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地震災害風險分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劉吉夫，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早年從事地震地質研究，曾于2002年考入中國地震局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地球物理學家陳頤院士。畢業后前往北京師范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師從現任副校長史培軍，精力也轉向地震災害基礎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彼時，劉吉夫的博士后研究尚未出站，但震后不久，就在史培軍教授的帶領下，先后參加了科技部抗震救災專家組和國家減災委――科技部抗震救災專家組，多次奔赴地震現場開展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工作，并參與完成了汶川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報告。

在“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的支持下，劉吉夫率組對“災情綜合研判與風險分析技術研究”之子課題“地震災情綜合研判與風險分析技術研究”開展了攻關工作，希望能夠通過整合多源數據，在地震危險性分析、人口和建筑物、生命線工程易損性研究和損失評估的基礎上，綜合研判地震的災情發展趨勢，分析其可能誘發的地質災害、洪水災害等次生災害風險，研制災情綜合研判與風險分析系統，建立一套快速反應、運行可靠、準確決策的災情綜合應急研判與風險分析技術體系。同時，通過研究地震轉移安置的快速評估方法、優化模型和效益評估模型，開展地震轉移安置快速需求與資源供給評估、優化和效益評估，為應急救災決策提供服務。如果該研究圓滿完成，將會實現地震災情綜合研判與風險分析領域的兩大創新，即上述建立一套科學的“地震災情評估與風險分析系統”以及“地震災情綜合研判和風險分析系統”。

但是，盡管目標明確，劉吉夫所面臨的難題卻不會因此而減少。從數據獲取上來說，由于我國目前數據共享機制匱乏，獲取高質量的歷史災害數據和實時災情尚有一定難度。再加上我國人口分布不均衡、建筑物結構種類多樣，生命線工程數量眾多，需要開展大量實地調查研究，難度較大。另外，次生災害(地質災害和洪水災害)災情評估和風險分析、地震災害損失評估模型集成也是他需要攻克的重大技術難題。

玉樹：調研與溝通一般重

2010年“4?14”玉樹地震之后，作為國家減災委現場災害損失評估組專家的他，又在第一時間趕到災區。

為了滿足國務院迅速查明一線情況的要求，劉吉夫一行6人，克服了高原缺氧等困難，對災區人員傷亡、醫護措施、建筑物和基礎設施破壞等眾多情況進行了細致周密的調查，終于在一周之內將地面460多個點的現場資料全部搜集齊備。在劉吉夫的認知中，玉樹地震比較特殊。一是地處高原高寒地區，嚴重缺氧；二是玉樹是一個少數民族群居地，其中尤以藏族為主，占了少數民族人數的95％；三是玉樹位于三江源自然保護區內，災后重建中對生態保護的要求比較高。到玉樹，他和工作組的伙伴們闖過了“高原反應”的第一關，又開始面臨著新的問題一溝通。“如何在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工作，我們并沒有充足的經驗。所以，真正開展工作的時候，我們發現不是很了解藏族同胞，同樣地，他們也不是很了解我們。當時，、醫療隊、志愿者，還有我們的地震監測工作隊等，進駐了幾萬人，大多數都是漢族人，大家彼此之間都需要一個溝通和適應的過程。”劉吉夫舉例說，“到玉樹后，我們需要進行現場的調查和評估，但是必須有藏族導游隨行，不然，由于語言和文化差異，我們很難與之交流。”

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劉吉夫想了很多辦法，比如將自己攜帶的干糧送給藏族孩子等等。逐漸地，他們同藏族同胞之間的關系融洽起來。而看到他們很累或者因為爬山透不過氣的時候，藏民們也會熱心地將從廢墟里挖出來的奶茶、牦牛肉等送給他們。在那種物資缺乏的時刻，他們最終也沒有接受那些食物，卻對藏民們的情誼深表感動。他認為，這種溝通不僅是開展震后調研的關鍵，也是進行災后重建的必備因素。

而關于玉樹地震倒塌房屋數目可觀，劉吉夫在國家減災委論壇上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玉樹地區的房屋多為藏族建筑，其主體用木、黃泥砌成，屋頂卻是用水泥鋼筋澆筑成形形的款式，是典型的重屋頂而輕墻。這種頭重腳輕的建筑，稍微有些風吹草動，就容易倒塌。另外，采挖冬蟲夏草是玉樹地區的重要經濟來源。據說，挖一個月的冬蟲夏草可以賣到八九萬。四五月份，正是采挖季節，所以，高山峽谷河流兩邊的房子一棟挨著一棟，房屋密度很大，人也很多，地震一來，整個兒跟多米諾骨牌似的，根本沒辦法疏散。”

在嚴密的調研結果和深刻的思考基礎上，劉吉夫撰寫出玉樹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報告。至此，他已兩次成功應對地震災害，這不僅向世界展現了北京師范大學在災害科學研究領域的先進水平，而且汶川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報告和玉樹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報告獲得國務院審議通過后，也為國家制定災后恢復重建規劃提供了關鍵的科學依據。

