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的起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內容提要: 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必須是針對學科研究對象中最廣泛最普遍現象的最簡單、最抽象的本質規定，它與 歷史 的起點是辯證統一的。照此原則所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了對學科理論體系的規定性。環境損害是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必然選擇，它對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規定性在以往的環境法學研究中已初見端倪，以后將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任何理論研究都應該有自己的邏輯起點，任何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都有自己合理的邏輯起點，環境法學研究及其理論體系也不能例外。像其他許多學科一樣，環境法學圍繞研究對象形成眾多范疇，如何在這些范疇中確定學科的邏輯起點，對環境法學學科的構建和完善具有重大影響。本文旨在嘗試尋找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

      一、確定一門學科邏輯起點的原則及邏輯起點的意義

      學科的邏輯起點不是可以隨意選定的。正如霍布斯所言，“一門 科學 的起點，不可能是我們從圓圈中選擇的任意點。”他指出:“在一片懷疑的陰霾中露出的一線理性之光，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的境界，那么它就是我們探討的出發點，就是我們消除懷疑的過程中尋找的指路明燈。”[1]霍布斯所說的“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境界”的“指路明燈”就是一定“學科的起點”。那么，我們又怎樣才能找到那可以“指引我們走向豁然開朗境界”的“指路明燈”呢？

      黑格爾首次在其《邏輯學》中辟專節論述了學科的邏輯起點問題。（黑格爾在其《邏輯學》中專門論述“必須用什么作科學的開端”。他所稱的“開端”就是“邏輯起點”(參見: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51—65;黑格爾.邏輯學[m].梁志學，譯.人民出版社，2002:50，167—170.)。）從黑格爾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把“純有”確定為 哲學 的邏輯起點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通過對他的相關論證的分析我們可以對邏輯起點在學科理論體系構建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黑格爾認為，確定學科邏輯起點首先應該遵循的原則就是，邏輯起點必須是直接與間接統一的、最抽象的、最簡單的范疇。邏輯起點必須是“絕對的”，或者說是“抽象的”，它“不可以任何東西為前提，必須不以任何東西為中介”，不能以其他什么對象為“根據”。因此，它也“不能對他物有所規定”，它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內容”，因為“內容之類的東西會是與不同之物的區別和相互關系，從而就會是一種中介。”[2]邏輯起點“不能是一個具體物，不能是在本身以內包含著一種關系那樣的東西”，所以，邏輯起點本身在他的“單純的、未充實的直接性中，必須被當作一個不可拆分的東西”[2]61。其次，黑格爾認為，邏輯起點與歷史起點是相一致的。“邏輯理念 發展 的不同階段采取了先后相繼出現的哲學體系的形態”，哲學內容的歷史展開與純邏輯理念的辯證展開都是從抽象到具體，一方面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有“分歧”。他認為，“邏輯學的開端與真正的哲學史的開端是相同的”，在“愛利亞學派的哲學里”，更確切地說是在“巴門尼德的哲學里”，就“看到了這個開端”[3]。因此，黑格爾認為歷史的起點與邏輯的起點二者相一致，只要能夠確定哲學史的開端，就可以確定整個哲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黑格爾認為，邏輯起點在一定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他看來，邏輯起點就是整個理論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和根據，它決定了其后的整個學科理論體系。邏輯起點本身“應當是全部科學的根據”[2]54，“最初的東西又同樣是根據，而最后的東西又同樣是演繹出來的東西”。按照他的理解，“從最初的東西出發，經過正確的推論，而到最后的東西”，“離開端而前進，應當看作只不過是開端的進一步規定”，所以“開端的東西仍然是一切后繼者的基礎并不因后繼者而消滅。前進并不在于緊緊推演出一個他物，或過渡為一個真正的他物;———而且只要這種過渡一發生，這種前進也便同樣又把自己揚棄了，所以哲學的開端，在一切后繼的發展中，都是當前現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礎，是完全長留在以后規定的內部的東西”[2]56。因此，“開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和暫時承認的東西，也不是隨便出現和姑且假定的東西，而是后來它本身表明了把它作為開端，是做得對的”[2]57。由“開端”開始的邏輯的“前進”，即從邏輯起點出發去一步一步地構建起一定學科理論體系大廈，結果是由起點決定的。這便決定了一定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可反復驗證性。在黑格爾看來，“對于科學說來，重要的東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個純粹的直接物作為開端，而在乎科學的整體本身是一個圓圈，在這個圓圈中，最初的也將是最后的東西，最后的也將是最初的東西”[2]56。“前進就是回溯到根據，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東西。”[2]55既然“科學向前運動的路線”是“一個圓圈”[2]56－57，邏輯起點不是一經釋放就無法回收的太空碎片，這就從邏輯上向我們提出了慎重確定邏輯起點的要求。

      黑格爾把“純有”作為哲學的邏輯起點，他的“圓圈”觀雖然具有唯心主義的神秘色彩和片面性，但其辯證法思想卻為馬克思所繼承。馬克思在確定《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時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關于邏輯起點理論中的合理因素。他把商品作為《資本論》的邏輯起點。（對馬克思的選擇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的關系，列寧有深刻的認識。他說“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見:列寧.列寧全集: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1.)）

