蒙古，其排放量均超過80 000萬噸；排放最少的三個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約8 000萬噸，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見省份之間碳排放的巨大差異。考慮到省份之間人口數量與碳排放總量的正相關關系，進一步用碳生產力考察省份之間二氧化碳排放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碳生產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廣東省，兩者的碳生產力均超過0.9萬元/噸二氧化碳，北京市該指標更是高達1.79萬元/噸二氧化碳。山東、山西、內蒙古、遼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產力比較低，都沒有達到0.5萬元/噸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廣東碳生產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產力的差異揭示出地區間低碳經濟轉型的差異，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區發展的不均衡。

（二）產業結構差異

由于行業間存在的異質性，導致不同行業的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異。從產業結構上看，第二產業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但在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能耗強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煉焦化工和金屬制造業以及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消耗的化石能源數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業部門碳排放的80%以上[3]，這些部門就成為減排重點關注的部門，關系到減排目標能否順利實現。

由于各省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表現在產業結構上就是各產業占比存在較大差異。如圖2所示，2013年第二產業占比最高的五個省份是青海、陜西、河南、吉林和遼寧，這些省份或者是處于工業化前期，工業處于擴張階段，或者是屬于傳統的工業大省。工業占比最低的兩個省份是北京和上海，兩個省份都基本完成工業化，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導。其余省份的第二產業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強度相對較高。鑒于工業部門的能耗強度不同，進一步計算出高耗能行業產出占工業產出的比值②。該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達83.63%，這不僅給節能減排造成巨大壓力，還給周圍省份的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由此可見京津冀建立聯合行動機制治理大氣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肅、青海、寧夏等高耗能產業產出占工業產出的比值也比較高，雖然工業化前期或許需要高耗能產業占比提高的過程，但這無疑給碳減排造成一定難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產業占工業比值在30%左右，相對于黑龍江、重慶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間，應進一步實現工業向低能耗、低污染轉型。

（三）能源結構差異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燒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問題。由于我國資源分布不均，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煤炭和油氣資源比較豐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區在水力發電和核電資源上有優勢，地區間的能源結構存在一定差異。我國2013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的比重超過70%，在山西、陜西等煤炭資源富集地區，煤炭消費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產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樣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氣。

在不同地區之間，不僅使用的能源品種占比存在差異，在用途上也存在差異。能源既可以用于生產活動，也可以用于消費活動，也就是生產端和消費端都會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區由于產業結構和經濟活動分布的差異，在生產端和消費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費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鎮和農村的能源消費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產和消費的比重也存在差異。以北京和四川為例，根據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產活動的比例超過70%，其中用于農業和工業生產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務業的比例達48.62%，剩下的約20%用于消費，而消費部分中90%以上由城鎮居民消費。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產活動的比例約為94%，但其中約82%用于農業和工業的生產，能源用于私人消費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對碳減排的隱含意義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產活動意味著要在生產端著重落實好減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費端需要加強宣傳和強化低碳生活的理念，營造節約能源、低碳生活的社會氛圍。

二、地區發展不平衡給碳排放造成的挑戰

由于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責任劃分上會產生如碳排放轉移、碳泄漏等一系列問題，客觀上給二氧化碳協同減排造成一定的挑戰。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地區間發展水平的差距仍會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區間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分配時，需要對這些問題做充分的調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轉移問題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產業結構不盡相同，在相互之間的經濟往來中會產生碳排放轉移問題。從碳足跡③的角度觀察，我國地區間碳排放轉移的規律是碳排放從能源豐裕地區和重化工業基地向經濟發達和產業結構不健全的地區轉移，并且碳排放在轉移規模、層次上都存在一定區別[5]。此外各省處于一個經濟體中，各省的需求不僅會拉動本地區的經濟增長，還會通過省際間的貿易對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驅動作用，對碳排放有轉入或轉出的作用，即貿易隱含碳問題[6]。碳排放轉移的規律顯示，山西、陜西等能源和重化工業富集區域是碳排放凈調出地區，表明這些地區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擔更多的碳減排責任。

地區間的產業轉移是減小地區間差距的一種途徑，但該過程可能會導致碳排放轉移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和沿海地區利用政策優勢實現率先發展，其產業逐步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型升級，同時由于高勞動力成本、高地價等趨勢，東部地區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成為明顯的趨勢。在地區間產業轉移過程中，相應的產業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會隨之轉移[7]。如果不注意產業轉移過程中碳排放轉移的問題，就可能導致局部地區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區碳排放量上升的情況，最終全國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密切。西方國家由于技術較為先進和更為嚴格的環境規制，中國長期以來在世界價值鏈低端生產、出口高能耗產品，由此產生碳泄漏問題。碳泄漏是全球范圍內的外部性問題，部分發展中國家寬松的環境政策，發達國家的高能耗產品生產被轉移到該國，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國家間轉移。由于中國各省發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盡相同。中國的碳泄漏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這些地區都是制造業大省，主要出口金屬及非金屬制品、化工產品等高能耗產品，諸如此類的碳泄漏問題也是發達國家要求對我國征收碳關稅的一個重要依據[8]。

