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分享，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分享經濟；市場失靈；平臺管制；政府管制

一、 引言

雖然分享經濟的概念當下已經廣泛地被社會接受，但是學界和商界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卻持有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從兩個角度出發，一個在于如何消費已有的產品，另一個則討論如何生產新的產品和服務。

本文采取龐嘉偉和陳騏對分享經濟的定義：分享經濟，是一種借助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以及大數據技術，通過平臺將用戶群體中的供給、需求信息整合起來并有效匹配，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模式。

因此，分享經濟的關鍵詞包括平臺、信息匹配，以及包含互聯網、大數據分析等內涵的信息技術，在分析其管制問題時，需要針對其特點展開進行討論。

二、 分享經濟管制問題

對企業進行管制的目的在于保障社會福利，或者說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實施管制旨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如廠商的壟斷與合謀、外部性、非對稱信息、消費者議價能力不足等，從而使得消費者的權益在市場交易中不經受損失。而一些觀點認為，通過市場的動態調整，一些市場失靈問題會通過聲譽機制或者其他激勵機制得到糾正。楊居正、張維迎和周黎安則基于網絡平臺交易數據，從經驗上研究了管制和信譽的關系。他們發現，必要的管制為信譽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而信譽和管制存在替代關系，信譽的作用會隨著管制力度的加強而削弱。事實上，無論是否支持監管，其目的都在于討論如何避免社會剩余被商家過多地攫取，這是討論監管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在分享經濟模式下，涉及的經濟結構相較于傳統工業經濟有其復雜之處，因此對其管制問題的討論要考慮更多層面的內容。在分享經濟框架下，主要的參與主體為消費者、商家、平臺，以及作為連接紐帶的網絡服務提供商。并且，由于消費者往往只參與到商品的消費過程，而并不持有商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商品持有者或者供給方處于可能利益受損的弱勢地位。事實上，由于商家、平臺和網絡服務商不僅具有信息時代企業的色彩，其依然有著傳統工業經濟的企業屬性，因此，在對這一市場進行規范和協調上，政府監管部門無疑起到重要作用。分享經濟的經濟結構大致如圖1所示。

1. 潛在管制對象。在討論哪些參與者應該作為潛在管制對象時，首先應當哪些參與者會在交易活動中為一己私利從而傷害到其他參與者的權益。這可以從參與到分享經濟中的主體，針對其可能涉及的外部性、信息不對稱以及議價能力等問題依次分開來討論。

首先要考慮的是參與到分享活動的消費者。在分享經濟框架下，由于涉及的商業領域非常廣泛，并且大部分領域都是新興起的，因此行業的發展并不成熟，故而消費者可能通過一些行為傷害到商家、平臺甚至其他消費者的利益。由于分享經濟很大程度上的目的在于匹配零散的供給和需求，因此消費者一般并不具備很強的議價能力。因此，可能由消費者造成的市場失靈問題，主要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

在平臺商業模式中，用戶之間的評價機制構成了平臺良好運行的基礎。用戶之間的評價，為潛在的消費者或者商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參考依據。因此當提供的評價正確且有效時，則為其他潛在參與者提供了有意義的信息，從而能夠促進他們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消費者提供正確有效的評價信息，對其他消費者而言有正的外部性。反之，當消費者拒絕評價或者不真實評價時，可能會誤導其他消費者的決策，從而具有負的外部性。因此，如何激勵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做出正確的評價，產生正的外部性，避免負的外部性，是分享經濟管制需要考慮的一個議題。

消費者可能造成的第二個市場失靈問題，是信息不對稱。這涉及事前信息不對稱和時候信息不對稱兩個方面。在產品或者服務交易發生前，消費者需要在平臺建立個人的基本信息。這些信息是消費者的私人信息，當平臺設計的注冊機制不能保證消費者有效披露自己的有用信息，或者消費者有意隱瞞自己的部分信息時，事前信息不對稱問題就產生了。這可能會導致一些信用水平較低的用戶將自己偽裝成高信用水平的用戶，從而誤導商家的判斷。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是事后信息不對稱，主要包括虛假評價、單方違約等。虛假評價即在消費產品或享受服務后，并不真實的反映自己享受服務的情況，而是夸大甚至編造自己的不良體驗，有意或無意抹黑商家，造成商家的信用u級下降，從而使得利益受損。單方違約是指在買賣雙方約定好交易或者服務的時間地點后，由于沒有硬性規定約束，消費者有可能不按既定條件執行合約，從而對商家權益造成損害。

