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考古學和歷史學，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渤海國五京是其轄境內重要的地理樞紐和行政統治中心。從流域的角度觀察,渤海上京龍泉府地處牡丹江流域,中京顯德府地處圖們江中游左岸,東京龍原府則坐落在圖們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鴨綠府坐落在鴨綠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鮮東海的沿海盆地中。這些地域分別是古代東北的肅慎、穢貊、沃沮、高句麗等民族的活動中心。渤海國的五京之設對東北地區乃至東北亞區域的各個民族政權的五京制度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近十年來,有關渤海國的考古與歷史學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我們擇其要點對這些浩如煙海的學術成果進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綜述。

一、渤海國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環境

(一)渤海國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國五京包括上京龍泉府、中京顯德府、東京龍原府、西京鴨綠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國的統治中心。最早對渤海國五京作記載的歷史文獻是《新唐書·渤海傳》?！缎绿茣げ澈鳌分皇墙榻B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經過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們對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經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其中,較早對渤海上京龍泉府進行實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寧古塔的流人。他們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著作中保留了許多記錄渤海上京龍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當時他們錯誤地認為渤海上京龍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會寧府遺址”。對這一錯誤認識提出質疑的則是清乾隆年間的大學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時期的重臣,曾兩次充任伊犁將軍,軍功顯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編撰《滿洲源流考》。據《滿洲源流考》載:“考龍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卑⒐鸬热私涍^實地考察得出此結論。此后,曹廷杰等人經過實地考察又提出“東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龍泉府遺址的觀點。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東北地理的專家,他撰寫的《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偏紀要》和《東三省輿地圖說》對于東北史地的研究意義重大。

較早對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進行著錄的是吳祿貞的《延吉邊務報告》。吳祿貞是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者,與蔡鍔齊名,有“北吳南蔡”之稱。1907年7月,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吳祿貞隨行任軍事參議。此時,日本制造輿論,企圖吞并中國的間島地區。吳祿貞隨即編寫《延吉邊務報告》,成為中日就間島問題談判的重要依據。

關于渤海國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是:“上京龍泉府位于現今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的上京城,中京顯德府位于現今吉林省和龍市頭道鎮的西古城,東京龍原府位于現今吉林省琿春市三家子滿族鄉的八連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現今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鴨綠府推斷位于現今吉林省臨江市市區?！?/p>

五京中唯有上京龍泉府的地理位置沒有爭議,其他四京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認為,朝鮮境內咸鏡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為東京龍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為南京南海府故址。學術界對于“青海城址為南京南海府”這一觀點基本認可。田村晃一認為:“從現在發現的瓦當來說,西古城決不能說是遷都上京以前的顯州。”

有學者從流域的角度對渤海國五京的分布狀況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圖們江流域的歷史與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舊國、東牟山及相關歷史地理問題》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圖們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龍市西古城,以及琿春市的八連城都是渤海國都市文明的標志。王禹浪先生認為:‘中京顯德府與延吉市郊區的城子山山城等圖們江海蘭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國遺址構成了渤海‘舊國的范圍’?！?/p>

鄶艷麗《東北地區古代城市空間形態發展背景與進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顯德府(吉林省和龍縣西古城)和東京龍源府(吉林省琿春市)在圖們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帶?！?/p>

然而,渤海國的五京分布并非是僅僅分布在圖們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鮮半島北部靠近朝鮮東海的沿海地區,而西京鴨綠府則顯然是分布在鴨綠江流域。鴨綠江、圖們江、牡丹江都發源于長白山的天池,唯獨南京南海府是臨近朝鮮的東海。這一空間分布的規律,向我們昭示了渤海國的疆域其實沒有離開長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據長白山山脈東西南北的走向而沿著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圍繞著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鎮,也大致圍繞著這五個中心而廣泛地分布著,當然連接這五京的就是渤海國的主要交通線。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中,對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詳細的介紹,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西城鎮城南村,西南距和龍市約25公里,東北距延吉市約55公里。城址地處海蘭江流域最大的平原———頭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約2公里處為東西向流淌的海蘭江,其北約0.25公里處為低矮的山岡?！?/p>