震后：將預防提上日程

身臨兩大地震現場后，劉吉夫想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預防。

“我國大陸處在歐亞地震帶和環太平洋地震帶的包圍之中，構造比較特殊，很多地震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我國的地震研究很有特色，也吸引了國外很多災害學家的關注。可以說，在理論和方法上，我們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但是技術和工程領域卻不是很出色，今后，我們應該對此有所側重，為后代造福。”他認為，正因為中國地震的特殊性，更要加強地震預防教育，要從學生抓起，逐層深入。

汶川地震后，受成都教育局所托，劉吉夫在地震預防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撰寫了兩部中小學防災減災教材，希望能夠通過汶川地震的教訓，將互助互救的技能提高起來，貫徹到中小學生的頭腦中，防患于未然。“從整體上來說，其實，本科和研究生階段也應該設置安全課，否則，從整個安全教育體系上就會出現斷層。只有小學、中學、大學的課程形成完整健全的災害預防體系，才會產生更好的效果。”以北京師范大學為例，該校在防災減災方面就有很多的實戰經驗，既有減災與應急管理研究院、地表過程與資源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也有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環境學院等，課程設計上比較系統，形成了深厚的理論和方法基礎，且在該領域人才輩出，完全具備進行防災減災高等教育的能力。

對于防災減災，劉吉夫總是強調“意識”，只有加強防范意識，才能培養出強大的防范能力。這種重視，不應該單純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重視，而應該是社會主流意識上的重視。“相對于安全生產，顯然，我們對防災減災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充分。防災減災意識的提升，不是朝夕可至的，它需要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篇2

關鍵詞：避震疏散場所防災評估合肥市

中圖分類號：TU976+.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汶川地震發生之后，顯示出我國城市避震疏散場所現狀綜合防災能力比較薄弱。合肥位于地震強度和頻度均居全國第二的華北地震區，又地處我國23條主要地震帶之一——郯廬斷裂帶，因此，為提高城市現狀避震疏散場所防災能力和加快推進避震疏散場所規劃建設，建立避震疏散場所現狀防災能力基礎條件評估體系，主要包括城市災害要素及風險分析、應急避難場所用地資源潛力分析、綜合防災分區劃分及避震疏散場所用地指標確定；對城市避震疏散場所現狀防災能力進行科學評估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

2. 城市地震災害風險分析

2.1城市地震資料背景

合肥市是國務院確定的全國13個地震重點監視防御城市之一，又是中國地震局確定的全國5個重點防震減災示范城市之一。合肥市地震環境影響區域有四組六條不同規模的斷裂帶，包括池河-西山驛斷裂、烏云山合肥斷裂、肥中斷裂、六安-合肥斷裂、韓擺渡-肥西斷裂、橋頭集-東關斷裂。

2.2 地震災害風險分析

根據合肥市建筑物結構類型與年代分布情況，依據整體風險評價方法、地震風險等級劃分方法與標準，合肥市區共分23個地震風險等級區域。根據地震風險分析，合肥市大部分地區的地震風險都處在合理接受水平的范圍內，但也存在部分地區地震風險非常高或比較高，因此，必須采取規劃措施來減低地震風險。

2.3 地震次生災害風險分析

地震次生災害風險分析主要包括火災、洪水、重大危險源等災害風險分析。通過GIS軟件，對建筑密度、防火等級；人口密度、與危險建筑、與水源、與消防站距離等分析，得出城市火災風險評價。洪水淹沒范圍分析是用來評估不同狀態下洪水的淹沒情況以及分析河堤壩建筑面臨洪水時所起的作用。主要利用HEC-RAS、HEC-GeoRAS、GIS軟件，對合肥市水力和進析20年、50年、100年一遇的漫流淹沒區域進行比較分析。

地震發生時合肥市的重大危險源有化工廠、儲氣站、石油庫。利用ALOHA、FRED軟件模擬出各點毒物濃度、熱輻射和沖擊波超壓值，得出全市范圍內重大危險源的個人風險。跟據城市主導風向判斷，中心城區西南區域的個人風險最高（見圖2-4）。

2.4 城市地震災害安全空間評估

結合地震、火災、洪災等種主要災害風險分析，按照自然與人為兩種災害，分別按照損害程度高、中、低三種，通過打分及疊加權重，綜合評分后，得出合肥城市安全空間分布（見圖2-4），

3. 避震疏散場所現狀問題分析

3.2.1避震疏散場所現狀概況

目前，合肥市已經建立起8個市級應急避震疏散場所和疏散基地、207個社區民防應急避震疏散場所，正在籌劃、在建和擴建12個市級中心應急避震疏散場所。當前合肥市的避難空間基本滿足了使用面積上需求，但避震疏散場所的硬件和軟件建設亟待完善提高。

3.2.2避震疏散場所現狀問題分析

目前，合肥市對災后避震疏散和救援工作考慮較少，避震疏散場所規劃和建設力度不夠。因此，合肥市現狀避震疏散場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避震疏散場所規劃滯后和管理體制不完善