其次，考慮入駐平臺的商家。可能由商家引發的市場失靈問題，依然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外部性問題可能有兩個方面內容產生，一方面是來自于評價體系建立的聲譽機制，如消費者面臨的問題是一致的，在此不再贅述。另一方面在于，分享經濟的普及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成為商家的消費者，逐漸變成可以提供一些產品和服務的商家。這就會對傳統已有行業造成一定的負外部性。然而在考慮這種外部性時，一定要區分它究竟是“金錢外部性”還是“技術外部性”。如果新入商家僅僅是擠占了原有商家的市場，壓縮了原有商家的利潤空間，但是并沒有占用更多的公共資源，反而讓消費者的福利得到了改善，那么這種外部性是“金錢外部性”，恰恰是為社會福利的改進做出了貢獻。但如果新入商家還對該行業的公共資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耗，這時產生的負外部性就是“技術外部性”，是需要得到重視的。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是由商家可能產生的另一個市場失靈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產品和服務質量過關與否。由于分享經濟按需生產、按需服務的屬性，參與分享經濟的商家很難像工業時代的企業一樣有著規范化、專業化的生產模式。從供給角度，由于提品服務的商家往往并不一定是專門從事這一行業的群體，只是因為興趣在業余時間參與到這一經濟模式中，所以做到規范化的水準還是有一定的壁壘。從需求角度，如前所述，由于信息技術的發達，導致消費者對各種各樣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被發掘出來，而其中一部分是只有信息時代才可能出現的服務。由于分享經濟涉及領域過于寬泛，用戶需求分散程度非常高，質量高低的標準也很難確定，很有可能商家自己也并不能準確判斷自己的產品或者服務的質量高低與否。當賣家認為自己提供的產品服務質量較高，而進行交易后買家卻不這樣認為時，沖突和矛盾就會產生，這會導致雙方的利益受到損失，以致社會的福利受到影響。

再次，考慮提供信息匹配服務的雙邊市場平臺。平臺在分享經濟結構中，處在較為核心的地位。其既具有傳統工業企業的特點，有具有信息時代賦予的新的血液，它可能帶來的市場失靈問題是最為復雜的。平臺在分享經濟結構中具有絕對的、無可撼動的議價能力，這有可能奠定平臺在這一經濟結構中的壟斷地位。由于擁有絕對的定價能力，平臺很可能將沒有市場力的消費者和商家的剩余攫取為自己的利潤，使得處于弱勢地位的用戶福利受到極大的損失。

在分享經濟模式中，平臺最重要的作用是搜集信息、匹配信息。這就涉及到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兩個層面的問題。準確、高效地搜集和匹配信息，無疑為用戶提供了很強的正外部性。然而這也是是平臺面臨的最大問題，因為實時搜集、分析、匹配用戶信息，對平臺的數據處理能力有著非常高的要求。當達不到既定的數據處理能力時，很難做到準確、有效地匹配信息，從而可能使平臺使用雙方蒙受（時間或者金錢上的）損失。當用戶給予平臺足夠的信任，而平臺沒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服務時，甚至會產生很嚴重的負外部性。

在信息匹配中可能出現的另一個問題是信息不對稱。由于平臺具有絕對的信息優勢，所以可以輕易的錯配信息，甚至扭曲信息。比如，在向消費者推送商家信息時，可能有意更多的推送和自己有利益相關的商家，而非更適合消費者的商家。普通消費者沒有能力察覺到這種平臺和商家合謀的行為，從而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也不得而知。同時，具有絕對信息劣勢的用戶，如何使自己的信息受到保護而不被平臺泄露，也是應當注意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平臺面臨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如何建立健全一個良好的用戶交易生態環境。分享經濟中的消費者和商家都有可能對其他用戶產生負的外部性，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對其他用戶的利益造成損害。那么，這些入駐平臺的用戶的行為是否應該由平臺本身來規范又是進一步需要商榷的問題。如果需要對入駐的商家進行管制，管制是否到位，這包括對商家注冊信息的審核是否認真，對產品服務質量要求是否嚴格等等。

