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城市化快速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威海市土地資源現狀在威海市土地總面積56.98萬公頃中，耕地面積為19.196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33.69%;園地面積為6.05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0.63%;林地面積為1 1.185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9.63%;其他農用地面積為9.19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6.14%;居民點及工礦用地面積為6.063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0.64%;交通運輸用地面積為0.536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94%;水利設施用地面積為0.843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48%;未利用土地頑積為1.68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2.96%;其他土地面積為2.217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3.89%。由于人多地少，全市人均土地面積只有3.4畝，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16畝，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25畝，因此全市耕地資源十分緊張。從圖1可知，全市耕地面積在2007年之前呈現下降趨勢，只有最近幾年才得到遏制。雖然威海市未利用的土地只有60萬畝，但除去裸露巖石、零星荒草地和25度以上的土地等，目前可開墾為耕地的后備資源僅有18萬畝左右，通過開發可增加耕地9萬畝，人均只有0.036畝，耕地占補平衡的難度很大。因此相對于全市的土地面積、人口和經濟發展需求，土地后備資源數量明顯偏少。

2.威海市水資源現狀威海市地處山東半島最東端，內無大江大河，外無客水入境，水資源主要來源于境內的大氣降水，是我國北方缺水最嚴重的地市之一。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為770.6毫米，降水總量44.67億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年徑流深256.0毫米，地表水資源量14.84億立方米，地下水資源量5,14億立方米，扣除兩者重復計算量后，全市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16.86億立方米，占降水總量的37.7%。按2010年的人口和耕地面積計算，人均占有水資源量573立方米，約占全國人均占有量的1，4，遠遠低于國際上公認的維持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須的人均1 000立方米的臨界值;畝均占有水資源量只有571立方米，約占全國畝均占有量的1，3，屬于水資源嚴重短缺地區。

3.威海市農村勞動力現狀據統計，截止2006年末，全市總人口249.8299萬人，農業人口132.2737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52.95%。其中，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124.04萬人，占全市人口的49.65%，占農村總人口的79.68%。在目前的農村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占從業人員總量的61.02%;從事第二產業的占17.98%;從事第三產業的占21%。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合計占從業人員總量的38.98%。可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仍占主體。

但是，與威海市第一次農業普查比較，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減少19.14萬人，降低21.9%，比重下降9.5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增加7.13萬人，增長19.55%，比重上升了9.54百分點。

二、城市化對農業生產資源的影響

1.城市化發展對威海市耕地資源的影響由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建成區和建設用地面積的擴張，耕地面積不斷下降。城市建設用地占非農業用地的比例非常大。居住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工業用地和道路廣場用地，長期以來，占城市建設用地的75%以上。而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構成其中的大部分。粗放的城市化模式使本就短缺的農業用地更加緊張。從表1可知，2002年到2010年期間，居住用地與工業用地構成城市建設用地的大部分，而城市道路與廣場用地增長速度在四大類用地中增長較快。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在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時，還使得耕地質量不斷下降。工業化不但占用了城市周邊優質高產良田這些旱澇保收或灌溉條件良好的耕地是補充的未利用地、農村廢棄宅基地和閑置土地整理、廢棄土地復墾等無可比擬的，而且工業企業通過對環境釋放有害物質，如工業廢水、有害氣體等，影響耕地質量。

2.城市化對農業水資源的影響一是使城市用水增加，農業用水減少。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城鎮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高，使得城鎮居民用水普及率上升，導致城鎮用水量急劇增加，加劇城鎮生產和生活供水壓力。

而城市用水的增加又會擠壓農業用水，使農業用水大幅度較少。在2007年，威海市農業用水量為1.47億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則降為1.33億立方米，特別是農業灌溉用水大幅度減少。目前，全市較大型水庫基本用于城市供水，農業灌溉用水比例非常低。

二是導致水環境污染嚴重。不但城鎮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導致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而且城鎮產業發展特別是工業的發展，又會產生大量的污水和廢水。雖然有部分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經過處理，但大量不達標的污水和廢水的排放直接導致水環境的污染。2000年全市廢水排放量為5 104萬噸，2010年這一數字高過11 403萬噸，是2000年的2.23倍。其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由2000年的3285萬噸增長到2010年的8 532萬噸，是2000年的2.60倍。這無疑是城鎮人口大量增加的結果。

工業廢水的排放增長相對較緩。2000年的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 819萬噸，而2010年為2 872萬噸，只是2000年的1.58倍，大大低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廢水排放量增長主要動因在于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大量增加(見圖2)。

3.快速城市化對勞動力資源的影響隨著城市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在不斷增加，轉移速度在不斷加快。

這極大地影響了農業勞動力資源，導致農業生產與農業管理水平長期低下。首先，城市化促使農業勞動力數量急劇減少。在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從而使農業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1983年以來，威海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和占比一直在減少，而非農業產業勞動力的數量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到目前為止，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已經不再從事農村基礎勞動，而是轉移到鄉鎮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單位中或者轉移到城市中。城市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對于農業勞動力數量有降低作用。

篇2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逐漸放開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一）城市化發展給農村帶來了許多有利的影響：（1）有助于提高工業生產的效率，工業化使城市化獲得持續推進的動力。（2）提高鄉村的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城市與鄉村的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二）然而，快速的城市化發展也給農村帶來許多問題：（1）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2）棄耕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糧食進口率逐漸增高，使得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存在很大的隱患。

因此，了解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對農村的沖擊和影響對國家的穩定快速發展很有必要。

