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成本理論觀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選擇成本的演進的角度，可以發現成本在中扮演的角色。1880年代以前，由于制造業試圖通過規模獲取利潤，所采用的加工成本信息通常是與單一活動企業的有關效率和總體利潤的管理決策有關的。1880年代以后，垂直式綜合型企業和金屬制造企業的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有關內部各步驟效率的信息，以便通過會計確定管理的差異。由于金屬制造企業具有多產品生產的特征，因而總是期望通過范圍經濟來獲取利潤，管理者們開始尋求怎樣獲得恰當的產品成本信息的方法。直到1910年代，那些專門用來將成本恰當地分配于不同產品品種的制造成本系統逐漸消失了。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它們較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一個復雜企業中，當時的信息處理技術將耗費的資源恰當地分配于每一產品中的代價是相當高的。經營盈利產品，拋棄虧損產品的生產，其得到的利潤可能難以補償做出這種選擇所需信息的成本。”（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盡管如此，會計師并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的產品成本方法。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本會計作為一門學科成長起來了。為財務報告目的的公證會計師制度逐漸取消了用賬外金額計量制成品存貨的實務，財務報告的數據都是通過歸集全部成本和財務賬戶的復式記賬來取得。1950年代后，會計師開始設計與專門決策相關的成本會計方法，這促進了成本信息由外部披露轉向內部管理，成本會計作為管理會計的雛形則過渡到了管理會計體系中。

成本會計的演進為我們理解成本在企業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從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關于企業性質的論述中可以獲得這一基本框架的經濟學邏輯：

1.如果企業要實現專業化生產，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環節，而成本核算在這一過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素。

企業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企業是由專業化的組織所組成以便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由于不能指望工人會自發地組織起來，準確無誤而又程序正確地完成每一項作業任務，需要通過企業的形式來實現大批量而又很經濟地提品，這就是一種專業化效率。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專業化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更好地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從會計學的角度看，專業化效率的作用必須在企業專業化利潤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由于專業化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企業利潤在持續經營條件下是通過多階段成本控制和定價行為來實現的，但由于同類企業之間可能存在價格競爭，因此成本的戰略控制就比定價行為顯得更加重要。隨著生產的推進，各類成本逐漸發生并不斷積累，通過成本核算和差異的反饋來實現專業化生產控制，在本質上是對專業化效率的評價。

2.如果企業要實現其基本目標，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過程，而成本是這一過程中管理決策的一個基本準則。

企業存在的又一個理由是在于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 Nordhaus，2001）。經濟學通常認為，企業的目標是獲取利潤。利潤的獲取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同的經濟時期、不同的市場狀況、變化后的技術條件等等都可能對企業利潤目標產生深刻的。因此，企業經理作為對企業成功或失敗承擔責任的人，需要適時地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對產量、價格、新產品、新工藝、廣告等做出決策。成本分析在這類決策中常常是一個基本準則，沒有成本分析的管理決策是難以想象的。

3.如果企業要改善資本結構，必然面對資金籌集，而成本披露則為這一行為提供了一種必要的資本市場通道。

企業存在還因為其具有為大規模生產籌集資金的功能（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對企業而言，許多業務如開發新型商用飛機、研發微處理器等等，其所需要的資金已經遠遠超過19世紀風險愛好者個人提供資金的能力范疇了，就象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所描述的那樣：“如果公司不能每年為新項目籌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那么，私有企業高效率的生產活動是不堪設想的。”（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在今天，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主要渠道應首推資本市場。要有效開拓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資金來源，企業必須向外部提供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早期制造業計算成本通常是基于評價因消耗資源所能得到的收益機會，以及控制產生較高報酬的內部程序和作業兩個目的，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成本會計學的產生。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成本會計并不是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產品消耗資源的情況，而是為財務報告目的對存貨進行計量。”（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這意味著，為了通過財務報告向外特別是向資本市場披露會計信息，成本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當然，除了資本市場動機以外，會計準則、稅法等管制性條款也為企業財務報告提供了必要的規范。事實上，許多成本方法特別是存貨計價法，提供了資產負債表上存貨價值和收益表上制造費用的關鍵數據。回到企業的功能來看，成本披露顯然為企業籌資行為提供了一種資本市場通道。

二、會計學成本的屬性

通常，會計學家將成本理解為：為了達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犧牲，可通過為之所失去的或放棄的資源來計量。但成本倒底意味著什么，還取決于它所處的背景。正如羅納德。W.希爾頓所指出的：“為了某一目的而以特定方法分類和記錄的成本數據，可能并不適合于另一種用途……其關鍵點在于不同的成本概念和分類適用于不同的目的”（Ronald W.Hilton，2002）。

在會計學中，通常將成本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別。為了理解這些種類繁多的成本類別，更為了在會計實務中利用不同的成本類別進行管理控制、預測與決策、信息披露，我們必須追溯一個基本：為什么要對成本進行分類？關于這一問題有很多解釋，但查爾斯。T.霍恩格倫的簡短描述是值得借鑒的。他認為，成本目標是將成本分成不同類別的真正原因。為了指導做出決策，經理需要不同用途的各種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某些事物或活動的成本，“我們把（這一事務或）這項活動稱為成本目標，并把它解釋為需要對成本進行單獨測定的任何活動”（Charles T.Horngren，1982）正是因為管理中成本目標存在多樣性，決定了需要通過不同的成本屬性去刻劃不同目標的成本數據，以符合相應目標的性質。

一種重要的成本分類就是根據成本變化同組織的作業變化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背后的導致成本發生的作業稱為成本動因。這種分類通常將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當成本動因變化時，固定成本總額保持不變，而變動成本則會隨成本動因的變化成正比例變化。這種成本屬性是建立在幾個重要假設基礎上的：