2. 實施管制的主體。在傳統經濟體系中，實施監管的主體一般是政府監管部門。然而如前所述，政府監管和聲譽機制之間本身是有替代關系的，因此通過聲譽機制來實現廠商的自我約束也是主流的學術觀點之一。在分享經濟結構中，由于平臺的雙重屬性，作為傳統企業，它可能需要受到政府部門的監管，而作為促使消費者和商家實現交易的中介，其又承擔著對用戶信息審核的職能。因此平臺也可以作為另一個實施管制的主體存在。

事實上，在分享經濟模式下，聲譽機制仍然起著有效的作用。在良好的聲譽機制下，消費者需要建立良好的聲譽，以便自己對產品和服務有需求時，有更多的商家愿意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商家需要建立良好的聲譽，以便有更多的消費者愿意購買自己的產品；平臺有動機建立良好的聲譽，以便更多的買家和賣家愿意在其中互動。而為了實現更好的聲譽，消費者、商家、平臺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有效地約束和規范。因此，自我管制也是實現分享經濟監管的一個可能的范式。

三、 對分享經濟行業管制的一般原則

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其主要任務在于制定相應的規制，對平臺行為進行事前約束，并嚴格監管規制是否執行，以保證平臺不能通過議價能力和信息優勢攫取消費者和商家的利益，從而攫取社會剩余，同時保證平臺不產生負外部性以損害入駐用戶的利益。對于平臺，其首要任務是通過約束交易雙方的用戶行為，以避免用戶因不當舉措，使交易對象的利益受到損失。

事實上，在對分享經濟主體的管制中，尤其是對參與的消費者和商家的管制中，政府管制和分享經濟企業管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和用戶有著最密切接觸的主體是分享經濟平臺，其能幾時且有效地掌握消費者和商家的動態信息。因此，平臺對用戶的監管成本要遠低于政府。其次，平臺為營造良好的用戶環境，也更有動機建立促進高效交易的規制，并實施監管行為。因此，在分享經濟的管制中，應首先發揮平臺自身的作用。

政府和入駐平臺的用戶之間一般沒有直接的聯系，并且由于分享經濟的特點，入駐平臺的用戶基數會相對龐大，因此政府對用戶和商家一般難以實施有效的管制。一般而言，政府最優的策略在于建立一定的指導性原則，并約束平臺來施這些原則，并對消費者和商家施以有效的監管策略。再通過一些可能的方式，比如隨機抽查等，來檢查平臺是否按照政府的指導原則來實施管制。

因此，本文認為，對分享經濟行業管制基本原則為，政府制定參考性規制，平臺制定細則規制。在此規制上，平臺對用戶實施有效的監管策略，而政府只應在平臺監管的基礎上對其做有效的補足即可。

具體而言，政府對分享經濟的管制策略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幾點：

第一，原則性管制。如前所述，傳統的管制模式著重于事前規制，規定嚴格的準入標準，以限制企業的規模、市場能力等，從而實現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然而在分享經濟下，供給和需求十分靈活，市場自由度相當高，這樣的管制模式會很大程度上抑制創新，阻礙新技術和新行業的發展，并不適合新型的經濟模式。事實上，對新經濟進行規制的法律法規應當遵循更加靈活開放的原則。如果像約束傳統行業一樣約束平臺或者商家，都會因限制太多，反而抑制行業的發展。因此，對于分享經濟，尤其是在分享經濟環境下新興的一些行業，政府應本著指導為主，管制為輔的原則，完善法律法規，盡可能為市場的健康和活躍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二，沙盒管制。沙盒（Sandbox）一詞，是計算機網絡安全的專業用語。其原指將已偵測到的計算機系統中運行的有風險的程序或者插件，置入一個可以被修復的“盒子”中運行，一旦發現這些程序或者插件對計算機產生了實質性威脅，立刻停止執行這些程序，并像“抹平沙土”一樣，將“盒子”恢復原狀，并建議用戶刪除這些程序和插件。

對分享經濟實施沙盒管制，在于允許分享經濟企業可以在不遵循現有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在一部分用戶群體中測試新型的產品和服務。在測試產品期結束后，通過測試用戶的反饋來衡量產品風險，從而制定相應的管制策略。在這N情況下，企業在探索和發展新型商業模式時可以受到最少的管制障礙，而政府部門也可以在消費者利益得到保障的情況下，盡可能少地阻礙產業結構的發展和升級。

