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人口流動的特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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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已經成為國家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隨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涌入大城市的數量不斷爬升，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他們的融入狀況又有了諸多新的變化。本文選擇以穆斯林流動人口在廣州的城市融入狀況為切入點，探析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融入中出現的特點和變化。

關鍵詞：穆斯林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特點；廣州市

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少數民族的流動人口順應了這種趨勢，紛紛進入大城市務工經商，學習生活，而少數民族中尤以穆斯林流動人口居多。據我國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已超過1.4億。其中有的流動人口約有2000萬，而信仰伊斯蘭教的流動穆斯林約有200萬[1]。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與融入狀況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極大的重視，研究成果也是非常的豐富。在這里我們以廣州市的田野調查為例，分析穆斯林人口在廣州市的流動特點，對于我們把握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融入狀況，建立和諧的城市民族關系把握最新的動態，做一些初步的有益的探索。

本次課題主要是在廣州穆斯林封齋期間所做，所以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主要采用走街串巷的分散調查和在清真寺“主麻日”當天集中調查相結合的方式。本此課題共發放問卷140份，回收有效問卷136份，有效率為97.1%。調查內容涉及穆斯林林流動人口的基本狀況、流動情況、工作經濟情況、宗教情況、社會交往、政治參與、社會支持、民族關系、當前遇到的困難與對政府的期望和所需幫助等。在此，我們著力探討廣州流動穆斯林的特點，以便更好的把握當前流動穆斯林的融入動態。

一、從數量上來看，穆斯林流動人口的數量和比例還在持續增長。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9中國宗教報告》，截止到2008年，我國約有300萬流動穆斯林人口，占全部穆斯林人口的10%左右[2]，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廣州市作為我國東部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吸引著國際國內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紛紛在此務工經商，尋找發展的機會，穆斯林流動人口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重要的一部分。2000年時，廣州市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已接近萬人，其中回族占93.19%，維吾爾族占6.06%，二者加起來共占廣州市穆斯林總數的99.25%[3]。2005年1月，光來自青海化隆回族自治縣的穆斯林在廣州所開設的清真拉面館就有427家，從業人員3746人[4]。可以預見，在未來十幾年內，廣州的穆斯林流動人口的數量還會呈大幅增長的趨勢。

二、從流動形式上看，舉家遷移的特征明顯，逐漸由流動轉入穩定。

此次調查的廣州穆斯林流動人口，調查對象大多數是已婚者。其中已婚者91人，占總數的66.9%，未婚者43人，占總數的31.6%。在已婚者當中，其家眷隨之遷移的有128人，占已婚者人數的94.1%。6人及以上共同生活在廣州的有19人，占總人數的14%，5人共同生活的有10人，占7.4%，4人共同生活的有29人，占總數的21.3%，3人共同生活的有14人，占總人數的10.3%，2人共同生活的有19人，占總數的14%，即在整個調查過程中，舉家遷移的有91人，占總數的71.09%，可見超過了一半的穆斯林流動人口都是舉家流動，這一特征在廣州穆斯林流動人口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調查顯示，能夠和配偶一起進入城市其社會融入程度更高，因為與家人在一起流動穆斯林不會因為思念親人而產生孤獨和漂泊感，更容易產生情感上的共鳴，以及心理上的城市認同和歸屬感。更重要的是與家人在一起流動穆斯林的“流動”便具有了穩定性，避免了往返于流入地與流出地的來回奔波，與此同時流動穆斯林的“季節性”[5]也會逐漸消失。這樣，穆斯林流動人口的基數會變得更為龐大，隨之而來的帶給城市的管理與服務上會有更大的挑戰和難度，比如子女入學的問題，計生和衛生方面的問題等等。

三、從分布的形式上看，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

廣州的流動穆斯林大體上來說居住的相對分散，沒有明顯的大的聚居區，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他們一般都集中在三元里、白云區陳田村附近。為了方便參加宗教活動，以清真寺為中心散居在其周圍的穆斯林也占多數。一些穆斯林也變成了生意人或者阿拉伯語翻譯，其中部分年輕的翻譯、教師也會聚居在白云區陳田村等地居住，形成新的穆斯林聚居區。