長安區地處關中平原中部，城區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總面積1583平方公里，耕地90.4萬畝。現轄10個鄉鎮、15個街辦，671個行政村。隨著西安城市化進程加快，西安發展重心南移，越來越多的村子由農轉城，又由于各大高校和部分企業外遷，在長安區建起了大學城、工廠等，對當地村民影響很大。長安區可謂是受城市化發展影響的典型地區。

二、調查數據

通過走訪調查長安區部分行政村，并根據人口和耕地等數據特征將其進行了如下分類：

（一）“空心村”。斗門鎮張旺渠村五年前人口為2600人，六十歲以上老人290人，占總人口的11.2%，十歲以下兒童：400人，占總人口的15.4%.耕地面積約2700畝，2014年常住人口3100，六十歲以上老人有490人，占總人口的15.8%，十歲以下兒童500人，占總人口的16.1%，耕地面積：2200畝。

鳴犢鎮師一村五年前常住人口 1285人，60歲以上 151人，占總人口的11.7%，10歲以下兒童 86人，占總人口的6.7%，耕地面積876.4畝。2014年常住人口 1301人，60歲以上 140人，占總人口的10.8%，10歲以下 81人，占總人口的6.2%，耕地面積872畝。

炮里鄉上塬村總人口834人，耕地面積1110畝，60歲上76人，占總人口的7.2%，留守兒童23人，占總人口的2.8%.

（二）城鎮化。郭杜街道杜回村地處西安南郊，毗鄰長安區政府，位于大學城中心地段，周圍有西安外國語大學、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多個院校，2002年左右，因大學城的建設要求，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北村村民基本無耕地，南村村民有少量耕地，2014年因新的建設要求，南村耕地亦被征用，現基本無耕地，該村現有2591人，兒童475人，約占總人口的18%，老年464人，約占總人口的19%.

郭杜街道南新村五年前常住人口1215人，老人179，約占總人口的14.7%，留守兒童8人，占總人口的0.6%，無耕地面積。2014年常住人口1396人，六十歲以上老人221人，約占總人口的15.8%，留守兒童25人，占總人口的1.8%，無耕地面積。

王曲鎮中甘村2014年全村600多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的12.42%，留守兒童約占全村人口的5.4%，耕地面積約為2000畝左右。2014年的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比之2013增加50人，留守兒童減少10人左右，耕地面積極大地減少，分別用于宅基地的建設和工廠的建設。

三、分析總結

分析數據我們可以得出：

（一）對于“空心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農村青年進城務工，多數人無法攜帶子女，致使許多農村兒童遠離父母，成為“留守兒童”。農村老人根本無力勝任“留守兒童”的教育任務，使得“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環節嚴重缺失，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和身心健康。

（二）對于那些距離市區較近的村子，城鎮化的趨勢是必然的，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從而引起了城市規模的擴大，造成耕地的非農化，使耕地面積減少。在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不僅意味著城市面積的不斷擴大，而且意味著城市發展對土地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也對土地的需求特別是對耕地的占用急劇膨脹，造成耕地數量的減少。

（三）隨著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同時也伴隨著出現了農村空巢老年化。隨著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村空巢老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將會持續上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將從隱性轉為顯性。因此，解決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問題之一。

四、建議

篇3

關鍵詞 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新思維

中圖分類號TU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1）43-0088-01

城市規劃作為城市發展的龍頭，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基礎。要想搞好城市規劃，必須要有效發揮城市總體功能，協調好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把科學發展觀融合、滲透到城市規劃之中。國內外在設計、建設、管理方面有很高聲譽的城市都有一個合理的規劃。因此，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要有新的思維，要做到充分協調城市與人的關系，使城市的發展與人的需求達到完美結合。中國的城市化已進入快速發展期， 而且這種快速發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在這樣的環境下，對城市規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規劃作為引導城市發展的龍頭，必須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城市規劃與建設，實現城市的發展與人的需要和諧。其具體的新思維主要體現以下幾方面。

1堅持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

人與城市的和諧是城市發展的動力。要實現人與城市的和諧，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規劃理念，以人的需求為導向。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應該著重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問題應給予充分重視2）強化對公共產品、公共資源和服務配置的實施性和引導性。；3）規劃要體現出城鎮空間布局的合理性。

2 從區域和全球的視角審視城市規劃

在以往的城市規劃中，針對某一個城市，在通常情況下是以行政區為邊界劃分城市發展的方向、規模、職能。隨著經濟發展全球一體化化的深入，城市愈來愈趨向于“無邊界”的發展，因此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規劃應從區域，甚至全球的視角來重新加以審視。這里所說的“無邊界”，不是指規劃范圍的設定可以漫無邊際，而是強調規劃中要有區域觀念和全球化視野。無邊界”的城市規劃所要求的是，在區域、全球經濟體系中尋求城市的發展空間。理論上城市規模可以無限地增長，城市的職能和等級可以無限度地提高。“無邊界”的城市規劃，并不是要避免競爭，而是通過競爭，最終消除城市發展的同構現象。城市的發展會始終與競爭相伴隨，通過競爭，城市發展需求的資源雙向流動，會在達到一個特定的平衡點后會保持一種動態的均衡，城市在單純的規模上處于相對靜止狀態，得到城市之間發展中的一種妥協。

3 確立資源環境約束條件下城市規劃的新理念

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城市發展的開放性和社會的信息化使得城市發展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可以實現城市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實現全球范圍內的供給。但是，有些資源是不可以流動的，比如土地、水資源等，這些不可流動的資源是我國進行快速城市化發展的最主要的約束條件。

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提高固然重要，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同樣重要。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期，資源環境對未來城市發展的約束日益加劇，在這種形勢下進行城市規劃必須確立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核心的城市規劃新理念。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并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共識，開始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