（三）地區間碳減排政策的協調

我國是個負責任的世界性大國，在二氧化碳減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貢獻和承諾。目前我國碳減排措施主要分為行政手段和市場化機制，自2013年以來，中國陸續啟動了深圳、北京、上海、廣東、天津、重慶七個省市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并計劃于2017年建立全國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引入碳排放權交易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共納入控排企業一千多家，累計交易額突破十億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減排，由于碳減排造成的產出和福利損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節約也更加明顯[10]。

在有序建立全國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同時，需要注意到地區間發展的差異，在控制全國排放總量的基礎上，根據地區的實際情況，有區別地將減排指標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設計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勵企業積極參與節能減排，活躍碳排放權市場。在這個過程中，地區間的政策協調成為一個關鍵，關系到全國碳減排目標能否順利實現。

三、地區碳排放驅動因素的LMDI分解與碳減排路徑分析

（一）雙層LMDI分解法

由于地區間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都存在差異，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將碳排放量做雙層分解。參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總量可以表示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產出。對應地，CI表示碳排放強度，ES表示能源結構，EI表示能源強度，YS表示產業結構。下標i表示省份，j表示部門，四個部門分別是農業部門、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和私人消費部門，把私人消費剝離出來是為了考察生產端和消費端對碳排放的影響。k表示能源，8種能源分別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氣。因為缺失數據，因此只使用剩余30個省市的數據做實證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變化可以分解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將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為碳排放強度效應（ΔCCI）、能源結構效應（ΔCES）、能源強度效應（ΔCEI）、產業結構效應（ΔCYS）、經濟規模效應（ΔCY）。式（3）進一步給出了各種效應的計算方法。通過定量分析各省在給定時間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變化和增量的構成部分，可以比較得出碳排放的驅動因素，為碳減排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碳排放變化的分解結果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年份為2003年和2013年，數據來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根據原始數據計算出碳排放強度、能源結構、能源強度、產業結構等變量，按照式（2）和式（3）進行分解，分解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該時間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東、內蒙古、河北三個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過了5億噸。進一步觀察分解結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應的構成是不同的。仍以山東、內蒙古和河北為例，雖然三個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驅動因素不同，其中山東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強度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經濟規模效應，而內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則是能源結構效應和經濟規模效應。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產業結構效應為負，說明北京和上海產業結構變化減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來工業占比不斷下降而服務業占比上升，而服務業的碳排放強度明顯小于工業的碳排放強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個因素中，碳排放強度效應和經濟規模效應是無法直接控制的，因為碳排放強度與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和能源結構有關，最終仍落實到改善能源結構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態下，可以預見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仍會保持穩步增長，重點在于經濟增長的質量，即需要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效應。以河北和貴州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個控制因素中，能源結構效應和能源強度效應遠大于產業結構效應，因此河北在碳減排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需要著重考慮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貴州產業結構效應明顯大于能源結構和能源強度效應，因此對貴州而言，盡快完成工業化前期和中期階段，促進經濟結構向服務型轉變是完成碳減排目標的一個主要途徑。

（三）碳減排路徑分析

我國各地發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變化的趨勢也不盡一致，碳減排的責任和壓力也會有所區別。LMDI分解結果表明各地區碳排放變化的驅動因素有自己的特點，因此在碳減排路徑上需要因地制宜，針對碳排放的主要貢獻因素制定相應的政策目標，爭取碳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

具體而言，碳排放的減排路徑如圖3所示。改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產業結構三個主要方面是相輔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調整也涉及到產業結構的調整。三個方面的最終目標都是發展低碳經濟，其中改善能源結構可以通過減少煤炭，增加天然氣、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來實現。另外發展新能源不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還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關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鎮化模式和技術進步是兩個主要選擇途徑：合理的城鎮化應是結合城市的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引導人口向適宜開發的區域集中，推動主體功能區建設，促進城市的集約化發展；技術進步可以通過研發和自主創新來實現，在能源的開發、使用環節減少損失量。在產業結構方面，高耗能產業占比降低是未來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另外發展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業，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將是未來碳減排的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

因此各省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碳減排路徑，并做好協調工作，爭取順利完成碳減排目標。以北京和河北為例，北京的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改善明顯，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降至20%，服務業占比77.9%，在碳減排方面效果顯著。未來北京在碳減排政策方面應該注重提高能源效率，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推廣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為經濟大省，在環境壓力下能源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6%，根據2014年國家發改委出臺的《重點地區煤炭消費減量替代管理暫行辦法》，2017年河北將比2012年壓縮煤炭消費4 000萬噸，占京津冀控煤指標約60%。同時河北需要著力改變高能耗、高排放的傳統產業，包括鋼鐵、水泥、電力和玻璃四個治理重點，建立綠色、低碳的現代產業體系。

四、地區碳減排的對策建議

鑒于我國地區間發展差距較大，不同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對協調碳減排政策帶來一定挑戰。在做好區域規劃，縮小地區發展水平差距的同時，需要因地制宜選擇合適的碳減排路徑，打破體制機制壁壘，推動區域減排政策的協調與配合，明確各地區碳排放的責任和減排目標在地區間的分解，做好統籌規劃和協調行動。