（2）公共避震疏散場所建設標準較低和配套設施不完備

（3）城市避震疏散場所數量不足和網絡不健全

（4）缺乏對城市避震疏散場所的平災綜合利用

4 避震疏散場所現狀空間資源潛力分析

4.1綠地避震疏散場所空間資源

合肥市各類體育場地占地面積549.1公頃。其中，大型體育用地約80公頃。建筑面積總數為28.9萬平方米，人均0.08平方米；場地面積為227.2萬平方米，人均0.68平方米。除建筑物、體育設施及周邊建筑物可能損壞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災空間場所有效面積按總面積60%計算，可利用面積約330萬平方米，人均1.0平方米。

4.2體育設施避震疏散場所空間資源

合肥市各類體育場地占地面積549.1公頃。其中，大型體育用地約80公頃。建筑面積總數為28.9萬平方米，人均0.08平方米；場地面積為227.2萬平方米，人均0.68平方米。除建筑物、體育設施及周邊建筑物可能損壞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災空間場所有效面積按總面積60%計算，可利用面積約330萬平方米，人均1.0平方米。

4.3學校及體育場避震疏散場所空間資源

合肥市現有中小學256所，占地約374.3公頃，中小學體育場總面積47.88公頃。除建筑物及周邊建筑物可能損壞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避震疏散場所有效面積按總面積30%計算。教育用地可利用面積約112.3公頃，人均0.34平方米。合肥現狀中專院校與高等院校達到5000平方米以上體育場地的學校有28所，體育場地總面積達32.34公頃。合肥現狀公共體育場地達到5000平方米以上的有16個，大型體育場地總面積達20.96公頃。根據以上分析得出，可用于避震疏散場所的教育和大型體育場地面積約165.6公頃。

4.4廣場避震疏散場所空間資源

合肥市區現有大型廣場5處：勝利廣場、和平廣場、市政府廣場、人民廣場、明珠廣場，總面積29.2公頃。除建筑物及周邊建筑物可能損壞或倒塌占地外，可用于防救災空間有效面積按80%計算，可利用面積約23萬㎡，人均0.07㎡。

5現狀避震疏散能力評估

綜合公園綠地、學校、體育場地、體育設施、廣場五類主要的可用于避災的場地總有效面積約2456.9公頃，人均避災有效面積約7.37平方米。其中，公園綠地人均有效面積5.8平方米、中小學人均有效面積0.34平方米、體育設施人均有效面積1.0平方米、廣場人均有效面積0.07平方米。按照避震疏散場地人均有效面積3.0平方米，可以支撐約819萬人的避震疏散要求（見表5-1）。

表5-1避震疏散場所用地資源統計表

6總結

首先，通過合肥市地震災害要素及災害風險的GIS評價，確定城市地震災害安全空間。其次基于合肥市現狀避震疏散場所現狀分析，診斷城市避震疏散場所現狀存在的主要問題。最后對城市現狀綠地、學校、廣場等避震疏散場所用地資源總量和空間分布進行分析，作出分階段、分區域現狀避震疏散場所的抗震防災能力評價。

參考文獻：

[1] 合肥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合肥市城市避震疏散場所規劃

[2] 合肥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合肥市綜合防災規劃

[3] 李改維. 合肥市城市綠地系統防災避險規劃. 中國城市林業, 2010. 03

篇3

關鍵詞:泊松過程 地震災害 風險管理 保險

中圖分類號:F840.64,X43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自然災害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損失,雖然自然災害的發生無法避免,但人們可以對這類災難性事件的風險進行有效管理,減輕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自然災害金融風險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有效管理這類災害的后果并加強預防,減少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降低人類社會對自然災害的脆弱性。

本文以地震災害為例,研究地震災害背景下提供保險的問題。由于人類社會及生存環境對地震災害的脆弱性,有學者認為地震災害金融風險管理應視為一類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以政府行為為主導。而從風險管理的觀點來看,為地震保險之所以存在困難,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地震災害中,保險各方都有較大損失,因此不能采用常規的保險統計方法提供地震保險。其次,通常為地震災害提供保險,大范圍的債務責任卻擁有相對較少的災難保險儲備金,或缺少合適的保險費率厘定方法。由于提供地震保險存在上述兩個及其他困難,保險公司難以承擔其帶來的巨大風險,一次破壞性地震可能會導致許多保險公司破產,因此目前世界各國的地震風險大都由政府和保險公司共同承擔,即政府負責宏觀的管理,保險公司處理具體的保險業務。

由此可以看出,關于地震保險,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1)地震中經濟損失的確定;(2)重大地震災害中保險企業破產可能性的確定,即保險企業的極限承保能力。確定地震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為承保者提供一種理論工具,評價地震后可能要面對的貨幣債務的嚴重程度。而確定重大地震災害中保險企業的極限承保能力則可以幫助承保者分析交替儲備水平對破產可能性的影響,分析市場行為失效閾值,提高保險企業金融風險管理水平。

2、地震災害經濟損失評估模型

在概率論中可以用一個或有限多個隨機變量來描述隨機現象,然而對有些現象還需要研究它的發展變化過程,這類現象若僅用一個或有限多個隨機變量描述它,就不能揭示其全部統計規律性,于是,出現了隨機過程理論。本文所采用的泊松過程是一種累計隨機事件發生次數的最基本的獨立增量過程,是描寫隨機事件累計發生次數的基本數學模型之一。