      從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確定邏輯起點所遵循的原則以及邏輯起點的意義上唯物辯證法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揚棄。對于確定邏輯起點所應遵循的原則，馬克思與黑格爾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邏輯起點必須是整個研究對象中最簡單、最普遍的東西，也就是通過對客體的具體分析所達到的最簡單、最抽象的規定。他指出:“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 經濟 的細胞形式。”[4]“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研究才從分析“商品”開始[5]47。馬克思還進一步闡述了以一定邏輯起點為中心的“思維行程”。他在《〈 政治 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明確區分了政治經濟學的兩種方法或兩條道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6]對于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馬克思主張從抽象到具體，而不是從具體到抽象。所以，抽象思維法則中認識的邏輯過程可概括為: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再到理性具體。這一過程實際上分為前后相繼的兩個邏輯行程或兩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從感性具體到抽象規定。在這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這個邏輯行程的使命通常是從本學科領域細胞形態或元素形式的感性現象出發，舍棄掉它們各自所具有的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或偶然的屬性，只抽出它們的一般本質，形成抽象概念，目的是將所抽出來的東西用概念的形式鞏固下來。認識的第二條道路是從抽象規定到理性具體，它以第一條道路的終點為自己的起點。在這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處在認識的第一條道路終點和第二條道路起點的概念，就是有關學科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此外，馬克思還賦予邏輯與歷史相一致原則以新的含義。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時指出:“經濟范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邏輯的發展“是跟隨著現實的發展”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只不過不是對現實的具體歷史的“ 自然 歷史的描述”，而是“經過修正的”，“按照現實的歷史進程本身的 規律 修正的”。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要素可以在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7]。歷史是在先的，在邏輯順序上一般也是在先的。（當然，這樣說并不等于承認邏輯的起點必然是研究對象的歷史起點。）

      至于邏輯起點的意義，馬克思也認為邏輯起點決定著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并且決定著理論體系的終點。不同的是，馬克思是用矛盾與發展的觀點來看這種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著研究對象及其整個發展過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因而從它出發，可以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本質認識，經過一系列中介，能夠逐步從抽象上升為具體，從而形成整個理論體系。商品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通過分析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細胞”可以“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8]。此外，馬克思在論及資本流通(循環)時說:“循環的性質中包含著這樣的情況:每一點同時表現為起點和終點，并且只有在它表現為終點的時候，它才表現為起點。”[9]從起點的個別(具體)到終點的個別(具體)，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經過一系列的過渡、轉化，其過程呈現為螺旋線而不是簡單的圓圈。一個過程的終點同時又是另一個過程的起點。這體現了他對黑格爾“封閉圓圈”的揚棄。

      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學術實踐為我們思考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提供了指導和經驗。他們讓我們懂得邏輯起點必須是學科研究對象中最廣泛最普遍現象的最簡單最抽象的本質規定，它與歷史的起點之間是辯證統一的。按照這兩項原則確定的邏輯起點包含了對學科理論體系的規定性，決定了學科的理論體系，包括它的邏輯終點。

      二、環境損害: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必然選擇

      “要找出哲學中的開端，是一樁困難的事”[2]51，而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確定更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這并不是指環境法學邏輯起點的確定必然會遇到在其他科學體系邏輯起點選擇上通常會遇到的困難，而是說環境法學的不成熟決定了其邏輯起點的確立需要費更多的周折。一方面，作為環境法學研究對象的環境法是 法律 家族中的后生晚輩，其成長歷程剛剛開始，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展示自己，以至于人們一時還不能準確把握它的本質以及其他重要的屬性。這影響了環境法學的創建，使人們無法從這個對象中搜尋到足夠多的對確立環境法學邏輯起點有幫助的信息。另一方面，處于初創中的環境法學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上常常受先發法學學科（我們這里所說的先發學科指的是在以往幾個世紀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以民法學為骨干，以法 理學 為統帥的法學學科。即使僅從發生時代的先后而言，他們相對于環境法學都是先發的。）的影響，學科的獨立性還不明顯，使我們為之尋找邏輯起點的這個學科對象的輪廓還顯得不夠清晰。

      盡管如此，在盡可能地擺脫先發法學學科的影響，對年輕的環境法作了縱向的和橫向的認真審視之后，我們還是可以窺見那以環境法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環境法學的邏輯起點。

      環境法與其它部門法一樣，都是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的，只不過法律家族中的這個新成員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些特殊，它調整的是人們在修復、保護和改善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環境”為必要中介而結成的社會關系。這與民法等法律部門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根本的差別。也許會有人拿其他社會關系與環境的相關性來否定環境社會關系的特殊性，比如在民法上的相鄰關系就常常包含某種“環境”因素。然而，這種反駁對于積極探索的意義是有限的。我們知道，環境法所關心的環境不是某個個人房前屋后的環境，而是帶有人類共同性特征的自然環境。（顯著的事例是，臭氧層空洞的出現和擴大不是張家的環境問題，不是李家的環境問題，而是人類共同的環境問題。）這一點可以成為區分民法與環境法的一個界限。不過，說明這一點并不重要，重要是，作為環境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媒介的環境是處于非正常狀態下的環境。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基因污染、酸雨、沙漠化、臭氧層破壞、全球變暖等就是對這種非正常狀態的典型。從發生的角度一眼就可看出，環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環境的出現而引發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非常明顯，如果環境一直處于良好狀態，就像早期農耕時代那樣，就不會有環境法的產生。從環境法的實施或運行的角度來看，它是調整由環境的不正常引發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環境正常情況下人們之間的財產關系、家庭關系、行政隸屬關系等在傳統的財產法、家庭法、行政法等之下早已安排妥當了。

      有一個在今天為人們所十分熟悉的詞匯可以用來說明環境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都是以非正常的環境為媒介的社會關系，這個詞就是環境問題。在現有的能夠體現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它們都以分析“環境問題”作為各自所構建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開端。例如，金瑞林主編的《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的第一章第三節論述的是“環境問題”、汪勁著的《