對于新時期的城市規劃，城市化模式、城市發展目標等各個方面的把握和安排，都要以特定的資源約束為條件，在建立一種節約型城市理念的前提下，切實從規劃理論、方法本身去尋求建立一套與中國資源約束條件相協調的城市發展之路和城市規劃指標。提高城市規劃的科學性是重中之重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形勢下，要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就要求城市規劃提高科學性。具體而言，城市規劃的科學性應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把握：

1）戰略性的規劃與研究:應將戰略研究作為城市進行整體功能規劃編制先導，一個成功的戰略研究首先來自于專門負責研究戰略規劃的人才群體；其次要要不斷地對戰略規劃進行深化；最后需要對間斷性地編制研究進行動態跟蹤并隨時糾正；2）合理性設置城市的發展目標:以往的城市規劃大多數是靠主觀意識、自我中心來制定目標的，往往體現出來的就是“三個結構、一個網絡”，“三個結構”就是指所謂的空間地域組織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等級規模結構；“一個網絡”即是基礎設施網絡。當前這種目標導向應轉統籌城市與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城鄉可持續發展；要以人為本進行城市規劃，體現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相關性；體現政府配置資源的相關政策的導向性，體現利益主體的多元性；體現資源的公共性；3）前瞻性的功能空間布局:前瞻性的城市布局，可以從根本上預防城市病及生態破壞，致力于環境保護、生態建設，促進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空間結構的布局是相關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空間布局要求，因此在空間布局方面必須要有前瞻性；4）有效的政策策略性:經濟全球化發展時期，以目標和問題為導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是整個規劃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城市發展戰略實質上是對城市長期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要素的綜合協調和安排。科學地、有針對性地分析和認識問題，是公共政策的研究的主要目標。圍繞這些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梳理出的策略，才是能夠管用的戰略和策略，才能成為城市發展各有關方面的行動綱領和指導原則。

4 結論

目前，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城市化快速發展不可避免帶來人口、資源、環境等方向的問題，在這樣的形式下，城市規劃必須以科學觀為指導思想，實現經濟發展與人需要的和諧，只有確立這樣的新思維才能在實踐中充分發揮規劃建設管理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保障作用，才能充分發揮規劃的龍頭作用。

參考文獻

[1]管潔.城市規劃管理中的“以人為本”思想研究[D].北京交通大學，2010.

[2]仇保興.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 強化城鎮體系規劃的地位和作用[J].城市發展研究，2004(1).

篇4

關鍵詞：快速城市化；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國城市化進程已經經歷了近六十年的曲折發展歷程，中國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時間完成了城市化發展的起步階段，從1996年開始進入城市化發展中期的快速成長階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嚴重。傳統城市化以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環境污染破壞為代價而追求經濟發展，“破壞治理”的惡性循環發展模式讓區域發展付出了沉痛代價。通過已有研究文獻探討中國快速城市化問題，整理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成果，為中國快速城市化地區的理性發展和相關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論參考。

一、中國快速城市化問題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質量水平。盡管目前中國城市人口占比已達51.3%，但調查研究顯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教育資源、醫療設施、分紅收益是按照戶籍分層的，并未形成人口勞動力的城鄉一體化，為此不少學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質量問題。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礎實力、城市化發展協調度、城市化發展可持續水平三個維度的31個指標體系及城市化發展質量評價模型、城市化發展“質”、“量”協調性測度模型，進而評價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質量指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質量指數從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長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長速度0.88%低0.07%，總體呈現出不斷上升趨勢[1]。當前中國城市化處于質量、速度及二者協調性的轉折發展時期，城市化發展質量指數處于中等發展水平，城市化發展速度與質量的協調性欠佳[2]。總體上來說中國城市化的質量水平還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還是城市面積的“攤大餅式”擴張，配套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公用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完全滿足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進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氣、住房等方面打破城鄉區別、地區轉接障礙，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質發展的關鍵問題。

2.土地城市化效率較低。城市化的過程是部分農村土地變成城市用地的過程，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中國城市化表現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躍進化”問題明顯。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設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時，年均征用農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設用地面積的79.4%。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了7.2%，但吸納的人口只增長了4%。許多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李培祥從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關系分析入手，闡述了廣東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促進二者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3]。陳春提出中國新增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從建設用地擴張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出發，提出建設用地規模內生決定于整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進而構建了建設用地擴張效率指數（CLI），并據此對中國各省建設用地擴張效率以及東中西部建設用地擴張效率進行了測算[4]。陳錫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鎮化發展高層論壇指出，推進城市化建設過程決不能放松對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不能拉大城鄉之間的差距。總結已有研究，中國土地城市化“”的趨向主要表現在：一是盲目地發展城市，大規模建設，導致建設用地增加速度雖快，卻難以保證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擴展速度非常快，重發展輕污染治理，付出了嚴重的環境代價；三是由于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生態退耕、農業結構調整缺乏指導、災害損毀等原因，中國耕地資源流失嚴重[5～6]。

3.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尖銳。資源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合理的資源開發利用可以造福人類，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不合理的開發利用則會造成環境破環，影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然而，人類在實現財富高速積累的同時，人口規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膨脹，人口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人類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壓力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7]。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城市化發展速度逐漸超出城市的承載能力，一些大城市發展規模超過了自身資源環境承載力，導致城市過度擁擠、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氣污染上升、自然環境惡化等嚴重的自然環境問題，并帶來城市發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擴張超過了城市經濟承載力，城市提供就業崗位增長速度慢于就業人口增長的速度，導致城市失業增長，進而加劇城市貧困與城市犯罪；（3）城市發展速度超過了城市社會承載力，導致城市的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礎設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務差距加大、社會發展矛盾與沖突加劇。

