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傳統文化的特質，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2、歷史悠久：如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

3、博大精深：博大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度豐富多彩，精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測。

中華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成果根本的創造力，是民族歷史上道德傳承、各種文化思想、精神觀念形態的總體。主要由儒、佛、道三家文化為主流組成。傳統文化不僅思想深邃圓融，內容廣博；更重要的是，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高揚道德，為國人提供了立身處世的行為規范，以及最終的精神歸宿。儒家以仁義教化為核心；道學以順應自然為核心；佛學以慈悲、大愛、解脫為核心，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篇2

[關鍵詞]傳媒文化特質；電影片名；漢譯特點

隨著間文化交流的增多、盜版影碟的橫行和網絡的迅速發展，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港臺翻譯的英美電影。有趣的是，香港、臺灣與中國內地雖是同宗同族，但是我們常常體會到兩地相互之間翻譯習慣的差異，如Dr，Dolittle 2香港翻譯為《D老篤日記2》，臺灣翻譯為《怪醫杜立德2》；Desperado港譯為《三步殺人曲》，臺譯為《英雄不流淚》。如1998年獲第70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As Good As It Gets成了《貓屎先生》(港)和《愛你在心口難開》(臺)；Good Will Hunting成了《驕陽似我》(港)和《心靈捕手》(臺)。最近的如本屆奧斯卡的大贏家Slumdog Millionaire香港叫《一百萬零一夜》，臺灣叫《貧民百萬富翁》。再如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臺灣譯作《班杰明的奇幻旅程》，港譯《奇幻逆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香港和臺灣兩地在翻譯英美電影片名時產生如此大的差異?

一、電影翻譯受到受眾群的傳媒文化特質的影響

從功能翻譯理論來看，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介的有選擇性和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際行為。語言學和翻譯學家Nord提到“人類交際受情境的制約，情境又根植于文化習慣。”由此看來，電影片名的翻譯，跟各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有效傳播性是必須優先考慮的問題。根據現代傳播學理論，“社會中的人們往往根據自身的興趣、需求、廣泛的社會經驗及文化等因素選擇使用大眾傳媒。個人差異和社會差別是決定媒介影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主要通過翻譯途徑實現的電影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電影必須關注片名作用的受眾。受眾不同，會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譯名既然是以本地觀眾為目標，就必須符合本地觀眾的欣賞與品味水平，符合整個受眾杜群的文化傾向。雖然從宏觀上講，香港、臺灣與中國內地同宗同族(群)，又是粵文化和閩南文化的輻射區域，但是從微觀上看，香港和臺灣兩地在社會制度、文化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致使雙方在政治理念、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等方面存在差異。由此看來，兩岸不同的傳媒文化特質深深地影響了英語電影片名的漢譯策略和手段。

二、港臺傳媒文化特質對比分析

1，香港傳媒文化特質

香港原屬廣東省新安縣(今深圳市)，以后清政府被迫將其割讓給英國。在此后的一個半世紀里，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在這里碰撞、交融，逐漸形成了它頗為獨特的文化景觀。一方面，在傳媒領域，香港實行英式自由，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媒體在傳遞信息、引導輿論、監督政府、教育民眾、提供娛樂等方面十分活躍。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貿易自由港，經濟的繁榮帶來了商業的繁榮。根據美國經濟學家T.Cowen在《商業文化贊歌》一書中的陳述，商業不僅不是反文化，而是把文化活動(包括文學、音樂、繪畫和電影等)推向高峰的原動力。傳媒精神與商業精神有著以下的共通性：一是炫耀性共通，傳媒是商業最有效和不可或缺的炫耀展示平臺，同時亦借商業的力量炫耀自己；二是性共通，傳媒著受眾的需求，商業力量著消費者的需求。所以，香港的商業文化的繁榮賦予了其更加自由甚至肆無忌憚的傳媒空間。所以一說起港式文化，便立即有了跑馬文化、飲茶文化、麻雀(將)文化、電視文化、八卦文化、炒樓炒股文化等各式各樣文化的同時登臺亮相，撩人眼花。香港處于中西文化之間，卻因為殖民地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令學生對兩邊傳統的認識都相當破碎。香港文化一直是處于解構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設性少。與之相對應，在文化傳媒作品上表現為明顯的香港性特質，即商業性、草根性、無父無君性、移民性，還有一點遺民心態。周星馳的無厘頭式的幽默在香港百姓中如此受歡迎，本身就有其草根敘事的共鳴在里面，它明顯帶有非主流、非正統的反精英氣質和自發性、非功利的“愛美”(Amateur)性格，一種壓抑不住的原創性。他是以小市民所樂見的喜劇形式來表達，呈現出一種原本應是悲劇式反抗的、庶民的勝利。這種風格，是華語文化中所不可復制的一個標本。