宋玉彬主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中介紹:“城址地處長白山北坡余脈丘陵河谷地帶,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約1.5公里處為圖們江最大支流海蘭江的中游區段,海蘭江自西向東橫貫頭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頭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區域地勢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處丘陵區,其南為頭道平原開闊區域?！?/p>

關于上京龍泉府下轄州的地理位置,學者們也作了論述。蘇亮的《牡丹江地區古代遺跡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龍泉府當時轄三州:龍州、湖州和渤州。龍州即今渤海鎮忽汗城;湖州即今鏡泊湖城墻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樺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對琿春八連城進行了考古調查,在《吉林省琿春八連城遺址2004年調查測繪報告》中,對八連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連城遺址地處琿春平原的西北部,近處地勢平坦河渠密布,遠處群山環抱。城址西2.1千米圖們江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東7千米琿春河自東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匯入圖們江?！?/p>

(二)渤海國五京之地理環境

楊雨舒、蔣戎的《唐代渤海國五京研究》對五京的氣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動植物、礦產等方面作了介紹。楊雨舒的《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認為五京的地理環境存在著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東京均位于渤海國境內地勢相對平坦寬闊的江河沖積平原上或盆地中。”

孫倩在其《試論唐代渤海國的疆域、自然地理環境以及經濟布局》中指出:“上京龍泉府位于距今黑龍江省寧安縣城30公里處的渤海鎮內,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該地區原始森林密布,生態環境良好”,“無論是上京、東京、中京,還是西京,地理環境良好,水源豐富,氣候宜人,適合農作物的生長。”

楚福印在《渤海國之上京城考

》中稱:“上京城遺址所處平坦開闊、土地肥沃、江河縱橫,有船運魚樵之利,適合農牧漁業的發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特產,又恰似一道屏障保衛著上京城的安全?！辈澈牡诙€都城———中京顯德府,在顯州,“顯州地處圖們江與海蘭江之間的沖積平原之中,經濟基礎雄厚。渤海政權把國都遷于此,有利于組織經濟生產,推動域內經濟的全面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p>

曉晨在《談渤海文王大欽茂時期的都城建制》中,對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環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開闊的海蘭江沖積平原,北有連綿起伏的丘陵地帶,正處渤海腹心地區,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將其命名為中京”。崔順子、孫學寶對東京龍原府所處的地理環境作了總結:“琿春圖們江下游一帶是遼闊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溫帶濕潤季候,物產豐富,又東瀕大海,十分有利于農業、手工業、畜牧業、漁獵業和水產業的發展?！蓖跖嘈碌热酥赋?“八連城遺址地處琿春平原的西北部,近處地勢平坦河渠密布,遠處群山環抱。城址西2.1千米圖們江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東7千米琿春河自東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匯入圖們江。”

總之,我們從地理空間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渤海國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國境內的地理要沖。五京雖然并不都屬于都城性質,但是其中的上京龍泉府、東京龍源府、中京顯德府卻在渤海國存在的歷史上都曾經起到過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與西京鴨綠府雖然沒有做過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緣位置卻十分重要。它們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樞紐的作用。

二、渤海國五京的建筑形制與五京制度

(一)渤海國五京之建筑形制

關于渤海國五京的形制,曉晨在《談渤海文王大欽茂時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論述:“現存西古城遺址,特別是八連城遺址的基本布局和主體建筑應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欽茂之世。即文王大欽茂世的都城建制應以現存西古城遺址和八連城遺址為代表,為內、外兩重城制,內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欽茂都上京時的上京城建制亦當與此相同?，F存渤海上京城遺址應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時期的都城形制?！?/p>

宋玉彬將西古城與八連城作比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與八連城均為兩重城制,主體建筑坐落在中軸線上;還將西古城城址與東京城城址在城市規劃方面作比較。宋玉彬、曲軼莉在《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連城城址發掘,明確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個標尺:城市設施的中軸線布局、大型宮殿建筑、釉陶建筑構件?！?/p>