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頻出，不僅影響城市化進程，還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惡性發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長遠的現實意義。

二、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研究

（一）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研究階段

基于國內外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國內外關于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理論構建階段。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代表性很強的人地關系觀點。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況“人定足以勝天，天定足以勝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和其他生物一樣，是環境的產物，其生存、活動和發展嚴格受環境制約，具有“環境決定種族的發展”，“環境影響人們心理的變化”，“環境影響人們的組織和社會發展”等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白蘭士為首的法國人文地理學家認為“自然條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類則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選擇利用”。以上人地關系思想，是早期學者探討人口與環境關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僅停留在理論構建階段。

2.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問題導向階段。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惡化，許多人口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開始重視人口對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問題研究，探討應對措施。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國F.A.皮爾遜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饑餓》（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對人口資源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一般來說可分為樂觀派和悲觀派兩個派別 [8]。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悲觀派認為人口的增長會導致資源的耗竭和環境的惡化，在其報告《增長的極限》（1972）中認為世界面臨“人炸”的危機，并認為“人口危機”會導致“資源危機”[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學者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緩解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對人類發展的限制，人類能夠解決由于人炸帶來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問題[12～13]。在此階段，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引導學者們研究，人居環境建設開始成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目標導向階段。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學者對人口與環境關系的認識逐漸趨于理性，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模式成為必然的選擇。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研究是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對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綜合研究，也有從自然地理、資源等各要素的單方面研究；既有戰略、模式等宏觀層面研究，也有人口調控、產業布局、資源利用與保護等微觀層面研究；既有資源環境承載力、人口規模調控等理論研究，也有相應的定量測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認為在控制環境污染和保護環境等可持續發展活動中應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環境安全與發展》一文中論述了人口安全和發展與資源環境安全的關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當代社會人口遷移的動力：資源和機會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認為自然資源的分布不均與環境差異是導致當代社會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力之一[11]。姚愉芳等對由人口、資源、經濟與環境子系統組成的PREE系統，采用系統動力學與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定量研究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及系統的可持續發展[18]。吳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協調發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與資源環境耦合的演進態勢[19]。此階段的研究更側重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目標、人居環境建設目標而進行問題的剖析和措施體系的構建。

全球人居環境論壇（GFHS）是世界人居環境領域高規格的對話平臺，論壇樹立以人為本的目標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應對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認為只有人與環境的關系和諧，生態系統保持在良性循環水平上，人的發展才能獲得永續的發展空間。

（二）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內容

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研究是關乎人類發展和資源環境可持續的重要內容，一直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多年來已經形成了如人地系統理論、人口承載力理論、人口轉移理論、生態環境保護理論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理論。縱觀已有研究，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可歸結為基于可持續發展、基于某要素或層面兩個方面。

1.基于可持續發展系統探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概括起來說就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有四個特性：綜合性、系統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些特性決定了系統科學研究方法在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從系統科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合理的人口數量問題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最大人口問題；第二，人口承載能力問題；第三，經濟最優人口問題；最后是最小人口數量問題。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國的最大人口數，大概在18億～20億之間，人口承載力的界線是16億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層面探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一是從人口數量來探討協調性問題。朱國宏關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載力，其實就是土地資源所能提供的食物總量及其所能負擔的人口數[21]。袁建華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為532噸，那么，從水資源上看，中國的適度人口是11.45億[22]。許多科學家對中國最大人口容量進行了分析，有的根據最稀缺資源如淡水、土地等計算中國可以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字；有的考慮綜合國力、生活水平、經濟增長、資源分配、環境保護等因素，計算既可使這一代人滿意，也為后代留下發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極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復雜的數學模型，利用計算機進行仿真運算，考慮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還有一些學者簡單地利用過去許多地區發展的經驗數據來估計人口容量[24]。二是從人口和土地利用關系來探討。對人口與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與土地利用方式、人口與耕地面積變化、人口與土地退化之間關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關系的研究上。比爾鮑若與喬爾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論證了人口密度與農用可耕地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伊萬遜（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況，指出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們耕種更多的土地，同時更集約化地使用現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發現了人口的年增長率與農業土地面積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25～26]。成升魁、沈鐳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數量與環境問題，實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資源—經濟之間的互動匹配關系，用朱寶樹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過快增長是引起資源耗竭與退化、環境質量下降、經濟發展緩慢的關鍵因素”[27]。三是從人口與環境污染的關系來揭示其問題。在人口與環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變化是否引起環境污染的加劇，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對哪些污染物質比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認為，人口的增加和經濟增長導致了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加劇環境污染；而人口就業在經濟中不同產業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有所改變，不同產業之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過直接和間接的作用影響了環境污染[28]。趙艷霞根據遼寧省統計局提供的資料列表比較全省14個城市的人口與環境污染情況，認為人口增長加劇了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并通過作用于經濟增長進而作用于環境惡化[29]。四是從人口與森林減少的相關性來解釋資源量的問題。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發現人口數量和社會經濟狀況對森林減少都有重要的影響，在考慮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認為是森林減少的驅動因素之一。艾建林通過分析云南省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的數據研究人口增長對林地穩定性的影響，以及人口增長帶來的生態問題，發現人均占有森林資源的數量急劇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資源量日益減少，森林承擔的負荷越來越重[30]。五是從人口與氣候變化相關性來論證人口規模問題。地球上曾經經歷過多次的氣候變化，例如冰期和間冰期。但是，人們發現近年來氣候變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經超出了正常狀態。許多研究表明，大氣中二氧化碳氣體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國社會科學院專家意見，“世界上人口越多，對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資源的需求越大，所有這些活動都與CO2氣體排放有關”。為了研究人口對氣候變化上的驅動作用程度，保羅·艾利奇曾經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框架，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個框架假定環境影響I是由人口規模P、人均消費水平A以及技術決定的人均污染產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決定的，即I=PAT。這個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來檢驗人口規模在氣候變化上相對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載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載力受人口、資源、環境及社會經濟技術等諸多因子要素制約，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綜合作用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整體水平和協調程度。通過對多因子要素的評價分析，根據各因子對土地人口承載力所起作用的差異，重點探索其主要影響因子，并從動態角度，對各因子的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從而進一步揭示土地資源利用系統的內在規律和反饋機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載力。國內外對土地人口承載力的研究，常采用單因子分析法、多目標決策分析法、土地資源分析法、系統動力學方法和非線性規劃方法等幾種方式。其中，前兩種方法均把某一地區的土地資源所能承載的人口上限作為承載力計算的目標，基本屬于靜態的研究方法；后三種分析方法則屬動態研究方法。郭艷紅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評價，從北京市城市建設用地的最大供給量分析，人口規模應控制在3 000萬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協調度模型。吳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協調發展度模型研究中國1985—2004年的人口與資源環境耦合的演進態勢[19]。結果表明：中國與全面小康標準差距較大，資源環境容量空間有限，可持續發展面臨巨大壓力；人口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不協同發展貫穿了這一時段，應選擇人口與資源環境良性互動的協調發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閻耀軍在探討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理論依據的同時，依據理論原則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的結構特點，提出了由人口（P）、資源（R）、環境（E）、經濟（E）、社會（S）和域外六個子系統為基本框架的指標體系（簡稱PREES）[32]。在這個框架中，每個子系統內部所包含的具體指標，都按照對立統一關系劃分為相互對應的兩個指標群，從而可以大大增強該指標體系的分析比較功能。劉小林設計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對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四大子系統的協調發展進行定量評價，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反映各子系統發展狀況的指標體系進行評估，確定各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并介紹二、三、四系統間的協調系數及計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統與其他系統相適應的程度[33]。