假設地震及余震后的區域經濟服從參數為 的泊松過程。初始地震損失為 ,余震損失記為 。通常震后造成的破壞不如初始地震造成的破壞嚴重,因此假設余震帶來的損失隨時間按負指數衰減。即如果一次地震的初始損失為 ,經過時間 后,損失則為 ,其中 為指數分布系數(速率)。設 為時刻 發生余震的總數,經濟損失記為 是獨立的且同指數分布,與 獨立[1]。

將地震發生時刻記為0,余震結束時刻記為 。則時間間隔 內總的經濟損失即為

其中 為第 次余震發生的時刻。由方程(1)可知 是一個隨機變量。因此,要進行金融風險管理,為承保者制定合理的目標,需要確定地震及余震在 區間內的損失期望 。

計算損失期望值的方法有很多。首先,考慮時間 內的震動總數 ,有

當滿足條件 時,無序的到達時間 是 區間內獨立均勻分布的隨機變量。因此,若 ,記 為 區間內獨立且均勻分布的隨機變量,則 與 具有相同的分布。綜上所述可以得到

其中 為初始地震的平均經濟損失, 為 區間內均勻分布的隨機變量。為確定方程(3)右邊最后一項的期望,由公式

可以得到

又根據泊松過程的性質可知 [1],求期望值得到

方程(6)即為我們所要的結果。通過研究泊松過程的性質可以看出,建立地震及余震后的平均經濟損失評估模型是可行的。

根據方程(6)可知,前面建立的平均地震損失評估指標 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1) 地震發生的頻率( ),

(2) 平均初始地震損失( ),

(3) 指數分布系數( )。

例:假設一次帶有余震的地震發生時刻為0,初始損失 。設 ,要求確定五小時后的平均損失。將 值代入公式(6),可以得到這種情況下的平均地震損失為￥1,986,524。

下面討論 的影響因素,即參數 和初始損失值 的性質:首先,當地震發生的頻率( )增大時平均經濟損失會增加。從承保者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對于兩次持續時間相同的余震,強度較大的那次余震會導致較高的期望經濟損失。第二,指數分布系數( )增加對于前面建立的平均損失評估模型有不確定的影響。可以證明,若 ,則速率越大,平均經濟損失就會越小。最后得到的總的平均損失評估指標是平均初始損失 的增函數。即初始損失越大,平均經濟損失也越大。

3、保險企業極限承保能力模型

保險企業極限承保能力定義為保險企業的最大賠付能力,超過這一限額,保險企業將破產。假設發生了重大地震并且保險企業償還了保險,以系統動力學和隨機過程理論為基礎,通過分析保險企業破產可能性,確定企業極限承保能力。

從承保者的角度來看,企業破產問題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索賠者的保險額,因為他們有可能在地震發生后獲得賠償。假設發生地震及余震,結束時刻為 。只要索賠者在時刻 的索賠額度超過了承保者在時刻 的現金余額,保險公司就會破產。由于地震是隨機發生的,保險索賠者的需求滿足過程也是一個隨機過程。因此,上面所描述的事件并非一個必然事件,而是一個偶然事件。下面討論如何確定這一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企業破產的可能性可以通過幾種方式求得,考慮前面建立的地震經濟損失評估模型,假設保險公司受到地震的影響,地震中投保的受害者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該過程符合速率為 的泊松過程。相繼的索賠金額 是獨立同分布的,分布函數為 ,其相對 也是獨立的, 表示時刻 索賠者的數目。 記為相繼的索賠者索賠的時間間隔, 記為每個保險公司的初始現金余額,并假設該保險公司每單位時間現金流入的速率恒為1。

下面確定保險公司破產的可能性 ,它是初始現金余額的函數。首先需要確定不破產的可能性 ,即保險公司仍具有償還能力的可能性。

(7)

方程(7)右邊一項是指保險公司在每個可能的時刻現金余額保持為正值的可能性。以前 時間單元為條件,采用科爾莫戈羅夫向后方法簡化方程(7)的右側。如果在這段時間間隔內沒有索賠者獲得保險賠償,則保險公司的現金余額為 。若只有一個索賠者獲得保險,現金余額則為 。綜上所述可得

(8)

其中 為保險公司在最初的前 時間單元內接待兩個或更多索賠者的可能性,它是 的高階無窮小。將公式(8)兩邊同時減去 ,并同時除以 ,整理得到

(9)

令 ,則 ,得

(10)

方程(10)為具有償還能力的可能性,即 的常微分方程。求解微分方程(10)時,可以更新理論為基礎,首先,將方程(10)轉換為一個更新方程,其次,換元并求解滿足該更新方程的更新函數。由此可得

(11)

其中 為更新函數。令 ,然后求極限,已知 ,且 ,其中 。將 和 代入方程(11),得到 。由此可知在有限的情況下,維持營業的可能性為1;相反破產的可能性即為0。