王培新等人通過調查發現,八連城城址與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別。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琿春八連城遺址2004年調查測繪報告》指出:“八連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為南北向稍長的長方形。八連城內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內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連城中軸線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內城中央,西古城中軸線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內城南部。八連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條隔墻形成若干封閉區域,西古城則在內城北部設一條東西向隔墻將內城分為南北兩區”。

五京作為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其城制建設也為統治者所重視。李爽《渤海國城市職能的轉變———以渤海國五京為中心》指出:“以上京為例,其上京的建設,經歷了成康時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時期‘擬建宮闕’等大規模擴建而最終定型?！背Ｓ≡凇恫澈暇┏强肌分兄赋?“渤海上京城的營造既依照唐都長安城,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設計嚴謹、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結構對稱,宮廷、寺榭渾然一體。整個都城平面呈長方形,占地面積16.4平方公里,周長16.56公里,分山外城、內城、宮城三部分組成。”

魏存成也認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長安城的影響,在中京西古城和東京八連城的建筑中也均有體現。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發展及其與隋唐長安城的關系》中對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體布局分為宮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東西橫長方形,宮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處,皇城在前,宮城在后,宮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個附屬區。”

趙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宮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宮城三部分組成。宮城位于該城的北中部,在中軸線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宮殿,分別由殿、廊和墻、門等圍成各自相對獨立的宮殿區?！壁w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隨筆》中指出:“上京城整體建筑的設計布局恪守中軸線對稱原則,這條中軸線猶如無形的律典制約著上京城主體規劃設計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構。”李陳奇等人對上京城址考察后發現:“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宮城,應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構成了不同的建筑單元,應是分別修建的?！?/p>

栗紅在《唐代渤海上京龍泉府城址綜述》對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闡述。董志、趙忠對上京龍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闡釋,他們在《淺談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為木材,建筑是木構,做法應與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無法順利完成?！?/p>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指出:“由于在營建時間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早晚時差,因此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渤海上京宮城的規劃是對西古城內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說上京宮城是依照西古城內城建筑模式而進行的拓展、擴建?！标P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發展及其與隋唐長安城的關系》一文指出:“城墻夯筑。在中軸線兩端的南、北墻中間,各有一個門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內城、外城兩部分組成,內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縱向長方形,內城處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p>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西古城進行考古發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中指出:“渤海人營建西古城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都城營建理念。”該書進一步指出:“該城址的都城營建理念,大量吸納、汲取了中原漢文化都城營建理念的先進經驗與營養成分?！?/p>

關于八連城的建筑形制,崔順子、孫學寶在《渤海“日本道”和琿春地區的開發》一文中指出:“八連城以我國傳統的四方說建城思想為基礎,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華,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內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設計,是一座封閉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長2894米,四面墻上各有一城門,城有護城河?！?944年,鳥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為中京顯德府的觀點。駒井和愛認為中京顯德府初置顯州,后遷至盧州。齋藤優等人通過調查、發掘,認為琿春八連城即為中京顯德府故址。

進入21世紀以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和龍市博物館對渤海中京顯德府———西古城城址、東京龍源府———琿春八連城遺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報告》。該書總結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和龍市博物館對西古城為期5年的考古發掘成果。書中主要分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內城、西古城內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遺跡、遺物圖片等。此外,《琿春八連城考古發掘報告書》也將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龍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趙虹光撰寫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書,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記錄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從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成果的書。作者以二十多年親身經歷的渤海上京考古發掘為基礎,在連續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論文的基礎上對其研究成果進行了重新編輯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報告書》,是一部近七十年以來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最重要的資料。劉曉東的《渤海的歷史與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發現為視角》兩部著作,分別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書中有著豐富的關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琿春八連城等渤海歷史遺跡與遺物的資料。此前,20世紀30、40年代,日本學者對渤海國五京進行了掠奪式的考古調查。1939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出版了《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址的發掘報告》,對渤海上京龍泉府的遺跡、遺物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聯合考古隊對上京宮城西區、外城區街坊址、三靈墳和大朱屯渤海墓葬進行了發掘。朝鮮考古隊于20世紀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國考古隊于90年代出版了《六頂山與渤海鎮———唐代渤海國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遺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這些資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參考資料。

(二)渤海國五京制度

渤海國五京制度是渤海國封建化進程的標志,同時也體現了渤海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