假設1：成本的變動或固定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成本而言的。這意味著成本的變動性是某一具體的成本目標的變動性，而不是若干成本目的綜合描述。

假設2：成本的討論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這意味著超過一個特定時間段，由于契約或者其它因素，從最初的時間基點來看，原來被視為固定成本的可能會演變為變動成本。

假設3：總成本是線性的。這意味著從成本—動因坐標圖看，與成本動因相關的變動成本或固定成本是條不間斷的直線。

假設4：只有一個成本動因。這意味著其它一些可能的成本動因對總成本的是持續的，或者說是不重要的。

假設5：成本動因在一個相關范圍內變動。相關范圍指使成本與成本動因的特定關系有效的成本動因的變動范圍。

這種分類無論在學上還是在學上都十分普遍，其意義可能在于：在決策層面上為成本的估算提供一種相對準確的模式。

另一類十分重要的成本屬性是，通過成本追溯與成本分配來區別成本是與特定的成本對象直接相關還是間接相關，通過把成本分配到發生成本的部門或工作中心，使成本管理變得更加容易。在這一屬性下，通常把成本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能夠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直接成本，而不能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間接成本。但是，在實務中嚴格區分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有時是困難的，減少這種不確定性需要考慮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素1：成本的重要性水平。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成本數據的處理本身是有代價的。因此，某一成本數量越大，把成本追溯到某個特定成本對象就越具有經濟可行性。

因素2：信息采集技術的可行性。信息采集技術特別是一些高的可能會改變成本在實務中的歸屬，就象條形碼的應用一樣，使以前只能當作間接成本的項目可以按直接成本來核算。

因素3：生產作業的設計。生產作業設計很有可能將某些設施專門用于特定產品，其所發生的成本歸為直接成本。

因素4：合約安排。實際上，某些合約限制了給定部件的使用范圍，這對該部件成本確定為直接成本提供了依據。

這種分類主要出現在會計學上，其主要意義可能在于：為企業管理行為特別是責任會計提供一個數量化依據。當然，如果將企業的委托關系延伸到工人一級，基于這種分類的成本，實際上也為企業契約履行提供了重要的評判基礎。

三、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會計學成本主要從財務報告的目的來成本，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可計量的角度，通過一種資源交換或轉換時發生的資金歷史支出對成本進行確認與計量，以此為基礎形成財務報告中的相關信息，會計師也很少或幾乎不會將那些計量困難的未來成本納入報告范疇。即使是出于非財務報告的決策或管理需求，真正引起會計師們關注的不確定性成本也并不多。

經濟學家對成本的注意力常常不同于會計學家或會計師，他們主要從決策目的來研究成本，其目標就是確定與各種不同行動方案相聯系的資源的現在和未來成本。“對經濟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成本是隨產量變化的那一部份。但是在會計的賬簿中卻將期間性的固定成本分配于產品，使得企業難以決定哪種產品盈利大而繼續生產。”（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當會計師們的產品成本數據沒有管理意義時，經濟學家便不會為這些數據所感動。

經濟學家的成本定義要比會計學家廣泛得多，“企業賬戶僅包含有實際貨幣注入的交易。相反，經濟學家則常常試圖‘揭開貨幣的面紗’，隱藏在貨幣交易后面的實際結果和衡量一項活動的真實資源耗費。”（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因此，經濟學成本，除包括了會計學成本外，還包括一些在會計學上沒有反映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成本。特別是下列成本屬性集中體現了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1.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被定義為選擇一種行為而放棄另一種行為所需犧牲的利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1美元的機會成本，應當被當做1美元付現成本來對待。（Ronald W.Hilton，2002）機會成本無論是在商業決策，還是在個人決策上都是廣泛存在的，但行為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許多人都容易忽視或者低估機會成本的重要性。

2.沉沒成本

沉沒成本是過去發生的成本。經濟學的結論是：沉沒成本并不影響將來的成本，也不為現在或將來的行為所改變，因而與成本決策無關。盡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讓沉沒成本影響未來決策是不正確的，但人們卻經常這樣做。但是在產業經濟學中，企業對預期沉沒成本的分析，對企業是否進入或退出某一產業領域，具有直接的決策作用。

3.邊際成本

邊際成本是每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所另外增加的成本。邊際成本是差異成本（差異成本是成本在兩種可選擇行為下的差異，也稱為增量成本）的一個特例。這一成本概念的引進，直接導致了企業決策中的最小成本法則和替代法則。

成本的創新與經濟學的是辯證的，成本理論的創新豐富了經濟學的，經濟學的發展又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成本理論不僅在會計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歷史地看，在經濟學中，成本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生產理論的延伸和企業理論的基礎。”（林萬祥，2001）因此，成本理論創新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的內容，而且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分析視角。同樣，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這包括約翰。D.布萊克（John D.Black）對生產成本理論的最初貢獻；肯尼思。J.阿羅（Kenneth J.Arrow）對信息成本理論的貢獻；喬治。約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對信息成本、生產成本、產業組織成本、管制成本的發展與貢獻；弗蘭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 H.Miller）對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理論的貢獻；加里。S.貝克爾（Gary S.Becker）對犯罪與懲罰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理論的貢獻；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對交易成本理論的貢獻；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對制度變遷成本理論的貢獻；以及哈羅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企業成本理論的貢獻。

篇2

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現狀及評述

中西方關于成本理論的研究中，有關成本概念的探討一直不曾中斷。西方(主要指美國)對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委員會以及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名詞委員會的報告成果為代表；我國對成本相關理論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關成本概念的討論也一直存在。本文擬將與成本概念研究現狀相關的內容，分為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回顧和總結。