4、結語

保險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經濟行為,地震保險也面臨著一些根本性的困難。地震具有非故意行為所致、偶然發生、有造成重大損失的可能性、造成的損失可以用貨幣衡量的特點,這些是開展地震保險的基礎。目前,人們雖然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地震災害數據,有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但尚不能完全掌握地震發生的規律,致使地震保險業務本身的風險很大。其次,地震發生時間的不確定性和災難保險儲備金不足是開展地震保險業務的障礙之一,使得地震保險成為一種不同尋常且難以處理的保險問題。

本文運用泊松過程理論建立地震災害經濟損失評估的數學模型。通過地震經濟損失分析,建立保險企業支付保險金后破產概率數學模型,以破產概率作為確定保險企業極限承保能力的依據。本文提出的計算模型和分析方法,有助于保險企業提高地震災害金融風險管理水平,對于保險企業與政府確定各自的責任分擔和責任限度額也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

參考文獻:

[1] 樊平毅.隨機過程理論與應用[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91-94.

篇4

關鍵詞：地震保險；危險單位；再保險；風險轉移

中圈分類號：F84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69X(2006)06—0040—03

一、地震風險與損失補償

我國是世界上多地震的圍家。也是蒙受地震災害最為深重的國家之一。自公元前1831年我國有地震的歷史記錄以來，至今共記錄到6級以上(含6級)強震800多次。遍布于除浙江、貴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就浙江、貴州兩省而言，也都發生過5—6級地震。我國大陸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1／4。但20世紀有1／3的陸上破壞性地震發生在我劇。死亡人數約60萬，占全世界同期因地震死亡人數的一半左右。另據資料顯示，我國有60％的國土處于地震烈度Ⅵ度以上地區，其中地震烈度為Ⅶ度和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區約占全國面積的40％。就城市來看，60％的5O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位于Ⅶ度和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地區。表一是根據現有資料整理的1990～2000年我國大陸地震及其成災事件統計。

地震可以形成眾多直接和次生災害，嚴重的破壞性地震往往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有的甚至是毀滅性的。目前我國地震災害的損失補償主要依靠政府救濟和民間捐助，補償程度極為有限。主要解決公共設施和最困難群體的住房恢復重建，一般公眾和企業的經濟損失難以得到補償。在國外，較多國家(如美國、日本、法國、新西蘭等)通過建立國家地震災害保險計劃，作為地震損失主要的經濟補償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在我國，雖然1998年3月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法》(以下簡稱《防震減災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了“國家鼓勵單位和個人參加地震災害保險”，但一直沒能建立起國家統籌的地震保險計劃。

二、我國地震災害保險發展現狀

由于地震事件的大災難、大范圍、小概率特征，地震災害保險是一項特殊的財產保險業務。國內保險業對地震責任的承保，在風險認識上有一個前進的過程。在1996年7月以前，由于缺乏對地震巨災風險的防范意識，我國保險業一直將地震責任包括在企財險的保險責任之內，而且在費率中也沒有單獨考慮地震責任的風險因素。由于逐漸意識到地震損失的突發性、破壞性和保險賠付的潛在壓力，當時負有保險監管職責的中國人民銀行下文規定，自1996年7月起。將地震責任從企財險的保險責任中剔除。應該說，在我國保險業發展初期，由于地震風險對保險業的巨大償付壓力，在缺乏科學的精算依據，地震巨災可能帶來的損失無法控制等狀況下。停止地震風險的承保是正確的。但這種對市場供給的強制性抑止無疑不符合市場化原則，也不利于國內地震損失分散和補償機制的探索和建立。隨著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風險轉移者對購買地震保險業務的要求與日俱增，迫于形勢和市場需求，近幾年來政策有所松動，保險監管部門允許保險公司以附加險形式承保地震責任，但禁止零保費承保。

日前保險市場承保地震責任的基本情況是：一方面，隨著保險業風險防范意識逐漸提高，國內保險公司對地震風險持謹慎承保態度；建筑工程險包含地震責任，企業財產險需要另行特約承保，而家庭財產險、機動車輛險等險種則將地震風險列為除外責任。在承保實務中，基本上也采取了限制保險金額、設置絕對免賠率、高比例分保等控制地震賠付風險的措施。另一方面，由于保險公司數量快速增加，保險市場競爭加劇，保險公司的風險控制措施多少顯得蒼白。加之國內保險業沒有獨立的地震保險產品和費率，地震保險以擴展責任或附加險的面目出現，更使地震承保風險的控制措施流于形式。在一些業務的爭奪上，保險公司往往投客戶所好，以免費贈送地震保險責任為優惠條件，使實際凈費率不升反降。

以上情況說明，國內保險公司對地震風險還缺少成熟認識，對地震風險的保險處理顯得經驗不足和隨意性大，多數地震責任的承保公司對地震風險抱有僥幸心理，在實務操作中根據業務發展需要，要么控得過死，要么放得過松。而地震保險責任的承保率也不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建／安工險(約占總地震風險保額的50-60％)。地震保險對震害險的分散和補償作用極為有限。以上二現象從根源來看，是因為我國對地震保險缺少統一的制度安排和風險管理措施，沒有建立國家統籌的地震保險計劃；地震保險作為一項巨災補償機制或者說資源，在管理和安排上顯得過于零亂和分散，不能有效起到震害補償和經濟保護網的作用。

