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數字貿易研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數字資源整合；文化產品；文化服務；數字化展現

一、引言

經濟的發展伴隨而來的必然是文化的興盛，近年來的統計數據已經表明世界文化經濟和文化貿易都在蓬勃發展，國際文化貿易在國際貿易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不斷提升，同時又帶動了整個國家國際貿易水平的提高，因此國際文化貿易正在獲得各國政府越來越多的重視[1]。

國際文化貿易的復雜性導致了其概念在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里我們選取其中一個闡述，即國際文化貿易是指國際間文化產品與服務的輸入和輸出貿易方式的統稱，是國際服務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從前面的闡述中可以看出國際文化貿易由國際文化產品貿易和國際文化服務貿易兩部分組成，其中的文化產品可以是圖書、雜志、影視、戲曲、藝術設計、手工藝品等，主要特征是具有實物消費品的基本屬性，而文化服務則是實現和滿足人們文化需要的過程，通常貿易主體不是實物或不具備一般商品屬性[3]。

近些年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移動應用等技術的涌現，數字技術在飛速發展的同時也表現出了更加親民的一面，人們工作、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過數字技術緊密地銜接到一起。國際文化貿易中無論是以貨物為主的文化產品，還是以虛擬經濟為主的文化服務，也應該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帶來的種種便利，下面就詳細介紹一下數字技術在與國際文化貿易整合過程中的具體表現。

二、文化產品的數字化表現形式

文化貿易不僅承載著帶動經濟增長的重任，同時也肩負著繁榮本國文化和歷史的重任，是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和地位的重要途徑，其中文化產品是文化貿易開展的核心，文化服務是文化貿易開展的推動力量。

作者單位：100024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國際文化貿易中的文化產品通常是以實物形式存在的，而在數字時代文化產品則具備了更多的虛擬化特征，傳統的文化產品轉變成為使用計算機、數字播放器等泛用型設備作為載體，文化產品的核心內容以數字形式來存儲、展現和傳播的形式。文化產品的生產者除了傳統的文化企業外，也涌現出了大量基于個人或工作室的作品，隨著而來的是數字化的貿易平臺的大量出現[4]。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間的貿易界定變得模糊，總體而言文化產品涉及文化貿易的核心內容，文化服務則是在文化產品的基礎上拓展而來的服務貿易。根據文化產品內涵與數字技術間的關系，可以將文化產品的數字表現形式分為如下幾類。

1.完全數字化的文化產品

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僅帶來運算速度和存儲能力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在虛擬時空中拓展了人類的思維。在計算機平臺中，就已經出現了大量具備傳統實物類文化產品特征的數字化虛擬文化產品，這類文化產品具備更新節奏快、傳播范圍廣、對實體環境依賴度低等特點。

完全數字化的文化產品指的是文化產品從最初的設計開發，到后期的推廣營銷都依靠數字技術實現，無需傳統的實物類文化產品即可完成整個文化產品貿易全部過程的現象。比較典型的完全數字化文化產品例如有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網絡小說等，這類文化產品的貿易過程只需要擁有計算機或移動顯示設備，并通過互聯網交換數字信息即可。

2.從傳統文化產品轉變為數字化的文化產品

在有人類貿易活動以來，其實也一直伴隨著文化貿易，進入到數字媒體時代后，部分傳統文化產業可以吸收和采納數字技術的優勢，并將傳統文化產品慢慢轉變為數字化的產品。這類文化產品的核心內容并未改變，但是由于數字技術的出現，一方面使得文化產品的展現形式有了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文化產品貿易的交易過程。最為典型的從傳統文化產業轉變為數字文化產業的例子就是電影電視、音樂曲藝、平面影像等，傳統的膠片電影和有線電視業如今正在快速的轉變為數字電影和數字電視，并出現了網絡視頻這樣的新形態，音樂產業則經歷了從膠片和磁帶到數字音樂的轉變。

3.利用數字媒體作為輔助展現或傳播的文化產品

盡管數字技術在國際文化貿易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大，但是文化產品本身取悅于人的核心特性并未發生改變，并非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可以被數字技術所改變或替代，對于這類文化產品而言，數字媒體的出現只是增加了輔的展現和傳播形式。利用數字媒體作為輔助展現或傳播的文化產品，具有的典型特征是這類文化產品比較依賴傳統的手工技藝，比較注重實物的工藝價值，例如文化產品中的民間手工藝品等。

數字技術本身無論如何發展，都無法替代實際的工藝品實物所帶給人們的感受，因此數字媒體更多地是作為這類文化產品的輔助展現形式，將產品的內容以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形式存儲并顯示在電腦設備中，近些年也出現了更加復雜的展現形式，如將虛擬現實、增強現實、3D打印等技術與文化產品相結合，實現了更加真實和有交互感的展現形式，使得普通個人了解和制作手工藝品成為可能。例如基于虛擬現實技術開發的手工藝品制作游戲，基于增強現實技術開發的京劇換裝體驗，基于3D打印技術實現的數字化工藝品個性化模型打印等。

實際上，大部分傳統的手工藝品都面臨著市場容量萎縮、大眾認知度低的問題，網絡化的數字媒體正好是推廣這類文化產品最為有效、成本最為低廉的一種形式，這里說的網絡化的數字媒體既包括早期出現的彩信、網站等形式，也有近些年比較流行的移動應用這樣的形式。網絡數字媒體的應用，對文化產品的傳播以及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三、數字資源與文化服務貿易的整合

與文化產品貿易注重利用實物來承載文化內涵的形式不同，文化服務貿易是更加注重滿足人們文化需求的活動，包括各類演出、展覽、視聽傳播等[5]。數字技術擁有的如交互性、虛擬化、泛媒體化等典型特征，與以非實物化交易為主要特征的文化服務貿易更加吻合，也更加能夠提升文化服務貿易的層次和水平。區別于傳統的文化服務貿易，數字資源在與文化服務貿易整合過程中，表現出如下幾個特征。