1. 加快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現有的七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地區的經驗基礎上，總結各試點地區在實際運行中的不足與缺陷，充分做好試點向全國推廣的前期研究和驗證工作。進一步完善應對氣候變化的頂層設計工作，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體制機制，創新財稅、價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場化機制，最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現實操作層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勵措施，提高企業參與碳排放交易的積極性，引導民間資本廣泛投入到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活躍碳排放交易市場。

2. 發展清潔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區應結合自己的優勢，選擇發展可替代的能源，以減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氣無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種現實選擇。已有勘探結果表明，我國天然氣資源潛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氣是相對最為清潔的化石能源，未來減煤增氣將勢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據自己的優勢開發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區可以加大扶持光伏發電的力度，風力資源最豐富的內蒙古可以選擇大力發展風力發電項目，其他有條件的地區可以選擇發展潮汐發電、水力發電、核電等項目，推動新能源行業的發展，逐步減少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種價格形成機制。加快改革電價、氣價等價格體系，充分發揮價格成本的倒逼機制作用，引導企業積極改善能源消費結構。理順能源價格機制，完善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政策，推進天然氣價格和電力改革的深入推進。積極疏導價格矛盾，逐步放開與居民生活沒有直接聯系的專業服務價格，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相關領域。

4. 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建立嚴格的高耗能行業準入機制，避免高耗能行業盲目建設和重復投資造成的產業同構化問題。針對傳統行業占比高的地區，需要建立一個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產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發展空間。加強對重點高耗能企業能耗的統計監測工作，為限制高耗能產業發展提供決策依據。進一步增加對自主研發和創新的投入，加大對節能技術的支持力度，促進節能技術向企業實踐的轉化和推廣。

5. 發展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業。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業是未來產業發展的趨勢，相比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區在制定產業戰略時，應注意差異化和錯位發展，如有較好工業基礎的東北地區可以推動發展裝備制造業以及相應的服務業，有資源稟賦條件的中西部地區可以大力發展現代化農業、食品加工業和配套的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注意地區間產業的協調發展，防止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同構化，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自由流動。

注釋：

①碳生產力是指單位二氧化碳排放對應的平均產出，碳生產力越高，各種物質投入和能源消耗的產出效率越高。

②根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六大高耗能行業分別為：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

③碳足跡是指企業或個體在生產、運輸、消費等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參考文獻：

[1]BALTA N，WATSON T，MOCCA 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insights fro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J]. Energy Policy，2015（10）：500-510.

[2]齊紹洲，付坤.低碳經濟轉型中省級碳排放核算方法比較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3（2）：85-92，129.

[3]錢明霞，路正南，王健.產業部門碳排放波及效應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12）：82-88.

[4]彭水軍，張文城，孫傳旺.中國生產側和消費側碳排放量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J].經濟研究，2015（1）：168-182.

[5]石敏俊，王妍，張卓穎，等.中國各省區碳足跡與碳排放空間轉移[J].地理學報，2012（10）：1327-1338.

[6]趙慧卿.我國各地區碳減排責任再考察――基于省際碳排放轉移測算結果[J].經濟經緯，2013（6）：7-12.

[7]肖雁飛，萬子捷，劉紅光.我國區域產業轉移中“碳排放轉移”及“碳泄漏”實證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J]. 財經研究，2014（2）：75-84.

[8]沈可挺.碳關稅爭端及其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10（1）：65-74

[9]湯維祺，吳力波.公平與效率的協調和統一――基于中國區域間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減排政策模擬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3（3）：81-96.

[10]崔連標，范英，朱磊，等.碳排放交易對實現我國“十二五”減排目標的成本節約效應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13（1）：37-46.

篇3

【摘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單一的金融政策，我國區域資金流動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本文對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性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利用泰爾指數對區域間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進行實證研究，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 資金流動；不平衡；泰爾指數

【作者簡介】李興漢，江蘇師范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資金流動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過程中，使資金由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轉移，或由一個區域向另一個區域轉移。由于資金在流動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平衡性，我國區域資金流動存在著明顯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現象。在此情況下，只有當欠發達地區的資金收益水平比發達地區高，資金才會由發達地區流向欠發達地區，然而這在實際中是很難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的經濟實現了跨越式增長，但同時也產生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由此導致資金區域流動的不平衡，反過來資金區域流動的不平衡又加劇了區域經濟的不平衡。

一、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的現狀

（一） 金融機構發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國金融發展的過程中，區域金融不平衡的狀況嚴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區域金融依然會保持以國有銀行和大型股份制銀行為主導，間接融資占統治地位的格局。我國的商業銀行普遍采用總行-分行體制，由于商業銀行與生俱來的逐利性質，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經濟的手段統籌安排其分行的資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東部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銀行貸款收益往往比內陸地區高，風險卻比內陸地區低。如此一來，各行會不斷加強對各分行信貸狀況的調整，從內陸欠發達地區吸收資金投向東部發達地區。各商業銀行不約而同地定位于經濟發達地區，資金向大中城市流動的趨勢非常明顯。