(一)“成本”的定義一是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委員會關于成本的定義。1951年，美國會計學會(AAA)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在《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會的報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將成本定義為：“成本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貨幣測定的價值犧牲”。該定義強調對“多年來成本會計人員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種成本概念進行總結”，從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廣泛的包容性。筆者認為，報告中對成本定義所作的解釋和限定，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為重要。報告在定義之后進一步解釋：“成本”是一個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體使用成本時，必須將其與成本對象(costobject)相聯系。同時，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蘊涵著這樣的事實，成本總是特定成本主體所發生的成本。從該報告對成本概念的解釋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進行研究必須要限定成本的主體和成本的對象，否則成本研究將沒有意義。1955年，成本概念委員會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暫行報告》，該報告中提出了服務于管理的計劃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業成本的本質”中，將成本定義為：“成本通常是指為了取得或創造有形或無形資源而有意放棄或將予放棄的一定量的價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報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質需要理解以下三個問題：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業風險與成本的關系；計量所放棄價值的方法。對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報告中進一步說明：作為一項成本，為管理目標的實現而取得或創造的經濟資源的成本應該只包括那些為了實現這一特定的管理目標所必須放棄的價值。但由于管理目標的多層次性以及管理行為的多樣性，成本報告中所列示的放棄價值(成本)會因企業和特定管理目標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從廣義上來講，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決于決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等關于成本的定義。1957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的《第4號會計名詞公報》對成本的定義為：“成本系指為獲取財貨或勞務而支付的現金或轉移其他資產、發行股票、提供勞物、或發生負債，而以貨幣衡量的數額。成本可以分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來的收入負擔；已耗成本不能由未來的收入負擔，應列為當期收入的減項，或借記保留盈余。70年代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所屬會計原則委員會將成本定義為經濟活動中所蒙受的犧牲、放棄或拋棄。80年代，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FB)《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成本的定義為：“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價值犧牲，即為了消費、儲蓄、交換、生產等所作的放棄”。三是我國關于成本的定義。我國《企業會計制度》(2001)將成本定義為“企業為生產產品、提供勞務而發生的各種耗費”。除引用西方關于成本的定義之外，從我國學者對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來考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定義有：“(企業)成本是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的而耗費的本錢。……成者，完成、實現之意；本者，資本之本，本錢之本”(中國會計學會核工業專業委員會，1996)；成本是“特定的會計主體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發生的可以用貨幣計量的代價”(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為實現特定經濟目的(不包括償還債務、退還投資)而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個主體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出，流出的時間既可能是現在，也可能在過去，還可能在未來；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現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轉讓除現金以外的資產，還可能是提供勞務、承擔債務，甚至是發行股票等，其結果既可能導致資產、所有者權益的減少，也可導致負債的增加”(張敦力，2004)。四是對中、西方成本定義的評述。中西方對成本定義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規范化上的差異。西方對成本的定義，在不同的時期，基于不同的定義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但西方關于成本概念定義的落腳點多為價值的犧牲或放棄，作為貨幣計量結果和表現的“價值”在成本定義中居于核心地位，“價值犧牲”作為成本本質內涵的表述也是相當抽象的；而我國對成本的理解長期以來受馬克思《資本論》中有關成本價格論述的影響，對成本本質內涵的理解傾向于具體化。盡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認識上，還是共識居多的，如對成本目的性的認識、對成本主體的認識、對貨幣計量的認識等。

(二)成本的本質對成本所下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隱含著對成本本質的理解。中西方在關于成本本質的研究中，也體現出“放棄”和“耗費”的不同傾向。一是西方關于成本本質的價值放棄論。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與標準委員會1955年的暫行報告之后對企業成本的本質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將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等研究文獻中出現的多種成本概念(如沉沒成本、付現成本、真實成本、機會成本、可控成本、可變成本等)統歸至企業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試圖尋找各個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業成本的本質。Noaon M.Bedford對企業成本本質的分析思路為：現金支出_÷現金犧牲一現金放棄一價值放棄。將企業成本的本質最終歸結為價值放棄，是因為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然而正是由于這種不確定的廣義性，使得成本計量的多種方法成為可能，從而保證了不同計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準確性。以價值放棄作為企業成本的核心本質，允許以多種貨幣金額來計量不同的成本，企業成本的全部本質就更清晰地體現在對成本計量方法的考察中。企業成本概念的多樣性表現為以下四個特征：企業成本因企業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業成本因其預期被計量的范圍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成本因為取得或創造經濟資源而有目的放棄的價值所包含內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關于成本本質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類似于數學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質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現的企業成本內容之中，與此同時，又不限制不同企業成本各自的計量需要。而我國理論界對成本本質的理解則在對西方吸收借鑒的同時，也賦予了自己的解釋。

二是我國關于成本本質的耗費論。成本本質的“價值放棄”論在西方是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領域、多種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國理論界也對此觀點多數持贊成意見，所不同的是，我國學者認為，價值計量的事物(對象)才是成本的本質，從而將成本本質具體化為資源的耗費(戴新民，2003)，或資本、本金的耗費(中國會計學會核工業委員會，1996)。還有觀點認為成本本質上表現為資源配置的效率(陽昌云，2000)。隨著成本概念的發展，成本本質的“資源”觀逐漸建立起來，如米切爾，馬赫在《成本會計一為管理創造價值》一書中提出：“成本是資源的一種損失”；霍恩格倫在《成本會計學一以管理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為了達到某―個特定目標所失去或放棄的一項資源”。

三是對中、西方成本本質的評述。無論是西方的放棄論還是我國的耗費論，在成本所放棄或耗費的內容即價值的表現對象上，即資源，中、西方的認識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認為成本是資源的放棄，而我國認為成本是資源的耗費，放棄和耗費有何不同，該點在明確了下一個問題“關于成本與費用”之后會變得較為明晰。放棄(melease)中包含犧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兩種含義，也就是說放棄既表明資源的轉化，又表明資源的使用，而耗費則表示資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義費用時使用耗用，而定義成本時多使用犧牲。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成本和費用的不同。本文認為，對于成本的本質，西方的放棄論較我國的耗費論更為科學、全面、合理。