1. 文化服務貿易形式統一化

文化服務貿易一直以來缺乏統一的劃分標準，其基本特征是文化貿易交易對象的非貨物化，因此我們通常將文化演出、視聽影像、圖書檔案、博物館服務、體育娛樂、專利版權等交易內容都劃歸文化服務貿易的范疇。傳統的文化服務貿易過程中，這些交易內容可以會以多種形式出現，在數字媒體時代，數字技術可以成為文化服務貿易交易過程的主要載體，以此來實現貿易形式的統一化。

例如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在線付費購買演出票，并將電子票根下載在手機中作為入場憑證；可以在統一的交易平臺中購買數字音樂或電影，而不再需要除了數字終端設備以外的其他媒體；也可以在線預覽圖書的部分章節，并在付費后直接下載電子書到終端閱讀設備；版權及專利交易也可以通過統一的數字平成，并通過數字驗證和數字簽名技術保證交易的有效性。

2. 更加高效、安全的服務貿易交易平臺

數字資源平臺在貿易活動中曾經最令人們擔心的就是交易平臺運行的效率和信息安全，互聯網和移動應用的普及使得服務貿易信息的獲取更加便捷，信息溝通的障礙得以打破，更多的人可以通過數字平臺得到他所需要的文化服務內容。作為網絡數字媒體的另一大主要特征，信息的雙向交互也使得人們在獲取文化服務的同時，可以更為直接地將自己的感受、建議、想法等分享給其他觀眾或文化服務的提供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促進了文化服務內容的改進和提升。例如，以前電視臺想要獲取電視節目的收視率信息，主要依靠隨機抽樣撥打電話訪問的形式進行，而在數字電視環境下，不僅電視節目的終端收視率可以精確的獲取到，甚至對于每臺電視機的收視習慣數據都可以采集到。再比如在數字音樂交易平臺中，用戶在試聽音樂的部分章節后就可以馬上選擇是否在線購買整張數字專輯，同時還可以在平臺中看到其他用戶的購買心得并發表自己的感受，這在傳統的貿易形式下是難以實現的。

在網絡數字環境下，交易的安全性曾經是數字交易推廣過程中的主要阻礙。隨著信息安全技術的發展，如近些年普及率非常高的數字證書、DRM簽名、非對稱加密等技術的出現，使得無論是交易過程中的資金安全，還是防止數字內容不被隨意復制等，都得以實現，數字交易過程已經能夠與傳統交易形式一樣令人信賴。

3. 更加多樣的文化服務貿易量化指標

文化服務貿易在國際文化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文化貿易由于有獨特的文化內涵，使得僅僅考慮國際貿易額并不能很全面地衡量一個國家文化貿易的實際水平，對于不以貨物貿易為主的文化服務貿易活動，這樣的衡量標準就顯得更加偏頗。對于文化服務貿易水平的衡量指標，實際上應該是一個動態考慮的體系，既要通過多種指標的建立來衡量當前貿易水平與其他國家間的比較，同時也要考慮不同時間周期內貿易指標的變化情況，來綜合考量文化服務貿易的實際發展水平。

數字資源與文化貿易平臺整合的同時，所有的文化服務交易信息都將以數字形式存儲和表現，規范化的貿易數字信息在大數據處理的時代背景下，可以從更多側面反映文化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以視聽產業為例，傳統的衡量貿易水平的指標包括：票房收入、上座率等。而在基于網絡付費點播的視聽貿易平臺中，不僅可以隨時看到點播收入和點播次數，還可以收集例如：點播時段、重復播放次數、評價好壞、評論情況、IP來源等數據，同時這些數據的采集也是基于時間線和用戶等級的，因此還可以將這些量化指標拓展到更加立體的評價指標體系中。

四、結束語

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網絡數字媒體技術早已融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其中也包括了文化產業這一領域。作為國際文化貿易核心組成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在數字時代下也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文化產品的展現形式，文化服務的貿易方式都已與數字時代無法分離，而更好地與數字技術整合也是國際文化貿易發展的必經途徑。

數字技術與文化內涵之間并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國際文化貿易的核心永遠是文化本身，數字技術是文化內涵更好的展現和傳播途徑。在數字資源與文化貿易整合的過程中，也要時刻注意數字技術的選取與實現形式，讓數字技術成為促進文化貿易發展的推動力，而不是成為文化本身的替代品。

參考文獻

[1]李懷亮， 閆玉剛. 當代國際文化貿易綜論（上） [J]. 河北學刊， 2005，25（6）： 113＼|119.

[2]李小牧， 李嘉珊. 國際文化貿易： 關于概念的綜述和辨析[J]. 國際貿易， 2007，（2）： 41＼|44.

[3]張蹇. 國際服務貿易與國際文化服務貿易之辨析[J]. 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1，10（2）： 70＼|76，86.

篇2

【關鍵詞】數字校園

國際貿易實務教學設計高職教育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10C-0058-03

隨著網絡和多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的校園網和互聯網的教學應用環境日趨成熟，基于數字化背景的高職課程教學面臨著巨大的變革。數字校園環境下的高職課程教學需要更為先進的理念來統領教學，也需要符合數字化學習特征的、科學的教學設計，從而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師生、生生跨時空多向交互和個性化學習。

一、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教學現存問題

國際貿易實務是以一定的理論知識為基礎、實踐性極強的綜合應用課程。知識與技術能力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談判磋商與外貿合同的簽訂；二是外貿合同的履行，即國際貿易全過程的操作技能；三是貿易風險的防范和處理。目前的課程教學普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問題，以講解抽象的案例為主的單向傳遞知識的教學模式，使師生、生生缺乏互動與交流，直接影響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傳統教學往往忽視學生外語能力的訓練，教師雙語教學意識淡薄。但國際貿易涉外性很強，在貨物定價、裝運、保險、商檢等環節的磋商中對外語的應用能力的要求較高。

傳統教學對學生學習的評價普遍存在教師評價為主的“一言堂”現象，缺乏生生評價，以及來自外貿行業人員的評價。此外，教學內容相對滯后，沒有與時俱進。近年來國際貿易出現的新變化、新局勢以及采取的新對策，要求課程教學內容要與之相適應的動態更新。