      三、作為邏輯起點的環境損害對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決定作用

      環境損害本身已經蘊含著環境法學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的萌芽，從環境損害出發可以確立環境法學的若干基本范疇，建立環境法學的基本觀點，構建起環境法學的完整理論體系。以環境損害為起點構建的這個理論體系可以擺脫以往環境法學研究中的諸如“拆借”其它學科的理論觀點之類的困局。

      從環境問題影響到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開始，人們就探尋各種應對和解決環境問題的策略與方法。正是在探尋解決環境問題的 法律 手段的認識實踐過程中，環境法本身“ 自然 ”地經歷了三個前后相繼的 發展 階段，即污染防治法時期、環境保全法時期和循環型社會法時期。在第一個階段中，人們面對環境污染和破壞，采取一些末端治理的措施;在第二個階段中，人們認識到末端治理不能夠有效保護環境，便轉而把眼光移向人類環境行為的源頭，采取預防性措施。第三個階段是一個剛開始的嶄新階段，是“引導社會尊重自然，謀求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階段。此一階段環境法的主要特點有:注意到人類是自然的組成部分，以生態文明為基本理念，以環境友好為基本態度，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為價值取向;以環境承載力為平衡環境保護和 經濟 發展二者關系的基本依據和環境友好的底線;從生態的高度看待環境，保護環境，承認環境保護的優先地位;以保護生態為環境保護的重要任務，重視生態功能的保護與恢復;以環境保護為基本任務，注意運用規劃、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實現環保目的;按照物質閉路循環的構想，促進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14]。無論是污染防治型環境法，還是旨在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法，其所關心和解決的主要矛盾都是 現代 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簡單說就是人類行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循環型社會法階段的環境法已經很明顯地在揭示了這一點。這一矛盾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為一方的矛盾。如果能有效地解決這一矛盾，整個人類就能夠與外部自然和諧相處，從而獲得人類自身繁榮發達的基本條件。這是全部環境保護努力，同時也是環境法的主要任務和基本追求。環境法學應當圍繞如何用法律的手段來妥善合理地解決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展開研究，加工自己的基本范疇，鋪陳自己的理論體系。環境法學理論體系應當成為如何用法律手段解決人類與自然矛盾的理論說明。

      環境損害已經蘊含了人類與自然矛盾的“萌芽”。這種萌芽的不斷發育展現的是三對基本矛盾，即人類的現代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人類個體與人類整體之間的矛盾、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如果說環境法制建設走過的路已經加載了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矛盾的路標，那么，這對矛盾是由人類對環境“外加”的損害引發的，不是大自然的運動、變化造成的。（如果說大自然的某種異常運動可以帶來，事實上也常常帶來人類的生產生活的不便，那么，這類不和諧不是法律所能解決的，從而也就不是環境法的任務。）環境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須幫助人類克服這對矛盾，而環境法學應當對如何克服這對矛盾拿出辦法，提供理論解說。

      人類對環境“外加”的損害往往都是人類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酸雨是由許許多多 企業 、個人向空中排放二氧化硫之類氣體共同作用的結果。環境損害是施加給人類集體的損害，而造成這種損害的，也就是“共同作用”的源頭卻是個體行為，在酸雨損害的個案中就是具體的企業或者個人排放含硫氣體的行為。這里包含著人類個體和人類整體的矛盾。如果以人類整體利益為取舍的標準，環境法的任務便是為了防止或醫治人類環境的損害去制止或限制人類個體的危害環境的行為。環境法學應當是對這種禁止或者限制提供合理性說明或提供更便捷的禁止或限制手段的科

      學。

      人類的環境行為，包括企業行為和個人生活中的利用環境的行為，一般來說，在主觀上不存在加害的故意，這些行為在人類文明發展的 歷史 上原本都是正當的，甚至是被處于統治地位的道德所推崇的。然而，人類今天所遭遇的環境損害卻主要是由這種正當的行為引起的。如何讓這種正當的行為不至于釀成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不至于構成對人類整體利益的危害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必然包含的內容是如何處理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首先，人類不可能也不應該停止一切環境行為，因為個體的人和人們組成的群體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自然環境，以實施一定的環境行為為必要條件。在這個基本前提之下，人類可以做出的選擇只能是設法調整人類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可以說人類個體之間的矛盾的解決是全部環境問題能否最后得到解決的關鍵，是有效防止環境損害，從而實現“公眾環境利益”的關鍵。今天的環境法學就應當擔當起從理論上解決不同個體如何利用環境的問題的任務。

      從環境損害出發，環境法學可以逐漸確立若干基本范疇，形成環境法學的范疇體系。目前的環境法制建設實踐和環境法學理論研究已經向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概念，如污染防治、排污總量控制、排污許可、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環境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環境信息公開、清潔生產、延伸生產者責任等等。它們都是圍繞環境保護中的、同時也就是環境法學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展開的。污染防治、排污總量控制、排污許可、環境退化、生態破壞等都是在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環境損害的情況下設置的治理或者預防的制度，或對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環境損害的描述，這些概念反映的就是這類用來應對已然的和有發生之虞的環境損害的制度和措施。環境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環境信息公開、清潔生產、延伸生產者責任等，作為制度都不是在完全沒有環境損害的情況下的無病，而是為防范、減輕環境損害而為人類所發明的防治之法。這些概念雖然不一定都能進入基本范疇的行列，但它們都可以成為環境法學范疇體系中的成員。環境法學研究的當前和今后任務之一就是從這些概念以及其他我們沒有提到的概念中“遴選”出對構建環境法學理論體系具有基石作用的基本范疇，使環境法學的范疇體系更加完整。