3.遙感技術與仿真模擬。近年來在環境動態監測各評價方面被廣泛應用的遙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的結合，能夠通過對不同地理單元內各種地理信息的采集、轉換和軟件工具的集成處理，對資源環境演變的空間模式、要素間的統計關系以及時間變化進行系統模擬。目前怎樣將表達長期時間序列和系統內部結構關系的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與擅長反映空間動態變化的地理信息系統模型結合起來，可能是人口與資源環境研究未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解譯，可以獲取準確的資源空間信息并實現數據的空間化，研究的科學性和精確程度將會逐步提高。比如系統動力學（SD）的應用，可以對土地人口承載力系統進行動態的定量化計算，借助遙感技術（RS）能夠得到快速、準確的數據，應用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可以對土地人口承載力進行空間分析，隨著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這三項技術必將在土地人口承載力的研究領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王煒撰文指出應按照社會、經濟、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加大遙感技術的研究范圍和領域，結合地面常規監測，使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舉了遙感技術在生態環境監測、土地利用監測、區域生態調查、環境污染事故調查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趨勢

1.深化理論體系研究。在全球對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日益重視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和城市理性發展要求下，將在基礎理論、實踐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斷加強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1）深化基礎理論研究。以協調發展已成熟的理論為基礎，通過借鑒國外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理論體系，充分考慮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具體現實情況，以及基本制度等，構建適合中國人口發展特點、城市化模式、資源稟賦、環境格局的協調發展理論及其體系。（2）加強實踐示范。由于不同區域具體情況存在很大差別，各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踐也不相同。主要表現在各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關鍵領域、重點問題以及優先項目的選擇等存在較大差別。學者們關于各區域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將逐漸形成實踐案例示范，供不同區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區域參考借鑒。（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制度，加強可持續發展立法，完善有關法律制度。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制定和完善人口、資源環境、自然災害防治以及信息資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規，并根據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世貿組織的規則，修訂相應的法規。同時，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實施保障體系，嚴格依法行政，加強執法監督，切實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法律制度得以實施。（4）強化經濟支撐。對于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的投入，視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而有明顯區別。未來有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城鎮體系規劃，合理確定城市發展規模，并通過行政和經濟的措施來達到控制城市規模增長的目的。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區和城市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制定一套系統的限制或者鼓勵政策，使之與該地區的資源環境相適應，鼓勵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好的區域多聚集產業和人口，減少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發展的宏觀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與資源環境互動調控體系。從未來的研究趨勢來看，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相互協調應當在現有的理論框架上有所突破，應當在深刻認識人口、社會經濟以及資源環境各子系統相互作用關系及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各子系統相互作用關系的數理關系；確立人口、社會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達到協調時相互之間的精確的數理關系；應當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統相互趨于協調的最優策略選擇方法。通過市場機制強化環境管理是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場機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稅費、排污權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財政補貼、處罰制度等。在促進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經濟手段選擇上，中國應兩手并舉，雙管齊下。首先，中國應該從稅收、信貸政策、財政支持等方面，對于積極主動地推進實現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組織、團體、企業和個人給予優惠政策，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社會組織、團體和企業主動地推進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其次，中國應加大對破壞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組織、團體、企業和個人以嚴厲的經濟懲罰。

3.加強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評價指標體系的定量分析及動態監測。為了能夠及時把握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狀況的時間趨勢特征、及時掌握相關信息、便于人口、資源環境系統預警分析，在協調性測度時間動態特征方面也應當設立依據不同區域自身狀況、可以進行縱向比較的參照值，區域相關決策人員可以根據這一參照值隨時了解本區域協調狀態時間動態變動趨勢、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體現人口、資源環境復合大系統的層次性、目的性和動態性特征。