二、基于數字校園的教學設計原則

（一）開放性原則

隨著多媒體網絡與計算機的普及，高職院校師生的信息素養有了明顯提高。利用校園網和互聯網的開放性設計教學活動，為學生提供相關的課程網站和網絡資源，對同類知識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解釋和分析，有利于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解決了教學資源零散不便存儲、教學信息傳播不暢、實踐成果共享受限、教學監控管理困難等問題。例如搭建主題網站、網絡課程虛擬學習平臺，利用即時消息溝通、wiki相互修改和評價、發帖提問等開放的功能，便于實現師生、生生跨時空交流、互助、合作和自主探究學習，實現教學信息的動態更新。

（二）自主探究性原則

數字校園環境下的課程學習活動雖然有教師的指導與適當監控，但基于網絡的學習，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主要的學習形式是自主性的篩選網絡信息，然后思考、分析，探究、反思等等。因此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要意識到學生是認知的主體，設計要體現學生個性化學習的特點，充分考慮學生自主學習和選擇學習內容的權利，發揮學生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思維，從而增強學生解決問題和動手實踐的能力。例如引導學生利用靈活多樣的檢索工具；設計webquest讓學生有目的有方向的自我探究、自我評價等。

（三）交互性原則

基于校園網和互聯網的教學應用環境，課程的教學不再局限于面對面的進行，可以利用網絡技術跨時空跨地域的優勢，創設虛擬學習環境，實現師生、生生的交流、討論與評價等互動學習氛圍。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者要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自行建構知識，其發展必須置于真實的教學實踐環境中，通過同伴互助、師生互動，實現個體的成長與發展。在數字校園環境下的學習，有利于合作互助學習，進而提高學生的溝通表達能力等。

（四）多樣化原則

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和學習特點，有的學生喜歡從聽的過程中獲取信息，打開學習之門；有的學生喜歡用書面和圖像形式學習與記憶。多媒體網絡和信息技術在課程教學中的應用能發揮各種媒體的優勢，使課程圖文聲像并茂，直觀生動，從而滿足不同學習風格、不同層次的學生學習。

三、數字校園環境下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教學設計

基于數字校園設計高職課程的教學，以方便學生進行合作、交流和自主探究學習為前提，先分析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特征，然后合理確定教學目標，整合教學內容，設計教學策略和教學評價。以柳州城市職業學院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為例，柳州城市職業學院研究組教師設計與開展實踐教學，并以問卷和訪談等方式對教學改革的效果進行調查和分析。

（一）分析學生的信息素養、學習需求和學習特征

了解和掌握學生的信息素養、學習需求和學習特征是教學設計的前提與基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超過80％的被調查學生會使用網絡搜索學習資料，86％的學生使用網絡主要是娛樂或消遣。約87％的學生認為網絡資源對學習很有幫助，也愿意借助網絡進行學習，但78％的學生需要教師的指導或同伴的幫助。約75％的學生認為自制力弱，如果進行網絡學習需要教師的監控。大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較強，但是學習目的不明確，信心不足；形象思維較好而邏輯思維較差；喜歡動手實踐往往又忽視必要的理論基礎。約74％的學生喜歡團隊合作學習，58％的學生則愿意獨立解決學習問題。

（二）整合教學內容

首先，選擇的教學內容依據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和課程的教學目標；其次，教學內容要與學生的認知發展能力相適應；再次，教學內容要與學生將來工作和生活緊密聯系；最后，教學內容要為教學實踐服務。高職教育著重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和應用能力，融“教、學、做”于一體，理論基礎以必需、夠用為度，不強調理論的深度、難度和廣度。

（三）確定教學目標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目標也是學習目標，是對學習者通過教學后應該表現出來的可見行為的具體、明確的表述。教學目標是事先制定，通過教學實踐可以達到，并且能夠使用現有技術手段測量的教學結果。教學目標既客觀又主觀；既動態又相對穩定；既系統、有層次又具時限性。明確、具體、規范的教學目標，對教學的效果和效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學目標是教學的方向和旗幟，指導著整個教學活動。要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必須對實際的教學環節與教學活動制定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規定。基于數字校園的高職課程的實踐教學，目的是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和職業能力，教師在教學時對教學目標的制定要更加明確和具體，不僅要描述清楚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方面的目標，借助多媒體和網絡技術教學，需要鍛煉和提高學生的哪些關鍵能力也必須描述清楚。

（四）選擇教學策略

1.分析教學環境。教學環境又稱為學習環境，它是學習資源和人際關系的組合。學習資源包括學習材料、幫助學習者學習的認知工具、學習空間等。人際關系包括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充分的人際交往。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的知識是自行積極的建構，而不是外界灌輸；學生之間的相互效仿、協助、互動和激發，就是知識的建構過程，也是個體的成長與發展的過程。同時知識的建構要置身于真實的環境中。由于專業特點的限制，柳州城市職職業學院研究組的教師基于數字校園背景，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和多媒體網絡為學生搭建了虛擬的網絡學習平臺，模擬進出口貿易的一般流程，設置學生實訓成果展示與交流的窗口，既滿足課堂內的實踐教學，又方便學生課后自主探究學習。

2.創設學習情境。學習情境是應用知識的環境背景或者活動背景，它能夠引起學生某種積極的情感反應。建構主義認為，要關注學生的興趣和經驗，強調合作和交流，充分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便于學生自行建構知識。創設學習情境，使學生在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情境下進行學習、實踐，能培養和提高他們的職業核心能力；把抽象的理論知識轉變成具體形象的典型工作任務或生活事件，有利于學生克服純粹認知活動的不足；教、學、做成為一種包括情感體驗在內的綜合性活動，對于提高學習效果和學習效率具有積極意義。