宋玉彬在《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中對渤海國五京制度問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獻史籍中缺乏渤海國五京制度初置時間的明確記載,在審視史料文獻中能夠捕捉到的相關信息時,面對相同的線索,史學界形成了兩種學術意見:

1.渤海國的五京制度為渤海第三代王大欽茂創建。

2.渤海國的五京制度為大欽茂后世的渤海王所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圍繞渤海五京初置時間而形成的學術分歧,進一步引發了有關五京制度原創性問題的討論。在五京制度的原創性問題上,同樣產生了兩種意見: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響。2.渤海的五京制度繼承于高句麗的五部制?！?/p>

關于五京制度設置的時間,中外學者存在著南轅北轍的觀點。劉曉東在《關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說明———兼談渤海王孝廉訪日詩中“上京”一詞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國學者有意無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來證明渤海的五京制與唐王朝的五京制有關;國外學者有意無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來證明渤海的五京制與唐王朝的五京制無關?！?/p>

宋玉彬、曲軼莉的《渤海五京制度與都城》一文認為:“依據宋基豪的論證,其始創年代應以大欽茂執政的8世紀60年代中葉為宜?！彼斡癖虻摹恫澈６汲枪手费芯俊芬晃臄喽?“五京制度實施的上限到不了顯州為都之時?！标P于五京制度的淵源,楊雨舒在《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一文中認為:“渤海國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進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為核心的渤海國城市體系并不是獨立于唐朝之外的?！?/p>

劉曉東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發現為視角》一書中認為,渤?！拔寰┓轮浦性瞥笔窃诓澈５谑醮笕市阒馈袄宥ā薄＿€有學者對五京制度的來源另辟蹊徑,趙偉在《論五京制與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語系的東北民族多有體現”,得出結論:“五京制的產生與相繼無論從思想基礎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關于五京制度的性質。宋玉彬在《考古學視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關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五京體現的是行政管理體制,其意義首先在于它們所擁有的特殊的行政級別。文獻中不見有關中京、西京、南京曾經為都的具體記載,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體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備都城的規模與設施。”

三、渤海國五京的交通及歷史地位與作用

(一)渤海國五京之交通

渤海國之所以有“海東盛國”的美譽,與其發達的交通網密不可分。渤海國五京作為其統治中心,是渤海國的重要交通樞紐。渤海國有5條重要的對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條道路的樞紐位于五京。這3條道路分別為鴨綠朝貢道(渤海國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龍原日本道(從渤海國通往日本的陸路和海陸交通道)和南海新羅道(從渤海國通往新羅的陸路交通道)。這些交通通道的特點為陸路和水路緊密結合;運輸手段多樣,航海技術發達;水路交通網均勻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龍泉府成為連接東西方的交通樞紐之一。

關于龍原日本道,崔順子在《渤?！叭毡镜馈焙同q春地區的開發》一文中介紹了大武藝開辟的日本道路線,及其子大欽茂開辟的日本道路線,并指出:“八連城不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樞紐和出訪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順在《渤海政權遷都考述》指出:“東京龍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點,足見東京龍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關于中京顯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順在《渤海政權遷都考述》指出:“顯州是南海新羅道的中繼站?！憋@州是渤海國的重要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重要的貿易口岸。

2004年,由朝鮮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朝鮮學者張國忠所著的《渤海交通運輸史》一書,2006年,由北京華齡出版社出版的延邊大學尹鉉哲所著的《渤海國交通運輸史研究》,這兩部著作都是專門研究渤海國交通史的重要專著,填補了渤海學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國的考古、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針對渤海國的陸路交通與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國五京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渤海國五京作為渤海國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國的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國城市職能的轉變———以渤海國五京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經濟封建化的進程”,“五京也加強了渤海的封建專制統治”,“五京也成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強了渤海在中國東北的歷史地位”。楊雨舒的《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設置,促進了渤海國的封建化,對渤海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唐代東北地區城市的建設、發展和分布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對遼金兩朝的城市布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p>