四、從流動形式上看，以非正規渠道為主。

穆斯林流動人口一般都是自發的來到廣州，他們大多是經過親戚、朋友、老鄉介紹到廣州的，以無序流動為主；而通過政府招工或者通過其他的正規渠道來到廣州的幾乎沒有。通過調查，我們可以看到45.1%的流動穆斯林是自己過來的，51.1%的穆斯林是通過親友介紹到廣州的，通過其他渠道來到廣州的占3%，政府介紹的僅占0.8%，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五、從流動的原因上看，經濟因素仍然是其流動的主要動因。

大部分的調查對象都是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兩者人數高達110人，分別占總數的51.5%和29.4%。投親靠友的有6人，占4.4%；學習培訓的有4人，占2.9%，其他的有8人，占2.9%。可見穆斯林流動人口主要還是因為經濟的原因而流動，尋找更高的經濟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質量，受流入地經濟因素的影響較大。廣州穆斯林的月收入情況比起在老家從事農業或養殖業要可觀很多。穆斯林流動人口到達廣州之后經濟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500元及以上的共有74人，占69.8%，已經超過了一半的人。在5000元以上的有17.8%，比在老家的收入高了14個百分點還要多。穆斯林流動人口因為經濟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來到流入地，而在流入地他們也實現了經濟收入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提高，69.8%的穆斯林的經濟收入已經達到外出前月收入的三倍，甚至更多。強大的經濟拉力對流動穆斯林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六、就業方式以非正規渠道為主，從業技能與職業類型單一化和同質化，就業類型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色。

拉面是西北穆斯林美食之一，大量流動穆斯林涌入廣州，也將這一美食帶到廣州并且很受歡迎。現今拉面館在廣州有2500多家，比2005年的427家多了5.8倍，就是說在5年的時間增長了一倍多。由于在整個的調查過程當中，我們都采用了走街串巷的橫掃拉面館的方式，所以調查對象為經營拉面館的穆斯林相對較多，而我們在“主麻日”進行調查訪問的對象就比較全面了，基本上可以比較全面的反應出廣州穆斯林流動人口在廣州的的就業狀況。從事餐飲服務業的穆斯林已然是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其中經營拉面館的即拉面館老板有41人，占總數的30.1%；在受雇于拉面店老板的有45人，占總數的33.1%，這兩者一共有86人，共占總數的63.2%，也就是說超過了一半的穆斯林都在做拉面這一行，在廣州經營拉面館其競爭激烈程度可見一斑。其次是經商的，有20人，占總數的14.7%，這一部分人也有相當的比重。打零工的有7人，占總數的5.1%；流動經營的有1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了。從整體上來看，流動穆斯林大多都是從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行業。由于民族、宗教、生活習慣等諸多特殊的原因，穆斯林只能從事像經營拉面或者賣清真食品，或開清真商店等這類與穆斯林相關的行業，導致了穆斯林的行業同質度極高，也勢必會導致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外來流動穆斯林在改善經濟生活條件的同時，又努力傳承和保持著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精神信仰，難以真正融入以漢文化的現代化為主題的先進生產、生活方式之中，從而生活于城市的地域邊緣、文化邊緣和心理邊緣。只有當流動穆斯林對流入地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宿感時，即只有當他們認為自己是當地人時，他們才能真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會[6]。

七、穆斯林流動人口生活單調，業余生活極其貧乏，社區活動處于空缺狀態。

本次調查對象中有84人表示有參加過工作之余的其他活動，占總數的61.8%；沒有參加的有48人，占總數的35.3%。而穆斯林流動人口參加的娛樂活動，也是以宗教活動為主，比如說每周的聚禮、會禮等，以宗教活動為主的有39人，占22.5%；其次是看電視，上網、與朋友聚會，分別為29人、27人和23人，分別占16.8%、15.6%和13.3%。參加社區活動的僅有2人，占1.2%。穆斯林由于其從事的職業的限制，導致他們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要從事與本職工作相關的事情，自然是無法分配出更多的時間來參加其他的娛樂活動，但是即使有娛樂活動，他們也多半會選擇與自己身邊親近的圈子來進行，所以他們參加娛樂活動還是具有內卷性的和半封閉性的，其社會參與的程度也并不是很高。并且大部分的流動穆斯林是沒有受到過參加社區活動的邀請，這就容易在心理上產生對社區、對城市的認同感低。然而城市中大部分流動穆斯林對各自城市的認同度并不高，長期定居的愿望并不強烈或者并不清晰[7]。