3.選擇教學方法。高等職業教育主要是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俗話說“教無定法”，常用的教學方法有案例教學法、角色扮演法、模擬教學法、項目教學法等。每種方法都有其適用的范圍，但不是萬能的。例如進出口業務操作可以采用角色扮演和項目教學法。利用多媒體網絡和課程網站等學習平臺，在課堂內模擬一筆完整的進出口業務過程，學生分組分別扮演進口方、出口方、銀行、船運公司或海關等部門，按照接近真實的經貿運作過程進行。以此讓學生對抽象的內容有了較真實的、較系統的理解。

高職課程的教學策略的選擇必須突出職業性、完整性、實踐性。教學活動過程是一個完整的工作過程，可以讓學生在教、學、做中體驗完整的工作過程。

（五）設計教學評價體系

教學評價以教學目標為依據，制定科學的標準，運用一切有效的技術手段，對教學活動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測定、衡量，并給予價值判斷。教學評價是教學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起到調控教學過程的作用，同時對影響教學活動的因素，例如教學環境、學習情境等進行調整。教學評價可以引導學生學習，激勵和監督學生的學習過程，也是教學過程產生的問題的反饋。

基于數字校園的高職課程教學，應融入多種評價主體、多項評價內容、多種評價方式。參與教學評價的不僅是教師和學生，相關行業專家的評價同樣具有指導意義。職業教育要與職業緊密聯系，以行業標準作為培養人才的標準。評價的內容與指標也要具體細化，要涵括從知識、能力和素質客觀綜合的評價。

具體的教學實施見圖1。

四、研究結論的分析與反思

研究結果表明，第一，基于數字校園的高職課程的教學以方便學生進行合作、交流和自主探究學習為前提，分析學生的信息素養、學習需求和學習特征，然后合理確定教學目標，整合教學內容，選擇教學策略，設計教學評價。第二，基于數字校園的教學設計提高了學生學習的效果和效率，培養了學生的職業核心能力，例如動手實踐、團隊合作、組織協調、語言表達和跨學科學習的能力等，同時有助于培養學生進行合作、交流和自主探究學習，如圖2。

篇3

【關鍵詞】國際貿易 國際投資 貿易與投資一體化

一、引言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長期以來處于隔閡狀態。二戰以后,國際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受到挑戰。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國際經濟關系,逐步放寬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嚴格的條件假設,實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交叉。本文對國際貿易與投資理論及其關系進行系統回顧,為嘗試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獻基礎。

二、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的交叉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投資理論納在一起分析的是弗農的(R.Ve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認為,產品周期可分為產品創新、成熟、標準化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決定了企業不同的生產成本和生產區位的選擇,決定了企業應采取不同的貿易和投資戰略。在產品創新階段,由于創新企業在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方面享有壟斷權,企業最有利的安排就是在國內生產,并通過出口滿足國外需求。在產品成熟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基本穩定,市場上出現了仿制者和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若想保持和擴大國外市場份額,就必須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在產品標準化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普及,創新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已經完全喪失,產品的價格成為競爭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將子公司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市場內部化理論與生產折衷理論從發生條件將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結合起來。市場內部化理論從交易費用的角度對國際經濟活動進行了研究。該理論認為,企業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選擇對外直接投資,關鍵在于比較通過世界市場進行貿易的費用與企業將外部市場內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費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費用小于管理費用則選擇國際貿易,反之則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生產折衷理論綜合了以往各個學派的成就,力圖對企業開展國際活動的三種主要形式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貿易和合約性無形資產轉讓進行統一的解釋。它認為,一個企業只能同時具備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才能對外進行直接投資,而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時只能采取國際貿易的形式。

三、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理論研究

1、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

蒙代爾于1957年提出了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模型。其基本含義: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相同的前提下,一國對另一國進行直接投資,可以縮小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形成對國際貿易的完全替代。但是他的模型是建立在4個基本的假設之上的,模型的條件設定比較苛刻,跟如今的現實狀況有不小分歧,只具有一部分的借鑒意義。

2、馬庫森(James R.Markuson)和斯文森(Lars?Svensson)的互補關系模型

馬庫森和斯文森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還是“非合作”。如果貿易和非貿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互相促進,從而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如果兩者之間是非合作的,則商品貿易和非貿易要素的流動就會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馬庫森最直觀的證明是:假設中國和美國的要素稟賦相同,但美國在鋼鐵行業中的技術比中國高,那么美國具有生產鋼鐵的比較優勢。當兩國進行貿易時,美國將出口鋼鐵。而美國鋼鐵生產(資本密集)的增加將導致對資本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國的資本收益率增加,工資率下降。當中國專門生產服裝時,中國的工資率增加,資本收益率下降。馬庫森證明,當達到貿易均衡時,美國的資本收益率較高,而中國的工資率較高。考慮由于要素價格差異使得要素發生國際流動,則資本將流向美國,而勞動將流向中國。按照羅勃津斯基定理,美國將擴大鋼鐵生產,減少服裝生產,而中國情況正好相反。這將進一步擴大美國鋼鐵的出口和服裝的進口。要素流動增加了貿易。因此,國際貿易與要素流動是互補的。

3、貿易和投資關系的不確定性

Neary的研究發現,在3×2的特定要素模型中,貿易與要素流動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他假設有兩個國家:美國和日本;三種要素:勞動、資本和土地。假設美國和日本的勞動和資本稟賦相同,只有土地稟賦不同,美國有更多的土地。在此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美國的土地和資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勞動較貴);另一是美國的土地便宜,而資本和勞動較貴(雙要素稀缺)。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的資本流向日本,同時日本的勞動流向美國。在第二種情況下,存在激勵使日本的勞動和資本都流向美國。當美日兩國由封閉轉入自由貿易時,美國出口糧食使美國的糧食價格上升,從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資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資本流向日本的激勵增加,這時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是互補的。在第二種情況下,貿易使得日本資本流向美國的激勵減少,這時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是替代的。因此,貿易與資本要素流動的關系是不確定的。