2，臺灣傳媒文化特質

對臺灣文化淵源流變的追溯可以看出，臺灣文化具有多元性。原住民文化、近代西方海權文化、閩粵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歐美政治文化和大眾消費文化，都是臺灣文化的源頭，都曾被接納到臺灣文化之中，都對臺灣文化的形成發展起到過一定作用。但總的來看，臺灣文化仍屬于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仍是中國文化下的一種地方文化。這是因為，臺灣的語言、文字、藝術、倫理、哲學、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審美情趣等文化“深層結構”，以及飲食習慣、節日習俗、婚喪嫁娶、各種禮儀等“表層結構”，均沿襲中國傳統，并未因其他文化的浸染而出現質變。不同于香港的一直處于解構中的文化，臺灣傳媒文化是先解構而后建構，對傳統的繼承很多，具有濃厚的古典文學和鄉土文學積淀。但同時臺灣和香港雙方在經貿、交通、旅游、報刊出版、影視制作等領域始終保持著互動關系。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臺灣政治經濟形勢的深刻變革，臺灣文化吸納了更多的外來文化元素，內容更為豐富，源自美、日的大眾消費文化傳入臺灣。這種以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滿足個人感官需要為核心要素的“速食”文化迅速流行起來，蔚為風氣。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眾傳媒上出現了高度娛樂化。

三、港臺的電影片名漢譯特點對比分析

1，香港傳媒文化特質下的電影片名漢譯特點

(1)草根性的特質帶來的是港譯片名大量使用了粵語發音和香港本地方言俗語。如《寶貝小豬嘜》(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頭獎拍住搶》(Lucky Numbers)等都是用粵語做為片名，明顯帶有香港制作的烙印，體現出草根、平民文化在香港這個在外人看來很“洋派”的都市的堅忍不拔姿態。又如The Cable Guy譯為《線鬼衰人》，The Princess Diaries譯為《走佬俏公主》，Scary Movie系列譯為《搞乜鬼奪命雜作》，snatch譯為《邊個夠我姜》就是典型的例子。還有更過分的，如Adaptation譯為《何必偏偏玩謝我》，Pay It Forward譯為《拉闊愛的人》。

(2)商業性的特質使得港譯片名帶有濃厚的香港廟街電影特色：香艷、暴力。和很多港產電影名一樣，港式翻譯往往選用那些刺激、煽情的字服做影片名。如Things AreTough All Over譯為《糊涂寶貝上錯床》，Dr.T＆the Women譯為《醫盡女人心》；A Night To Remember譯為《攝魄》，You’re A Big Boy Now譯為《艷侶迷魂》。這樣的片名其實和電影故事毫無相關，只能說純粹是為了商業目的，不擇手段來吸引公眾的眼球。

(3)移民性與無父無君性的特質產生了以英文“譯”英文的奇怪譯法。以英文“譯”英文是港式譯名的一個鮮明特征之一。如The Other Sister譯為《愛情DIY》，Tycus澤成《Y2K大毀滅》。DIY最初為計算機術語，意思為自己動手組裝，而Y2K就是電腦“千年蟲”。香港雖然是英語為官方母語，但我想大多數并不熟悉計算機語言的香港市民看到這樣的譯名一定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樣的電影譯名恐怕只有香創。