如表1 所示， 東部地區存款余額的比重為58.2%，是中部地區的2倍左右、西部地區的3倍左右。東部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數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幾個百分點，比西部地區高出十幾個百分點，而且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相對來說更為多樣化，提升了資金使用效率，進一步加劇了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

（二） 資本市場發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以來，股票市場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會資金，成為優化資金配置、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中國資本市場逐步向“資產池”方向發展。

但同時應當看到，我國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東部地區，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東部和中西部嚴重失衡。東部地區不論是券商的數量、分布，還是市場占有率都占有絕對優勢，主導著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國共有2494家境內上市公司。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域的境內上市公司分別是1621 家、512 家、361家。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數量占到了65.0%，而當年東部地區的籌資額更是占到了66.9%。很明顯，我國資本市場呈現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會資金通過資本市場從內地欠發達地區大量流向東部發達地區。

（三） 直接投資的不平衡

2012年，東部、中部、西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過了東部。但如表1所示，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狀況依然呈現明顯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東部地區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5.5萬億元，占全國的41.2%，遠超中西部地區。2012年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624.5億美元，占全國的55.9%，超過中西部地區之和。直接投資的不平衡發展導致了資金流動地區間的差距，進而拉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四） 對中西部地區的傾斜政策引發的資金流動不平衡

1994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改革。目前，對稅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稅貢獻最大的是東部地區，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將東部地區的資金轉移到中西部地區，通過稅收的再分配、發行國債等完成對落后地區的財政補貼。另外，我國存在政策性金融機構，通過政策性融資方式把資金投向中西部地區。我國近年來實行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通過減免稅收、扶持優勢產業、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優惠等進一步引導資金流向中西部地區，拉動當地的經濟增長。

二、導致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的因素

（一） 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幅員遼闊，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資金流動上，主要表現為資金的來源用途。東部發達地區資金的來源要廣得多，信用擴張的范圍也較大。欠發達地區資金來源非常有限，信用擴張的余地很小。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了地區間資金運行、資金流動的不平衡。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水平的差異，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同。東部發達地區充滿了商機和活力，大量的社會資金通過對周圍地區的輻射被吸納進來。而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所有者為了逐利往往把資金投向發達地區，造成資金的流失。

（二） 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東中西區域內部經濟發展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通過表1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無論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數量、銀行存貸款余額，還是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都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區域內的資金流動不平衡性也表現得相當明顯，甚至超過了區域間的不平衡性。而區域內部資金流動不平衡會帶動全國資金流動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那么全國區域性資金流動不平衡問題就很難解決。

（三） 市場化程度的不平衡

東部地區最早改革開放，經濟結構調整升級較快，市場化程度高，包括銀行、證券公司在內的各種金融機構有著較高的拓寬融資渠道的能力。通過規模經營，這些金融機構的運行成本不斷下降，資金使用效率不斷提高，提升了東部地區整體的資本積聚實力。而中西部地區不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市場化程度都比較弱，沒有一個業已成熟的金融市場，融資效率處在較低水平。

三、我國區域資金流動不平衡性的實證分析

為了更準確衡量各區域間資金流動的不平衡性，以及區域間和區域內的不平衡性對總體的不平衡性有怎樣的影響，文本使用泰爾指數進行實證研究。

泰爾指數又稱泰爾熵標準，一般作為衡量個人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指標。目前在中國區域資金流動中，銀行存貸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銀行存貸款余額為具體研究對象，設K為全國存貸款余額，R為全國人口數量。Ki為i地區存貸款余額，Ri 是i 地區人口數量。根據國務院對東中西區域的最新劃分標準， 東部地區的i=1,2，…，11；中部地區的i=1,2，…，8；西部地區的i=1,2，…，12。用D、Z、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貸款余額。RD、RZ、RX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數量。TD、TZ、TX 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泰爾指數。T表示整體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TJ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間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T-TJ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內不平衡性的泰爾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通過查詢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金融年鑒》（1999～2012），計算得出我國近15 年來東、中、西部三大區域資金流動的泰爾指數，如表2所示。

根據表2，利用Excel 分別做出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存貸款區內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貸款不平衡性，如圖1和圖2所示。

圖1顯示，東部地區的存貸款區內的不平衡性整體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區，而且東部地區的不平衡性還呈現一個“倒V型”的態勢，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個過程。中西部地區的不平衡性整體上處于一個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區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區，而且兩者均呈現出幅波動態勢，即增大和減小不斷更替的過程。由于東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存貸款區內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東部地區對全國差異的影響也會很大。

圖2顯示，中國存貸款泰爾指數在整體上呈現“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與圖1中東部地區泰爾指數的走勢比較接近。另外，三大區域內差異的泰爾指數始終大于三大區域間的泰爾指數，說明我國的存貸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現在各區域內部。

四、政策啟示和結論

區域資金流動的不平衡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要實現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必須首先重視區域資金流動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體現區域化，充分考慮到區域間的平衡以及區域內的平衡。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建立適應每個區域各自發展特點的相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體系，有力促進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即使是三大區域內部也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更加具體、更加符合實際的區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臺，以打破過去資金基本上呈單向流動的局面。