四、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的實證研究

1、國外學者的研究

Porter(1990)從外資供給角度分析了出口和FDI的因果關系。他認為,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低成本就意味著高收益,世界價格是一致的,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低成本生產再出口到世界市場意味著比本土生產更高的回報。因此,這種高回報的出口吸引了大量的FDI。Hein(1992)通過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東亞地區的數據的政策模型指出,這兩個地區的出口導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國直接投資,所以他認為是出口早于或者說是引致了FDI。而Lucas通過對東亞地區的研究,也得出了出口引致FDI的結論。Pfaffermayr(1994)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模型,對奧地利制造業從1980-1990年的季度數據作回歸分析,結果發現FDI與出口之間存在著顯著的互補關系。Bayoumi和Lipworth(1997)運用日本和其20個主要貿易伙伴1982-1995年的數據,對貿易和FDI作回歸分析。發現FDI的存量對貿易有長期影響,FDI的流量對貿易有短期影響。并得出了從日本流出的直接投資對日本出口有短期影響但是對進口有長期影響。Goldberg和Klein(1997)研究了日本和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進出口的影響。他們發現資本流動與雙邊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性。Gopinath、Pick和Vasavada(1999)用1982-1994年美國食品業跨國公司的海外銷售額、出口量、海外雇員數和FDI作為內生變量研究FDI和貿易的關系,得出了海外銷售額和出口之間有著顯著的互補關系的結論。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為研究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關系,就52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1995年的截面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表明,從整個樣本來看,FDI與制成品出口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Dunning等(2001)在投資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把貿易的水平和方式納入分析框架,他們考察了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和直接投資的發展軌跡,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進口行為增加將導致外資流入增加,外資流入增加會導致出口增加,而出口增加又會最終導致向外投資增加。

2、國內學者的研究

(1)國內學者黃河在《論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文中,采用靜態多元回歸統計分析方法,使用的樣本有52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表明,對于樣本國家,人均直接投資水平對制成品出口都產生正方向的影響。對于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對高技術出口影響最為明顯,說明發展中國家的高技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主要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完成的。(2)蔡銳和劉泉考慮了中國投資對象國和投資母國的雙重地位,對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進行了實證分析。作者得出結論:外商直接投資確實能夠促進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特別是發達國家的FDI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使中國的技術結構升級,提高了中國的生產效率,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實質的進展。另一方面,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然數量少,但也能促進中國的出口。(3)龔曉鶯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投資與貿易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系。作者運用1982-2004年我國國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有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實證分析表明,我國對外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國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五、建立國際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的相關嘗試

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統一基石上的嘗試首推日本一橋大學的教授小島清。小島清(1987)指出FDI可以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使貿易在更大的規模上進行。他認為,國際分工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也可以解釋直接投資。各國勞動和經營資源稟賦的差異會導致比較成本的差異,比較成本的差異則會使各國的比較利潤率不同,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可以建立在比較成本和比較利潤率的基礎之上。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尤其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的形成,傳統理論的研究基礎和說服力受到削弱,新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應運而生。以國際直接投資在生產上表現出的特性劃分,有關論著可以分為兩個類別:將縱向國際直接投資融入國際貿易模型的思路與將橫向國際直接投資融入國際貿易模型的思路。但是橫向與縱向FDI理論的互不兼容與實際的共存狀態是相互矛盾的。為解決這一問題, Markusen允許總部服務和實際生產活動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把縱向和橫向FDI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建立了FDI的知識資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又稱KK模型)。進入新千年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出現了兩個新的方向。首先,行業內不同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即企業的異質性被納入一般均衡貿易模型,為解釋一個行業內部同時存在國內企業、出口企業與跨國企業的原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工具。第二個新方向,是把兩國均衡的FDI模型擴展到多國分析框架(通常包括兩個高收入的北方國家與一個低工資的南方國家),并把差別產品的生產過程分為總部服務、中間投入品和最終產品等多個生產階段,以解釋跨國公司各種更復雜的一體化戰略。Grossman和Helpman(2004)建立的跨國公司模型在多國層面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貿易和直接投資活動進行了綜合分析,他們引入了企業的異質性,按照自下而上的邏輯,從優化企業戰略的角度,說明了在產品內生產分工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的微觀形成機制。他們的分析指出,在存在中間產品貿易成本時,企業傾向于在多個區位從事中間產品生產活動,并促使最終產品組裝活動向零部件生產地集中,形成集聚互補效應。如果中間產品貿易成本較高而最終產品貿易成本很低,那么兩種活動固定成本的下降將促使更多的企業在南方(工資率較低的地區)進行一體化生產。相反,當兩種貿易成本都較高時,固定成本的下降會導致更多的企業在兩個北方(工資率較高的地區)國家進行一體化生產。

六、結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貿易與投資逐漸呈現或是替代或是互補亦或是不確定的交織關系,許多學者采用不同國家和地區就兩者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表明互補關系的居多。如今的學者不再局限于純粹地分析貿易與投資的關系,而是進一步嘗試著將貿易與投資理論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進而創建國際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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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環境效應；環境污染

[DOI]10.13939/ki.zgsc.2016.29.197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對外貿易已成為促進一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從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快速增長中，尤其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對外貿易的發展更是顯著。但與此同時，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愈加嚴重。

1 我國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內政治環境的穩定、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生產配套能力的增強，我國的對外貿易水平持續攀升。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來看，從2000年以來，我國的進出口額總體處于上升趨勢，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增幅更加明顯。但由于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的進出口總額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而2009年之后又出現持續上升的態勢。到2014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已達到264241.77億元，相比2000年的39273.2億元增幅達到572.83%。由此可見，近15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成績舉世矚目。對外貿易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技術進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諸多福利，但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也十分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2000―2014年我國廢水排放量與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統計情況來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自2000年開始逐漸上升，到2006年達到最高水平2588.8萬噸，雖然2006年之后出現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較小，二氧化硫總體排放量一直處于居高不下水平。而廢水排放量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14年的廢水排放總量為7161751萬噸，與2000年的4152000萬噸相比增加了72.49%，增幅超過一半。

從我國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的現狀來看，貿易的發展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礎之上的。由于貿易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劇，近年來眾多的國內學者對貿易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國內對外貿易的環境影響的研究現狀