第三，動態管制。由于分享經濟中，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都是新興起的，并且還在始終發展和演變中。因此，對分享經濟的管制，也應當是動態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有根據現實調整適度的管制政策，才有可能在不抑制市場有機活力的情況下，保障用戶的利益。市場上的大量數據信息，為相關部門實施動態管制提供了強大的基礎。監管部門可以適度要求分享經濟企業按月度或者季度披露一部分運營數據，從而對該行業的發展情況做出判斷，對局部市場的供給和需求信息進行分析，以指定出真正符合市場化的、符合用戶切實需求的管制方案。

第四，充分發揮市場在指導用戶行為時的作用。前文已經陳述，在市場經濟中，聲譽機制和政府管制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因此，當既有的規制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的需要，或者不能及時地對市場做出反應指定出相應完善的規制時，利用市場自身的力量，同樣可以達到對消費者、商家以及平臺的行為作出約束的作用。

最后，依托于互聯網與大數據技術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很可能由于具有成本優勢，或者能夠激發經濟活力，而對傳統產業造成沖擊。然而，當由觀測到傳統行業的利益受到損失時，作為政府部門不應當過于敏感地對相應行業實施保護措施，因為這些措施很有可能會抑制住市場活力，使得舊經濟形態向新經濟形態過渡的過程受到打壓。此時，作為政府部門，更應當理性分析傳統產業利益受損的根本原因，利用市場機制，通過消費者的自由選擇，讓其找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經濟形態，才是讓經濟保持健康發展的正確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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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楊居正，張維迎，周黎安.信譽與管制的互補與替代――基于網上交易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 2008，（7）：18-26.

篇2

信息社會主要的經濟形態是信息經濟，信息經濟在現階段中，最典型的代表形式就是分享經濟。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張新紅在第六屆中國智慧城市技術與應用產品博覽會上強調，分享經濟是續航原有經濟動能的有力武器，不能對其等閑視之，需要人們更多地探索和正視。

分享經濟獨有的續航能力

曾在2015年的G20峰會上指出：“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

可見，目前全球經濟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動力不足。下一步應該怎么辦？張新紅認為分享經濟可以提升經濟動能的續航能力。

他指出，過去的經濟動能中，從改革紅利來看，目前的狀況是容易改革的都已經改革完畢了，所以可以利用分享經濟通過網絡化資源配置，瞄準痛點，輕松化解，倒逼效應。

從全球化紅利來看，過去我國依靠出口帶動經濟發展，但到了目前的后危機時代，以前的老路已經行不通了，而分享經濟可以分享全球的資源與市場，增加續航能力。

從人口紅利來看，目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非常之高，同時還存在就業難的問題，通過發展分享經濟，可以達到賦能效應，我國的網民紅利將在分享經濟下得到進一步釋放。

從投資拉動來看，按以前的方式增加投資，很容易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而通過分享經濟，可以通過眾投、眾籌來拉動精準投資，從而發揮更好的效應。

從消費拉動來看，過去國人買東西都喜歡跑去國外“血拼”、“搶購”，而通過分享經濟可以滿足個性化需求，使資金不外流。

從資源投入來看，過去靠大量資源投入生產，使得環境造成了惡化現象，而通過分享經濟可以把人們閑置的資源利用起來。

十問分享經濟

什么是分享經濟？

分享經濟有很多種叫法，如共享經濟、按需經濟、協作經濟、使用權經濟、點對點經濟等。在張新紅看來，分享經濟是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資源，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經濟活動總和。從內涵上來講，它是連接供需、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的方式。同時，它也是信息改革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出現的新型經濟形態，適應信息社會的發展理念。

分享經濟與以前的經濟比有什么不同？

“簡單來說，分享經濟可以把本來屬于私人的東西供給他人使用，大家可以互相使用自己需要的東西。”張新紅稱，分享經濟的基本特征可以通過六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從技術的角度看，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經濟，有人認為分享經濟的模式很早就有了，其實確切來說，現在所說的分享經濟一定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從主體的角度看，不管是供應方還是需求方，分享經濟都是大眾參與的，而且參與的體量非常大；從客體的角度看，它是資源要素的快速流動與高效配置；從行為的角度看，它是權屬關系的新變化；從效果的角度看，強調的是用戶體驗最佳；從文化的角度看，強調不求擁有，但求所用。