(三)成本與費用費用概念以及成本與費用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過程中必不可免的話題。事實證明，理論界對成本與費用概念的規范和使用并未達成共識。西方關于費用的研究資料中，對費用的理解也是不盡相同，例如，費用有時被作為成本的同義詞使用，認為如果沒有其他詞語的限定，費用就是一個沒有技術含義的一般概念；而多數情況下，費用指服務成本(與有形的產品成本概念相對立)或者專指與銷售、管理、財務等活動有關的服務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數權益派學者將費用作為是總收入的減項，利潤的決定因素，總體看來，西方圍繞費用概念而產生的爭議并不少見。在我國，對成本與費用概念及其關系的討論，其觀點也不盡相同：有觀點認為，成本與費用是兩個并行的概念，盡管它們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但實際上其間有本質的區別。成本與企業特定資產或勞務相關，而費用則與特定期間相關；成本是企業為取得某種資產或勞務所付出代價的量度，而費用則是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資源耗費金額；成本不能抵減收入，只能以資產的形式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而費用則必須沖減當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潤表中；類似的觀點還有，“成本”和“費用”概念是兩個相互聯系又存在重大區別的概念。從概念體系的科學性上講，需要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用來說明企業資產形態變化過程中的計量標準；一個用來說明經濟資源的消退；有學者將成本和費用的關系圖示為：成本性費用資產成本損益性費用；也有不同的觀點認為，成本與費用本質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體為一定目的而發生的耗費。成本適用于“主體目的已達成”的場合，費用適用于“主體目的執行中”的場合。 　筆者認為，成本與費用關系的研究適宜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即財務會計層面的成本與費用以及管理會計層面的成本與費用。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財務會計領域的財務成本與費用的關系研究，因而得出將成本與費用概念嚴格區分使用的結論，這是合理的與必要的。在財務會計層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費用的觀念，嚴格區分成本和費用，從而規范概念的定義和使用。從我國《企業會計準則》(2006)對費用的定義中，可以看到費用概念的狹義化趨勢。與此相對應，本文認為對成本的定義適宜采用1957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的定義，即：“成本系指為獲取財貨或財務而支付的現金或轉移其他資產、發行股票、提供勞物、或發生負債，而以貨幣衡量的數額”。狹義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資源的轉化，狹義的費用(小費用)表示資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規范之后，財務會計層面成本與費用的關系如圖1所示。在管理會計層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費用觀念，即將成本和費用均視作主體為實現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棄或耗費的資源，將成本和費用作為本質上相同的兩個概念而不加以嚴格的區分，這將有利于在大成本觀下不斷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關理論與實踐。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

有觀點認為，會計學是應用經濟學的一個方面，而成本概念在會計學及經濟學中均占據著非常重要地位，會計學應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種方式與經濟學家的理論相關聯，佩頓(W.A.Paton)認為：“在某一領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術語無法移植到另一領域”。他指出，“至少，在沒有嚴格限定的情況下，會計人員必須意識到，會計則和概念從計量的角度上來與經濟理論中的概念明顯不同。只有對基本原理的深入訓練才是對會計人員真正有益的，而對經濟學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對經濟學家所陳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會使會計人員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論基礎之上展開會計程序”。經濟學中的短期成本、長期成本、邊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經濟學與會計學對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并由此對經濟學和會計學中的成本概念進行正確認識。為此，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會計學與經濟學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視角進行闡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S.Kuhn)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并闡釋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謂范式，就是指科學家之間圍繞假設、方法論原則、技術、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終形成的一種學術思想和學術概念體系。范式是作為一種學科探討基礎的思想、技術和方法論的“模子”，其實質是一種語言方式。經濟學與會計學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經濟學的范式一般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會計理論的基本研究范式則是會計的確認、記錄、計量和報告。在經濟學中，從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經濟學對范式的發展，再到新制度經濟學對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經濟學的看家本領，它是經濟學范式區別于其他科學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據對成本收益工具的運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論的發展，經濟學中的成本理論可分為傳統成本理論和現代成本理論。其中，傳統成本理論中的代表概念為：短期成本、長期成本、平均成本、邊際成本、機會成本等，現代成本理論中的典型概念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經濟學用以進行效率分析的工具。從研究范式的意義上講，成本是會計計量的一種重要屬性(基礎)，它決定著會計報告的結果。雖然成本在經濟學和會計學各自的領域中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與作為“計量屬性”的成本，其內在含義是不同的，這也決定了對成本定義的方式和內容存在差異。

(二)研究的出發點不同 經濟學家將成本稱為經濟成本(economic costs)，根據C.E.Cox的定義，“經濟成本是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因努力和節約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這種痛苦成本是主觀的。經濟學家對成本問題的研究采納的是社會的觀點，其出發點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單個的生產者，經濟學家關注的是全社會的生產結構而不是單個生產者的具體問題。與經濟成本不同，會計人員關注企業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業將其產品投入市場所必須作出的支付。會計學對成本研究的出發點是單個的企業或個體，關注個體所有者的回報(盈利)能力。因此，概括來看，會計學中的成本是微觀的、具體的、方法層面的；而經濟學研究的成本則是社會的、抽象的、本質的。經濟學家將生產者看作一類人，而會計工作者必須從個體(業主或企業)的角度計量現實成本的發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經濟學有時被定義為一門基于價格研究現象的科學。因此，經濟學家對成本的關注源于價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響價格、以何種方式決定價格、以及成本對價格的決定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對經濟學成本的理解如圖2所示。會計的功能主要表現為在復雜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對成本進行追溯(反映職能)。在會計學的分析中，基于會計假設(會計主體、會計分期、持續經營、貨幣計量)尤其是“會計分期”假設而將全部支出區分為“成本”與“費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為了更科學地確定每期的收益及資產價值。由此看來，經濟學與會計學對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決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異，經濟學家的研究關心企業如何作出生產和定價決策，因此，他們在衡量成本時就包含了所有機會成本。與此相比，會計學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記錄流入和流出企業的貨幣。他們衡量企業實際發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機會成本(曼昆,1999)。因此，經濟學中的成本概念是無法直接應用于會計學領域的，研究視角的不同，使經濟學和會計學對同一客體進行研究時所限定的范圍，所使用的方法，所關心的結論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經濟學成本理論為會計學成本理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指導，而會計學的成本理論則是經濟學成本理論的具體運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釋性框架構建

