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金融業　評價指標體系　AHP　方法

一、引言

金融在現代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為連接商品市場和其他各種要素市場的樞紐以及貫通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的橋梁，金融在市場配給資源中起著核心作用，是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最重要部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中國在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強，對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有許多研究金融業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大多都停留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方面，很少對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進行定量研究，對地位的衡量缺乏系統性、全面性和準確性。因此，通過構建合理的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對沿海地區金融業的地位進行定量測評非常必要。發展金融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金融的規模、速度和效益必須能夠適應經濟發展提出的要求，本文所指金融業的地位即是從金融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來考慮的。

二、沿海地區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地位的現狀

沿海地區的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可以通過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金融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金融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及金融業就業人數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四個方面來考慮。一般地，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超過5％的產業通常視為支柱產業。北京和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遠遠超過了5％，所以北京和上海的金融業可以看作是支柱產業，山東、浙江和天津均為4％以上，而福建最低。金融業作為第三產業中比較重要的行業，其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第三產業的發達程度。就該比重來說，上海最高，其次是北京。金融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除江蘇外其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最高，其次是上海，表明沿海地區的金融業對吸收勞動力的作用較大。就金融業就業人數占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比重而言，天津最高，江蘇最低。這四類比重上海和北京都排在前面，可以看出金融業的地位與經濟的發達程度呈正相關關系。

沿海地區的金融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可以從金融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三個方面來考慮。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北京的金融發展程度最高，金融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和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均最高，但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卻較低，這說明北京的金融業發展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就業增加較慢，但金融業產值增加較快。浙江金融業發展水平雖比不上北京，但也是較高的。上海的金融業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是最高的，這與外資金融機構多首先進入上海有關，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必然伴隨著勞動力需求的加大。山東只有就業貢獻率較高，其他兩個貢獻率都是最低的，這說明山東的金融業正處于擴張階段，就業人數較多，但產值增長較慢。

三、構建沿海地區金融業地位的評價模型

為了系統地評價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同時盡可能確保指標體系的準確性、科學性，本文在建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時遵循科學性、可行性、代表性、合理性、可比性等原則，主要從金融業的發展速度、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益三個層次建立沿海省市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地位的評價指標體系。

層次分析法是T.L.saaty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是系統分析的數學工具之一，本質上是一種決策思維方式。其基本思路與人們對一個復雜的決策問題的思維、判斷過程大體是一致的，是將人們處理復雜系統的定性分析過程轉化為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系統分析過程，是一種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系統化、層次化的分析方法。層次分析法(AHP)通過對同一準則下各指標的比較，得到表示各指標相對重要性的判斷矩陣，對應予判斷矩陣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的各分量即為各指標的權重。本文即采用層次分析法(AHP)對指標體系中的權重進行綜合評判。

由于數據來源的限制，樣本只選取沿海12省市中的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和福建7個省市，數據主要來源于2000―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年鑒。

根據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及對各指標權重的綜合評判結果，建立如下評價模型：

四、沿海地區金融業的地位實證分析

(一)測評結果

根據所建立的評價模型對沿海7個省市的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進行測評，對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最終得到測評結果如下：

(二)測評結果分析

由上述結果可以看出，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順序依次為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蘇、福建和山東。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其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最高。其中，金融資產的增長率處于第1位；其余發展速度指標大多處于中等水平；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金融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金融相關比率均排第1位，金融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于上海，不過其金融業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要低一些；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最高，說明北京金融業發展達到了一定水平，其發展速度、規模和效益都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所以其金融業的地位最高。

雖然上海金融業的發展速度、發展效益排名較低，但其發展規模遠高于其他省市，故其金融業地位排第2位。上海金融資產的增長率最低，其余發展速度指標為中下等水平；上海金融相關比率僅次于北京，說明上海金融深化程度比較高；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排第1位，金融業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最高，但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均處于中下等水平。由此可以發現，上海的金融業對吸收就業的作用比較大，但其評價地位的關鍵指標的值較小，所以其金融業的地位低于北京。