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考核辦法是當前國際較為流行的實現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發展考核方案。中國應結合自身的實際，加以研究和推廣。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它是運用生態學的規律而不是運用機械論的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的。它打破了傳統經濟的單向流動的線性生產模式，倡導“資源產品再資源”的反饋式經濟發展模式。在推廣循環經濟的同時，中國還應以綠色經濟為考核全國和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綠色經濟不僅能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而且能夠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和諧統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達和反映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結語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不協調等諸多問題，很多專家也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政府對于相關問題同樣給予了高度關注。面對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和基于對未來的充分考慮，研究謀求二者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探索人口與資源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筆者認為應該加強二者關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國是人多而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過去快速發展帶來了許多環境問題，歷史欠賬較多。因此，目前中國應更加高度重視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規范和推廣綠色經濟考核辦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場機制為主體的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調控體系；通過立法等形勢鼓勵和支持社會公共組織、團體和個人參與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監督工作；依靠協調發展技術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和諧的國民經濟體系；加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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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烏魯木齊市快速發展給水工程規劃

前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建設也在日新月異。烏魯木齊市位于亞歐大陸腹地，地處天山北坡，準噶爾盆地南緣，烏魯木齊地勢起伏懸殊，山地面積廣大，市區三面環山，北部平原開闊。轄區地勢由東南向西北降低，大致分為山地、山間盆地與丘陵和平原三個梯級，市區平均海拔800米。

烏魯木齊屬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市區全年以西北風向為主。水資源總量不包括調水約為11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資源量10億立方米。烏魯木齊市海拔680米－－920米，自然坡度12‰－－15‰。

“烏魯木齊”為古準噶爾語，意為“優美的牧場”。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烏魯木齊正式置市，1953年11月20日政務院廢止迪化名稱，更名為烏魯木齊。1959年升格為設區的地級市。

1、歷版總體規劃簡述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烏魯木齊編制過1941、1951、1959、1985、2000年共五版城市總體規劃。

1.1、1941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1941年的城市總體規劃可以被視為烏魯木齊市歷史上第一版城市總體規劃，受當時技術手段的限制， 內容不是很完善。只對城市用地做了安排。

1.2、1950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解放后，l950年請來上海聯合顧問建筑師、工程師事務所的技術人員繪制了《迪化市城市計劃―市區道路系統及區劃總圖》，規劃范圍和《迪化市區分區計劃圖》相同，圖紙的主要內容如同標題所表明，主要包括道路網和功能分區兩大部分。

1.3、1959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1958年開始了烏魯木齊市城市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l959年完成了第一張烏魯木齊市城市總體規劃圖與規劃說明書。

1959年版規劃確定烏魯木齊城市性質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行政、文化、經濟的中心。城市人口規模為80萬人和87平方公里。

1.4、1985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結束后，再度提出修改《烏魯木齊市城市總體規劃》。l985年5月，《烏魯木齊市城市總體規劃》由自治區人民政府上報國務院。1985年10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版規劃。

1985年版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性質為：烏魯木齊市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是全區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中心。城市規模：城市人口近期控制在108萬，遠期控制在130萬。規劃區面積1600平方公里。按集團式多中心的手法，把建設用地劃分為10個集團。

1.5、2000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1999年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經濟體制轉軌的背景下，為適應市域內大型能源交通設施和兩個國家級開發區建設，烏魯木齊啟動了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本版規劃確定城市性質為“烏魯木齊市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是我國西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和用地規模分別為200萬人和176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和用地規模為235萬人和200平方公里。

1.6、2009年版城市總體規劃

雖然歷版總規對城市規模的預測均不保守，但城市人口和用地的實際增長速度均快于預期，顯示了烏魯木齊在新疆的巨大吸引力。到2009年，烏魯木齊中心城區的人口和用地規模已經分別達到了257萬人和339.平方公里，已經超過了上版總規中2020年的規劃人口和用地規模。本次總體規劃確定烏魯木齊城市性質為：烏魯木齊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首府，我國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我國面向中亞、西亞地區的國際商貿中心。2020年烏魯木齊人口為400萬人，建設用地面積為500萬平方公里。

2、給水工程規模逐漸變大，反映出城市的快速發展。

烏魯木齊市給水工程始建于1958年，在此之前烏魯木齊市沒有供水設施，居民飲水均為泉水、河水、土井水、溝渠水等。1966年擴建第一水廠，擴建后供水能力為7.2萬m3/日。還不能滿足1959年生活用水量9.6萬m3/日的要求。1985年給水管道177公里，平均日供水量為8.4萬m3/日，水廠兩座。系統外供水及企業自備水源合計為45.4萬m3/d。烏魯木齊市現狀城市供水規模共計約121.32萬m3/d。給水管網總長度約1270km，用水普及率為90%。下表為1959年―2009年給水設施建設情況一覽表，為節約篇幅，本表僅列出增速變化較明顯的、間隔分別為7年、6年、4年的10組數據，根據表中數據每個時間段分別計算平均增速（%）并繪制成圖。