對于貿易自由化的環境效應的開創性研究始于Grossman和Krueger（1991），他們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環境的影響時，將對外貿易對環境的作用分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則取決于三者的合力，進而影響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形狀和斜率。此后，國內的許多學者以此為基礎，對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了一系列研究。

2.1 環保主義者與自由貿易主義者的爭論

自由貿易主義者認為環境退化的本質原因在于市場或政府失靈，或兩者皆有之，并非由于貿易活動本身。如果短期內貿易活動的擴張對環境帶來的是消極影響，那么可能是由于市場的扭曲。而自由貿易有助于實現資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提高各國的福利水平，可以通過技術外溢促進清潔產品、服務和技術在全球的交換，所以貿易自由化在提高一國經濟水平及人民生活質量的同時，可以改善整體環境質量。環保主義者則認為，貿易能夠改善環境問題是建立在諸多假設前提的基礎之上的，是基于完全自由競爭、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商品的合理定價等假設條件下的，這些假設與實際情況顯然有很大出入。對于環保主義者來說，一些國家或地區可能因急于吸引外資或發展經濟，從而降低本國的環境規制，使該國的環境污染加劇，以致引發“向（環境標準）底線賽跑”的現象，而這些國家或地區也會因此成為“污染避難所”。

貿易的擴大會帶來環境污染，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這并不代表貿易與環境保護不可共同發展。在發展對外貿易的過程中，有效處理好環境污染問題，充分發揮好政府、市場以及民眾的作用，那么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將得到協同發展。

2.2 EKC曲線、“污染避難所”假說的驗證及環境三效應研究

EKC曲線是指一國的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呈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認為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呈倒U形的曲線關系。而“污染避難所”假說主要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急于發展其經濟，降低其環境管制，以至于污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增加，即通過犧牲環境獲得經濟增長。早期，國內眾多學者對這兩個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

周茂榮等（2008）通過建立ACT模型，采用Panel數據對我國1992―2004年貿易自由化的環境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貿易對我國環境的總體效應為負，即貿易會加劇我國環境污染，人均GDP與污染之間存在倒U形的曲線關系，驗證了EKC曲線的存在。吳獻金和鄧杰（2011）運用1995―2007年我國省際面板數據，驗證了碳排放量的EKC曲線的存在，隨著我國產出水平不斷提高，能源的消耗與碳排放將會增加。而對外貿易的結構效應是消極的，即發達國家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產業將向我國轉移，從而使我國環境污染加劇，從而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在我國成立。彭水軍等（2013）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和系統GMM估計，分析了對外貿易引致的結構效應對煙塵、二氧化硫及廢水排放的影響。結果發現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煙塵排放，而對二氧化硫及廢水的排放存在負向影響；并且對于二氧化硫和煙塵指標，存在貿易開發帶來的“污染避難所”效應，其他對于廢水指標，卻發現與“污染避難所”相悖的證據。

國內學者對于貿易的環境效應主要集中于對貿易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及技術效應的研究。趙玉煥（2003）通過對現有研究的理論及實證模型進行分析，發現貿易自由化將損害在污染工業部門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的環境而改善另一些國家的環境。同時，模型的擬合結果表明，理論上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收益增加除了支付環境成本外還有剩余，即環境規制的加大，可以找到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途徑。吳獻金和鄧杰（2011）運用1995―2007年我國省際面板數據分析了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發現：代表規模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與碳排放之間呈正相關，代表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與碳排放呈負相關，即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將有利于減少環境污染，但貿易的結構效應卻為負。張相文和黃娟（2012）通過構建農業貿易自由化環境效應的聯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國1990―2010年農業貿易數據對該模型進行GMM估計，分析了農業貿易對農藥和化肥使用量的影響。結果表明農業貿易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會造成農藥和化肥使用量的增加，而技術效應會有效減少農藥和化肥使用量，但總體效應為正，說明我國農業貿易自由化總體有利于降低農業環境污染。

3 結 論

從國內貿易與環境問題研究的總體來看，早期對于自由貿易者與環保主義者的爭論進行了相關實證檢驗，但不同的指標及行業分析結果有所不同。運用單方程模型對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研究，無法綜合考慮各因素之間的互動影響，后期在模型上進行了修正，并逐漸對各行業進行具體分析，結果更符合實際。但理論研究過多停留在初期，還需進一步深入，同時跨學科的研究也相對缺乏。

無論是貿易自由化還是環境保護，都與人類的發展密不可分，貿易與環保的本質都是為了人類能優質、可持續的發展，所以貿易的環境效應應是人類不斷探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吳獻金，鄧杰.貿易自由化、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1）：43-48.

[2]彭水軍，張文城，曹毅.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是否加劇了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地級城市動態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國際貿易問題，2013（8）：119-132.

篇5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發展中國家；女性就業；影響

作者簡介：關鳳利，女，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36孟憲生，男，東北師范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長春 130024

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通訊、交通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各國旨在消除自由市場壁壘政策的實施，貿易自由化的程度比過去有了明顯的提高。受此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重要的表現是：貿易改變了不同社會群體包括不同性別之間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分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貿易自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就業問題逐漸進入了國外學者的研究視野，而且經歷了一個視角不斷拓寬、探索不斷深入的研究過程。

一、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就業的影響機制

在有關貿易自由化影響女性就業機制的研究文獻中，Fontana（2003）、[1]Fofana、Cockburn 和Decaluwé（2005）[2]的觀點比較趨于一致，并且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為貿易自由化之所以對女性就業產生影響，是因為貿易改變了商品的相對價格。或者說，貿易與女性就業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商品相對價格變動這樣的傳導機制來實現的。