浙江金融業的地位在所選地區中處于第3位，主要原因是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效益都比較高。其金融業增加值的增長率、金融資產的增長率均排第2位，其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均排第1位；其金融相關比率排第4位，所以浙江的金融深度只處于中等水平；浙江金融業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位于第2位，而其發展規模也是處于中等水平，所以其金融業的地位比較高。

天津金融業的地位排第4位。天津金融業從業人員的增長率比較高，僅次于上海，其金融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和金融資產增長率均排第4位，其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最低；其金融相關比率較高，排第2位，其從業人員占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重最高；就業增長貢獻率較高排第2位。其余發展效益指標大都處于中等水平，所以天津金融業的地位最終處于中等水平。

江蘇金融業發展規模最低，發展效益也較低，但其發展速度較快，排第2位。由于評價一個行業的地位，僅僅只有發展速度快，并不能使金融業的地位提高，發展效益和規模也同樣重要。江蘇的金融業增加值增長率是最高的，其金融資產增長率排第3位，江蘇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均排第2位；所有發展規模指標基本都處于最后；發展效益指標中只有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比較高，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排第5位，所以江蘇最終排名第5位。

由于福建金融業的發展規模最低，發展效益僅高于山東，發展速度也比較低，因此導致其金融業的地位較低，僅略高于山東。福建的金融從業人員增長率為負值，從而其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也為負值；福建固定資產投資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最高，金融相關比率排第6位，所以福建的金融深化程度比較低，其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均最低，其金融業發展效益指標中的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也比較低，所以福建金融業的地位排第6位。

山東金融業的地位在選取省市中排名最低，主要是由于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效益均最低。具體來說，金融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最低，金融資產的增長率排第6位，說明雖然山東的經濟增長較快，但其金融業的增長相對較慢；金融相關比率最低，故山東金融深化程度不高；金融業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和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均最低。因此，山東金融業必須在加快發展速度的同時提高發展效益，從而逐步提高金融業的地位。

篇2

關鍵詞：房地產業；經濟發展；作用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5-000-01

一、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個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指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位置，是該產業在與其它產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整體結構中的狀態。

（一）房地產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

基礎性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能較大程度制約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產業，是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房地產業提供的住房，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生活資料，“安居樂業”指的是住宅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基礎性地位。房地產作為基礎型產業，提供的商業設施，能為商業部門的運行提供基礎物質條件；房地產業提供更多的商業實施，是商業部門改善運營的基礎與前提。

（二）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先導性產業

先導性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需要先行規劃發展以引導其它產業部門往某一戰略目標發展的產業或產業群，是國民經濟中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先導作用，這是由房地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關系決定的。早在1994年世界銀行就已經算出，房地產業的投資拉動約為1：3，銷售拉動系數約為1：1.3～1.5。

（三）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階段性支柱性產業

支柱性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對經濟發展所作貢獻較大的幾個產業部門。支柱性產業一般有4個特征：高產業比重、高產業關聯、高市場需求和高財政收入占比。

根據近幾年統計數據估算，僅住宅建設每年消耗的鋼材占年產量的14%，水泥占47%，玻璃占40%，木材占20%，運輸量占8%。近些年，一般地區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25%左右，發達地區更高，甚至達到了50%左右。對地方稅收來說，房地產稅收是主要來源。這些數據表明，我國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階段性支柱性產業。

二、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用的基本解釋是對事物產生的影響、效果，衍生解釋有作為、努力、用意等。房地產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有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

前者是指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的不經過中間環節的影響。2003-2010年，全國與遼寧省房地產業對GDP貢獻率均值分別為6.3%、5.1%，超過支柱性產業國際通常標準的5%。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的具體表現還有：房地產業發展對居住條件改善的直接貢獻；對城市建設的直接貢獻；對勞動就業的直接貢獻等等。