八、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社會資本內傾性和低層次化。

社會資本一種人際關系網絡，是流動穆斯林適應和融入城市相當重要的資源。特別是在流入城市之初，這種資源所帶來的便利性和基礎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調查過程中，當流動穆斯林被問及是怎樣找到現有工作的，回答由親友介紹的有68人，占50%，自己找的有60人呢，占45.1%，通過政府介紹的只有1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通過其他方式找到工作的有4人，占2.9%。可見穆斯林流動人口在就業上既要自己努力，也要通過親友等強關系的幫助立足于城市。社會資本包括教育方面的社會資本和健康方面的社會資本兩個方面，流動穆斯林大多受教育水平不是很高，且囿于流動穆斯林在社會交往選擇上的局限性，其社會資本暫時還不能達到更深的層次，強關系的社會網絡依然不能有更大的突破，以至于不能通過弱關系來獲得更稀缺的資源與信息，要想建立更深層次的社會資本還有待流動穆斯林們更多的努力。加強職業培訓或參加民工學校的學習可以提升流動穆斯林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以利于他們融入城市。

九、穆斯林流動人口的入寺、入口、入土和入學問題日益嚴重。

（一）入寺的問題。廣州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發達的經濟，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不僅吸引著本國的穆斯林流動人口，也吸引著其他國家的穆斯林。如西亞、北非的阿拉伯裔穆斯林、非洲裔穆斯林、南亞和東南亞裔穆斯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伊朗的穆斯林等。伊斯蘭教是植根于流動穆斯林心里的文化，這種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已經成為流動穆斯林的一部分。流動穆斯林流入到大城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清真寺，解決入寺的問題。廣州外籍穆斯林的人數很難統計，廣州市現開放使用的四座清真寺每周五參加聚禮的人數大致有9000人，而外籍穆斯林大概占半數，若按這一比例計算，至少應該有4500名外籍穆斯林長期居住在廣州[8]。而廣州的清真寺只有4座，而且都是集中在越秀區，流動穆斯林的數量如此之多，這4座清真寺明顯的是不夠用了。

（二）清真食品供不應求

本次調查中有71位流動穆斯林認為“清真食品雖少，但可以買到”，占52.2%；23為流動穆斯林認為“清真食品太少，生活不便”，占16.9%，反應出清真食品太少的穆斯林共有94人，占69.1%，超過了一半的人認為清真食品供應較少，給生活帶來一定程度的不便。還有部分穆斯林覺“一些清真食品并非清真”共有12人，占8.8%；覺得“到處都有清真食品的”占19.1%，這部分人比例也不是很高。可見從總體上來說，清真食品供應存在不足。如何在城市中既能融入都市生活，又能保持信仰身份的認同，做到伊斯蘭教倡導的今世和后世兼顧，對于城市穆斯林而言是一個較為嚴峻的問題。工廠招工中拒聘穆斯林職工以及生活在各種單位中因清真飲食問題而不能融入所處環境的員工等情況，都是城市穆斯林面臨的保持與融入的兩難選擇[9]。

（三）流動穆斯林的入土問題嚴峻。廣州市的回民墓地是按照戶籍穆斯林的人口規劃的，對于本市穆斯林去世人口已經自顧不暇了，還要接收流動穆斯林確實是困難重重。現實中的解決方法有：一是就近在穆斯林回民專用墳場速葬，這需要在廣州一定強度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運回原籍安葬，這對于流動穆斯林來說高達幾萬元的費用是個沉重的負擔。現今有50萬平方的回民墓地，共8000個墓穴，僅能勉強滿足現有戶籍穆斯林的殯葬需要，最多就能維持2～3年，現實問題令人堪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國際國內流動穆斯林來到廣州謀生定居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可能還會逗留相當長的時間，相關部門應該做好在此方面長遠的打算和規劃，如果流動穆斯林的入土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勢必會成為影響民族安定團結的導火線。