哪些東西可以被分享？

按分享對象劃分，第一類是產品分享，包括汽車、設備、玩具、服裝等，其中每種分享都已經出現“獨角獸”企業；第二類是空間分享，包括住房、辦公室、停車位、土地等；第三類是知識技能分享，包括智慧、知識、能力、經驗等；第四類是勞務分享，包括家政、物流、洗衣等；第五類是資金分享，包括P2P借貸、產品眾籌、股權眾籌等；第六類是生產能力分享，這將是未來分享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類型，主要表現為一種協作生產方式，包括能源、工廠、信息技術設施等。

按用戶需求劃分，每個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最后的養老服務都可以進行分享，包括出行、住宿、吃飯、穿衣、貸款、學習、就醫、旅行、生產等，人們可以通過分享享受到這些服務。

發展分享經濟有什么好處？

從分享經濟本身來講，張新紅認為可以總結為“三低”+“三高”。

“三低”即低成本、低門檻、低污染。低成本：過去在大規模生產物品時，對于買家的信息很難把握，但是通過互聯網，可以對此進行精準分析，而且價格比以前做分析的價格低很多。低門檻：“現在參與分享經濟，只需要拿起手機，就可以加入，非常簡單方便。”張新紅解釋說。低污染：要使資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杜絕閑置、浪費。

“三高”即高效率、高體驗、高可信。高效率：比如用戶在利用滴滴出行打車時效率非常高，一般不會超過五分鐘；又如人們有一個好的產品設計理念想要投入生產，可以通過網絡尋找有意向的生產廠家。高體驗：正因為“三低”以及高效率、高可信，所以給用戶非常好的體驗感受。高可信：目前分享經濟各個模式中的信息是透明的，用戶的好與壞都有其他用戶進行評價，所有一舉一動在互聯網中都是可追溯的，這使用戶間的信任變得越來越多。

從整個宏觀經濟角度看，分享經濟可以激發創新活力、擴大有效供給、打造新增長點、助力大眾創新、走向多元協同、促進靈活就業、實現低碳生存。

分享經濟何以如此火爆？

首先，是用戶需求有所提升。現在用戶的整體需求與以前有所不同，更注重多樣化。張新紅舉例說：“以前出租車就能解決人們的出行問題，但現在出租車越來越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催生了滴滴出行、Uber的出現及壯大。”

第二，是有信息技術的推動。分享經濟依賴的不僅僅是人們手中的智能手機，還要求有基于地理位置的地圖信息，以及支付能力。目前，信息社會中網絡支付的技術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等新型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快遞、物流業的發展、成熟，促進了分享經濟的發展。

第三，是人們有靈活就業的追求。“90后，00后的年輕人不愿意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干在機器前站八小時這樣的工作，他們更愿意靈活就業，哪里合適去哪里。”張新紅指出，目前美國的靈活就業人數已達總人數的38%，中國占10%，筆者認為到2020年可以達到20%。

第四，是受資本市場的追捧，這是近年來分享經濟發展較快的原因。據統計，2014年、2015年分享經濟領域得到的投入，比過去十幾年加起來的總量還要多。

此外，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以及有提高收入的意愿都是分享經濟越來越火爆的原因。

為什么會對分享經濟有誤解？

在分享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誤解。一些人認為分享經濟就是免費經濟，也有人認為分享經濟會對傳統產業產生一種顛覆，其實，這是對產業的一種提升，是對不愿意改進的企業的顛覆，而不是整個行業。另一些人表示，分享經濟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平，其實經過研究發現，分享經濟恰恰促進了社會公平，因為它的門檻低，可以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到新的經濟活動中來。

這些誤解來源于什么地方？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誤解？張新紅認為，有三方面的來源。第一是來自傳統行業。因為分享經濟對傳統行業確實帶來的沖擊。例如滴滴出行、Uber給出租車行業帶來了沖擊；第二個來自消費者本身。消費者是分享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仍然還有很多消費者的文化理念沒有轉變過來，此外，一些中老年人不習慣用智能手機，對操作這些APP還存在困難；第三是來自政府部門。分享經濟發展十分迅猛，各級政府原有的一些政策無法套用在分享經濟中，一些政府部門對更改制度比較懈怠。

分享經濟發展態勢如何？

目前，分享經濟成為熱點已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后，全球分享經濟快速發展，從歐美不斷向亞太、非洲等地區的上百個國家擴張。截至2015年底，Airbnb已經在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覆蓋34000多個城市，擁有200多萬個房源，超過6000萬房客從中受益，市場估值255億美元。