      環境損害決定了環境法學理論體系是一個應對性的學理體系。環境損害對這個體系的決定已經有所表現，在以后的環境法學發展中還將進一步地表現出來。從近年來的環境法學研究情況看，以環境損害為邏輯起點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已經展現了它的部分輪廓或某些局部特征:

      第一，以環境承載力為基礎性判斷，以循環型社會為路徑，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為基本目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之載體的環境具有一定的承受限度，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不應超過這一限度，否則就會造成包括環境損害在內的一系列損害后果。環境承載能力的客觀局限性必然使傳統的線性發展模式受到挑戰，并要求人類使之向循環型社會發展模式轉變。環境法必須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當成自己的基本目標。簡單的污染防治法、簡單的資源保護法，或者它們的簡單的結合，或者再加上一些學者所說的生態保護法等，無法實現這樣的目的。按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這一目標的要求，環境法的調整領域應更為寬闊，但它也不能變成把其他行政事務都包攬的“法律雜燴”[15]。

      第二，以 科學 發展觀為指導思想。循環型社會的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體現，它使人類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建立在環境資源可持續供給的基礎之上，力求把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減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防止環境損害的發生。這與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所提出的“立足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推動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相契合的。科學發展一定是正視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矛盾的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應當致力于解決環境損害問題，通過謀求克服環境損害的辦法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

      第三，以義務為本位，以預防為基本原則。環境損害的累積與環境的惡化造成傳統法律所確立的權利義務模式的動搖。要防止為公眾利益所“系”的環境損害的發生，或醫治已經發生的環境損害、恢復公眾受損的環境利益，顯然不能指望實際上對環境損害的發生負有無法推卸責任的個人權利，不能指望給這種權利提供庇護的法。環境法不再是權利授予法，而是義務配置法。（關于環境法應以義務為本位的觀點可參見徐祥民.從全球視野看環境法的本位[g]//呂忠梅，徐祥民.環境資源法學論叢: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2．）由于環境損害后果一般都難以恢復，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對環境損害必須立足預防。以預防原則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已經是國內外環境法學界的共識。

      第四，以普遍承擔環境責任，兼顧環境正義為處理不同主體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環境損害帶來的是人類環境利益的損害，在這種損害中，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同時又常常都是致害者。比如對全球變暖。在同一環境下的人們對環境損害往往都負有責任。保護環境，同時也就是保護共同的環境利益，是每一個人都應承擔的責任。但是，責任的普遍性并不意味著責任的平均分擔。對環境保護的責任應當是一種有區別的責任。這不僅是因為不同的主體對環境施加的影響不同，從而對引起環境損害的責任不同，還因為不同主體所具備的保護環境的條件(比如技術條件、財力條件、所處地理位置條件等)各不相同。讓條件不同的人承擔相同的責任是不合正義的。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國際環境法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我們這里所說的普遍責任與環境正義兼顧是一致的。

 

 

 

注釋:

  [1]霍布斯.論公民[m].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4.

  [2]黑格爾.邏輯學:上卷[m].楊一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54.

  [3]黑格爾.邏輯學[m].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8－169.

  [4]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3.

  [8]列寧.列寧選集: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3.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2.

  [10]徐祥民.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2.

篇2

1.微觀經濟學課程及其教學的特點

微觀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生和發展而形成的經濟學說，其理論體系和教學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

微觀經濟學以價格理論為核心，以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為研究對象，主要由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構成；微觀經濟學中的眾多學派，產生了眾多的經濟學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有些經濟學理論是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經濟理論則相互排斥、相互對立。因此，對微觀經濟學各學派的理論和觀點要有分析、有鑒別的加以學習和研究。

1.2 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

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方面有抽象化、數學化的特點。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幾何圖形，圖表等，但是學生習慣于以普通語言邏輯來分析問題。但是我們說數學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應用只是為了說明經濟現象經濟規律，所以說如果只有數學是萬萬不行的，它會使經濟學流于形式主義；必須把數學與其他說明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廣泛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來論證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需求函數、供給函數、生產函數等。在基本理論的論述中多將語言邏輯分析與數學分析相結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圖像；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別是邊際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可借鑒性。

1.3 研究的內容具有理論性與實用性

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會資源進行生產，以滿足人們的多方面的需求是一切經濟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同的經濟制度只是以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普遍存在的，因此，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等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政府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雖然微觀經濟學來源于西方，但它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環境、運行方式、調節手段的理論卻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通過學習使學生擴展理論分析的空間，懂得多角度、多范圍、多層面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能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

1.4 教學表現出以下明顯的特點

一是現代微觀經濟學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門派很多，有的觀點針鋒相對，這種理論體系上的開放性和挑戰性要求我們要有所鑒別、博采眾家之長。二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我們不能割裂它們的歷史性。在應用上是如此，在理解上也是如此。大多數理論在教科書中都缺乏充足的介紹，這是每本教材無法避免的特點。但學習過程中不了解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有關的學術背景，則不可能準確把握理論的淵源，對理論的認識就是不全面的。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關鍵術語，如邊際效用，我們最初是難于接受的，如果我們知道了邊際革命產生的歷史背景，邊際主義者的實用哲學主義的由來，邊際量的理解就不如現在那么生硬了。再如經濟學中的各流派的觀點，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沒有對這些理論體系的研究，就不能了解理論的基礎。