作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質的約束下，其內涵和外延日益呈現出廣義化的趨勢。對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條件下正確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從而提供或獲取確當的成本信息，雙方都需要對與一般性成本概念相關的必要因素進行明確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種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構建成本概念的解釋性框架。將這一框架的構建在兩個層面上進行：首先進行關系構建，即構建成本概念中所體現的成本主體、成本客體以及成本對象之間的關系；其次針對各種關系要素的具體化，進行特定條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內容和程序構建，稱之為解釋性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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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是一種工具，外語+專業的模式越來越得到認同，經濟與管理類專業的課程的學習都與經濟學課程直接相關，因此打好經濟學基礎課，也是學習其他專業課程的基礎。能夠培養經濟學課程的興趣，是進一步學習的關鍵所在。經濟學教學模式主要是抽象理論灌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實踐環節突出三種主要的模式。第一種模式帶來的弊端是學生難以接受，尤其是外語院校的學生，數學基礎較差，理科生人文歷史知識欠缺，無法接受純粹的抽象的理論。第二種模式是可以肯定的，所學理論能夠分析現象、解釋政策，根據實踐的變化，提出相應的理論調整是活學理論的一種方式。第三種模式是突出實踐環節，是引起學習經濟學興趣的主要模式。

二、經濟學教學模式改變的幾種方法

1.提高實踐教學的比例。

在一項調查中，您認為《經濟學》的教學與學習應該是（%）。A.學習經濟思想；B.分析問題的技術；C.學會原理的部分；D.注重實踐環節。有57.5%的學生選擇D，注重實踐環節成為大家比較認同的學習經濟學課程應該遵循的。針對經濟學理論性強的課程特點，有意識地安排實踐教學環節，提高實踐教學的比例。實踐教學可以包括：

（1）與企業聯合建立專門的校外實訓基地，帶領學生參觀實習，讓學生接觸真正的企業。如果能夠接觸到企業的財務部門可能對于學習成本收益分析會更有幫助。

（2）請企業的專家到學校，以講座的方式來圍繞某個經濟熱點問題講述從企業實踐中總結出看法。

（3）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采用小組討論的方式、采用講授和學生參與試講的方式，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使實踐環節的考核納入到最后的成績中，根據課堂表現的情況，分成等級，再折算一定的分數，而不應只是閉卷考試的方式。

（4）建立校內實驗室是學生實踐教學的一種最重要最方便的方式，通過在實驗室進行模擬教學，可以使學生有身臨其境之感，可輕松學到書本上沒有論及的一些實踐知識，使學生對理論知識有更深入的認識，在更牢固掌握理論知識，熟悉簡單操作的同時，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5）鼓勵學生參與創業的實踐。目前許多高校開展創業項目比賽，有大學生創新項目活動，如果能夠把經濟學所學的理論用于實踐，這是最好的展示舞臺。這些實踐環節的增強，更能促進和深化課程的改革。即使是理論性較強的課程，通過設置一些實踐環節的學時，也能起到培養學生運用知識進行創新的能力。

2.案例教學成為特色。

經過問卷調查的數據顯示，63.4%的學生認為，案例分析是更有效果的教學方法。教師通過掌握最新資料和經濟發展動向，增加案例分析，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理論聯系實際，讓學生學會理論的應用與實踐。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采用小組討論的方式、采用講授和學生參與試講的方式，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理論內容，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引入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使實踐環節的考核納入到最后的成績中，根據課堂表現的情況，分成等級，再折算一定的分數，而不應只是閉卷考試的方式。因此，這些實踐環節的增強，更能促進和深化課程的改革。即使是理論性較強的課程，通過設置一些實踐環節的學時，也能起到培養學生運用知識進行創新的能力。

3.實習課堂是一種創新方式。

在宏觀經濟學的課堂上，通過多種教學方法的運用，啟發學生，培養其學習的興趣，喚起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從教師的被動教到學生的主動學，學習效果會有明顯的不同。所說的實習課堂，就是準備一個學生施展其才華的平臺，讓學生準備一周的財經新聞中的熱點問題，自己描述新聞并根據所學的經濟學原理進行評論，在課堂上與大家共同分享。另一方面，學生自己準備課件可以在課堂上試講課。既提高了學生搜集資料、整理資料的能力，又鍛煉學生將新知識轉化為自己可以理解、并能夠表達出來，吸收知識、轉化知識、傳授知識的能力。自學能力的提高，也是提高興趣所在。倡導自由表達自己學術看法和思想，極大地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因此可以認為，實習課堂是一種創新的方式，是經濟學教學模式的一種突破。