領先企業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創業者加入分享經濟領域，平臺企業不斷增加，投資分享經濟領域的機構數量也迅速增加。分享經濟領域還會不斷拓展、初始企業快速成長，競爭格局尚不穩定，政策導向已趨于明朗。

分享經濟對中國有何特殊意義？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經步入新常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轉型發展需求迫切，分享經濟給中國帶來了難得的重大機遇。發展分享經濟對中國的轉型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推動作用和特殊意義。

它是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是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雙創”、“四眾”的最佳試驗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構建信息時代國家競爭新優勢的重要先導力量；是改革、創新、轉型的風向標、試金石。

分享經濟的未來會怎樣？

張新紅表示，分享經濟的內涵會持續深化，外延不斷擴大；競爭會日趨激烈，少數企業將勝出；傳統企業會轉型，積極擁抱分享經濟；監管體系將會重構，社會協同治理成新局面；將倡導開放包容，共同走向信息社會。

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我國分享經濟的市場規模約達19560億元，包括交易額18100億元，融資額1400億元；參與總人數超過5億人次；參與提供服務的人員達5000萬人，占勞動人口總數的5.5%。預計到2020年時，我國分享經濟的規模將占GDP比重的10%，未來5至10年中，分享經濟的年均增速將超過40%，屆時還將產生5至10家“巨無霸”平臺企業。

如何適應挑戰？

目前，由于監管體系亟待重構，統籌協調難度加大，產業發展尚不成熟，原有法規體系不再適應，所以分享經濟的處境較尷尬。想走出困境，需要“學習”、“參與”、“創新”。

政府部門：要積極修改已經明顯不適用的法律法規；研究制定以用戶安全保障為底線的創新準入政策；盡快完善適應新業態發展的社會保障機制；加快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積極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實現精準治理；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分享經濟模式；改進核算和評價體系。

創新企業：要有核心能力，潔身自好，同時要與政府及其他企業加強溝通。

傳統企業：擁抱分享，積極推進基于互聯網的個性化、網絡化、柔性化制造模式和服務化轉型。

篇3

分享經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最初在歐美發達國家流行起來，并逐漸風靡世界。分享經濟最大的特點是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把閑置、浪費的資源利用起來。一方面通過共享幫助別人，另一方面節約了成本，價格比較便宜。

分享經濟的興起是“互聯網+”戰略落實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必然趨勢。分享經濟體現了產品創新、服務創新、盈利模式創新、消費觀念創新等，符合綠色、共享的發展理念。

2016年，“分享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引起社會各界關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提出，“支持和引導分享經濟發展”“本著鼓勵創新、包容審慎原則，制定新興產業監管規則。”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的《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顯示，中國分享經濟發展迅猛，對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引領創新、擴大就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報告估算，2016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34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共有6億人參與，比上年增加1億人。報告預測，未來幾年，中國分享經濟將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長，到2020年，分享經濟交易規模占GDP的比重將達到10%以上。未來10年，中國分享經濟領域有望出現5―10家巨無霸平臺型企業。

分享經濟作為新生事物，在給民眾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新問題。以共享單車為例，違停占道、車輛損毀、押金去向不明等問題，成為飽受詬病的痛點。

在一些重點商圈或地鐵站周邊，共享單車有專人定時整理，擺放得相對整齊。但在許多社區里或小路上，共享單車隨意停放、無人管理，占用盲道或擋住出入口的現象時有發生。不僅是亂停亂放，共享單車被損壞、被噴漆、被私人占有等情況也很常見。沒有腳踏板的、車鎖故障的、輪胎破了的、卸掉車座的……損壞方式花樣百出，通常得不到及時維修。

除了使用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亂象，共享單車平臺的押金管理問題也引起了輿論關注。據悉，摩拜單車押金為每人299元，ofo的押金為99元。摩拜和ofo公布的數據顯示，其用戶數量均已達千萬級，以此估算，兩家公司押金存量都達到幾十億元。巨額押金去向如何？是否存在安全風險？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擔憂。