三、我國地震保險制度的構建

(一)加速建立國家地震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1．提高地震安全意識和災害補償的能力。

相比其他損失補償機制來看，地震保險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能夠在地震災害發生前廣泛動員和集結社會成員的資金，形成地震損失補償基金。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災后的經濟補償能力，改變災害發生后只能向政府等、靠、要的現狀，有利于快速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并且地震保險制度的保費繳納義務使人們置身于地震災害防范制度內，能夠有效增強地震安全和防災防損意識，有效落實國家有關抗震設防要求。

2．降低國家財政負擔。

目前政府救濟是我國地震災害發生后最主要的經濟補償手段，災害補償款往往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通過建立地震保險制度，在國家財政、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投保人之間形成地震險的分擔機制，可以有效降低國家財政的負擔，也符合社會公平原則。

3．是保險業防范風險的需要。

目前保險業對地震賠付可能誘發的系統性風險缺少足夠的認識。盡管近些年來我國地震頻發，造成丁大量物質損失和人員傷亡，但由于災區主要集中在保險覆蓋牢低的西部邊遠地區，因而地震損失對保險業的實際影響并大，保險公司對地震巨災的風險暴露也不突出。但是需要意識到：

第一，國內保險業承保地震風險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隨著城市密集度的提高，危險單位越來越大，地震風險將過于集中。因此地震風險可能對保險業造成的破壞性沖擊的強度也越來越大；第二，我圓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開展使西部邊遠域的實投資和基礎沒施建設快速發展，存在較大的地震保險需求，保險業將不能再置身于地震災害之外；第三，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開放步伐加快，客戶對開展地震保險業務的要求與日俱增，特別是一些涉及兩國政府協議和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項目。地震保險經常作為項目的必備條件之一。以上這些客觀現實都將使我國保險業必須直面地震保險的研究和發展，以及自身承保風險的控制問題。在國內因地震等巨災損失導致償付能力不足是保險公司破產倒閉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是地震險的高發區，而且國內財產保險業整體資本金偏低，認識地震賠付責任對我國保險的影響并盡早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二)建立地震保險制度的有利因素。

1．政府部門對地震災害的高度重視。

在l998年《防震減災法》和2001年的強制性國家標準《中國地震動參數區5~1．1圖》頒布實施后，我國各省區的防震防損意識明顯增強，地震安全性評價工作得到重視，在城市規劃、建設工程上的抗震設防能力和水平均有了大幅度提高。據悉，在國家頒布《中國地震動參數區劃圖》后，福建等較多省份還自行組織有關專家，對本省抗震設防烈度、地震動峰值加速度和地震動反應譜特征周期進行了劃定，并制定了相應的省區劃圖，精度到鄉(鎮)。這一系列舉措在較大程度上降低了地震保險計劃的建立成本。

2．技術上的可行條件。

(1)地震在時間和空間分布的不均勻性給地震保險計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在對風險匯聚進行統籌管理的條件下，保費可以實現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互補貼。我地域遼闊，一次震害事件所致危險單位的相對有限性使風險的空間分散成為可能；而地震活動過程中活動期和平靜期交替出現的周期性現象說明地震損失在時間進行分攤也是可以實現的。

(2)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地震活動監測數據。我國以1966年邢臺地震為起點，不間斷地加大監測、預報地震和地震科研的力度，積累了大量連續、可靠及完整的觀測資料。為地震保險計劃的建立提供了科學數據基礎。

(3)保險業對地震風險承保已經積累一定經驗。例如人保公司利用AIR中國地震模型完成了對中國的詳細地震風險分析評估，其中包括了家財險、企財險以及建／安工程險等。

3．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在需求。

地震災害的破壞性使得國民經濟建設對地震保險的需求逐步提高。利用保險工具轉移風險已經成為眾多企業和經濟實體的首選方式。我國普通居民雖然在巨災損失的補償安排上習慣于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救濟與援助，不愿意自己購買保險。但隨著加強地震保險知識的宣傳教育，并且在地震保險制度建立后逐步削弱政府財政救災的投入，可以實現從“依靠政府救災”向“以購買保險為主”的地震損失補償機制的誘致性制度變遷，地震保險的需求也必然大幅增加。

(三)建立地震保險制度的重要著眼點。

1．政府支持和地震風險分擔機制的建立。

地震保險因其風險的集中性和損失的巨大性決定丁單憑保險公司的商業化運作將無力承擔，按照目前國內產險公司的資本金總量。一次災害性大地震的損失金額就有可能使保險業陷于償付危機。如果要充分發揮保險公司在參與建立國家地震保險制度中的積極作用，必須要率先解決好地震風險的分擔機制和政府支持政策。政府對地震保險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1)國家對保險公司的地震保險