根據經典貿易理論，如果一國生產多種商品（產品的要素密集程度又不相同），則在產品的相對價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之間，存在著對應的關系。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將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勞動要素的方向轉變，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將上升。與此同時，其它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會相對地下降。由于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動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有很大影響，而貿易的不斷擴張將會導致商品相對價格的改變，使各國商品和要素的價格趨向均等化，因此國際貿易有很強的收入分配效應。在實際的貿易過程中，國家將傾向于生產并出口其充裕資源密集型的商品，進口其稀缺資源密集型的商品，充裕資源的所有者將會從貿易中獲利，而稀缺資源的所有者卻遭受損失。自由貿易正是通過改變不同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使得生產要素在各部門間（使用不同密度的要素）發生轉移和重新分配，從而對不同群體（包括不同性別）的就業和收入分配產生不同的影響。貿易自由化影響女性就業和收入分配的程度，要受所在國的客觀經濟條件以及女性主觀因素的制約。

在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資源稟賦和產權體系是影響女性獲益程度的重要因素。女性是否在對外貿易中獲益以及獲益的多少取決于哪個生產要素在貿易中是充裕資源，以及女性對該要素所有權的支配程度。Wood（1994）研究表明，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女性的就業影響，在亞洲和非洲經歷了不同的結果。這與它們各自不同的比較優勢（亞洲勞動力豐富，而非洲自然資源豐富）有密切關系。在亞洲，相對于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支配權利，女性更可能從勞動密集型生產的增加中獲益。而在非洲，女性在貿易中的獲益，更多的是與土地等自然資源的財產權聯系在一起。[3]

貿易帶來的產出增長，能否促使女性就業和工資向著積極的方向變化，還取決于所在國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如果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明顯的性別職業隔離，同時又缺乏勞動者及時獲得再培訓的有效機制，則會嚴重制約女性的跨部門（產業）自由流動。同時，女性相對工資的變化程度也受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彈性、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水平、工會的參與程度以及反歧視法規完善程度的影響。

除了上述條件以外，女性的自身素質也會影響其在貿易擴張中的收益能力。貿易對素質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面對新的就業機會，教育程度和技術水平較高的女性在把握機會的能力上一般要高于教育程度和技術水平較低的女性。此外，年齡、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女性把握就業機會的能力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女性就業機會的影響

對于貿易給發展中國家女性就業機會所帶來的影響，現有文獻的研究結論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認為，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就業機會的影響是消極的，但大多數的經驗研究表明，貿易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女性的就業機會，其增加的幅度在不同的產業和地區又有所差異。

（一） 貿易自由化對加工業中女性就業機會的影響

很多跨國分析的文獻揭示，出口導向和貿易自由化政策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加工業勞動力的不斷女性化。例如，Wood （1991）對1960―1985年間35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發現：制造業中的女性就業密度（每100男性工人中的女性工人數量）與貿易之間強烈正相關。在所研究的大多數國家制造業中，女性就業密度從6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明顯增加，其中一些國家增加幅度非常迅速，如埃及大約增長了5倍，毛里求斯大約增長了8倍。[4］(168-189)而這一時期恰恰是這些國家貿易自由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后來對孟加拉國和馬達加斯加進行研究的學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兩個國家都是近幾年發展了出口導向型的紡織和服裝業。Paul-Mazumdar & Begum （2000）研究發現，在孟加拉國的服裝業，1998年曾創造出大約二百萬個工作機會，而婦女占據了其中的2/3；[5]而Nicita & Razzaz （2003）的研究證實，在馬達加斯加，女性占據了14萬名紡織和服裝工人總量的約3/4。[6]

就貿易自由化與女性就業的關系而言，一國的出口加工區最能集中體現貿易擴張對加工業女性就業的影響。對于在貿易擴張中加工業勞動力的女性化傾向，學者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釋。Wood （1991, 1994）認為，女性就業密度的增加是生產不斷向傳統上較多雇傭女性部門轉化的結果； Standing（1989, 1999）認為，女性化是廉價的女性勞動力替代男性勞動力的結果；[7］(583-602)Elson （1996）認為，女性化是男性工人的工作數量相對下降的結果。［8]

除了貿易影響女性就業的積極效果外，也有學者發現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女性就業機會存在減少的情況。如Ozler（2000）發現在雇傭較多女性的一些制造業企業中，隨著對機器設備投入的增加，對女性雇傭的數量在減少。他把這種現象解釋為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對女性勞動力的排擠效應。他認為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多有可能被技術的發展所逆轉。[9]也有一些研究顯示，進口競爭已破壞了一些行業（部門）中的女性就業。但是這樣的數據只局限于局部研究中，目前還不能作出整體性的結論。

（二）貿易自由化對服務業中女性就業的影響

服務業出口的擴張是婦女就業擴大的另一個重要途徑，特別是在印度、加勒比地區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信息加工部門。但是，現有文獻關于貿易對服務業中比重較大的非正規部門女性就業的影響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事實上，非正規部門也有可能是貿易擴張導致女性就業消極效果比較集中的地方。原因是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進出口的競爭壓力也在不斷地增大，這可能會使企業破產或企業為了提高競爭能力而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造成不利于增加女性就業的影響。當然，貿易的擴張，也可能會使為大公司提供中間產品服務的一些非正規部門的小公司，在生產規模上隨大公司的擴張而擴張，進而為女性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總之，相對于貿易與加工業女性、貿易與農業女性的就業關系研究，目前文獻就貿易擴張對服務業女性就業的影響研究，還顯得比較薄弱。從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趨勢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會越來越高，貿易擴張對該領域女性就業的影響也將會越來越明顯，這方面的研究必將會越來越深入。

從以上貿易對跨地區和跨部門女性不同就業模式影響的文獻研究中不難看出，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產權體系是影響貿易能否增加女性就業機會的關鍵因素。伴隨著貿易的擴張，非技術勞動力充裕、基礎加工業生產上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獲益最大。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大部分女性是非技術勞動力，而貿易會使這些國家的充裕資源（非技術勞動力）的所有者明顯獲益。另外，受產權體系的影響，貿易對女性的勞動報酬要高于對女性所擁有的其它生產要素的報酬。正是因為在土地等自然資源產權占有上的相對劣勢，才限制了非洲女性從貿易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三、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