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間接作用，是指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的經過中間環節的影響。2009年遼寧金融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7.71%，房地產業與金融業的關聯度系數為0.5468，2009年房地產業帶動金融業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間接貢獻率為4.22%。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間接作用的具體表現還有：房地產業發展在特定時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影響；稅收、就業等方面對房地產業的依賴性等等。

（二）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有積極作用和非積極作用

前者是指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的正面促進效果。按2004-2010年我省統計數據估算，“房地產投資每增加1億元，能增加城鎮單位就業崗位78個”，房地產業關聯性高，能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具體表現還有：房地產業的發展能拉動國民經濟的其他指標；改善居住條件；對城市建設的貢獻；對勞動就業的貢獻等等。

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非積極作用，是指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的非正面促進效果。比如房價上漲速度過快，居民購房的首付款和月供不斷增加，嚴重制約著居民消費的持續擴大。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非積極作用的具體表現還有：房地產業吸納大量資金，從而占用其他產業的資金；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制約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

三、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需要掌控

國民經濟的發展要重視房地產業，同時要減少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度。即是說，要掌控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作用，做到收放自如，這樣國民經濟的發展才不會受房地產業發展的左右。

（一）發揮房地產業積極作用，為新興產業發展贏得時間

房地產業有著自身獨特的優勢，不需要更多的承載基礎，在短時間內能聚集大量的資金，從而拉動無數的投資機會。我國工業承載基礎薄弱，發展比較滯后，尤其需要像房地產業這樣的能短時間內聚集大量資金、能帶動周圍經濟發展的的支柱型產業。只有房地產業獲得穩定發展，才能為經濟轉型、新興產業的發展贏得時間。

（二）按國民經濟發展要求控制房地產熱度

鑒于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之間的是一個雙向作用關系，即相互促進，又彼此制約。因此需要正確把握他們之間的良性互動及協調發展，既承認房地產業具有國民經濟增長點的作用，承認房地產對數十個行業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承認房地產業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要意識到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產生促進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條件，不可過分依賴靠房地產業來完成經濟增長的目標。一旦房地產業出現過熱狀態，將誘導與其密切相關聯的產業畸形過熱發展，造成大量資金沉淀在房地產上，影響其他產業和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發展。

（三）緊跟隨，不異步；大加速，小減速

遼寧房地產在全國范圍內起步較晚，屬于后發市場，因此應該遵循“緊跟隨，不異步；大加速，小減速”的原則。積極相應國家的房地產政策，時間上不拖后；在國家采取促進房地產業發展政策時，加大發展速度；在國家采取減緩房地產業發展政策時，放緩發展速度。

參考文獻：

[1]黃志遠.房地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J].現代商業，2011（20）.

篇3

不管是哪個時代和國家，生產投入都是影響國民經濟產值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生產中投入的生產要素。通常，林業生產不包含資金、土地、林業技術與勞力。在林業生產中，最為豐富的要素就是勞動力，投入程度主要受林業規模和生產環境影響，這點在國有林業部門尤為突出。因此，勞動力變動對一定時期的林業經濟發展影響程度不同。土地作為林業生產中重要的生產要素和稀缺要素，在一定的時期和地域中，林地投入規模極其有限，在相對穩定的過程中，對林業經濟發展作用不太明顯。科學技術作為最直接的林業生產力，由于林業產業特征影響，林業，尤其是營林對科學技術的應用率相對較低，科研技術對20個世紀80年代前的經濟發展影響尤小。根據相關研究表明，在林業生產中，對林業經濟影響最大的生產要素是資金。

2影響林業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外部因素

從林業發展整體局面來看，影響林業發展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經濟環境、政府政策、自然災害以及國民經濟。在林業外部因素中，由于自然因素是不受人操控的因素，具有很強的偶然性，通常對林業發展沒有顯著的作用。通過大量實踐成果來看，國家政策和政治環境對林業發展、變化具有重要影響，從以往研究成果來看，政策變更和政治運動都會直接影響林業經濟發展。在林業發展變動中，由于正處于國家政策變更時期，林業作為政策性很強的單位，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都直接影響林業經濟發展，尤其是政策環境較大時。