業務實行稅費減免政策，以提高地震保險的供給；(2)國家對保險公司地震保險責任準備金的投資收益給予政策和稅收方面的優惠；(3)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制定地震保險基準費率并由財政承擔“最終保險人”責任；(4)國家通過立法和行政支持手段，加大地震保險計劃的實施力度和提高參保面，逐步提高保險機制在震害補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國家政策支持的基礎上，保險公司發揮風險管理和市場化運作優勢，提供地震保險產品。

2．建立多層次的地震風險準備金。

目前我國財產保險公司提取的準備金主要有來到期責任準備金、未決賠款責任準備金和IBNR準備金等，并沒有要求提取應付地震等巨大自然災害的巨災責任準備金。鑒于我國保險業已經以責任擴展或附加險形式承保地震風險，而且社會對地震保險的需求也較大，因而從現在起就有必要單獨提取地震保險責任準備金(國家應在財務制度和政策上對保險公司的地震責任準備金予以確認)。在國家地震保險制度建成后，除了保險公司提取的地震保險責任準備金外，接受地震分保的再保險公司將提取地震再保險責任準備金。而國家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地震巨災的統籌后備基金，從而形成三層保障的地震損失補償體系。

3．做好地震保險區劃。

相同震級的地震在經濟發達地區、次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所產生的災害后果有很大差別，相同經濟水平的城市如果處于同一地震的不同烈度區。災害損失程度也有很大差別。所以以國家頒布的《地震動參數區劃圖》等技術資料為基礎進行地震保險區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地震保險區劃是反映各地地震風險差異和制定合理保險費率的基礎。地震災害空間分布極不均勻，而不同地區的震災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又有很大差異，因而采用同樣的地震保險費率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于提高投保人的參保積極性。所以在建立國家地震保險制度之前，必須要首先做好地震保險區劃，針對每個地區的實際情況，細化地震保險的保險費率和制定不同的承保管理政策。

4．風險再分散機制的有效運用。

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的資本金總量較低，發生破壞性大地震極可能誘發保險業的系統性風險。因而地震保險的經營主體要高度重視自身的風險控制，積極利用各種工具實現風險的再轉移和再分散。向國際再保險市場分保和發行地震巨災債券是兩種可行的方式。國際再保險公司的資本金總量超過了4000億美元，而且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巨災風險管理技術，隨著我國保險市場的開放，國際再保險企業對在中國開展地震保險業務興趣濃厚。通過發行地震巨災債券將地震超賠風險轉移到資本市場在保險發達國家已有較為成熟的做法，國內保險公司也應積極借鑒。（作者：劉樹峰，來源：《金融與經濟》

參考文獻：

1．國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地震災害損失預測研究組．中國地震災害損失預測研究【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

篇5

關鍵詞：地震 防災 災害損失 基礎設施 風險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6）08（b）-0084-02

區域綜合防御體系是研究重點防御區減輕地震災害的戰略措施，其地區范圍既可跨市，也可跨省，它是對一個地區抗震防災的宏觀的、指導性的措施和對策。由于中強地震波及范圍廣，在一個特定范圍內形成受災區，對區域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產生嚴重后果，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威脅，美國、日本以及我國大陸與臺灣等地區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展了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多個方面的研究。

1 美國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

美國加州是美國地震危險性最高的地區，針對該區域美國開展了多個區域地震災害綜合防御體系的研究。1990年，加州地震安全委員會主持開展了加州減輕地震災害損失體系的研究[1]。1990―2002年期間，減災計劃實施已投入190億美元，年均15億美元。該研究共開展148個減災項目：地震地質（15個）、科研（13個）、教育（12個）、經濟（12個）、土地利用（13個）、既有建筑（15個）、新建建筑（12個）、基礎設施（10個）、減災準備（12個）、應急響應（18個）、恢復重建（16個）。其中，重點研究加強區域重大骨干基礎設施[如重大交通基礎設施（橋梁）的抗震加固]和區域應急救助資源建設（如投入最多的一項是醫療系統的抗震防災，共投入71億美元）。加州減輕地震災害損失體系以未來地震災害風險評估為基礎，分項目、分部門等條塊的進行，其顯著特點主要是以法案為主導體制，以項目實施為手段，以持續改善區域承災體抗震能力為基礎，以重大基礎設施和救災設施抗震能力的提升為主線，以科技能力提升為支撐，以強化應急預案和應急響應能力為補充，通過災后恢復重建完善災區防災體系。

南加州開展的“The Shake Out Scenario”綜合防災計劃[2-3]。2008年，由來自USGS，加州地質調查所，南加州地震中心和地震安全委員會加州辦公室的300多名科學家、工程師和各領域其他專家共同研究了南加州“The Shake Out Scenario”綜合防災計劃。“The Shake Out Scenario”綜合防災計劃基于歷史數據預測了舊金山灣地區在未來30年（2003―2032）發生7級以上地震的幾率達到62%，所以假想美國圣安德烈亞斯斷層發生7.8級地震進而引發1 600多處起火，假設斷裂帶運動的裂度和強度，基于地震學模擬地震發生過程和影響范圍，分析影響區域狀況（人口、建筑、火災源、天氣等），研究地震對區域、城市基礎設施的破壞情況，評估地震災害損失并制定相應的減災規劃方案。該綜合防災體系的顯著特點主要為以情景假設為研究基礎，以地震學模擬、GIS空間分析技術和軟件仿真等為手段，以典型建筑結構、疏散、爆炸等理論模型為依據，綜合地球科學、物理破壞和社會影響多方面，估計地震危害，制定減災措施。