其次，進一步健全金融體系。深化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切實提高其市場競爭力，根據經濟需要和區域平衡發展的雙重思路設置機構網點。尤其是東部地區，要改變過去區域內資金流動不平衡的現狀，同時促進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流動的協調發展，通過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使得全國的資金流動朝著健康方向發展。

再次，要加強各區域間金融合作。東部地區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擴大輻射能力和輻射范圍，各區域要協調好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通過金融和財政的雙重協調，進一步發揮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乘數效應，減少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差距，促進各區域協調發展。另外，要重視對區域內金融機構的整合，以合作促發展，增強中西部地區資本積聚實力。

最后，建立專為落后地區設計的專項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由于存在地區發展差異的客觀情況，很難完全依靠市場對融資進行調節，因為完全依靠市場的結果就是落后地區流失更多的資金，發展更困難。而實行差異化的金融政策，建立專項基金等為落后地區服務的金融機構，無疑有利于改變當前區域資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參考文獻

[1]王馨.區域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基于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工業技術經濟,2011,(10):101-105.

[2]黎歡. 政府干預、銀行改革與區域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轉型的影響[J].武漢金融,2014,(4):20-23.

[3]張國俊,蘇存.區域金融協調互動發展的內涵及實現路徑[J].銀行家,2013,(9):50-53.

[4]鄧向榮,馬彥平,楊彩麗.金融開放背景下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收斂性與差異分析——基于參數和非參數的估計[J].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2,(1):26-35.

[5]曹源芳,謝惠貞,汪祖杰.金融地理對區域金融穩定的作用機理:基于金融功能觀的分析視角[J].經濟體制改革,2012,(4):47-51.

[6]何曉夏,章林.中國區域金融結構差異研究[J].金融論壇,2010,(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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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探索性創新；利用性創新；創新平衡性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2-0113-03

創新是經濟發展和企業成長的根本動力。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取并保持競爭優勢，都要依托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及其創新活動。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市場取代計劃成為企業生產的主要決定力量。這導致企業技術一直處于更新升級的狀態，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此，我國將“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理念，體現出國家對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視和扶持。各級政府也積極響應，支持并推進高新技術研究，鼓勵企業的創新活動。然而，目前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企業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整理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前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企業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概念的提出

企業的創新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企業的長期成長一方面依賴于對現有創新能力的開發，另一方面依賴于對新組織能力的探索，因此，學者提出企業創新包括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兩種方式。其中，探索性創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是依托新知識帶來的新設計方案、新市場或新的分銷渠道，以此迎合新的市場需求。利用性創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則是依托企業現有的知識結構，強調在現有能力的基礎上實現企業創新能力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目的是迎合既有市場需求。

二、企業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的關系

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對企業的資源和創新能力的要求不同，但是二者對企業的發展都非常重要。然而，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源競爭關系。對于企業來說，既要有足夠的利用性創新來保證當前的生存能力，也要有足夠的探索性創新來保證未來的生存能力。部分學者認為，企業應該接受兩者之間的沖突，并在它們之間進行妥協，因為相互矛盾的兩方面是難以在組織內部得到協調的。還有學者認為，企業可以采用任務分配的形式來解決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之間的矛盾，例如，企業可以選擇不同的部門分別進行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在企業內部融合不同的看似矛盾的要素，并在同一部門內協調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之間的矛盾，而這種做法的收益要遠遠大于可能支付的成本。學者們關于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關系的研究共識在于，過度偏重利用性創新雖然能夠提升企業的短期績效，卻容易使企業陷入創新能力陷阱，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過度偏重探索性創新雖然能夠更新企業的知識基礎，卻會使企業承擔高額的探索成本。因此，這兩類創新活動應當是相互補充的關系，企業需要并且有可能在兩者之間達成某種平衡。企業創新平衡性（Ambidexterity）觀點最早出現在鄧肯（Duncan）的研究中。鄧肯指出，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關系，而且當環境需要創新思想時，探索性創新將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在如何利用這些創新想法時，利用性創新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托什馬（Tushman）等學者的研究進一步表明，能夠實現創新平衡性的企業（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既在成熟市場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而且有能力為新興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和服務；只是前一種情況更強調成本、效率和漸進的改變，而后者更強調試驗、速度以及靈活性。

三、企業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平衡關系的測度

對企業創新平衡性的測度以對企業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程度的衡量為基礎。其中，以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兩者的交互作用來測度企業創新平衡性是比較普遍的測度方式。有學者認為，在現有評價指標體系無法做出準確判斷的情況下，可以從兩個方面判斷企業是否達到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的平衡：一是兩者評價得分的乘積。尤其當某個企業的探索性創新和利用性創新的評價得分都較高時，通過兩者的乘積可以較好地測度企業創新的平衡程度。二是兩者評價得分的差額，即通過企業在這兩類創新評價得分的差的絕對值來判斷企業創新的平衡程度。這兩種方法也符合了戰略匹配的兩個類型：調節匹配、相稱匹配。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平衡關系的乘積評價法可以體現兩者之間的調節匹配效果，即兩者通過彼此促進共同提升企業績效的效果；而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平衡關系的差額評價法可以體現兩者之間的相稱匹配效果，即兩者不同的占比對提升企業績效的效果。還有學者認為，企業創新平衡性由平衡（Balance）維度和整合（Combined）維度構成。其中，平衡維度是指企業基于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差異的角度，對兩者作用之間平衡程度的描述，一般使用差額法測度；整合維度是指企業基于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共性的角度，對兩者的整合作用的描述，一般使用乘積法測度。