(4)一點點的遺民心態導致港澤中為數不多的改換中國古詩古詞做片名。港譯片名中偶爾會出現舞文弄墨之態，如將The Sound of Music(音樂之聲)譯為《仙樂聲飄處處聞》，極具縹緲仙氣。此句語出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詩中原文為“驪宮高處入青云，仙樂風飄處處聞”，被改掉一個字。雖說主要強調動聽歌曲、美妙音樂這一市場賣點，但似乎缺乏文藝片片名所特有的雅致。再如根據海明威的名作The sun Also Rises(《太陽照樣升起》)改編的同名電影片名譯為《妾似朝陽又照君》，顯得矯揉造作，晦澀艱深。

2，臺灣傳媒文化特質下的電影片名漢譯特點

(1)濃厚的古典文學積淀產生了臺譯片名中大量古詩詞或文言詞的使用或改換。和香港的一點遺民心態下的矯揉造作不同，臺灣傳媒文化帶有深厚的中華文化積累，在對歐美電影片名的漢譯中出現了很多文辭雋永的譯名。如pretty woman譯為《風月俏佳人》，“風月”二字既點明了片中女主角的社會角色，又顯得很雅致，符合文藝愛情片的特點。古典詩詞使用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電影Lolita在臺灣譯為《一樹梨花壓海棠》。這個譯名出自宋代詞人張先和蘇軾的一則文壇趣話，張先在80歲時娶了18歲的女子為妾，好友蘇軾做一首賀詩調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這最后一句寓意老夫配少妻、白發對紅顏，有一種的艷麗和含蓄。小說描繪的是老鰥夫亨伯特愛上自己年僅13歲的繼女洛麗塔的畸戀故事，小說譯本的副題就叫“鰥夫懺悔錄”。因此“一樹梨花壓海棠”被用來比喻這個驚世駭俗的畸戀故事。

(2)婉約、細膩的本土文學風格使得臺譯片名有很強的文藝特質。臺灣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一直處于相當興盛的狀況。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新詩運動在臺灣得到繼續，其形式、語言、技巧日益成熟，這種婉約、細膩的文學風格也深深地影響到對歐美電影片名的翻譯。像對生活片和愛情片名的翻譯顯出了濃厚的“鴛鴦蝴蝶”味道，如the remains of the day譯為《去日留痕》，Howards End譯為《此情可問天》，West Side Story譯為《夢斷城西》，As Good As It Gets譯為《愛你在心口難開》，等等。

(3)近年來高度娛樂化的傳媒文化帶來了臺澤片名過度追求“眼球經濟”。和早期的臺灣翻譯界執行的對原名忠實為主，但求無過的電影譯名方針截然不同的是，臺灣近年來在翻譯電影片名方面開始表現出恣意的“自由”和“豪放不羈”。臺灣的片商在確定影片譯名時，很多時候似乎根本不考慮影片原名和內容，只是一味地迎合“市場需求”，至于這些字眼和原片有無關系，則不予考慮。由此，流行公式也應運而生，如“總動員”系列、“戰警”系列、“追緝令”系列、“魔鬼”系列。如阿諾?施瓦辛格主演的電影，譯名上構成一個“魔鬼”系列。如《魔鬼復制人》(The 6th Day)、《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魔鬼末日》(End ofDays)、《魔鬼司令》(Commando)，就連他的一部喜劇片Kindergarten Cop也被譯為《魔鬼孩子王》。