三、對提高學生學習經濟學興趣的影響

通過兩個學期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環節，對于學習經濟的興趣大大提高。微觀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主要著力于建立與企業的聯系，通過參觀企業與企業建立實習基地，以及請企業里的專業人員做講座的方式，使學生開闊視野，并真正參加了創業實踐。有學生組織成立了校園廢品回收站，試運營了一段時間，像企業一樣需要考慮成本、收益和利潤，同時為校園的環保做了貢獻。更讓人欣慰的是學生利用暑假時間，與慈善基金會合作，作為大學生志愿者參加了貧困地區小學“桂馨書屋”搭建活動，把廢品回收站所得利潤全部捐贈，并指導孩子們進行閱讀等支教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是真正地參與了社會實踐，并在其中獲得了課本上無法獲得的收獲。在南方某職業學校，讓學生直接參與進淘寶網，并以接受訂單作為考核的方式，應該是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舉，雖然質疑聲也有，但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是學生更大的收獲。宏觀教學的實踐環節通過讓學生關注國家宏觀經濟形勢，搜集經濟新聞，然后在課堂上與大家共同分享，根據所學的經濟學原理評論新聞，分析發現的問題，對于專家、學者的觀點也敢于質疑。表達自己看法必須是對于搜集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觀點在于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學知識，因此這種實習課堂的方式受到大家的普遍歡迎。經過對于100人的調查問卷分析，有92%的人認為這種教學實踐環節的改革是成功的。并希望老師繼續推廣下去。原理部分枯燥的理論，復雜的模型，都在經濟評論中得到了靈活的運用。由于外語院校培養的外向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的目標，決定了大多數學生會涉外，因此了解新聞的動態，掌握翻譯的尺度很重要。

四、結語

篇4

[關鍵詞]成本模型；社會福利；成本最小化；路徑

[DOI]10.13939/ki.zgsc.2015.16.012

成本模型刻畫了生產者行為特征。面對激烈產品競爭，理性生產者不得不追求利潤最大化。否則長期而言，難以生存和發展。在給定技術和產品價格的約束前提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途徑是成本最小化。如何實現成本最小化？基于不同經濟理論的成本模型，其成本結構迥異，也昭示了成本最小化的不同實現途徑。

1 馬克思經濟學成本模型與成本最小化途徑

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標志著馬克思經濟學誕生。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成本模型為C=Cs+v。其中Cs為物化勞動的耗費即轉移價值，包括機器設備折舊費用、原材料消耗費用、能源消耗費用等，V為活勞動耗費即工人工資，Cs和V之間，不存在替代性。在產品或要素流通領域，買賣雙方的權利，形式上平等，實質不平等。勞動力一無所有，其本人及家庭生存唯一希望是被資本家雇用。資本家具有強大的買方市場勢力，可以據此壓低勞動力價格。在生產領域或工廠內部，資本和勞動不平等，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資本處于支配地位，勞動者處于被支配地位。資本家可以通過延長勞動時間或增加勞動強度，改變勞動力支付價格與新創造價值的比值等方法，實施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該模型未考慮工人提供的剩余價值，也未扣減資本的機會成本，故剩余價值與利潤在數量上相等。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與利潤區別，僅在于觀念上差異，即它被視為由可變資本或預付資本帶來的。

在成本模型C=Cs+v中，如何實現成本最小化？首先在勞動力購買過程中，勞動者不僅在數量上供過于求，而且在心理上也急于出賣勞動力。供求雙方力量不均等，在價格談判中，勞動者明顯處于劣勢。勞動力市場又具有地域分割性、內部人一外部人理論特征，資本家完全可以憑借其權力，以較低價格購買勞動力。其次在勞動力使用過程中，廠商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和提高勞動強度等方法，“無償”使用勞動力。再次廠商采用三班倒工作制度，以損害勞動力健康為代價，盡量減少和節約預付資本數額，提高固定資產使用效率。最后廠商通過改善管理、技術進步等途徑，增加勞動力學習成本，以降低原材料消耗等成本。

這些成本最小化途徑后果如何呢？降低勞動力價格，短期就個別廠商而言，實現了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人為使V下降，利潤必然隨之同等增加。但由于工人邊際消費傾向大大高于資本家，一方面，導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產品實現”困難，從而埋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另一方面，由于勞動者工資除維持本人及家庭生存外，幾乎沒有剩余能用于教育、醫療保健等，人力資本難以提升，延緩了技術進步。此外依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自然資源沒有人類“加工”的痕跡，是沒有價值的。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和資本主義前期，資本相對稀缺，資源充足。由于原材料、能源價格極低，激勵資本家對自然資源掠奪式開采。原材料、能源過度使用，環境污染加劇。由于工業化水平低，工廠分布在空間上相對分散，環境自凈能力強。原材料、能源供應充足，環境、資源尚未構成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對人類生存的威脅。馬克思經濟學成本模型，無法約束資本對工人和自然的掠奪。資本的超額利潤，來源于資本對工人和自然造成的負外部性。

2 新古典經濟學成本模型與成本最小化途徑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本、資源和人力資本之間存在著可替代性。它也忽略了生態環境破壞對人類未來福利損害。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代表人物索洛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環境不構成經濟增長約束條件。西蒙?庫茲涅茨甚至認為經濟增長不可能受到自然資源絕對缺乏所阻礙。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成本模型為C=Cs+v+c0，其中C0為機會成本。在該模型中，Cs和V之間，存在替代性，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一樣，僅是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工具。另外大多數經濟資源使用價值存在多樣性，經濟資源具有機會成本。考慮了機會成本的成本模型，更科學地度量了資源配置效率，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觀念上指引。