在林業外部經濟發展中，國民經濟結構和發展速度對林業經濟影響重大，林業作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行業，它的發展直接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和結構變化。

綜合現有的研究結果來看：當國民經濟發展穩定時，比例結構相對合理，林業發展穩定、效率較高；當國民經濟對林業發展影響較大時，工業發展變快、比例增大，林業經濟就會加快，而對林業發展的帶動相對較小；近幾年，林業經濟和國民經濟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發展步伐減慢。

3結語

篇4

論文摘要:首先利用信息化指數模型，按照《國家信息化指標構成方案》，測度了河南省18個省轄市當前的信息化建設水平。然后利用線性回歸模型，對省轄市信息化建設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進行了相關性量化分析，依此實證了信息化建設對當前河南省國民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作用。

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是當今世界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信息化水平已成為衡量國家、地區經濟社會綜合發展實力及文明程度的標志，信息產業也成為帶動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河南省信息產業建設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與此同時，河南省近年來的國民經濟發展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那么，在當前信息經濟的大背景下，河南省的地區信息化建設究竟處于一個怎樣的水平，信息化建設因素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相關性等，是十分值得關注和探究的問題。

一、河南省轄市信息化建設水平測度

地區信息化是以城市信息化發展為基礎的。根據國家信息產業部所公布的《國家信息化指標構成方案》工以及河南省的實際情況，我們利用信息化指數法(Index of information)對當前河南省各主要城市的信息化發展水平進行測度。信息化測度指標的選擇有一定的相對性，不同的地域或時期，指標體系的構建可能有所不同。為合理測度河南各省轄市的信息化水平，本文按照代表性、簡便性、可比性和準確性原則，選擇了以下五類建設因素共14項明細指標，共同構成圖I所示的信息化水平測度體系。

基于以上指標體系，本文對2008年度河南省18個省轄市各項指標的數值進行了統計。由于信息化指標之間不同質，為進行對比我們以鄭州為基準，將各地市的指標值進行指數化處理。由于指標加權目前尚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和標準，而取決于如何判斷各指標在信息化中的地位或作用，考慮到城市間同類指標具有可比性，為方便計算本文采用相同權數簡單算術平均法來測度各省轄市的信息化指數。具體算法是:將鄭州的各項指標值指數定為1，將各地市的同類指標值除以鄭州對應的值求得該市各項指標值指數。然后將各項指標值指數相加除以指標個數，計算出該市各信息化因素標準指數。最后對各信息化因素標準指數進行平均，求得各地市的信息化發展指數。那么本文測度的河南各省轄市的各項信息化主體指數及綜合指數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在河南18個省轄市中，地區信息化發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發展程度較高的城市多集中在豫北和豫西地區.如鄭州、焦作、洛陽、新鄉等。而程度較低的城市多集中在豫東和豫南地區，如商丘、信陽、周口、駐馬店等。

二、河南省區域信息化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考慮到人口和其他自然因素方面的不同，本文選擇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的對比分析指標。表2列示了河南18個省轄市2007年度人均GDP及其指數化處理后的指數，以及與信息化指數的對比情況。

可以看出，河南18個地市在經濟發展上同樣也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地區間不平衡較為明顯。其中仍然是豫北和豫西地區城市經濟發展較快(如鄭州、濟源、焦作、洛陽等);而豫東和豫南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如信陽、商丘、駐馬店、周口等)。這顯示出地區信息化建設水平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我們不妨用人均GDP指數與信息化指數作如圖2所示的折線圖。