（四）子女受教育問題。在本次調查中，當被問及目前最大的困難和問題是什么時，我們聽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子女入學的問題。這似乎成了眾多流動穆斯林最大的心病。調查顯示有26人反映子女入學成為最大的問題，“經濟困難，學費高”這一因素占27%；其次是“學校里面沒有清真伙食”，占21.6%；“孩子在這里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受到歧視”這一因素占16.2%，僅有3人表示子女在這里入學沒有困難。大部分的穆斯林的孩子都在老家上學，這一比例高達57.4%。這就造成了父母與子女分離，家庭離散，這部分孩子容易成為留守兒童，對孩子的成長和學習也是極為不利的。戶籍制度的限制首先就成為子女入學的門檻。由于沒有本地戶口，外來穆斯林需繳納高昂的借讀費或者贊助費，才能將孩子送進學校就讀；能在本地就讀的孩子數量也是相當的少的。另外，在廣州，回民學校也是相當的少，在調查過程中，我們僅發現了一所回民小學，這對于大部分有即將入學的流動穆斯林的孩子來說遠遠不夠；學校里面的清真伙食也成問題，很多流動穆斯林不得不中午送飯到學校給孩子吃，這無形中又增加了流動穆斯林的交通和時間成本。（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李曉雨，白友濤.我國城市流動穆斯林社會適應問題研究——以南京和西安為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J]，2009.1.35（1）：80～84.

[2] 陳曉毅：都市穆斯林流動文化適應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基于問卷調查的廣州個案實證研究[R].青海民族研究，2010，7，21（3）：1～19.

[3] 趙鴻.數據來源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政府駐穗辦事處2004年度工作匯報[Z].2005.2.

篇2

作者簡介：崔曉磊，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本科，研究方向：刑事偵查；劉偉，中國刑事警察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06-206-02

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流動人口不斷向城市涌入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歷史趨勢。通過研究這一時期的流動人口犯罪問題進而探索出針對流動人口犯罪的訊問方法，對預防流動人口犯罪和準確及時破獲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市化進程中的流動人口

城市化進程中的流動人口是指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工業化的興起，人口像城鎮集中，城鎮人口增加，城鎮數目增多，城鎮規模擴大，城鎮人口在總人口數中的比例不斷提高，這就是農業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城市化過程。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流動人口的實際意義也不同：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流動人口是指離開了戶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從經濟結構方面來看，流動人口是指游離于農業生產而在其他產業中沒有穩定職業的人；從流動的功能來看，流動人口是指背井離鄉奔走于各大城市之間為城市化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一群人；另外，還可以從社會政治、流動的目的等多角度來看流動人口。 我國流動人口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偏遠貧窮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流向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人們為了能過獲得更好的收入、社會保障、醫療條件、教育條件，而離開自己居住的地方，來到更大的城市來工作和居住是流動人口形成的原因。

二、 城市化進程中的流動人口犯罪

要探索針對流動人口犯罪的訊問方法，我們必須分析研究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和特點，下面就其情況簡單介紹一下。

（一）流動人口犯罪成因

1.個人原因。農民是我國流動人口的主力軍，他們中的大部分文化素質較低，除了一些農業技巧又沒有其他勞動技能，在城市激烈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另外在戶籍、勞動就業、子女上學以及醫療保障等方面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和歧視等等，其中一部分人會心理扭曲不能排遣以致產生逆反心理，特別是在金錢、物欲的誘惑下，甚至采取與法律制度和道德準繩相悖的手段，以實現快速致富的愿望，進而導致違法犯罪的發生。

2.社會原因。在城市激烈的競爭中處于劣勢的流動人口往往從事又臟又累的工作，工資卻少得可憐，遭受不公平待遇，生活、就業、醫療等方面經常受到限制、歧視和排擠，侵害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事件頻繁發生。當前我國有關流動人口的法律法規尚未完善，還不能適應當前對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需要。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心中不滿無處宣泄，導致流動人口鋌而走險，采取極端手段通過違法犯罪行為來發泄心中憤恨，達到報復的目的。

3.經濟原因。我國現存的城鄉二元制使社會服務中一系列政策都傾向于城市人口，在政治、經濟、文化、衛生、教育等方面外來人口都受到不平等對待。在城市中流動人口大多從事臟、累、重的工作，同時還有一部分人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及農村家庭重擔使之與城市人口產生相對剝奪感，成為刺激流動人口犯罪的重要誘因。

4.文化原因。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進步的，社會文明也隨之有所更新和發展，新的文明必將取代舊的文明成為主流，而在文明生長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文化沖突。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其核心內容就是追求現代化。因此引起了不同群體亞文化的沖突、主文化和亞文化的沖突。

（二）流動人口犯罪特點

流動人口犯罪具有流竄性的特點，流動人口由于本身的屬性就具有流動的特點。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城鎮鄉村，尋找犯罪目標，捕捉犯罪時機。由于流動人口密集，臨近地區的犯罪量也相應較大。這就需要犯罪的流竄性來提供支持，越來越方便的交通工具也為他們的犯罪流竄性的特點提供了支撐。