專業人士指出，共享單車押金的最大隱患在于，單車提供者可能因為經營不善而破產或將押金挪作他用，喪失退還押金的能力。今年2月，福建莆田的卡拉單車面世10多天就有大量單車“失蹤”，投資方很快撤資，導致公司運營資金緊張，用戶退押金困難。即便是摩拜、ofo這樣的大平臺，盡管企業承諾對押金和余額分別設立了賬戶，專款專用，但仍有一些用戶表示，遭遇了退還押金、余額困難的問題。

共享單車盈利模式尚不成熟，而法律法規在押金監管方面存在空白，隨著市面上的共享單車企業越來越多，政府介入監管的迫切性越來越大。

篇4

分享經濟平臺作為移動互聯網的產物，通過移動LBS應用、動態算法與定價、支付、雙方互評體系等一系列機制的建立，使得供給與需求方通過分享經濟平臺進行交易，也因此迎來了更大的市場機遇。

在國外，具有代表性的分享經濟模式是 Uber 和 Airbnb，前者提供出行車輛服務，后者提供旅游租房服務。在國內，分享經濟的主要代表有提供出行服務的滴滴和神舟租車，提供旅游短租服務的木鳥短租等。

這一年，中國分享經濟可謂是“遍地開花”，特別是在住行領域全面爆發。先說住的方面，目前中國擁有途家、小豬短租等公寓民宿預訂平臺，再加上Airbnb正式進入中國，公寓和民宿共享越來越得到消費者的關注與使用。在出行方面，現在大家出門叫車已經司空見慣，在滴滴和優步中國合并以后，在出行共享方面大局已定，網約車已經成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摩拜單車、ofo單車又異軍突起，現在北京街頭到處都可以看到騎著共享單車的年輕人。

在即將過去的一年中，國內互聯網相關的分享經濟創業企業正在逐步擺脫“XXX行業的uber”這種模仿痕跡。投資人對與Uber相似的初創公司更感興趣的局面，在2016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分享經濟范圍進一步擴大，已進入快速擴展期，這種經濟模式一方面充分利用閑置的資源，一方面填補市場對于某些產品或服務的巨大需求的不足。從在線創意設計、營銷策劃到餐飲住宿、物流快遞、資金借貸、交通出行、生活服務、醫療保健、知識技能、科研實驗，共享經濟逐步滲透到各個領域中。

其中，高價值資源共享為主流，精神資源共享需求變多。互聯網“分享經濟”未來主要以汽車、房屋等高價值閑置資源共享為主，能增加社會福利，滿足更多的消費意愿。目前國內出行領域與住宿領域的共享已漸成規模，用戶數量較其他領域的多，并且未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過多改變。此外，隨著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同時受到周末娛樂剛性的影響，人們對精神資源共享需求增多，特別是能滿足日常娛樂剛性需求的興趣爰好服務上的共享，例如攝影、游戲、陶藝等，在未來的用戶普及度會更高。如約約一類的興趣共享平臺，或將憑借其在此垂直領域及早深耕，在未來的市場發展中搶得先機。

互聯網“分享經濟”平臺競爭越發激烈，主要存在房屋服務、出行服務、家政服務、物流服務、知識技能服務、興趣爰好服務等六大細分領域。隨著用戶數量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資金會被投入到共享平臺的建設，導致每個細分領域里的共享平臺數量激增，競爭也愈發激烈，同質化問題逐漸凸顯。

與此同時，像家政、撰稿人、家教等許多自由職業者，借助分享經濟平臺，也獲得了更穩定的工作機會。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70%的按需分享經濟行業里的就業人員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滿意。這些自由職業者通過平臺獲得了較高的收入，同時他們也不用承受上班的壓力。而更多的平臺也會開始費盡心思尋找最優秀的人才，這意味著很多員工待遇將會得到改善，即便是合同工，也會得到足夠多的福利，比如保險計劃，退休賬戶，通勤補貼，等等。這意味著，自由職業者和全職員工之間的界限將會變得越來越模糊。