2.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基本特點

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是未來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是未來的職業經理人的主要成員，他們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經營效益的好壞。這個任務要求經濟管理類專業不僅要培養他們學習“知識”，更要培養“能力”，不僅要介紹具體的管理、營銷等方面的方法、知識，也要研究公司運營中的戰略問題、生產問題、激勵員工問題，更重視實際應用性，因此就要求教師在使學生接受良好的知識性教育的同時，不斷進行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實際問題接觸，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和用人單位的需要。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所處的知識氛圍、校園文化及其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未來就業方向與其他類專業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把握這類學生的特點對講好微觀經濟學這門課有十分重要。總的來講，這些學生的基本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學生人文知識豐富，數學基礎相對薄弱

財經院校有很多文科生，有豐富的歷史、人文等方面的知識，在學習時，更希望把微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純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來學習。微觀經濟學是經管類學生所學的一門專業課，一般在二年級上學期開設，這些剛剛接觸專業課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他們雖然讀過或聽說過一些經濟理論，但經濟學知識不夠完善，沒有一條貫穿于經濟知識的主線，也不能形成體系。他們在一年級已經學習了微積分課程，但由于經管類專業文理兼收，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財經類院校學生對高等數學的學習要求與工科專業的要求不同，他們只需學習“經濟數學”。這一明顯的知識結構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驟不愿深入。

2.2 學生思維方式偏重于感性認識

教學中講到經濟學家的生平、經濟學的淵源時，學生非常感興趣，而講到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證明等內容時，則不習慣接受。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政治經濟學之處就在于它廣泛使用數學工具進行經濟分析。但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對許多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要求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人文知識、歷史知識和社會學知識，這正是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優勢。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因勢利導，結合學生的思維特點組織教學，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教師要在教學中要把感性的東西理性化，理性化的東西給感性化。

2.3 學生缺乏對企業和社會的深入了解

微觀經濟學有很強的實踐性，但大學生剛剛從高中畢業，基本上是從學校到學校，理論知識學了很多，但實踐活動卻很少，有少數同學甚至對國家的基本經濟方針都難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學生迫切需要了解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指導企業運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了解我國現在的企業的管理體制、管理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是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必然選擇。

2.4學生課前不預習，課后不復習

給學生布置的課后作業題不及時完成，在上課時有些同學才趕作業，更有甚者有一部分同學直接就是抄別人的作業答案。

3.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幾點建議

3.1 把握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體系

這點學生往往容易忽視，他們在遇到問題以后不知如何使用頭腦中的知識，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什么樣的工具來解決。學習過程中他們關心的是知識點而不是微觀經濟學的統一性，結果是他們難以將知識點串起來。微觀經濟理論是一個系統的學科體系，把握它的基本框架更易于掌握它包含的知識點。我在講完這門課時進行復習時歸納出如下幾點：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比如稀缺性、均衡、機會成本、市場結構、市場失靈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消費者均衡（需求的均衡）生產者均衡（供給的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觀經濟學的十大規律（定理）：比如需求規律、供給規律、供求定理、恩格爾定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科斯定理等。四是要掌握二個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陷，需要政府調節；同時政府有時也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斷改革完善。通過復習歸納使學生掌握了這門課的內容體系及重點。另外要區分政治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它和宏觀經濟學構成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學微觀經濟學這門課之前，許多同學已學過政治經濟學，學習微觀經濟學，要注意不能把這兩門課混淆起來。雖然他們都屬于經濟學，但它們的理論體系與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以研究生產關系為主，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及將來滅亡的規律，微觀經濟學不研究經濟制度本身，只研究具體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屬于規范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屬于實證經濟學，二者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所以，它們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都完全不同。

3.2 著重講清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很多。學生要在短暫的時間內掌握這些內容是有困難的。這樣，在課堂教學中時就要務求精而不求多，抓住重點，講清講透重點和難點，使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對于其概念，決不能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要側重于理解。對于理論要注意它本身的推理邏輯，不要以個別現象來否定或批評一種理論。

3.3 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的并用

以講授法為主，案例教學法為輔。講授法是一種傳統的、也是一種主要的教學方法。它一般是由教師在課堂上講述知識，學生在課堂上聽取知識，教師處于主動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微觀經濟學內容較多，這種教學方法適合于人數比較多的課堂，講授理論知識內容的含量比較大。對于大堂課主要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教學效果不是很理想。對于小班課，也就是學生人數30—60人之間的，可以多使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教學，增強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了解眾多企業的營運狀況，培養了自己獨立處理企業經濟管理問題的能力。組織案例教學可以結合我國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熱點問題，收集信息、數據、案例，組織學生圍繞著老師給定的思考題進行課堂或課外討論。在案例教學中應鼓勵學生暢所欲言和有理有據的論證，條件允許的話，甚至可以采取辯論的形式，發揮財經院校學生能言善辯的特長。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并用能取長補短，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具體的實施方法如下：課前，教師布置一個案例或閱讀材料讓學生準備，提出討論的問題。要求學生對布置的案例或閱讀材料中的有關問題進行解析；課堂上，通過提問、記錄，促使學生討論及提供可能有益于班上思考和學習的數據、理論或見解來引導案例討論；最后對學生的參與進行評價，根據原定的教學目標對案例和其他材料進行評價并更新教案。在這里要首先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時先小組討論，再由每個小組派一個代表發言。教師最后總結。另外案例討論也必須在講解了相關的經濟學原理之后進行。

3.4 傳統方法與現代多媒體教學法緊密結合

傳統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各有所長，應該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多媒體教學可以形象直觀展示教學內容，信息量大，生動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僅僅拘泥于多媒體，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多媒體僅僅是一個工具，是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學生有時候往往重視了那些華麗的外表而忽視了課程的內容，加之多媒體教學信息量大速度快，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傳統方法粉筆加黑板，學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師的思路，理解所學的內容。所以要把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一部分內容可以采取板書，涉及到的案例、圖表等資料用多媒體展示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