宋玉彬、曲軼莉的《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確立意味著渤海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的完備,是渤海國政治制度封建化進程的時段性標志?！辈澈５奈寰┲齐m然是承繼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設,然而,這一五京制度的確立和完備對10世紀以后的東北地區古代各族政權的影響極其深遠。無論是契丹人建立的大遼帝國,還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國,都是直接延續和運用了渤海國政權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內所確立的五京制度。這種以五京之制而確立起來的多中心地緣關系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體制,是東北民族在東北建立政權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篇2

比較音樂學的產生與研究對象

民族音樂學最初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比較音樂學的名稱是進入20世紀后首先在德國開始使用的,英文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實比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歐洲音樂研究最早在17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這一學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樂學的范疇、方法和目的》和亞歷山大約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階》為標志的。其研究對象是歐洲以外的種族、民族的音樂文化,正如薩克斯所定義的異國文化的音樂。這一學科的建立和研究對象的確立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場有著密切關系的。首先,比較音樂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密切的聯系。以18世紀為開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跨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入這些地區的西方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文化學家首先向外部世界開啟了這些非歐國家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門。他們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和方法試圖了解、認識和把握這些國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們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將這些相異于歐洲文化,不被歐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諸于眾,加之古典進化論學派和馬克思、恩克斯對于人類進化和原始社會經濟的科學認識,至19世紀60—70年代,民族學作為一門科學在歐洲和美國產生并興起,Enthnology一詞1830年首先由法國人讓·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來。比較音樂學則是在民族音樂學進入80—90年代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時應運而生的。這一時期的歐美出現了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隊伍,開展了世界范圍的、有目的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工作,異國的民間藝術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與此同時,歐美的許多城市建立起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博物館,收藏了許多非歐洲的樂器和有關的音樂文物與手稿,記錄亞洲、非洲、美洲民族音樂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們對于非歐洲地區音樂文化的注意力進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對無文字非歐民族音樂的研究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推動作用。在這些基礎上,比較音樂學這門學科在民族學諸多研究的影響下,應強烈而廣泛的社會和時代需求產生了。英國語言學家兼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歐洲學者為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音樂文化是相對于當時殖民者的主體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對于起初參與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這些歐洲學者自身的文化體系而言的。相對于其原本歐洲音樂文化知識體系的未知領域就成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異國音樂文化=非歐洲音樂文化,即形成了歐洲文化特別是歐洲城市藝術音樂文化相對于非歐洲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實質上是一種以歐洲整體作為一個中心以歐洲大民族為立場而進行的研究。

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整個人類文化研究的進步和不同種族的非歐洲國家的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環境和立場出現了變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對象也出現了擴大和性質的變化,最初的比較音樂學的名稱被民族音樂學所代替。

比較音樂學到民族音樂學的確立

我們不得不承認,音樂的發展往往是在別的學科帶動下進行的,在創作方面,西方城市藝術音樂的派別經常是步文學、美術之后塵,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產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史學、比較學、民族學的發展都深深地影響和引導著其對應的音樂學的學科發展。比較音樂學的建立受到民族學研究的影響,并在民族學發展的影響下最終成為了民族音樂學。

進入20世紀后,民族學產生了眾多學派,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傳播學派是20世紀40年代在歐洲民族學界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的先驅——德國學者拉策爾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體的地理環境中,同時重視各民族自身的歷史條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馬列諾夫斯基認為每種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要重視當前生活與現狀的研究,反對殖民者對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國波阿斯學派又稱文化相對主義學派提出了文化標準是相對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進行比較等觀點和理論思想。這些立場、觀點和理論我們都可以在比較音樂學的研究中找到其對應的影子。特別是波阿斯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興起,使得二戰后的比較音樂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即在重視非歐洲民族音樂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對本民族音樂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種文化價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較、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使得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對象的相對基礎,即歐洲整體作為一個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礎動搖了,突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非歐洲音樂的局限,對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較提出了質疑。

同時,美國人類學家開始認為人類學的種種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應該更多地用來探究其自身所屬的文化,從而使美國人類學家開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國的自身文化。與此同時,其中一部分人類學家開始帶著這種思想積極地參與民族音樂的田野采錄工作,而這在歐洲比較音樂學領域是不多見的。美國人類學家的參與雖由于本身音樂能力的限制,無法將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種思想趨向,但這種思想趨向卻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很大變化。它使得美國的一些音樂家從音樂界轉入人類學界,一些人類學家去研究音樂行為(并從技術上分析),同時還帶動了這一思想趨向在歐洲研究機構的出現。