1959年―2009年給水設施建設情況一覽表

年份 全市總人口

（萬人） 管道長度

（公里） 生產能力

（萬m3） 供水總量

（萬m3/年） 用水人口

（萬人）

1959 42.9 6.7 0.2 4 2

1966 50.9 38 2.28 451.4 30

1973 73.1 74.7 4.12 1268 50

1980 90.3 104 9 2578 63

1986 120.3 221 14 4312 87

1992 136.6 305 38 11337 106

1996 147.9 495 40.6 14336 111.2

2000 164.4 603 59.3 15306 164.1

2005 194.2 800 111 17098 194.1

2009 241.2 1270 120.4 29771 279

由以上兩幅曲線圖可以看出，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其給水生產能力的增速與管道建設的增速是交替增長的，反映出一普遍存在的規律，即在生產能力增長后，管道建設出現不匹配現象，管道輸送能力不能滿足水廠的生產能力，然后進行管道建設。在編制年度計劃和近期建設規劃時，可根據一些現狀數據及設施運行情況，分析其規律，預測未來的需求，根據需求編制計劃和規劃。

給水生產能力增速與給水總量增速曲線，在1996年以前步調基本一致，1996年以后，出現了城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城市給水的規模迅速增大，而實際給水總量并沒有出現較大的需求，建成的水廠規模太超前，造成建成后多年閑置浪費，經過多年才達到生產能力。針對這些現象，2009版給水規劃中，對水源、水廠及管道編制了分期建設內容，對近期建設的工程進行列表。避免了盲目建設，造成浪費。

3、水量的預測方法及用水指標因城市的發展而不同

1959年規劃中對水量和水壓有一簡單預測，生活用水量預測按照80萬人口，用水定額80升/人?日，時變化系數為1.5計算，生活用水量為9.6萬m3/日。工業用水量預測為3.5萬m3/日。水壓要求為能供三層――五層樓房即可（原規劃為13.5m――20.5m，實際按照規范要求計算應為16-21米）。

1985年規劃對水量進行了預測，生活用水量預測按照近期用水定額120升/人?日，遠期用水定額180升/人?日計算，計算城市用水量近期為20萬m3/日，遠期為33.5萬m3/日。

2000年規劃供水人口及綜合生活用水量標準為：

近期 規劃人口141萬綜合生活用水量標準230L/人?d

暫住人口 22萬綜合生活用水量標準160 L/人?d

遠期 規劃人口194萬綜合生活用水量標準320 L/人?d

暫住人口 30萬綜合生活用水量標準220 L/人?d

日變化系數為1.2。

城市用水量近期為93萬m3/日，遠期為148萬m3/日。

2009年規劃采用人均綜合用水量指標法對水量預測:

歷年用水量及用水指標

年份 人口（萬人） 建設用地面積（平方公里 ） 城市總用水量（萬方） 平均日用水量（萬方/日） 最高日用水量（萬方/日） 城市單位人口綜合用水量指標（萬方/萬人?日） 城市單位建設用地綜合用水量指標（萬方/ 平方公里?日）

2003 182 169 41501 114 137 0.62 0.67

2004 186 173 29516 81 97 0.43 0.47

2005 194 176 17098 47 56 0.24 0.27

2006 184 236 21160 58 70 0.32 0.25

2007 221 262 29074 80 96 0.34 0.31

2008 236 303 29771 82 98 0.35 0.27

2009 241 339 29771 82 98 0.34 0.24

根據表1的數據，對照國家標準《城市給水工程規劃規范》（GB 50282―98）烏魯木齊屬于用水三類地區，城市單位人口綜合用水量指標在0.24―0.62萬方/（萬人?日）之間，城市單位建設用地綜合用水量指標在0.24―0.67萬方/(平方公里?日)之間，而烏魯木齊市歷年除2003年外用水指標均低于最低標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烏魯木齊市現狀用水標準很低，反映了干旱缺水地區大城市的用水特征，并且以用地綜合用水量測算，實際用水指標大大低于國家標準。因此在規劃期內宜采用城市單位人口綜合用水量指標來預測城市用水量，并采用國家標準的低限。

規劃用水量預測及用水指標

2020年烏魯木齊人口為400萬人，建設用地面積為500萬平方公里。

1）人均綜合用水量指標法

首先，進行不同規劃年份的人口數量預測，而后采用單位人口綜合用水量指標，兩者相乘，得出城市用水總量。此種方法作為用水量預測的主要方法。

2）建設用地綜合用水量指標法

規劃期內工業用水量增長幅度較大，增加的工業基本集中在甘泉堡地區，根據城市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面積，采用合適的單位建設用地綜合用水量指標，預測出城市用水總量。此種方法作為用水量預測的校核方法。

本次規劃確定，烏魯木齊市城市單位人口綜合用水量指標為0.45萬m3／萬人?d；烏魯木齊市城市單位建設用地綜合用水量指標為0.35萬m3／萬人?d；預測烏魯木齊市最高日用水量2020年為180萬m3/d。

1959年及1985年規劃中均采用生活用水量+工業用水量+其他用水量的分類用水量計算方法進行預測城市用水量，2000年及2009年規劃則采用綜合生活用水量指標法。而在規劃編制階段，很多具體的建設項目都不確定，所以現在的大城市采用分類用水量計算方法進行預測城市用水量工作量很大，也很難預測準確。而采用綜合生活用水量指標法則是利用對近幾年的綜合用水指標分析，由分析推測出符合城市的綜合用水量指標，預測的城市用水量會比較符合城市的發展。

4、水源選擇因城市的建設發生變化

1959年規劃提出條件較成熟的四個水源地分別為：三屯碑水源地、倉房溝南戈壁水源地、二宮水源地和烏拉泊水源地。1966年在二宮水源地建成第二水廠，運行了27年后于1993年因水質惡化而改做綠化用水，目前已徹底關閉，證實了當年的規劃預見。規劃中對烏魯木齊市水資源結論為：烏魯木齊市城市用水水源是豐富的。