3.5 考核方式要多樣化

考試集多種功能于一身，在教學過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對學生的“學”和老師的“教”的一次客觀的評價。科學的考試方法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使老師發現教學中的問題，因此，應該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考試制度，變過去一次性閉卷考試為多種考核方式相結合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平時成績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可包括課堂發言、課堂討論，課堂出勤等，目前我院這一部分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期末考試成績占70%。我們認為應加大平時成績的比重，平時占50%，期末考試成績占50%，這樣可以促使學生注重平時的學習，而不至于只在考試之前突擊幾天，臨時記憶以應付考試，使學生能牢牢掌握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體系。

3.6 注重習題訓練，多做習題

篇3

一、悖論之一：利潤率（利率）的邊際決定與資本計量的循環論證

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猛烈的批評，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出現了資本計量的悖論，這個悖論引發了新古典經濟學一系列相關命題和假設的矛盾，因此，資本計量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謂資本計量悖論，簡單地說就是：資本的價格取決于資本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資本的供給決定于儲蓄，資本的需求決定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供求均衡時的利潤率（利率）恰好等于產量對資本的導數即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注：在新古典競爭均衡條件下，利潤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這就要求資本的數量獨立于利潤率而預先得到確定；但是資本本身并不能獨立于分配而預先確定，隨著工資率的變化，從而利潤率變化，相對價格會產生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從而會出現對資本價值的重新估值，資本價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決于工資率或利潤率的配備，資本量是利潤率或工資率的一個函數（注：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李嘉圖最早涉及，威克塞爾(1893)較早就進行了說明，后來羅賓遜(1956)、斯拉法(1960)等經濟學家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利用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來求解利潤率（利率）就產生了邏輯上的循環論證，即已知利率(r)求資本(K)，再通過資本求利率的循環。

新古典關于利潤率邊際決定的原理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加以解釋。從微觀方面而言，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公式加以表示，產量Q=f(L，K)，在產品價格為P的情況下，利潤率，工資率，根據歐拉定理(Euler'sTheorem)，若生產函數為一階齊次性質，則產品的價值構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種要素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率獲得收入，正好把產品價格“分配凈頸。因此，要素價格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

從宏觀方面而言，薩繆爾森等新古典學者將C-D生產函數Y=AL[α]K[1-α]加以運用，并把它變成了論證新古典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的工具。一方面，他們根據國民收入分配的統計資料證明，在C-D生產函數中，產量對勞動、資本兩種投入量的產出彈性系數即α和(1-α)，與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各自所占份額（前者約占3/4，后者約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數理方法進行證明，所謂勞動、資本的產出彈性，實際上不過是勞動、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分別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總產出的結果。因為，將它們分別乘以各自的投入總量L和K，再分別除以總產出Y=AL[α]K[1-α]，便會分別得到α和(1-α)，它們的經濟含義顯然就是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

從上述宏觀或者微觀角度的論證來看，新古典的邊際分配原理似乎天衣無縫。但是，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新古典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即循環論證的邏輯“悖論”。因為，一旦我們從價值（價格）總量考察資本量(K)時，馬上就會發現，資本量又與利潤率(r)、工資率(w)以及資本加總時的相對價格(p)密切相關：K=g(w，r，p)，資本量的計量根本就離不開利潤率、工資率以及相對價格。顯然利潤率、工資率的邊際決定與資本量(K)的衡量離不開利潤率、工資率以及相對價格這一點是相互矛盾的，這種矛盾就是“資本計量悖論”。資本計量悖論并不是說資本本身不可以計量（注：當然，資本計量本身還存在著指數的選取問題，隨著選取的統一利潤率不同，相對價格就不同，從而指數會發生變化，由此計量的資本價值量也會產生很大的差異。），而是要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利用生產函數求導即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來說明分配（如資本利息）的原理與資本計量本身離不開分配這一點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循環論證。因此，資本計量悖論只是針對于純經濟理論范疇而言，它僅涉及到新古典理論在邏輯上的精確性問題(Harcout，1972)。

對資本計量悖論的探討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早期新古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Wicksell，K.)所闡述的被后人稱之為的“威克塞爾效應”；二是被斯拉法(Sraffa，P.)復活的古典傳統途徑，即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1960)一書中所作的解釋，羅賓遜(1953)、卡爾多、帕西內蒂等其他新劍橋學者也有基本相近的論述。

新古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很早就意識到利率(r)的變動對資本價值(K)所產生的影響。（注：威克塞爾在1893年的著作《價值、資本與租金》中提出了被后人稱之為的“威克塞爾效應”——即利率變動會對資本價值產生影響，后在《國民經濟學講義》（1901，1906，中文版，1983）第165-177頁中又有進一步的詳細說明，但都局限在“負的威克塞爾效應”上。后來威克塞爾在他的學生古斯塔夫·阿克曼(GustafAkerman)1923年的《實際資本與利息》一書中發現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即“正的威克塞爾效應”，這一點可參見Lutz，F.A.TheTheoryofInterest，1968.P35-55.本文利用了后人更為規范的表述。）威克塞爾效應就說明了這種影響。在沒有聯合生產的規模收益不變的經濟中，若側重于兩種穩定狀態的比較，那么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威克塞爾效應：設X[，i]為各種“資本品”，P[，i]為相應的價格，則以價值衡量的資本量可以表示為，“威克塞爾效應”可表示為式(1)，即利率變動所帶來的資本價值的變動。這個效應可以分解為“價格威克塞爾效應”和“實際威克塞爾效應”兩部分構成，即式(1)中等式右邊的兩個部分。（注：Burmeister，E.1980.CapitalTheoryand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18-134.）