在成本模型C=Cs+v+c0中，如何實現成本最小化？依據Cs和V相對價格，廠商可選擇勞動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以實現成本最小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資本稀缺，本應傾向于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各國、一國各區域環境規制標準不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為追求經濟增長，盲目引進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污染產業和高能耗產業，實現了污染的跨地區甚至代際轉移。要想從根本上降低成本，只能依靠新技術、新方法。如在勞動者不知情狀態下相對延長勞動時間，使用尚未被普遍認識資源，向社會轉移尚未被政府規制的負外部性。利潤（剩余價值）實現，是通過成本外部化方式，把對生態環境影響和不確定性轉嫁給他人、整個社會、自然生態環境甚至后代人承擔。隨著經濟總量擴大，負外部所帶來成本不斷增加，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差額越拉越大。這些負外部所造成成本，廠商不必或可逃避支付責任，降低了廠商成本。

這些成本最小化途徑后果如何？如果某一區域資本昂貴、勞動力豐富，理性廠商就采用以勞動替代資本生產方式，阻礙或延緩新技術、新機器采用。這些新機器本可以減輕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從而減少對勞動者健康損害。勞動者勞動時間減少，相應閑暇時間延長。勞動者可通過接受教育和培訓，自主進行技術革新，提升其人力資本，加速新技術、新機器發明，實現技術進步良性循環。為追求成本最小化，廠商采用大規模、標準化產品生產方法，忽視響應消費者個性化偏好，形成產品供過于求。為擴大內需或出口，國家又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或寬松貨幣政策，廠商通過廣告，刺激消費者需求，加劇資源、能源緊張。在成本模型C=Cs+v+c0中，未考慮環境成本。廠商生產行為外部性，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無法內部化為廠商成本，不能作為廠商利潤減項，卻不合理地由社會和他人承擔。廠商利潤被高估，社會其他人群福利受到損害。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不僅表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表現在消費過程及整個生態系統中。發達資本主義供應過量商品，鼓勵人們過度消費。這種過剩生產和過度消費方式，加劇了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

3 現展經濟學成本模型與成本最小化途徑

1983年聯合國推出法國經濟學家佩魯著作《新發展觀》，成為經濟社會綜合發展觀的標志性著作。新發展觀基本內涵包括：發展應以人為本或者說為了人的普遍發展需要；經濟發展應與社會進步相協調；人類社會發展應與自然界保持和諧。現展經濟學成本模型為C=Cs+v+C0+Ce+Cr&d，其中Ce為環境成本，Cr&d為研發成本。

3.1 環境成本

環境成本又稱環境降級成本，是指由經濟活動造成環境污染而使環境服務功能質量下降的代價。環境降級成本分為環境保護支出和環境退化成本。環境保護支出指為保護環境而實際支付的價值，環境退化成本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和為保護環境應該支付的價值。自然環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間和生態效能，具有長期、頻繁使用特征。經濟活動污染造成環境質量下降的代價即環境降級成本，類似于“固定資產折舊”。在新古典經濟學成本模型C=Cs+v+C0中，沒有考慮生產和消費行為負外部性所導致的環境成本，然而這部分成本絕不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2005年我國環境成本占GDP13.5%，而當年我國GDP僅增加了10.4%，“綠色”GDP增速為負值。這表明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環境成本巨大，把環境債務留給了子孫后代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1989年為44%，1990年為50.4%，1997年為44.4%o，我國經濟外貿依存度很高。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盡管解決了中國部分工人就業問題，但我國資源利用率低、能源消耗高，產業在國際價值鏈分工中又處于低端。產品出口加劇了我國資源、能源矛盾，實際上是把國外的三廢排放量變相轉嫁到中國。隨著北美經濟衰退，眾多歐美國家實行“去工業化”發展戰略，將其國內工廠轉移至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也可能成為“世界垃圾場”。

在成本模型C=Cs+v+c0+Ce+Cr&d中，如何實現成本最小化？市場經濟以價格來配置資源，這就需要計量包括環境成本在內的完全成本。政府在解決環境問題上，要運用稅收、補貼、排污權交易、合理資源價格等手段進行規制，使環境成本內部化。如我們在超市購買商品時，商家免費贈送的塑料袋，地球需上百年才能消化它。但一些可降解的包裝袋，環境成本極低，卻因為生產規模小、原料貴致使價格高，無法全面推廣。考慮環境成本后，可降解包裝袋總成本比免費贈送塑料袋成本要低得多。政府應該向塑料袋廠家收取環境成本稅，以提高其生產成本，相應提高其產品市場價格。同時把這部分稅收補貼給可降解包裝袋廠，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相應降低其市場價格。這樣包裝袋廠增強了市場競爭力，消費者自然會選擇便宜耐用產品，塑料袋廠家也會逐步停產或轉產。隨著可降解包裝袋市場規模擴大，生產成本會進一步降低，國家可逐步減少補貼。在政府有效干預下，完成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通過稅收和補貼，激勵清潔生產，降低經濟發展環境成本。

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我們面臨兩類問題：環境問題如污染；生態問題如水土流失、荒漠化、全球溫室效應等。但新古典經濟學把可持續發展僅理解為治理外部性，顯然是片面的。環境污染可以通過外部性理論得到解釋，全球溫室效應、荒漠化、資源耗竭等問題難以用外部性來說明，也難以用治理外部性的科斯手段與庇古手段來治理。有些環境破壞，是難以修復甚至是不可修復的。這有力地回擊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環境污染，應走先污染后治理之路觀點。解決生態問題，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控制人類的消費欲望，賦予消費者效用函數新的內涵。

3.2 研發成本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為追求壟斷利潤而進行創新是經濟得以持續增長原因。根據創新結果不同，可以把創新分為水平創新和垂直創新，前者增加產品種類，后者提高產品質量。創新是廠商從事研究開發活動成果，它表現于新知識誕生，并直接作用于生產。通過企業研發投入，產品種類不斷增加，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動態地滿足了消費者偏好變化，也避免了同質產品過度競爭，走出了傳統成本最小化的過度競爭陷阱。因此創新可避免產能過剩帶來的資源浪費，是降低成本的可持續途徑。因為傳統降低材料、人工費用方法，總存在極限，并可能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創新是成本最小化的另一條途徑。