從圖2可以看出，各地市GDP與其信息化建設之間存在著較明顯的線性相關性。下面將信息化指數作為解釋變量，而將人均GDP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夕=a+bx。利用最小二乘法計算參數a，b，則可得到:b=0.8395 ， a=0.227。于是得到回歸方程為:夕=0.227+0.8395x。對回歸方程進行顯著性檢驗，則有: =0.7156 ， r=0.846

a=0.005單尾以16)=2.12 t=6.347>2.12為顯著。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回歸方程顯著性強。這說明當前河南省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其信息化建設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線性相關性。河南省各地市的信息化建設，正在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著顯著的積極影響作用。按照現代經濟學增長理論，可以對這種實證的現象和結論給出如下的一般解釋:在信息經濟大背景下，信息產業已成為帶動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這種帶動力量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作用。主要表現為信息產業不僅本身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其發展速度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助推器。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信息產業已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產業。如信息產業中的郵電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目前都已經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其發展規模和水平直接制約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其二是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間接影響作用。信息產業對各傳統產業具有催化、倍增和優化作用。首先信息產業具有擴散效應(即乘數效應)，當一種信息被利用后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映，表現為當信息產品作為生產資料使用時，會提高使用者的勞動生產率，從而產生第二層次間接經濟效果，以此類推可產生更深層次的間接經濟效果。這些間接經濟效果的總和就構成了信息產業的擴散效應，使得信息產業間接為國民經濟所創造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要數倍甚至數十倍于信息產業自身的效益;其次信息產業對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優化傳統產業格局、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也都發揮出十分重大的作用。

事實上，經濟發展相對超前的日本和歐美地區信息化經歷，也充分說明了信息化建設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作用。在1990-2006年間，日本的高技術產業總產值由3 000億美元上升至32 000億美元，增長了10.67倍，西歐由5 000億美元上升到200 000億美元，增長了40倍。美國所以能在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中居于領導地位，與其信息技術產業的迅速崛起也密不可分。目前，美國信息產業創造的附加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上，高新技術部門在美國國內銷售和出口中已成為最大的部門，其產值占GDP的80% 。

篇5

交通運輸業，是運輸勞動力借助運輸工具對運輸對象改變位移的產業。交通運輸普遍存在人類各種經濟活動中，能夠為經濟活動提供空間聯系的環境，是經濟空間形態形成和演變的主要條件，如交通運輸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產業區域的形成。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自然資源的開發有了可靠并且廉價的運輸保證，促進了經濟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為運輸成本較大的工業的集聚地，如港口，鐵路附近等。人口、勞動力都向經濟帶集聚，能增加就業崗位，進而刺激國民經濟的增長。交通運輸不僅能帶動經濟增長，對不同地區、國家的政治、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我國交通運輸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億元直線增加到2013年27282．93億元;我國城市公共交通就業人數從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會經濟與交通運輸兩者相關關系的數量分析

2．1運輸彈性系數國民經濟發展，運輸需求量增大，運輸量也會隨之增加，它們之間成正比。因此把運輸量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這種關系叫運輸彈性系數。彈性系數是一種比例關系，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對運輸的需求，以及運輸業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適應程度。設運輸量(客/貨運周轉量)年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分別為，，則運輸彈性系數表示為:E=(注:這里E取其絕對值)，以我國1979－2013年運輸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關數據計算運輸彈性系數(取小數點后三位)。數據來源:統計網(1)1980年前E＞1，說明我國1980年之前交通運輸發展速度要高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運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較為敏感，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點變動都能引起交通運輸較大變動。(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穩定在0＜E＜1范圍，說明1980年到現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變動所引起的運輸量變動較小即交通運輸發展速度慢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這時期受社會經濟影響程度較改革開放前期有減小趨勢，但2009年客貨運彈性系數相對前后幾年來說較高，特別是貨運彈性系數＞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運輸業表現出對社會經濟發展較高敏感性。隨著經濟危機緩和，運輸發展開始趨于平穩，最終恢復到穩定水平。2013年我國客貨運輸年增長率出現負增長，表明我國運輸業發展遇到瓶頸，需要制定科學產業發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