流動人口犯罪具有團伙性的特點，城市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農村，進入陌生的城市之后，人生地不熟，不得不投靠親戚，這使得流動人口帶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和地域觀念，這為團伙犯罪提供了客觀的條件，從而形成了諸多如盜竊團伙、搶劫團伙等種種的犯罪團伙。從沈陽市的流動人口的結構來看，這種勞動人口來源的密集性也大大促進了犯罪的團伙性。

流動人口具有利欲性的特點，流動人口來到城市中打工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所以一部分流動人口會為了賺錢而從事一些道德和法律所禁止的行為。搶劫、搶奪以及故意傷害常發生于生活處于困境或報復性沖動的情況下，一般來說，盜竊、搶劫、詐騙這三類案件比重較大。

流動人口具有低齡化的趨勢，流動人口本身就以青壯年人居多，他們當中又有許多未成年人。這批本應享有受教育權利的適齡青少年往往離開家鄉到大城市闖蕩，由于自身文化素質較低又不具備勞動技能，只能從事報酬低、工作條件差和工作時間長的勞動，這使本來就處在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強烈的欲望和不平衡心理的刺激下，很容易感情用事，特別是受到社會不良現象的影響，心智尚未成熟的他們難以辨別是非，喪失理智，不計后果，最終誤入歧途走上犯罪。

三、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犯罪的訊問

（一）交替式訊問法

1.交替式訊問法是指在一起案件偵查中，由兩組或兩組以上偵查員對同一名犯罪嫌疑人輪流訊問，最終以多組不同訊問力量的合力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線，獲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一種訊問方法。由于流動人口居無定所，熟悉多個地區的風土人情地理風貌，一旦被某地公安機關抓獲后往往只供述當地案件，此時專案組可調集工作在本地而生源不同的偵查員組成區域不同的訊問小組，對號入座，依次訊問，且最好采用不同方言，營造不同環境，加深犯罪嫌疑人在不同作案地的作案印象，從而促使其供述。 2.訊問時重點把握心理技巧――點而不破、寬嚴相濟。（1）在初查尚未獲得流動人口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充分證據時，如果證據鏈條上出現缺口，客觀上給犯罪嫌疑人翻供、證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機，造成訊問困難的局面。偵查人員在審訊中的引而不發可在犯罪嫌疑人充分陳述事實的基礎上，適時插話打亂其思路，利用其陳述中的事實矛盾，進行緊迫式訊問，步步緊逼，使其不能自圓其說，讓犯罪嫌疑人誤認為偵查人員已全部掌握其犯罪事實和證據，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2）在審訊時，應采取以寬嚴相濟的策略，所謂嚴，就是以進攻性的提問方法警告犯罪嫌疑人。所謂寬，就是采取啟發、教育、爭取、指明出路等比較緩和的審訊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心悅誠服地交代犯罪事實。流動人口犯罪以青年人為主，犯罪嫌疑人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緒不穩定，可塑性大，在審訊中應采用“情感催化和敲山震虎”法。

（二）復述訊問法

1.利用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犯罪的團伙性、利欲性特點，各個擊破。這種訊問方法必須在精心研究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個性特點的前提下并結合現場氣氛，編造與案件相似的故事，即能夠觸動犯罪嫌疑人。流動人口犯罪利欲性特點決定他們往往具有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個性，在團伙內常常出現分贓不均的矛盾，在訊問中，應當善于利用犯罪嫌疑人互不信任的個性，達到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目的。

2.訊問時重點把握心理技巧――利用矛盾，出奇致勝。（1）在流動犯罪嫌疑人往往自認為作案手段高明，公安機關證據不足，抱有很強的拒供心理。首先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通過對某一細節進行追問及反復訊問法，讓犯罪嫌疑人自由表演，不要急于拆穿，等矛盾充分暴露，偵查人員把我關鍵問題給予犯罪分子致命一擊，讓其自亂陣腳；其次針于流動人口共同犯罪，可以利用犯罪團伙成員之間利益不均、互相猜忌等固有矛盾及各自立功贖罪的心理，進行分化瓦解打破其所謂的“攻守同盟”把握時機各個擊破。（2）辦案人員必須準確判斷嫌疑人負隅頑抗的客觀條件，把握其心理狀況，以便出奇制勝。應采用聲東擊西法指的是審問流動人口犯罪嫌疑人時，偵查人員避開犯罪情節，以聊天的訊問方式讓嫌疑人放松警惕，同時在暗中埋伏陷阱，誘導其進入偵查人員設下的圈套，犯罪嫌疑人一旦上套，偵查人員在告知其真實情況，打亂犯罪嫌疑人思路，使其自相矛盾，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三）情感影響法