1985年規劃中明確提出市區范圍內地下水已經超采，不宜再擴大開采量。二宮水源地已不適合飲用，可改作綠化用水。建議開發烏拉泊（石墩子山口）地表水和柴窩堡水源地。近期20萬m3/日的用水總量，其中17萬m3/日由城市自來水系統供給，3.6萬m3/日由自備水源井供給。

2000年規劃提出1）、開發柴窩堡湖西南水源地：以地下水為水源，規模5萬m3/d，預計2000年6月建成投產。2）、石墩子山水廠擴建：取烏拉泊水庫水，建地表水處理廠，規模20萬m3/d，預計2001年建成投產。3）、柴窩堡湖西北水源地擴建：以地下水為水源，規模5萬m3/d。4）、西山水源地開發：取用地下水，規模3萬m3/d。5）、一道溝水源地開發：泉水匯集引用，規模2.5萬m3/d。6）、芨芨槽子水源地開發：取用地下水，規模2.7萬m3/d。

根據用水量預測，遠期將以上水源開發后仍缺水31.8萬m3/d。必須進行農業節水及跨流域引水。柴窩堡水源地開發后由于相應的補湖工程未及時建設，而導致湖區水位下降，生態惡化。為保證柴窩堡水源地的開發建設，現已建設三個山補湖工程，并在規劃中提出將烏魯木齊河水在洪水季節分流入柴窩堡湖，以補充湖水。

2009年規劃根據規劃人口和用地規模提出米東區水資源開采嚴重超載，規劃采取措施①關閉現狀米東區部分水源地，取“500水庫”12萬m³水揚到市區640等高線處，規劃一新水廠，供水能力為12萬m³/d，為米東區及城北新區用地供水；②在婁莊子村地區修建一水庫，以此水庫為水源在其下游處規劃一新水廠，供水能力20萬m³/d，為城市西南及西北部新區用地供水；③在西山水源地規劃一新水廠，供水能力10萬m³/d，為城市西部及南部物流園用地供水。

由于水資源的缺乏已日益嚴重，在規劃中對節約用水規劃及污水再生利用規劃進行了較為具體的論述。

由1959年規劃提到的“烏魯木齊市城市用水水源是豐富的”；到1985年規劃提出地下水超采，考慮開始使用地表水；再到2000年規劃提出烏魯木齊市自身水資源量已不能滿足城市發展需要，必須進行農業節水及跨流域引水；2009年規劃則明確提出調水工程方案，“500”水庫及婁莊子水庫均為跨流域調水的水庫。在水資源方面，既要厲行節約，還要進行污水再生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國家于2008年8月29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其中明確提出在缺水地區，應當調整種植結構，優先發展節水型農業，推進雨水積蓄利用，建設和管護節水和灌溉設施，提高用水效率，減少水的蒸發和損失。國家鼓勵和支持使用再生水。有條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區，限制或者禁止將自來水做為城市道路清掃、城市綠化和景觀用水使用。還鼓勵各類產業園區水的分類利用和循環使用。

5、水處理方式難度逐漸加大

1958年建設的第一水廠，取用烏魯木齊河床（烏拉泊～三屯碑段）地下潛流水，水質良好，水量穩定，經1966年、1978年和1997年三次挖潛改造，現有生產能力21 萬m3/d。開發時水源豐富，含水層厚30-35m，均為砂礫石層，滲透性較強。1966年在燕爾窩河灘處埋設地下滲渠，降水匯集到集水井中，再通過管道送入一水廠，采用重力流方式供應城市。

1984年建設的第五水廠，取用烏拉泊水庫地表水，設計供水量8萬m3/d。水水處理工藝采用預沉―預加氯―機械攪拌加斜管澄清―反向過濾氣水反沖洗濾池―液氯消毒―清水池―用戶。

1991年及1998年建設的第六、七水廠，取用柴窩堡湖湖西北、西南水源地地下水，水質較好，設計供水量8萬m3/d和7萬m3/d，自水源地至水廠鋪設一輸水干管，工藝采用：深井泵―長距離輸水管―沉砂池―清水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給水管網。

1998年建設的第八水廠，取用烏拉泊水庫地表水，設計供水量為20萬m3/d，水處理主要工藝采用預沉―預氯化―高密度沉淀―V型濾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給水管網。

第一水廠和第六、第七水廠均取用地下水，而處理工藝卻有差別，1997年以前第一水廠的水是不需處理，直接供給用戶。1998年經改造與第六、第七水廠的處理工藝一樣，否則出水水質會不達標。

五水廠與八水廠均取用烏拉泊水庫地表水，而處理工藝也是有差別，八水廠處理方式難度明顯加大。在人口較少時，打井取水既可，需水量增大后，開始取用地表水，處理工藝也復雜了。

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漸漸提高，現代化水平也在日新月異，可是這一切都要依賴于城市的水資源和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還應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和我們賴以生存的水資源。

6、結語

城市快速發展時期的給水工程規劃應結合城市的實際情況，規劃的城市職能，居民的生活習慣及生活水平，合理確定給水工程規模及用水量指標。在給水工程規劃時，不能單一的只進行工程建設，還應對城市的水資源環境及水資源保護提出要求，當水資源量的量和質無法得到保證時，應采用補救措施或管理措施。只有合理而科學的給水工程規劃才能正確的指導城市建設。

【參考文獻】

1、城市給水工程規劃規范（ GB 50282-98）

2、烏魯木齊市水資源公報 烏魯木齊市水資源公報編委會 2002-2009年

3、烏魯木齊市統計年鑒烏魯木齊市統計局 2002-2009年

4、《烏魯木齊市總體規劃》（1959），《烏魯木齊市總體規劃》（1985－2000），《烏魯木齊市總體規劃》（2000－2020），《烏魯木齊市總體規劃綱要》（200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