篇3

【關鍵詞】 傳統文化；倫理政治觀

各派學者對于政治文化的含義是什么，看法相左，眾說紛紜。但不謀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體系活動中的主觀性成分，認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動中的價值、情感與態度。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在其杰作《比較政治學》中，把文化界定為一個民族在特定時間內對政治潮流的態度、信念和感情的總和，是政治體系的基本領向。要正確認識政治文化的含義，必須從如下幾個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政治文化屬于非物質文化的一種，它反映了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態度、情感和價值觀。必須注意的是，政治文化雖然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政治文化是政治與文化的簡單媾和，也不是說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領域中的表現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內容上是關于政治體系的主觀性因素的復雜綜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論意義上，是通過對個人、集團、民族的政治傾向或態度類型的分析，來研究政治體系的一種新方法，對政治體系的持續與調節發生巨大影響。其三，政治文化屬于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文化現象，具有階級的和社會的內容，在一定意義上是經濟利益的必然反映。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將政治文化概括為如下定義：政治文化作為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現象，指的是政治共同體成員在一定政治體系中形成的關于政治及政治活動的感受、態度、心理習慣以及價值評估等主觀意識的總和，主要包括政治價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體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內容：一是政治認知成分，即一定社會中的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的認識和意識，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對政治體系的感情、態度，包括熱愛、忠誠、懷疑、疏遠等情緒；三是政治評價成分，即對政治體系的價值判斷、意見。

阿爾蒙德進而把各種各樣的政治文化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所知甚少或一無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類是傳統依附型（或臣屬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于政治體系施加給他們生活的影響有所認識，但他們只處于政治體系的輸出端，對政治體系持被動態，充當執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積極地去影響政治體系，不能主動地把自己的要求輸入政治體系；第三類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不僅意識到政治體系的輸出部分，而且還要對“輸出部分”施加影響，并有較高的政治技能。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軔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漢，又經唐宋元明清歷代沿革發展，近代開始衰微。根據劃分社會形態的標準，參考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分類，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臣屬型”政治文化極為相似。無論是它所賴以形成和延續的社會環境、經濟基礎、政治結構和文化土壤，還是它的本體，都帶有濃厚的等級依附色彩，有著極其深刻的臣屬型烙印。具體表現為：以君主為中心的單向輻射性政治意識形態，天、君、國、家長合為一體的政治認知；依附著家國、君父的各色臣民――士、農、工、商、官，其主體性的普遍淪喪，等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為能動地反作用于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表現出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也最為突出和典型。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過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響最大。但墨家的影響不出戰國，其他三家的思想則相互作用，在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構成了中國社會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學說為主體，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們又常常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稱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為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占有著最為發達的傳播手段，其他階層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維方式、社會觀、道德觀的影響，并逐漸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獨立性及其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同構性，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滲透到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中，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對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征，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鐘明善先生在其《中國傳統文化精義》中做出如下統計：一是“人文主義說”，認為從商周時期早期政治思想產生時起，其基點就是從人事去體察天命，而不是從天命中去體察人事；二是“王權主義說”，認為中國古代人文主義思想的主題是倫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權，這種認識結構便決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導致專制主義即王權主義；三是“實用理性說”，認為血緣宗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現實歷史基礎，而“實用理性”則是這一文化心理結構的主要特征，主張對人生世事采取一種既樂觀進取又清醒冷靜的生活態度；四是“不斷變化說”，或者叫做“不固定說”，少數學者實際上否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質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是不斷變化著的，這種觀點過于偏頗。

客觀而言，倫理政治觀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而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是以“禮”、“仁”結合為本體的，它適應了倫理型社會的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生成的倫理政治觀，不僅包含著政治意識、政治價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內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實踐的最高原則。

什么是“倫理”？其本義指事物的條理，如《禮記?樂記》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倫，猶來也；理，分也。”后引申為倫理道德之理，亦即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又與“倫常”相提并論。“禮”與“仁”是儒家學說兩大思想支柱。

所謂“仁”，源出于《尚書?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種好品德。孔子將仁作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寬、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納入“仁”的范疇。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孟子說：“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認為“得天下者謂其仁”（《孟子?公孫丑上》）。總之，仁既是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又是一種個體人格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養的標志，同時從社會而言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國”，是人類最高的社會境界。