由于貿易通過商品相對價格的改變會產生明顯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擴張必然會因此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性別工資差距。但是，目前關于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工資影響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而且，分析的視角也大多局限于發展中國家的正規制造業部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來自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女性勞動力。在關于貿易自由化影響性別工資差距的方向上，目前理論界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貿易自由化縮小了性別工資差距。綜合現有的文獻研究，支持這個結論的依據主要有：

1. 性別工資差距的縮小源于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擴張中的比較優勢。在貿易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總體上在生產技術勞動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較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生產非技術勞動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較優勢。貿易擴張的結果，使得發達國家可能專門生產并出口技術勞動密集的商品，而進口非技術勞動密集的商品。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可能專門生產并出口非技術勞動密集的商品，而進口技術勞動密集的商品。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這種現象將會導致發達國家技術工人工資的上升和非技術工人工資的下降。相反，在發展中國家非技術工人工資趨于上升，技術工人工資趨于下降。結果，發達國家就會出現非技術工人與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的上升，而發展中國家隨著貿易擴張的進行，將會出現兩者之間工資差距的下降。目前在國外理論界，貿易擴張對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工資差距的影響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DFID（2000）認為，把以上結論推廣到性別工資差距的分析依然適用。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女性勞動力的技術水平要低于男性勞動力，隨著貿易的不斷擴張，性別工資差距必然縮小。[10]Oostendorp (2004)曾就貿易對行業內部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做過跨國的研究。他選取了1983年―1999年期間來自80個國家的161個職業作為研究對象。經過研究發現，隨著貿易的擴張和FDI凈流入，發展中國家低技術行業的性別工資差距一直在縮小。[11]

2. 性別工資差距的縮小與性別歧視的昂貴代價有著密切聯系。貿易的擴張往往伴隨著競爭程度的不斷提高，減少成本的壓力將使有歧視偏好的雇主進行歧視的代價更為昂貴。Becker（1971）認為，有歧視偏好的雇主為了滿足自己的歧視偏好必然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歧視偏好的雇主雇傭女性勞動力的數量，往往低于生產達到利潤最大化時所需要的數量，這會導致其利潤比沒有歧視偏好的雇主要少。他還認為歧視成本和市場結構密切相關。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歧視偏好弱，利潤大的企業將不斷發展，而歧視偏好強，難以達到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小。從長期看，隨著市場競爭程度的不斷加深，歧視型雇主將被非歧視性雇主驅逐出市場，因為后者的目標是成本最小化。因此，競爭的壓力越大，歧視成本也越高，雇主也就越有可能被迫減少歧視并增加女性的相對工資和就業機會，結果將會導致性別工資差距的縮小。[12]

3.性別工資差距下降與貿易導致人力資本性別差距的下降存在著密切關系。World Bank（2001）認為，貿易的擴張會刺激經濟增長，用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投資也會相應的增加，同時隨著家庭收入的上升，家庭對其成員人力資本投資會逐漸增加。這些因素會促使人力資本的性別差距下降，從而由人力資本差異引起的性別工資差距也會下降。[13]

（二）貿易自由化擴大了性別工資差距。主要依據是：

1.貿易擴張改變了從事不同技術水平工作的報酬，拉大了性別之間的工資差距。僅就貿易和技術的關系而言，貿易擴張對技術具有補償效應，即貿易擴張更有益于擁有高技術水平的勞動者。Greenaway 和 Nelson（2000）認為，由貿易擴張導致的性別工資差距的擴大，是假定在大多數國家男性工人要比女性工人有更高的勞動力市場技能之上。[14]

Zohir（1998）、[15]Paul-Majumder和 Begun（2000）[16]對孟加拉國的經驗研究表明，在孟加拉國服裝業中，性別工資差距從1983至1990年一直在縮小，但在1990―1997年期間卻呈現出擴大趨勢。這個變化歸因于更高比例的男性從事了高技術水平的工作，而更多的女工卻從事了臨時性的低技能工作。Nicita和Razzaz（2003）對馬達加斯加性別工資差距擴大原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17]

2. 貿易擴張導致女性工人的談判能力減弱，由此擴大了性別工資差距。UN（1999）認為，如果貿易自由化造成的激烈競爭使企業面臨縮小成本的強大壓力，這將對受影響國家的工人工資有負面效應。由于比男性普遍缺乏技能，女性常被當作臨時工雇用，致使她們沒有多少能力就工資和工作情況去進行談判。[18]Levinsohn （1999）對智利的經驗研究表明，在經濟重大調整（包括貿易自由化）期的女性有更高的工作重配率（從一個工作到另一個工作的重新配置頻率）：廠家在經濟蕭條時可能解雇更高比例的女性，在經濟復蘇時可能雇用更多的女性。[19］(321-344)Ozler（2001）對土耳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這些研究揭示伴隨著失業的經常出現，女性對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談判能力日益減弱。

Seguino(2000)對韓國和臺灣地區的性別工資問題進行了研究。[20]他認為，1

981―1992年間臺灣地區和韓國性別工資差距的不同，是和這兩個國家貿易環境的不同有關。臺

灣地區女性勞動力密集的部門由于貿易的擴張，資本具有更大流動性。企業通過壓低成本來保持其競爭力，從而達到吸引外資的目的。這就使女工在工資談判中的討價還價能力減弱，從而使女性的利益更易遭受損失，性別工資差距被拉大。相反，韓國是通過鼓勵廠商進行技術升級和改進產品質量等手段來維持競爭力，因此女性的利益損失較小。

從以上關于貿易影響性別工資差距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由貿易擴張引發的對性別工資差距的影響因素是復雜的。這是因為受不同國情的制約，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以及由貿易自由化引致的間接因素，對性別工資差距影響的方向以及影響的程度會有所不同，以致難以得出統一的結論。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也很難作出明確的判斷。例如，當“純”歧視下降時，性別工資差距由于職業隔離的存在，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可能在擴大，而且在國別的分析中，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個國家正規的加工業部門，而對農業部門和非正規部門的分析卻非常有限。因此，目前關于貿易自由化對女性工資變動趨勢影響的研究結論，還不是十分清晰，仍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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