附圖

式(1)說明，隨著利率的變動，資本價值也在變動，資本價值的這種變動是通過“實際威克塞爾效應”和“價格威克塞爾效應”兩條途徑實現的。若僅考慮技術角度衡量的實物“資本品”，則實際威克塞爾效應可以忽略。因此，威克塞爾效應的凈結果是“價格威克塞爾效應”。隨著利率(r)的變化，式(1)可能大于零，可能小于零，也可能等于零；對應地，資本價值(K)可能上升，可能下降，也可能不變。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利用生產函數求導（即邊際生產率）的方法來說明分配（如利率r），明顯存在循環的邏輯論證，因為利率本身是資本價值確定的要素之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新古典主義者，威克塞爾自己并沒有放棄邊際生產率的分配理論，而認為邊際生產力論對于資本而言，僅僅適用于個別企業，只是不能應用于整個社會而已（威克塞爾，中文版，1983）。威克塞爾的這個論斷顯然比克拉克、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等人更為高明一些，但這并沒有解決循環論證的悖論本身。

斯拉法作為古典傳統的繼承者，對新古典生產函數中的資本計量悖論一直持肯定的態度。斯拉法對資本計量邏輯悖論的批判是通過一個巧妙的生產方程（體系）進行的，這個生產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這是一個高度概括的生產體系公式，每一種資本品的投入均以整體“1”看待，更為詳細的表示公式請參閱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關頁碼。另外，在說明利潤率對資本價值的影響時，斯拉法的表達方法和威克塞爾效應表述的不同之處在于，威克塞爾效應采用了加總后的價值構成方程。）

p=(1+r)Ap+wl(2)

其中p是正常價格的列向量，A是物質投入的矩陣，l是直接勞動投入的列向量，w是統一的工資率，r是統一的利潤率。在具有經濟意義的情況下，對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資率(w)來說，公式(2)可以相應地得出非負的、標準的和唯一的利潤率(r)的同時，還能得到唯一的正數的價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說，利潤率的決定“必須和商品價格的決定，通過相同的機制，同時進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2頁。）斯拉法的理論充分證明了在工資外生給定的情況下，利潤率和價格體系必須同時確定的原理。也就是說，資本價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價值量作為一個可測數量而獨立于分配之外的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爾、斯拉法和羅賓遜等許多學者都對資本計量悖論提出過若干重要的論述，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資本理論——價值、分配與增長理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頁。）

篇4

本文通過梳理現代宏觀經濟學演變發展歷程中的三個重要階段，主要學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思想淵源，以及其理論要點、政策主張和實踐，分析其演變發展過程的特點。

總體而言，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演變發展，是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出現而發生的，一直圍繞著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這兩大主題進行爭論和融合。這兩種基本力量此消彼長，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斷深入發展，從而豐富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實踐。

一、凱恩斯主義：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形成

(一)凱恩斯主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普遍性的經濟大蕭條。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風波，接著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大批破產，失業急劇增加。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紀初的水平；失業和處于半失業狀態的人數接近5000萬。據估計，危機期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達到了2600多億美元。傳統的經濟理論對此一籌莫展，既無法從理論上給予解釋，也無法從政策上提出擺脫困境的辦法。1這場危機促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和基本矛盾進行新的思考。統治階級迫切希望有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既要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存在，并且能提出應對的政策，但又不要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觀點，其思想主要體現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淵源是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說、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說、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的學說和霍布森的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學說。

理論上，凱恩斯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遵循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強調總需求是決定國民收入的關鍵。他提出三大心理規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在它們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機制無法自動調節并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方法上，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克服了此前傳統的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分開的“二分法”。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來消除失業和擺脫經濟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相繼接受凱恩斯理論，并根據“有效需求理論”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例如，1945年，英國政府了就業政策白皮書》，聲稱政府將穩定就業水平作為主要目標和責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政府也宣布將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重要目標。1946年美國通過的“就業法案”規定“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是聯邦政府的一貫職責”。50年代以后，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進入鼎盛時期，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二）新古典綜合派--凱恩斯主義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逐漸恢復，此后的20多年是相對繁榮和穩定發展的時期。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經濟危機提出的，追隨者必須對其理論進行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需要對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忽視的長期發展、價格和工資問題進行研究。此外，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調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要求將反映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學和反映國家干預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在這種理論和現實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

新古典綜合派的思想淵源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理論。該學派理論的最大特點體現在“綜合”上：①綜合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總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應”，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替代效應”結合起來。②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與古典學派的長期分析方法。③將傳統的對市場自行調節的機制與凱恩斯所主張的政府干預機制結合起來。④把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貨幣政策與凱恩斯強調的財政政策結合起來。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結合起來。⑥80年代以后，其“綜合”的特征還表現為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派各種理論的綜合。其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曾經說“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薩伊定律的侍從，而星期二、四、六，我卻可以是一名凱恩斯分子。”

新古典綜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張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適時適度調節，穩定經濟增長。1950年代，新古典綜合派的政策主張是補償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60年，肯尼迪總統采納了新古典綜合派代表人物托賓和奧肯的政策建議，削減個人所得稅，生產與就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這又對1970年代的“滯脹”困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應對這種困境，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緩和了階段矛盾，推遲了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剌激了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但是卻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劇。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貨膨脹率和低增長率并存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此束手無策。。5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包括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論戰中迅速崛起。