所謂“禮”，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儀式，周代把禮從形式中區別出來，發展成為一種以血緣關系和等級制度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左傳?隱公十一年》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禮，主張對民“齊之以禮”。漢儒對禮作了進一步論述，認為“禮者，理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禮記?曲禮》）。到宋明時，禮學更成為理學的范疇，如《直講先生文集?禮論第一》言道：“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曰仁，曰義，曰信，禮之別名也”。總之，禮既是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又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即以血緣為根基、以等級為特征的統治體系。

篇4

【關鍵詞】特權文化；私法審判；制約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1-117-01

一、探源中國傳統司法審判中貴族官僚的刑法特權

周禮將“刑不上大夫”作為一項基本原則，提出了“八辟之法”，據《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①也就是說，凡是屬于以上述八種人犯罪，不得直接處刑，而需經過特殊的“議”才能定罪科刑。

然而戰國時期法家并不承認貴族官僚的刑法特權，商鞅變法時還將太子的兩個老師處以極刑，韓非子明確提出，“法不阿貴”不過先秦法家的這種“刑無等級”的主張并沒有真正廢除刑法上的特權，他們只是以此廢除舊貴族的特權，同時確定新貴族的特權，從贖刑的出現便可看出。秦漢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先秦法家“刑無等級”的主張，貴族官僚在刑法上擁有較小的特權。隨著“立法合一”的進一步發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作為一項治國的刑法原則被確定下來，其主旨及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逐漸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刑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和基本特征。

中國古代貴族官僚刑法特權制度緣起于西周，發展于魏晉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曹魏政權制定新律時，為了籠絡官僚貴族集團，維護統治階級利益，以周禮所規定的“八辟”之法為基礎，首次將“八議”制度正式寫入法典，使官僚貴族的司法特權逐漸法律化制度化。“八議”入律，使一部分貴族官僚取得了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的司法特權，充分體現了同罪異罰的貴賤尊卑等級秩序。此后歷代政權在法典中基本保留了“八議”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前后沿用一千六百八十余年，直到清末修律才正式廢止。“上請”制度，源自于漢朝，指貴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員無權審理，須通過廷尉直接上奏皇帝進行請示，由皇帝根據犯罪者與皇室關系的遠近親疏、官職功勞的高低大小，決定刑罰減免與否的制度。由于身份和官品、爵位等級不同，所享受特權的范圍也不一樣，這突出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公開不平等的特性。在北魏及南陳時期，出現了官吏犯罪可用官爵抵罪的“官當”制度。所謂“官當”，指一定范圍的官僚違法犯罪后，允許他們以其官職折抵罪責，折當徒刑。自兩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以來，它一直為隋唐宋等各代政權沿襲，直到元代。總之，中國歷史發展到唐朝時，統治者以議、請、減、贖，以及官當等多種方式，將貴族官僚的特權法律化、制度化，使他們享有的特權更加廣泛、更加系統，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刑法的特權法性質。②

二、統治階級賦予貴族官僚刑法特權的必要性

首先，官僚貴族的刑法特權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階級性是階級社會中法律的基本特征，階級社會中的法律最本質的意義在于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貴族官僚的刑法特權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自夏啟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后，維護世襲的君主專制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最高宗旨。即使是一個勤勉的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也不可能事必躬親，他需要百官去服從旨意，執行命令。為了鞏固其最高統治地位，更好地管理這個國家，必然需要一套政治體制，而這個政治體系運行的關鍵則在于官吏。

再者，官僚貴族的刑法特權符合以“禮”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思想。每一種社會制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思想淵源，法律制度作為一種服務于君主專制的封建等級社會的政治制度，無處不體現著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宗法關系是維系中國古代社會的紐帶，各種社會制度的制定與運行都以此為基礎，宗法觀念將人分為士農工商等不同的等級，不同等級的人各自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享有各自的權利，并相應地承擔各自的義務，各個等級的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不能逾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社會思想自然會使官僚們享有一定范圍的專屬權利。