這一切的結果是,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比較音樂學者都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現存的自然民族音樂的人類學研究方向。于是,比較音樂學的研究范圍和立場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地理性民族和歐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轉向了文化相對論,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樂文化平等的立場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樂文化。于是,比較音樂學在研究對象和立場發生巨大變化和沒有進行更多比較的情況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樂學這一名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前葉,中國、日本和東歐學者對比較音樂學研究的參與,對于這一學科的轉型也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他們在美國開始重視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開始了對其本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說,最初美國學者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還不如這些國家學者來得純正,畢竟美國的學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歐洲國家的移民或后裔,他們的文化體系和觀點和歐洲同出一轍,而他們對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熱衷于北美大陸印第安民族音樂的探根溯源,從某種角度上說,屬于一種異民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對本土文化的研究觀點及其后來的發展,對

突破歐洲中心論是極為重要的。而在這之前,的確有不少學者真正作了對本土音樂文化的研究。在東方比較音樂學研究中,中國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東西樂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東方民族之音樂》和1934年的《中國音樂史》,日本的田邊尚雄于1936年創立了東洋音樂學會,1948年著《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匈牙利作曲家、音樂家巴托克和音樂學家柯達依分別于1906年和1905年開始對匈牙利的民歌進行收集研究,并分別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論匈牙利民間音樂》。雖然他們仍是用比較音樂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本土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力圖從東、西方音樂的比較中得到某些結論,尚屬比較音樂學的范疇,但是他們參與研究的這一行為本身,和他們自身的非歐洲特質和立場已經使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發生了立場上的變化,雖然和美國學者的指導思想不同,卻起到了異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異國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樂學的建立。二戰后,荷蘭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這個術語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國人所接受并固定下來。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樂學》問世,這一學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各家學說的分析及思考

自從比較音樂學因研究對象的變化而更名為民族音樂學以來,學術界就如何劃界才屬民族音樂學領域進行了不少討論,有趣的是,這種討論尚未終結而社會的發展卻使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不斷在拓展,民俗音樂和伴隨著產業化社會而迅猛發展的大眾音樂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所以,如何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領域更加成為一個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看各家各派的觀點?？姿固卦谒摹睹褡逡魳穼W》的開頭就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包括從所謂未開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種族、民族的音樂,研究所有類別的非西洋藝術音樂。民族音樂還把外來音樂的傳入現象,即不同性質的音樂要素相結合而產生的影響這類社會學方面的問題也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西洋的藝術音樂以及通俗音樂不包括在這個領域之內。[1]

梅里亞姆在他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的和著眼點與其他學科的目的和著眼點并沒有什么明顯不同”,“它的特殊之處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認為有必要使人類學與音樂學這兩類資料相結合這一點上”,并強調“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提出“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2]。有人便據此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所有的音樂文化,可以替代音樂學成為一個沒有邊緣的音樂學科。筆者認為這是不正確的。梅里亞姆在談到民族音樂學者的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時闡明:“資料的收集,一般意味著對歐洲美國以外的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盵2]這句話應代表著他對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或者說是著眼點的看法。

涅特爾在《什么叫民族音樂學》中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他認為這門學科“主要探討三類音樂,第一類有關無文字社會的音樂(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類亞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種種音樂,即中國、日本、爪哇、巴厘島、西南亞、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語系諸國家(和地區)的音樂文化,第三類是民俗音樂(folk music)可定義為,在上述亞洲高級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來傳承的音樂?！盵3]

美國學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樂學導論》中則就美國的具體情況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對象作了較為具體的闡述,他不僅提到了對美國以外的異國文化的研究、美國本土土著音樂的研究、民俗音樂的研究,還涉獵了新興的電子音樂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蟲樂隊[4],但同樣回避了歐洲城市藝術音樂。