四、企業創新平衡性的影響因素

從已有研究文獻來看，企業創新平衡性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企業結構、組織情景和高管團隊。塔什曼（Tushman）等指出，企業在組織結構上的安排會影響創新平衡性的實現，而不同部門分別進行探索性創新與利用性創新則可避免兩者的矛盾及對資源的爭奪。伯金肖（Birkinshaw）等的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創新平衡性也可以說是一種情景的平衡性。情景平衡化是解決利用性創新和探索性創新之間沖突的有效方式，而紀律、拓展、支持和信任的結合等能夠促進情景平衡性的建立。其中，紀律和拓展強調規則和效率，能夠更好地促進利用性創新；支持和信任強調權利的下放和開放的氛圍，能夠更好地促進探索性創新。卡爾梅利（Carmeli）等學者指出，在高管團隊中建立創新平衡性的認知模式和過程，能夠有效促進企業創新平衡的實現。因為管理者的認知對企業的行為具有很大的影響，管理者主觀上平衡性的認知模式和過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企業的創新行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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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份額模型；技術交易市場；區域技術交易格局；技術產品流向；技術流向規模；技術市場交易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7；F713.58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表明，強大的經濟實力背后都有著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撐，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對技術所蘊含的效益均給予了極大關注，并在技術市場投入了大量資源。技術交易格局已成為反映區域內部及區域之間科技實力強弱的重要指標。

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技術交易總額由651億元上升至3 039億元，年均增長18.7%。從各省區的實際看，北京和上海兩大直轄市10年間在技術交易規模上牢牢占據前兩位，兩者在全國的市場份額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總體上講，我國技術市場活躍的地區大多分布在東部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業基礎較好的地區（如遼寧、重慶、湖北等），北京與上海作為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中心城市，兼有這兩方面的優勢；而經濟發展和文教領域發展較為落后的省市（自治區），在技術交易市場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見，經濟因素、科研實力與地區技術市場規模呈現正相關性。

趙文丹，李 林:基于市場份額模型的區域技術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國傳統區域劃分，內陸31個省市（自治區）可劃分為東部地區（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區（廣西、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從總量規模上看，東部地區13省市技術交易規模在全國的份額超過80%，同時這一比重還有繼續上升的勢頭。與之相對應的卻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國份額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國份額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之間，兩者差距逐步縮小，市場規模相差無幾；但從發展潛力上看，西部地區上升潛力較大，十年來，西部地區技術交易規模年均增長12%，高于中部地區2.3個百分點；就個體而言，隨著西部地區重慶、四川、陜西、貴州、青海等省市技術交易規模的持續擴張，西部地區將會有較大規模的增長。

二、我國不同區域技術交易的不平衡性

1.區域技術交易不平衡性的測量方法與數據來源

為了研究三個地區技術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規律，必須定量測度三個地區歷年技術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狀況。由于東部、中部和西部的技術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測度方法應當能夠研究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的技術交易不平衡對我國技術交易不平衡的影響。因此，測度方法應當將三個地區技術交易不平衡分解為：東部地區內部不平衡，中部地區內部不平衡，西部地區內部不平衡以及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本文選擇泰爾指數這一數學工具對區域間技術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進行分解測度。

設y=(y1,y2,y3…,yn)是n個地區的技術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測度技術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爾指數可表示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為n地區在統計年中技術交易水平的均值。

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各個地區在技術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選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實際規模，數據取自2001―2010年全國統計年鑒。

2.計算結果分析

按照泰爾指數的表達式，計算泰爾指數結果如表1。

第一，總體來看，我國技術市場規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劇，泰爾指數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為2009年的0.476 597，這一結論與基本判斷大體一致。

第二，東部地區內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擴大。東部地區內部不平衡性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東部地區內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區、高于中部地區。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的不平衡性與全國各地區不平衡性發展趨勢一致，說明東部地區的技術交易水平對全國技術交易水平影響最大。

第三，中部地區技術市場不平衡性呈現下降趨勢，中部6省之間技術交易水平差異逐年縮小，2006年泰爾指數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區的技術市場不平衡性經歷了三個階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區內部差距逐步縮小；2006年內部差距的急劇擴大，2007年又縮小；2007年后隨著重慶、四川、貴州等省市經濟的飛速發展，西部地區內部技術市場差距呈緩慢擴大的趨勢。