1.根據流動人口犯罪形成的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及流動人口犯罪低齡化趨勢的特點。通過喚醒犯罪嫌疑人尚未泯滅的良知和惻隱之心，引發其負罪感和悔過之心，是一種極具感染力和說服力的論說方法。通過消除犯罪嫌疑人消極的負性的情感情緒因素的不良影響，引導激發積極的正性的情感情緒因素來實現的良好的道德感和理智感能促進供述動機的強化，特別是那些有著強烈的道德意識，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心理分析，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點，尤其是作案時的心境和訊問中的態度；對情感型嫌疑人較容易被訊問人員的言行所感動，所以可以通過行為特征來識別。

2.訊問時重點把握心理技巧――循序漸進。在審訊時，辦案人員不可一開始就觸及問題的核心與實質，而是先把案件有關情況訊問清楚，由淺入深，逐步縮小包圍圈。然后，根據訊問進展情況，適時訊問主要罪行和關鍵情節，造成一種使犯罪嫌疑人無法掩蓋已承認的事實，對核心問題又推脫不了的態勢，迫使其在主要問題上徹底繳械。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訊問一定要做到循序漸進、一鼓作氣，發問時言詞要簡潔，主要以回答“是”或者“不是”， “有”或者“沒有”的問句為主，不給犯罪嫌疑人絲毫回避問題的機會。同時擇時進行施壓，反復出示證據，打破其心理平衡，造成“兵臨城下”之勢，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犯罪事實。

（四）使用證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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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電信大數據 流動人口 價值分析 判定

一、引言

流動人口指離開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或者直轄區，以工作、生活為目的異地居住的成年育齡人員，對某個城市而言，包括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也對當地造成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影響，包括人力資源的分布變化、對公共設施配備的需求增加、對城市建設的影響等。目前常用的流動人口統計方法主要包括人口普查、人口抽樣調查、構建流動人口信息平臺等方法，缺乏實現快速動態監測、短周期內流動人口規模測度統計的有效方法和策略。若要對某城市實現以上統計目標，需實時獲取城市范圍內所有人員有關原戶籍、現所在地等個人信息，傳統方法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取相關數據，而這對電信運營商來說卻是易于反掌，原因在于移動的基站系統和實名制注冊要求。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截止2015年4月，我國移動用戶數總規模接近12.93億戶，而全國總人口為13.6億人，移動電話普及率已達95.07部/百人，接近人手一部手機。對于流動人口而言，無論其流動方向而言，總會通過移動通信與家里留守的親人保持聯系，這使得流動人口的統計特征與移動通信數據保持基本一致，為應用電信大數據統計流動人口提供了較強的理論和數據支持。

二、電信大數據的類型分析

電信運營商的數據具有十分寶貴的研究價值，包括用戶身份信息、設備終端數據，出于對在網客戶進行服務計費的需要，運營商實時記錄用戶上網數據、所在位置數據、通信數據等內容。

（1）用戶身份信息：包括用戶姓名、年齡等個人信息，業務訂購，積分獲取等數據。在逐步實施用戶實名制之后，運營商擁有了較為準確全面的用戶個人資料，身份證號信息提供了用戶的出生地信息，是進行流動人口統計的主要數據基礎。（2）設備終端信息：主要記錄用戶終端的數據信息，包括品牌、型號以及手機終端的性能信息。（3）用戶行為數據：記錄用戶的通話、數據上網、收發短信等行為，以通話為例，記錄是否主被叫，通話時間、時長，是否漫游，對方號碼歸屬地等信息。由于流動人群大多數存在頻繁與戶口所在地進行通信的現象，因此通話行為數據可被用來作為統計流動人口的依據。（4）用戶位置數據：為保證用戶能接打電話，手機終端需要與移動基站不停地進行呼叫通信，運營商可根據通信基站確定用戶所處的大致范圍，而隨著用戶位置的改變，網絡會進行基站切換和位置更新，這就形成了特定時間內用戶位置的移動軌跡。研究檢測用戶在某個時間范圍內的位置變化也是流動人口研究的統計依據。綜上所述，電信用戶入網登記的身份信息，在網期間所產生的行為數據和位置數據對統計流動人口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三、流動人口電信數據的表現特征