由美國的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研究可知：區域地震災害綜合防御是以地震災害損失風險評估為依據，以加強基礎設施、建構筑物等的抗震能力為手段，以制定應急疏散救援和恢復重建計劃為對策，體系的重點在于防災計劃實施的連續性、更新性。

2 日本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

日本的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都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4-6]。該綜合防災體系是以假定震源位置、地震等級以及當時環境因素（如風速等）進行災害情景模擬，并結合災害調查進行災害風險評估，對不同情景的人員死傷和設施損毀情況予以推測，以制定應對措施。

日本東京都區域主要是遵從“災害評估災難預防規劃災變危機應急體系”三位一體的循環危機管理模式來編制區域抗震防災計劃。其主要特色為以區域地震災害綜合風險評價為基礎，區域空間防災結構區劃為平臺，區域應急交通體系為骨干，構建多層次多方式保障救災通道，支撐區域綜合防御體系的“三位一體”救災體系和區域不同類型的多等級應急避難疏散場所支撐體系，加強區域城鎮多源、多方式應急供水體系建設和區域醫療衛生應急救助依托中心及醫療資源建設，強化區域多中心互為備用的多冗余應急電力、通信支撐體系，建設區域抗震救援資源配置體系（如物資儲備庫、救災設備的優化布局等）。

3 臺灣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

臺灣地區位于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相接觸的活動帶上，災難性的地震頻繁發生，造成的震災也非常嚴重。因此，臺灣地區早期也開展了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相關研究。臺灣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也以地震風險分析和評價為基礎，預測不同地區的地震損失率，進而配置防災救災資源，并保障區域主要救災干道的連通性，構建了區域救災物資的支援體系和物資的城鄉分發體系。臺灣地區的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是在汲取日、美國家防災經驗的基礎上，強調地區綜合防御體系的落實，突出地區城鎮防災資源優化配置[7-9]。

4 中國大陸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

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大陸開始了區域抗震防災方面的研究。1988年底，《京西北―晉、冀、內蒙古交界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10]項目的開展，是抗震減災領域中，由單體到城市，由城市到區域防災的第三個里程碑。1989年，江蘇省建設委員會組織開展了《江蘇省長江三角洲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11]工作。

在開展了早期的兩個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研究之后，國內相關專家學者[12-16]在構建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設想、區域地震災害綜合防御體系能力的評估模型、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編制模式以及城鄉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構建思路與框架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工業大學抗震減災研究所的蘇經宇研究員等人所提出的在城鄉防災體系建設中考慮兩道防線的思路，形成由點―線―面構成的城鄉救災空間格局，并初步構建城鄉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框架和城鄉救災空間布局模式。

5 結語

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建設應以地震災害綜合風險評估為基礎，開展抗震防災空間結構布局，配置應急保障基礎設施和應急服務基礎設施，建立應急救災資源的區域聯動聯防體系和制度，構成一個完整的區域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

參考文獻

[1] California Seismic Safety Commission.California Earthquake Loss Reduction Plan（2002-2006）[Z].

[2] California Seismic Safety Commission. Shakeout Scenario Supplementary Reports[Z].

[3] Sinan O. Ak?iz， Lisa Grant Ludwig，J Ramon Arrowsmith，et al.Century-long average time intervals between earthquake ruptures of the San Andreas fault in the Carrizo Plain， California[J].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0，38（9）：787-790.

[4] 滕五曉，加藤孝明，小出治.日本災害對策體系[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

[5] 東京都.東京都震災預防計劃（昭和58～62年度）[Z].

[6] 東京都.東京都地域防災規劃震災分冊.2007修訂版.

[7] Pelling M，Maskrey A，Ruiz P，et al.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A global report reducing disaster risk：A challenge for development[R].New York：UNDP，2004.

[8] 戴瑞文.地震災害之防災系統空間規劃及災害潛勢風險評估之研究[D].臺灣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1995.

[9] 陳亮全，賴美如.地區防災計劃研擬之初探[C]//第四屆防災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00.

[10] 京西北-晉、冀、內蒙古交界區區域綜合防御體系協作組.京西北―晉、冀、內蒙古交界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Z].1992.

[11] 江蘇省建設委員會防震抗震領導小組抗震辦公室.江蘇省長江三角洲地區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Z].1996.

[12] 畢興鎖，邸永壽.地區性抗震防災綜合防御體系的設想[J].山西建筑，1991（2）：20-24.

[13] 徐祥文，黃崇福，胡寶生.區域地震綜合防御體系的模糊數學模型及其能力估價與對策[J].中國地震，1992，8（2）：61-72.

[14] 李延興，李明傳.區域綜合防震減災規劃模式研究[J].城市與減災，2001（4）：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