最后，官僚貴族的刑法特權還在于對官職概念特殊理解。官職本來只是一種行政職務，而官吏也只是從事行政工作的人而已，在中國古代社會，官職被理解成為一種特殊的身份，有此身份的人，一般被成為“士”。“士”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社會階層，他們是次于君主貴族的統治階級組成部分。“士”在取得官職的同時，也取得了與官職相應的身份，拿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來說，犯罪的官吏喪失的只是行使一定職權的權力，官吏的身份仍然存在，去職后仍可以享受特權。這也是中國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所在。

三、刑法特權消亡的必然性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特權思想與當時社會貴賤有別、尊卑有序的主流意識是一致的，鞏固維護了統治階級的階級統治。然而，階級特權對古代司法審判的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法律作為社會行為規范，是社會成員的基本行為準則，是評判是非對錯的準繩，而法律的有選擇性地執行，嚴重破壞了法律權威的統一性。特權思想的泛濫，嚴重破壞了司法審判應有的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八議”“官當”這些貴族刑法特權，使官僚貴族因擁有特殊的身份而逃避法律的懲處，嚴重地破壞了法律本身應有的內在價值，集中反映了封建法治的不平等性。隨著民主、法治思想被人們所熟識和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誰想再要凌駕于法律之上，明顯是不合時宜的。封建社會特權法律現象的存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在維護階級統治、調和社會利益沖突、確保社會穩定方面起了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一種傳統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其根基的情勢或者自身內部盾發生了質的變化時，這種傳統如不能改變以適應新的情勢則將走向消亡。

注釋：

篇5

關鍵詞：體育課程 地方特色體育文化 傳承

一、通過中小學體育課程實現地方體育文化傳承的必要性

民族傳統體育不僅具有修身養性、強身健體、休閑娛樂等價值，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等領域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功能，同時，還有繼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斷繁榮發展的重要意義。

地方特色體育文化是相對于流行于全世界或整個國家的體育文化，僅僅存在于相對較小的范圍內，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的體育文化。因此，體育文化，特別是地方體育文化的挖掘整理、學習傳承、發展創新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都必須通過中小學體育課程來逐漸滲透，即結合地方特色和學校實際開發體育校本課程，其意義主要在于：

1.有利于充分注意經濟文化類型差異。有學者在研究中提出，學校課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課程目標忽視“經濟文化類型差異”。事實上，我們國家因地域遼闊，再加之民族眾多，各地區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經濟和文化差異，即使是在同一地區，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學校之間，往往也存在著方方面面的不同。這種差異會使得同一門課程的實施必須面臨各種不同的問題。充分結合各地區和各學校的差異，鼓勵各學校結合自身的實際開發校本課程，無疑是最有利的選擇。

2.有助于學校與社區溝通的加強。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區居民的健身意識也普遍增強，但學校與社區之間在體育文化方面的交流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這種阻力一方面來自學校場地向社區開放，另一方面在于學校體育課程內容無法與社區居民順利接軌，簡言之，就是學校體育教學內容與社區體育文化不兼容。若能在學校體育教學中，通過結合地方體育文化特色進行校本體育課程開發，在教學中加入本地居民普遍從事的地方特色體育運動項目，可以較好解決這一問題。

3.有利于地方傳統特色體育文化的繼承與傳播。地方傳統特色體育文化具有封閉性和相對靜態性，這使得地方傳統文化向外擴張的能力相對較差，同時又更為易于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如果能夠通過一定程度的開發與合理利用，使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走進校園，為青少年兒童所習得并接受，這種文化必將能夠較好地傳承下去，并有可能得以發展和振興。

4.有利于人類體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通過中小學體育課程中地方特色體育項目的引入，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地方傳統體育文化的特色得以保持，從而增強體育文化的多樣性，最大限度地保證體育文化間的溝通、碰撞、融合的普遍化和經常化，這也是維持體育文化生態平衡與穩定、發展與繁榮的先決條件。