以上是歐洲和美國學者的看法,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東方民族音樂學家們以他們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視角逐漸為世界民族音樂學界所注目,他們對這一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先生認為:“比較音樂學成為民族音樂學主要是學者們對自然民族的研究,后來又加入了東方高文化民族的藝術音樂?！盵5]山口修先生則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認識民族音樂的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即學術性的認識法”[6],也就是說民族音樂學的認識研究對象是民族音樂,他對民族音樂加以定義:“民族音樂則是作為各個民族集體所擁有的龐大文化事項中的一個項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樂是主要以‘音’作為表現媒介體的象征的產物之一種。”[6]在中國,從1979年民族音樂學這一學科引進以來,就開始了對這一學科研究對象的爭論?；谥袊魳穼W的特殊情況,這種爭議也有其特殊性。從1980年到1988年,爭議的核心是“民族音樂學”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間音樂”的問題。后來,王耀華先生、杜亞雄先生將中國傳統音樂加以梳理,得出結論: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7]。中國民族音樂包括我國的傳統音樂和新音樂[8]。而趙宋光先生和趙fēng①先生則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來表達中國民族音樂研究,即漢民族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的華夏音樂。黃翔鵬先生認為“這一學科就是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并強調“用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民俗學來討論問題,不可避免涉及到音樂形態的差異”[9]。

近來,很多學者又認為沒有音樂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樂學要與音樂學整合,研究所有的音樂和音樂有關系的東西。有人則提出民族音樂學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樂就是民族音樂學,并且應該更名為音樂文化人類學。同時,人們在對研究對象進行爭議的過程中,也不斷提出新的研究立場和方法,如70年代開始的文化視野看待音樂研究、重視人文性,90年代開始的全球視野,都對這一學科的范疇和定義作了相應的討論。

綜上所述,我們首先可以認定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學科無論在世界上,還是中國都是已經確立并真實存在的。而作為一門完善學科一定有其確定的、與其他學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對象是相輔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對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適應的研究對象,它們同時決定著一個學科的特殊性、獨立性,如同哲學、美學、歷史學、人類學各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與之相應的研究領域。民族音樂學是一門民族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學科,也正如梅里亞姆所強調的“民族音樂學通常是由音樂和民族學這兩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可以認為它的主要任務并不是強調任何一方,而是采用雙方都考慮進去這種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為一體”[10]。所以,要用文化的視角、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民族音樂學,用文化視野、全球視野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民族音樂學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這些認識都是正確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樂學有這樣的特殊的方法,才定義了它的研究領域和對象,即適合用這些方法去研究的對象和領域。所以,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不是無限寬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劃定的。

無論民族音樂學的學者們怎樣爭論,最終都要落實到民族音樂學家們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們看到在中國和日本等非歐國家,很多學者致力于本民族音樂的研究,也有很多學者涉獵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樂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對西亞音樂的研究、中國的杜亞雄先生對匈牙利音樂的研究、王耀華先生對日本琉球音樂的研究、羅藝峰先生對東南亞音樂的研究、陳自明先生對南亞音樂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來看,用國別、洲別甚至民族之別來劃定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并不可取,僅研究本國的傳統音樂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領域。