對某一特定區域而言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在身份信息、行為數據和位置數據方面表現出不同的數據特征，以下將分別進行分析：（1）流入人口的數據特征分析。1、身份信息：實名認證客戶的身份證信息中前六位所對應的出生地區域代碼與電信運營商所在地不一致，可根據其統計流入人口的來源地區分布；2、位置信息：在春節、五一或國慶等節假日期間，出于與親友團聚的目的，運營商檢測到的流入人群所處基站位置信息發生明顯變化，顯示區域與身份信息所在地一致；3、用戶行為數據：流入人群與其身份證記錄的外地區域客戶有頻繁的長途通話、收發短信等行為。節假日期間，流入人群在身份證顯示區域有漫游通話的情況。（2）流出人口的數據特征分析。1、位置信息：流出人口的身份證出生地信息顯示為本地；2、位置信息：在春節等節假日期間，流出人口有回流情況，即所在基站位置與出生地一致；3、用戶行為數據：流出人口與本地區域客戶有較高頻率的長途通話；節假日期間，客戶漫游地區與本區域一致。

總結：電信運營商在提供移動通信業務的過程中， 獲取了海量真實的客戶歷史數據， 客觀反映了用戶的真實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消費行為，結合流動人口的消費、移動等行為特征，本文研究分析了流入、流出人口電信數據的特定表現特征，為進一步應用電信大數據統計流動人口數量提供了參考依據。

參 考 文 獻

[1] 智勇，盛昭翰. 基于移動通信信息資源的人口流動趨勢研究[J]. 山東社會科學， 2009（11）.

篇4

關鍵詞: 流動人口 犯罪主體 犯罪原因 預防對策

中圖分類號:D9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3-120-01

一、流動人口與流動人口犯罪主體

流動人口的概念:目前,學界與實際部門認為流動人口是結合流動人口具有的四個要素進行定義的:一是人口與戶籍的分離;二是跨越一定區域界限的位置移動;三是流動的時間較長、距離較遠;四是流動具有方向選擇性。我們認為:流動人口就是指因從事各種活動離開戶籍所在地區域的各種人員。

流動人口犯罪主體:我們研究流動人口犯罪問題,分析流動人口的犯罪現象,探求流動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規律,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預防、減少流動人口犯罪。流動人口犯罪主體是指基于經濟的目的和動因而流動的,離開戶籍所在地而發生犯罪活動的自然人。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

作案特點“地域同一性”較為明顯,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區的流動人口由于他們主觀條件的不同,以地緣和親緣為紐帶結成的犯罪團伙,具有濃厚的地域性,師傅帶徒弟相互傳授“經驗”,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現出地域同一性。

犯罪活動“流竄性”趨勢明顯,由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人、財、物的大流動,以及交通路線的擴展、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動人口犯罪主體才大大利用這些便宜條件進行犯罪活動。

犯罪目標的隨機性與盲目性,流動人口的流動屬性決定了其犯罪目標的隨機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城鎮鄉村,尋找犯罪目標,捕捉犯罪時機。

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犯罪隨著社會的發展,更具狡猾性和隱蔽性;犯罪“團伙化”特點突出,由于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其流動多以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為紐帶,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緣”關系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動中,會很自然拉幫結派形成松散或緊密的團伙關系;犯罪成員的低齡化發展相當突出。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成因

社會原因,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在我國社會結構中,這一矛盾的體現就是那長期以來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城鄉二元化。

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所產生的“心態不平衡”的心理原因,深究外來人口流動的深層原因,經濟原因是一個根本性的動力,也是流動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流動人口個人素質的原因,由于流動人口多數是來自貧困落后地區,文化素質相對較低,而且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道德標準的差異廣泛存在,歷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文化價值觀念。

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人口的大面積流動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政府對人口的流動缺乏應有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流動人口的快速增加缺乏足夠的準備,人口流動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無序性。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戶籍管理制度,對市場經濟所引發的城市流動人口的管理顯得捉襟見肘,甚至無能為力。管理責任不明、主次不分、任務不清。