二、中小學體育課程傳承地方特色傳統體育文化作用的發揮現狀分析

我們在對15所被選取的學校進行調查后發現，無一例外地以田徑、體操、籃球、排球、足球為體育課程的主要內容，課上輔以游戲。在被調查學校中沒有一所在體育教學中加入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傳統體育內容。

主要原因是：

1.認識不足。在所有被調查學校中，除了兩所學校在體育教學中增加了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武術外，其他學校全是以田徑和籃、排、足、乒、羽等球類項目為主要教學內容。學校領導和老師們普遍認為上述項目才是“正宗”，民族傳統體育難登大雅之堂，就更別說土得掉渣的本地體育文化了。而且學生們絕大多數生于此長于此，對于本地體育文化的興趣不高，在學校開設地方特色體育項目可行性差。

2.課程資源開發不夠。本地體育文化由于其形式不一定適合學校體育教學需要，有的可能是難度大，或對抗性太強，造成傷害的可能性大，如果不對其加以改造根本不適于課堂教學，尤其是小學體育課教學。若要通過中小學體育課程對此類地方特色體育文化加以繼承與發揚，開發和改造就成為必需。然而這種費力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做。在研究小組對被調查單位的體育教師進行走訪時，大家一致稱沒有這方面的考慮與打算。

3.地方特色傳統體育文化普及程度低，推廣難度大。地方特色體育文化因其相對靜態性和封閉性，雖然使其存續成為可能，但也嚴重影響了其普及與推廣，從而也就造成了研習群體小的結果。這種情況下，少年兒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會流行、認同度高、普及范圍廣的體育運動項目。由于這種原因，也就使得地方特色體育文化進校園出現了困難。

4.地方特色體育文化推廣普及投入不足。這里所稱的投入不僅僅是經費的投入，更包括設施、精力的投入和相關政策的支持。在調查中發現，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并未在體育校本課程方面做出相關的明確規定，甚至連指導性的條文也沒有。因此學校和相關教師缺乏主動意識，從未考試過要將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本地體育文化納入體育教學之中，從而為傳承和光大地方體育文化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結論及建議

1.結論：鼓勵各學校充分結合本地區和自身的具體特點開發校本體育課程，將本地特色體育文化納入校本體育課程中來，不僅有助于較好解決地區及校際差異給體育課程實施帶來的問題，同時也有助于學校與社區溝通的加強，更為重要的是，這將有利于地方傳統特色體育文化的繼承與傳播，還能促進類體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

但在這方面，學校的實踐中還存在中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1）認識不足。根據調查，無論是學校領導，還是普通教師和學生，均把奧運項目視為“正宗”，很少關注本地特色體育文化；（2）不重視課程資源開發；（3）地方特色體育文化推廣普及投入不足。

2.建議：（1）開展競賽活動以保障地方特色體育文化發展的基礎。首先是各地方教育、文體管理部門應在地方運動會上下功夫，增加本地特色體育項目，通過競賽讓更多的人了解并熟悉本地特色體育文化，從而帶動更多的人從事這類運動，建立地方特色體育文化立足和發展的基礎；其次是在學校的課外活動中舉行涉及地方特色體育文化的體育競賽活動，把這種特色體育運動項目引入校園，讓更多的學生加入進來，建設一支能夠將本地特色體育文化傳承下去的后備力量。

（2）鼓勵學校體育教師開發相關的校本體育課程。要保證地方特色傳統體育文化走入校園，發揮其娛樂、育人的功能，首要任務是要將其開發、改造成適合教學需要的內容、材料，這項工作無疑要由體育教師來完成。地方教育文體主管部門應通過相應的獎勵機制，鼓勵體育教師通過合作來實現地方體統體育文化的教材化，從而促進本地特色體育文化的發展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