(一)現代貨幣主義

現代貨幣主義的思想淵源是費雪的貨幣數量論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該學派強調貨幣問題的重要性，主張通過貨幣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從50年代中期起，根據費雪和芝加哥大學的傳統觀點，對貨幣數量理論作了新的論述，主要觀點是：貨幣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貨幣數量變動既影響物價水平，又影響商品和勞務的生產量或國民收入的變動；通貨膨脹不僅被看成是純粹貨幣現象，而且被認為是國家干預破壞市場機制作用的后果；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計劃地穩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即按照國民收入增長率有比例地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主張。

現代貨幣主義者曾提出過六大政策命題：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而不是失業；中央銀行需要使用明確而有效的目標框架和工具變量；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全額準備金（制度）；中央銀行能夠充分精確地控制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是適宜的高層目標；貨幣應以穩定或不變的比率增長。。]

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使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爾上臺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

1979年，美國進行了一場“貨幣主義者的實驗”，美聯儲不再以利率為中心，而是使銀行儲備和貨幣供給遵循事先確定的增長路徑。這項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成功，從1978年到1982年，通貨膨脹率從13%降到了4%,失業率從6%上升到10%；但是卻使貨幣周轉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此美聯儲漸漸不再以它作為貨幣政策的風向標。

(二）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強調要注重經濟運行的“供給方面”，其理論與政策的核心是說明財政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邊際稅率的變化，對剌激勞動積極性、儲蓄與投資等的作用，進而對總供給和經濟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供給學派的學術淵源主要是古典經濟學，具體來說，主要是指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并由薩伊建立的“從供給出發，將生產、成本、生產率作為研究重點，并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政策主張的經濟理論體系”。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在經濟陷入“滯脹”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納。里根政府大幅減稅：1981年第一次總統預算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把資本收益的最高稅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蘇，失業率降低。1986年，失業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給經濟學，目的是通過增加供給提高生產率、消除“滯脹”。但推行減稅卻使稅收降低、赤字高漲，并造成低儲蓄率、低投資率、低生產率、高匯率，投資下降，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一)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

在20世紀70年代時，西方國家經濟面臨“滯脹”和大量失業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未能改變這種局面，一些經濟學家從現代貨幣主義中分離出來，形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術淵源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該學派有3個重要的假設：理性預期（經濟行為人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符合這些變量實際的或者客觀的條件數學期望）、持續市場出清（工資和價格變動非常迅速，因此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經濟當事人最大化。從這些假設中可以推導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①政策無效主張。如果貨幣當局宣布打算增加貨幣供給，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會考慮這一信息并完全預見貨幣供給增加對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因此，產出和就業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變。②減少通貨膨脹的產出和就業成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經濟體要承受產出和就業的損失。③動態時間的不一致性、信譽和貨幣規則。最優政策選擇是在動態過程中發生變化的，由于存在試圖預期政策行為的當事人，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時期內的相機抉擇政策不會導致社會目標函數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建立對規則的信譽比具體的規則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獨立的中央銀行更能建立信譽，以更低的代價實施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⑤宏觀經濟政策增加總供給的作用。附加預期變量的總供給曲線自然隱含著增加總供給的微觀經濟政策，即增加產出或者減少失業的適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廠商和工人提供更多產出和勞動的微觀經濟動機的政策。盧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潛力來自較好的、長期的、供給方的政策，其收益遠遠超過短期穩定政策進一步提高所帶來的福利。”⑥政策評價的“盧卡斯批判”。盧卡斯批判使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評價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為當事人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他們的行為，參數可能因政策規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所以無法比較不同政策產生的效果，即宏觀經濟模型對于政策評價沒有用處。

(二）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長期在西方宏觀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應對“滯脹”問題時一籌莫展，陷入困境。新凱恩斯主義的產生的理論條件是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時的軟弱無力。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沒有清楚闡釋名義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盡管新古典綜合派的薩繆爾森后來把古典微觀理論引入凱恩斯經濟理論中，但是卻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雖然發展了一種有微觀經濟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但是過于追求理論結構和分析方法的完美無暇，其市場出清的微觀分析嚴重脫離了現實，宏觀政策無效性的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在這種背景下，新凱恩斯主義產生了。由于主張政府干預，它被看成是凱恩斯主義的復也。

相比舊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的“新”主要體現在：①在解釋經濟周期波動方面，強調的是名義價格剛性，而不是名義工資剛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重要內容包括“菜單成本”理論、“近似理性”模型、長期合同理論或價格交錯調整理論。②強調實際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們來解釋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③試圖為解釋工資和價格粘性現象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微觀基礎。新凱恩斯主義把名義不完全與實際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預期假說、自然率假說結合在一起，說明名義總需求的波動如何能夠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實際效果，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干預政策如何可以穩定經濟。

四、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演變發展特點

雖然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產生和演變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識：①真實GDP的運動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推動的。M②真實GDP在長期內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內實際GDP的波動基本上是由總需求的沖擊引起的。③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在短期內存在，但在長期內不存在。④在長期內，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決定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追求一個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⑤不主張政府使用不謹慎的“微調”總需求的政策，來使產出和失業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們充分就業時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經濟穩定被看成是一個博弈理論的問題。政府的政策體系能夠影響人們的預期和行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關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紀3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產生后，經歷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趨同與綜合這三個重要的演變發展階段。

篇5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遺傳機制；變異機制；選擇機制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路徑依賴”說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納爾遜和溫特強調慣例、搜尋、創新和選擇環境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演化過程是一種慣例的學習過程。慣例是一種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是一種程序化的、說不出來的知識，且往往是自動進行的選擇，它控制、復制和模仿著經濟演化的路徑和范圍。達爾文的遺傳機制、“新奇”創生機制和選擇機制是演化經濟學類比和隱喻的基礎，為演化經濟學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