四、預防流動人口犯罪的對策

1.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

要想有效遏制流動人口犯罪,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是關鍵。首先,要對他們開展法制宣傳,進行遵紀守法教育,培養他們的法律意識,使他們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其次,要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針對農村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小學、初中畢業的占絕大多數的情況,政府有關部門可以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培養方式來提高流動人口的知識水平。三是要努力提高流動人口的技術素質。一種是由原籍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技術培訓,使其學會一、兩門使用技術;另一種方式是通過民工所在的學校或是由就業的企業或地方政府、社會團體等負責培訓。

2.努力消除流動人口的受歧視心理

大多數流動人員遠離親人,身處異鄉,往往從事于危、重、臟行業,相對缺少必要的組織管理和社會保障。特定的外部環境,使流動人口更易遭受到不法侵害,也極易成為犯罪的主體。

3.加大管理力度

加強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是預防和減少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的重要環節。一要加強領導,健全網絡,對外來流動人口實行全方位、多層次管理。各級政府要重視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加強對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領導,落實領導崗位責任制。加大政府財政投入,保障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經費。適時調整充實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隊伍。對于外來流動人口集中的村居及外來流動人口較多的用工單位應建立登記站。

4.加強打擊力度

打擊是特殊的預防手段。根據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規律,司法機關應適時開展各種清算打擊行動,加大打擊力度,既嚴厲打擊流動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又及時保護守法流動人口及廣大百姓的合法權益。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犯罪問題不僅僅是社會治安問題,更與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這就更需要我們加大有關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犯罪的原因與預防對策等各方面研究的力度。③

參考文獻:

[1]康樹華主編.《犯罪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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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人口 就業 歷史演變格局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老一代流動人口就業歷史演變（1949年～1996年）

農民工流動受嚴格限制的階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國農民的流動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農村招工時才會產生勞動力流動。城市中多次進行“清退”工作，將非計劃流動的農民遣返回鄉。這段時期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呈現出行政性轉移的總體特征。經濟與政策的大起大落違背了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客觀規律，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勞動力轉移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發展。

農民工流動過渡時期（1978年～1983年）。以后，開始在農村普遍推行，農業剩余勞動力開始緩慢轉移。在19世紀80年代前期，雖然這時自由流動的空間很小，但是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已經開始了。最早開始流動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藝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險的青年勞動力，他們流動方向主要是沿海發達地區。雖然已有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趨勢，但我國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供應嚴重不足，為了保證糧食供應，政策強制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總的來說，19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較小，流動的地域范圍也比較小。

農民工大規模流動時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國家準許農民有條件地進入城鎮務工經商，這一開放是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變動的標志，也是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就業的真正開始。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發展很快，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主要載體是鄉鎮企業，也就是所謂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離土不離鄉”階段。

從1989年起，伴隨著政策的變化，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就業也出現了變化，由本地轉移為主轉為異地轉移為主。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起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鎮就業。1989年春節鐵路客運的擁擠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民工潮”的提法開始出現。

農民工全方位流動新階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時期，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也進入高峰。在這一期間，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加強了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證實，到1993年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人數達到6200萬人，1995年大約為7500萬人。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可知，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和出口最符合比較優勢的經濟原理。在這一時期，中國龐大的剩余勞動力為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勞動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較優勢促進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實力大大增強。實踐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即是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流動對GDP的貢獻份額在16%～20%之間。但是，龐大的剩余勞動力也長期地抑制了工資的上升，老一代流動人口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放棄應有的權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極低的勞動收入，以這種低勞動力成本奠定了中國多年來經濟騰飛的基礎。①

新生代流動人口就業歷史演變（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動人口進入勞動大軍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動人口開始進入勞動大軍。這一時期，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風起云涌的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了全世界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城鎮企業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變緩，涌現大量下崗人員；農產品供給上升，價格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下降，農民負擔很重卻不增收。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就業環境差，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所有這些新情況、新背景都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國流動人口就業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之后發生的“民工荒”現象埋下了伏筆。

進入新世紀，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特點漸漸顯現出來。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隨后他將這一概念更新為“新生代農民工”，引發了學界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相關問題的關注與探討。

“民工荒”與新生代流動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來，以十六大為起點，我國的勞動力政策發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勞動力流動的變化。2003年1月5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農村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等措施，進城的流動人口數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但是，2004年以來，我國一些地區相繼出現了“民工潮”與“民工荒”并存的現象。該時期，我國雖然還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跨地區流動，但一些沿海地區卻爆發了“民工荒”。與此同時，社會上經常出現勞動關系惡化的事件。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