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2008年三大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分別為：消費45.7%，投資45.1%，凈出口9.2%。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1978年為66%，2008年為45.1%。雖呈下降趨勢，但仍然無法改變我國投資驅動型經濟特征。1994年施行分稅制改革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追求25%增值稅分成，以各種優惠政策相互競爭投資項目。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型經濟，在宏觀上表現于周期性產能過剩，不得不對部分企業實施關停并轉；在微觀上表現于產品供過于求，必然導致企業削價競爭，形成價格戰，價格甚至低于成本（P

篇5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法律經濟學的產生背景

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很多社會制度的問題，所以經濟學研究也一直做著法律的研究。從早期古典經濟學一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都在經濟學研究當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導，社會制度被作為資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對法律問題的研究開始減弱。但是，經濟學當中仍然在研究反壟斷法律和公共事業管制的問題，因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對當時社會的沖擊很大。進入20世紀70年代，是法律經濟學的成長期，這個階段多數的經濟學家并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波斯納等法學家最開始進入了法律經濟學這個領域，主要是以經濟學的視角對法律進行評估。波斯納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對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領域進行了分析，完成了對法律經濟學的初步構建，從而讓法律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派［2］。雖然波斯納的最初目的使用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經濟學概念來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經濟學家看到這種方式表明了經濟學在法律當中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開始，法律經濟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逐漸完善，法律經濟學也有了全新的面貌，這也使得法律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潮，開始進入歐美意外的國家，并且受到了國際的認同。很多政府機構和公共團體都接受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美國，很多政府規章都會經過成本－收益的評價才能被確立。很多經濟學家都參與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還有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經濟學開始進行模型化地對法律規則進行研究，使用數學分析理論分析對法律法規進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數量在不斷增加。而且，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法和經濟學》等教材相繼出版，更推動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法律經濟學的逐漸被確立，也開始逐漸分化。法律經濟學是多個流派并存的，在個時代，開始向權利、正義、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讓法學、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建立了全新的經濟法哲學觀點，拓展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麥樂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納的框架，并且將意識形態的內容也納入到了法律經濟學的領域當中。

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現狀

(一)芝加哥學派

法律經濟學的產生主要來自于芝加哥法學院，芝加哥法學院可以認為是法律經濟學的源頭［3］。目前芝加哥學派在法律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并且無人能撼動，科斯和波斯納都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堅持芝加哥大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傳統，對法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堅持市場觀念。以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學派的理論主要來自于三個基本命題:1．波斯納定理:市場的交易成本如果過高就會一直交易，財產權利要賦予珍視財產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換對個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費用為零和產權界定充分的情況下，外部因素并不會影響到自愿的配置，此時消費者或者生產者受到市場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導交易談判。芝加哥學派主張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開性、程序性、效益目標性，并且法律條文之間也要有合理的結構，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處于整個結構的核心。在進行法律的效益的評估中，波斯納不再使用帕累托優勢標準，遵循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標準，用效率取代了正義這個在法律當中并不明確的而內容［4］。但是這種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學家和法學家的反對。

(二)公共選擇學派

法律從指定到實施，都和政治決策密切相關，所以需要有關于政府的時政經濟理論，以便能夠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對于國家和社會種不同的利益團隊所產生的影響。公共選擇學派所研究的就是這類問題，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圖洛克、羅爾斯為代表，研究當中對先發的選擇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證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法律經濟學家施密德也將公共選擇理論引進了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完善了法律經濟學的市場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當中，對科斯定理進行了主觀契約注意的重構，用主觀契約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檢驗波斯納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學者認為憲法是所有規則中最高層次的規則，不僅直接對經濟產生作用，也會影響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執行，并且能夠對政府的權力作出限制，保護社會中的各種規則。政治哲學家和公共選擇學派學者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作出選擇的才能是足夠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時，公共選擇人學派還認為，利益集團的游說、賄賂也會影響立法和司法制度的變遷，這會導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無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響下難以保證。公共選擇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打破了過去對政治、司法、立法過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運行過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經濟學的研究不再只是在產權－市場－效率這個循環中進行循環論證，而是能夠更對規范意義上的政策進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學派

制度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高闊塞繆爾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當中，制度分析學派不再像芝加哥學派過于強調效益最大化，也不會進行極端分權市場進行討論。法律在制度分析學派看來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過程，通過對法律經濟學的現象進行制度分析，并且會研究其中的交易費用，從而在多種制度方案當中，研究出費用最低的制度。產權理論的德姆塞茨、巴爾澤也是制度分析學派的學者，是雖然這些人并沒有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但是法律經濟學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視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論技術進行分析。一定程度上來說，這種現象反映了法律經濟學正在和制度經濟學相融合，而且也說明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在尋找法律制度和經濟系統之間的關聯。

三、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變得比較平緩，無論是全新的領軍人物還是新的是論著都沒有出現。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一直在擴大，并且展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學術傾向。

(一)對法律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突破

為了能夠尋求研究上的突破，學者開始反思法律經濟學的定位。麥樂怡認為，“法與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雖然有聯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應該是有所區分的。同時，法律經濟學的研究還需要尋找全新的思維和方法，于是批判主義法學、自由主義法學、自由意志法學、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經濟學研究者的重視。

(二)系統反思和綜合性的研究

一些學者認為，發個經濟學雖然有著結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這就導致一些研究雖然能夠互補，卻也有一些研究存在著競爭性。這也導致了制度主義、公共選擇學派等學派的成立。為此，需要將法律經濟學的理念記性綜合，辨別出哪些才是法律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