第五，通過對三類地區泰爾指數的分析可知，促進區域技術需求和供給增長的因素主要包括經濟實力、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活動數量三個方面。國內生產總值規模是區域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強大的經濟實力有利于增強對先進技術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強先進技術的供給能力；區域經濟結構對先進技術的需求存在重大影響，在反映經濟結構的三次產業比重中，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對擴大先進技術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經濟發展活動都涉及先進技術的應用，基本建設投資、挖潛改造投資、更新改造投資、技術改造投資等的增加，都將直接拉動技術交易規模的擴大；經濟發展活動主要包括企業技術開發和新產品開發等，既需要吸收先進技術，又可能出讓技術成果，所以大中型企業的技術開發項目數量及經費投入、人員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費占產品銷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為影響技術交易規模的因素指標。

三、基于市場份額模型的技術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場份額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國（地區）出口增長影響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經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為研究外貿增長源泉的重要模型（帥傳敏 等，2003）。鑒于技術交易“服務當地，輻射周邊”的特點，在技術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場份額模型的優點在于:在產品劃分和市場劃分兩種情形下對基本模型進行簡化處理，繼而分析某一地區技術交易市場在不同的市場分布和不同的產品結構分布條件下的變動情況和影響因素，既有利于優化區域技術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動相對落后地區技術交易規模和質量的提升。

1.市場份額模型

假設某一地區A的各類技術產品在時期1的輸出量（或者其他地區從該地區的輸入量）為：

式中，Vij表示某地區第i類技術產品對j地區的輸出量；Vj表示某地區各類技術產品對j地區的輸出量；Vi表示某地區第i類技術產品對其他地區的輸出量；V1j和V2j分別表示某地區在時期1和時期2對不同地區j輸出技術交易額的絕對值，二者之比即構成不同時期某地區對地區j的輸出增長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區第i類技術產品總額增長率，r表示不同時期技術交易總量的增長率。

由此，A地區技術交易總額的增長(V2-V1)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

（1）rV1表示A地區對全國技術交易貢獻的一般增長，反映由市場規模因素產生的效應。

（2）mi=1(ri-r)V1i表示A地區技術產品結構變化引起的總量增長，反映技術產品分布因素效應。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區技術市場結構變化引起的總額增長，反映市場分布因素效應。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區技術交易總額增長與在每種技術產品對每個地區保持市場份額所需的增長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競爭力因素效應。

2.樣本的選擇與數據來源

如前所述，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東部地區技術交易規模在全國的份額持續上升，短期內不會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區技術交易規模在全國的份額呈現下降趨勢，而中部6省內部不平衡性逐年縮小，全國技術交易區域間不平衡性逐年加劇，這說明中部區域的技術交易規模對全國影響有限。同理，西部地區在2005年后內部不平衡性呈緩慢擴大的趨勢，與全國趨勢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區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不僅對西部地區自身技術交易格局的優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于研究全國欠發達地區提升科技綜合競爭力也具有重大意義。

西部地區包含12個省市（自治區），其中除重慶和陜西在技術交易規模上曾進入全國前十強外，大部分總量規模較小，對于研究技術交易格局意義不大。基于此，本文選擇西部地區唯一直轄市――重慶市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原因在于，一是重慶市技術交易規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間，六次進入全國前十強，在技術交易這一指標上，位列西部地區首位；二是重慶作為直轄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優勢明顯，經濟規模快速擴大，城市功能不斷完善，科技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對西部腹地的輻射和帶動能力較為顯著。

本文在數據的選擇上，遵循了數據的連續性和可獲取性原則。在市場劃分條件下的技術交易格局分析中，選取的輸出地是在重慶市歷年技術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簡單算術平均處理；在產品劃分條件下的技術交易格局分析中，選取的是全國的總量數據。為了更準確地測度重慶市技術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為兩期，并在數據上采取均值的方法處理。為了保證統計口徑的統一性和完整性，數據的采集盡量做到同類數據出處相同。數據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國統計年鑒》以及2004―2009年《重慶市科技統計報告》。

3.重慶技術產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場劃分條件下的技術市場格局分析

市場劃分條件下的市場份額模型為單一產品的模型。單一產品的市場份額模型相當于對上面恒定市場份額模型的簡化，不需要再考慮不同產品類別的貿易份額在不同時期的增長率變化，而只需關注某地區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市場份額變化即可。公式簡化為：

根據技術交易流向的實際情況，重慶市技術產品的輸出地區以國內省市為主，選取國內16省市作為模型分析對象。這樣的樣本選取涵蓋了重慶市技術市場80%以上的份額，對反映技術交易格局有較好的代表性。

根據表2反映的兩個時期重慶對主要省市技術產品輸出的變動情況，在總體市場規模擴大的背景下，重慶技術市場萎縮，來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場交易量銳減是其主要原因。

從表3的模型計算結果可知，重慶市技術產品在第二時期（2007―2009）較第一時期（2004―2006）減少了0.4億元，市場份額下降了1.08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場總量規模下滑造成的。而從兩期重慶技術交易輸出結構看，重慶市技術交易輸出結構逐步合理，主要表現在市場分布效應對于市場總體規模整體具有極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慶在第二期對北京、浙江、廣東、遼寧等地的輸出份額大幅攀升，而對本市輸出份額大幅下跌，說明重慶市技術市場對外輻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從競爭力來看，重慶技術市場競爭力也有明顯提升，對于全市技術交易規模下跌產生了較為明顯的抵消作用。