篇3

1中央財經大學

金融和應用統計專碩初試筆試科目調整

2中央民族大學

招生專業及部分考試科目調整

3蘭州大學

各個專業招生專業目錄公布

最新的招生專業目錄之后，大家跟去年對比，畢竟專業課少不了歷年真題，如果考試科目有變化，大家做真題就要小心了。

比如：對比去年蘭州大學歷史學招生目錄來看，2019年蘭州大學歷史學招生有幾個變化：

①蘭州大學2018年招收歷史學研究生的專業只有考古學、中國史、敦煌學，2019年則加上了世界史專業，并且實行分科考試，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②從招生人數來看，去年招生目錄顯示的招生人數為97人，推免30人。而2019年增加了世界史專業招生的情況下，招生目錄顯示招生人數為95人，推免人數29人。增加了招生專業，招生人數卻在減少，這說明除了世界史專業外，其他的三個專業招生人數會相對減少，這也是一個重大變化。③去年蘭州大學中國史、敦煌學、考古學均考的是“632歷史學綜合”，也就是這三個專業是同一張試卷。但2019年中國史、敦煌學均改為了“630歷史學綜合”，考古學改為了“629考古學基礎”，也就是說考古學現在實行單獨命題，不再和中國史、敦煌學一張試卷，命題將會以考古學內容為主，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④中國史、敦煌學從“632歷史學綜合”到“630歷史學綜合”也是一個重大變化。雖然看起來只是考試代碼變化了，其中很可能蘊含著考試命題的巨大變化?？歼^或看過蘭州大學真題的同學肯定會清楚，蘭州大學之前雖然不招收世界史研究生，但在“632歷史學綜合”的試題中，包含著世界史的內容。

4南京大學

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

具體招生專業請以南京大學當年招生目錄為準。

篇4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脊艑W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脊艑W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脊艑W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脊沤缧纬闪艘恍┬聦W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碧饺藛T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篇5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 一級學科 挑戰 建議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我國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將歷史學一分為三，把原為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和世界史提升為一級學科。新的學科體系的建立，為考古學的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隨之而來的，我們面臨著如何更加合理地設置二、三級學科的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格局，故不可小覷。目前的分類方案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將考古分為6個二級學科，分別為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漢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和專門考古，其中專門考古中，包括了目前還不具備成為二級學科的一些學科，如古代文字與銘刻、外國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美術考古等。而北大的學者鑒于中國考古學正在發展成為理論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樣、研究技術全面現代化的跨學科交叉綜合體系，主張設5個二級學科，分別是：中國考古學、外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專門考古和博物館與遺產保護科學，這種劃分也值得借鑒。

在科技發展迅速、跨學科交流頻繁、國內外合作進一步加深的大環境下，文物保護事業和科技考古迅速發展，再加上晉升為一級學科的重要機遇，一起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的時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面臨著怎樣的考驗，如何去解決這些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當代考古學面臨的挑戰

考古學自身的學術定位問題是我們首先面臨且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切實關系到考古學學科的發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了一場題為“考古學的定位”的學術研討會，約有近50位中外學者參加了研討，就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究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應該從屬于人類學或歷史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的學者較為普遍的認為，隨著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在考古學科中更為廣泛的應用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方法和理論不斷的滲透，考古學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之勢，這種發展使得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與以往的傳統考古學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考古學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并且應當成為與人類學和歷史學同樣的一級學科，而不應該被置于他們的附屬下。筆者認為，考古學有著獨特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其學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們所言的“傳統考古學”并不是與現在所定義的考古學截然分離。“傳統考古學”所倚重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兩大方法延續到現在雖已不能作為主要的方法對考古現象予以解釋，但其思想貫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終。此外，前后對于人類起源及進化、文明發展進程、農業起源等重大問題的關注都是一致的。

中國考古學正處于發展的轉型期，觀念的轉變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廣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然而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們也必須通過這個過程對現有的考古資源進行整合，制定新的階段性目標，實現學科的進步和發展。目前中國考古學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尚存在學術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課程設置落后于時展潮流的問題突出，培養計劃中還存在著一些已經與時代脫節的課程，而一些先進的技術并未得到介紹和引進。這就使得高校培養出的人才存在知識陳舊，知識結構不完整，國際視野不開闊，理論創新能力差等問題。學科建設的失衡問題也較為嚴重，體現在考古和博物館專業發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研究團隊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問題上。

二、對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解決學科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人才培養出現的矛盾，適應新形勢下考古文博事業發展的需要，使中國考古學能夠沿著符合學科發展規律的軌跡運行和發展，筆者認為需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應當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我們當以此次學科體系調整為契機，對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進行認真的梳理，繼續鞏固舊有的優勢學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設薄弱學科，更加注重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與國外考古學的交流，建立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話語權、注重方法和理論創新、更加嚴謹科學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

其次，適當地調整現有的專業結構和課程結構，著力解決高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人才供需矛盾。考慮到文物保護人才的缺口，具備條件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應該考慮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養階段增設文物保護技術專業或方向。應摒棄舊有的輕文物保護重考古發掘的做法，轉變觀念，盡快培養一批技術扎實、學術能力突出的文物保護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