總體上看，重慶市技術交易總體規模變化受全國輸入省市（自治區）市場規模影響很大；而全市技術交易輸出結構的逐步優化和技術市場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對重慶市技術交易市場帶動效應明顯。

（2）產品劃分條件下的技術市場格局分析

產品劃分條件下的市場份額模型為單一市場模型。單一市場的市場份額模型是對恒定模型的另一種簡化形式，即不再考慮不同市場分布在不同時期的增長率變化，只關注不同時期某地區不同產品的輸出份額即可。公式簡化為：

按照本研究的劃分，技術產品可分為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四大類。樣本的選取，遵循在可靠范圍內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慶各類技術產品從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術市場上的輸出額和市場占有比重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重慶市第二期較第一期技術交易出現較大萎縮，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咨詢和技術服務項目的交易金額都較上一時期有較大的下滑。在全國技術市場中，技術開發和技術服務項目交易最為活躍。重慶市技術服務交易量的減小對其技術交易量的整體下降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表5的計算結果來看，第二期與第一期比較，重慶市技術市場規模大幅萎縮，市場份額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類技術產品競爭力的下降。盡管產品結構有所優化，但對整個技術市場規模的拉動作用依然較弱。

1.主要結論

第一，我國各省區技術區場格局分布呈現顯著的不均衡性，東部地區13省市技術交易規模在全國的份額超過80%，而中西部地區的18省市（自治區）在全國的份額不足20%。同時，東、中、西部三個區域內部不均衡各有特點，東部地區內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劇，中部地區內部差距呈現縮小趨勢，而西部地區內部差距呈現先抑后揚的態勢。

第二，對重慶的實證研究發現，重慶市技術交易規模在西部地區處于領先地位，在總體交易規模波動增長的同時，占全國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從技術輸出的角度看，重慶技術產品對外輻射的分布較為分散，輸出市場對東部發達地區的集中度較高；重慶除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遼寧等幾個地區的輸出份額較大外，對中部地區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區）的輸出規模都比較弱。技術市場的競爭力和輸出市場規模變動對重慶技術市場格局影響顯著；在區域技術市場格局中，輸入地區市場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流向規模和技術市場交易格局影響較為顯著。

第三，由于本文樣本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慶的實證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國技術市場格局特點，特別是西部地區的技術交易格局特點。依據輸出地區技術市場規模和競爭力因素對技術輸出規模的影響，對重慶市，特別是西部地區其他省市（自治區）技術交易市場格局的改進有較大的選擇空間。技術輸出市場結構的調整，可以選擇中部省市、西部地區以及東北三省等技術產品競爭力較弱、技術交易規模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作為重慶及西部地區技術市場規模擴大的市場選擇。從技術交易市場四大類產品的競爭力水平看，四類技術產品均有較大的規模拓展空間。

2.政策建議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在區域技術市場格局中，輸入地區市場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對技術流向規模和技術市場交易格局影響較為顯著。技術輸出地的需求變動對總體交易格局影響并不顯著，而相對發達地區的需求對其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基于此，優化區域技術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較為發達地區的需求市場特征，結合當地技術交易實際，采取“開拓市場”和“內培外引”兩大戰略，大力推進政策創新，逐步優化區域技術交易格局，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

第一，實施“開拓市場”戰略。區域技術市場交易格局的優化要密切結合發達地區需求市場的變化，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同時，積極拓展新興市場。采取有針對性的技術輸出方式，提高技術輸出的檔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對發達地區（如東部沿海省市）的輸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區的技術交易市場，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技術交易市場，逐步減小對當地技術市場的依賴度，實現技術產品輸出的多元化市場營銷戰略。

第二，實施“內養外引”戰略，引進國內外知名研發機構，大力培育本土研發機構，提升技術交易產品綜合競爭力。一是依托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平臺，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龍頭企業設立的研發機構和工程中心等的研發能力，支持龍頭企業自建或聯合建設研發機構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內外大學、科研院所與企業發展產學研聯盟，整體提升區域科技創新能力和技術交易產品綜合競爭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大型科學儀器中心、科技文獻中心及科技檢測中心、質量計量檢測中心等公共技術服務機構。

第三，注重政策創新。增強法規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貫穿整個流程的統籌配置科技資源和貫徹執行政策法規的合力。加強科技法律法規的執法調研和執法檢查，完善部門依法行政基本規范；細化科技政策法規實施辦法，加強科技政策法規的宣傳解讀，擴大技術開發費稅前抵扣、高新技術企業獎勵、重點新產品獎勵等科技政策執行面。

參考文獻：

重慶市科學技術委員會.2004―2009.重慶科技統計報告［R］.重慶.

帥傳敏，等.2003.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估計［J］.管理世界（1）:97-105.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2004―2009.中國統計年鑒［K］.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TYSZNSKI S. 2000. Belgium, exPort Peformance［R］. working paper for Belgian Federal Planning Bureau（BF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