篇5

[關鍵詞]分享經濟；理論；國際比較

一、中西分享經濟的代表性理論

分享經濟思想，顧名思義，是與利益獨占思想相對立的，指各利益集團共享經濟利益的一種經濟思想。李炳炎與威茨曼是中西分享經濟理論的代表性人物。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分享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馬丁?L?威茨曼的理論。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經濟》一書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經濟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滯脹”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現存工資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資制經濟中，利潤全部被資本所有者拿走，工資與企業的經營情況無關，而是與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貨幣或者生活費用指數)相聯系的。當經濟運行健康時，固定工資制度可以作為一種有效手段，刺激勞動力的有效轉移，自動地把勞動力從邊際價值低的地方轉移到高的地方，從而成為在各種不同的職業需要中合理配置勞動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經濟狀況不景氣，隨著社會總需求的萎縮，由于工資是固定的，廠商出于利潤最大化的考慮，只能維持產品的既定價格并通過裁減員工來降低成本，從而保持勞動成本與勞動收益的平衡，而這種決策勢必引發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失業，這反過來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從而進一步惡化經濟運行，導致滯脹。為此，“我們要選擇一種具有自動抵制失業和通貨膨脹功能的報酬機制，即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如廠商的收入或利潤)相聯系。”因為分享經濟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動程度，與傳統的薪酬相比，利潤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隨著經濟周期的循環而波動，則就業規模的擾動幅度就會縮小，經濟衰退期的失業水平就會下降。首先，在分享經濟中，企業的勞動成本與企業的產品價格直接掛鉤，任何價格變動都能自動地反饋給勞動成本，因此，分享經濟總是有較少提高價格和較多降低價格的傾向，所以，分享經濟具有內在的反通貨膨脹的傾向。其次，在工資制條件下，工資報酬與企業的人數無關，勞動的平均成本始終等于勞動的邊際成本。這樣，企業就會因為雇傭一單位勞動所追加的勞動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會擴大雇員人數。但在分享制條件下，每增加一個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會稍微下降一點。增加的工人使勞動的邊際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勞動的平均成本。這樣，企業追加一小時勞動所帶來的收入增加總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當勞動力市場上能夠找到可資利用的工人時，企業就會擴大生產。因此，分享經濟必然具有擴大就業和增加生產的偏好。

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李炳炎教授在“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1981)和“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1982)兩篇論文中，與國內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即作為新成本價格的生產資料成本價格、企業凈收入概念，工資不進成本、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否定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工資范疇和利潤范疇，突破了舊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價值構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價格+凈產值。1984年南京汽車工業公司7個企業依據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凈產值范疇制定并試行了“凈產值分成制”方案。接下來，李炳炎在論文“關于建立以凈產值為中心的企業核算新體系的設想”[4](1983)中進一步提出將凈產值劃分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個部分，和“凈產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為：

W=c+n，n=n1+112+n30

式中，w表示社會主義商品價值，c表示社會主義成本，n表示凈收入，nl表示國家收入，n2表示企業收入，n3表示個人收入。

在分配過程中，首先將國家收入的部分分離出來，即從舊價值構成中的剩余價值中，通過稅收等方式，將國家收入的部分n。先行扣除。舊價值構成中的剩余價值m在扣除國家收入后余下的部分與舊價值構成中的可變成本v合并，構成可供企業層面分配的凈收入。接下來，通過稅收等方式先將國家收入扣除后，剩余凈收入部分n2+n3，再在企業層面進行調整后凈收入的分配。即從(n2+ng)中分別劃出屬于企業收入的n2部分和屬于職工收入的n3部分。之后，李炳炎對1980年以來的探索作了總結，“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提出并界定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三個基本范疇：“自主聯合勞動”、“需要價值”和“社本”，進一步明確了作為理論總綱的社會主義價值構成論，明確了新價值的三部分劃分及其次序；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成本范疇是生產資料成本價格的觀點；完善了新生產價格和二次按勞分配論；提出了新的社會主義資金循環公式；應用新成本范疇和凈產值范疇建立企業核算體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辦法和成本控制法。總結了分享經濟理論的實踐形式，將“企業凈收入分成制”作為典型形式。

(一)兩種代表性理論的共同點

比較李炳炎的社會主義分享理論與威茨曼的《分享經濟》，可以清楚看到，這兩種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理論體系內獨立完成的理論創新，從主要思想到政策主張上具有許多共同之處：(1)兩者要解決的問題從本質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2)兩者的研究出發點是一致的，它們都從微觀的企業行為出發，在分配領域中探尋經濟動力不足的原因。(3)兩者都以改善現行的經濟刺激結構，建立新的動力刺激機制、新的微觀經濟基礎為目標。(4)兩者都把現行的工資制度視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認為它是一種與企業經營狀況無關的制度。(5)它們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制度來消除傳統的利益矛盾，只不過所用的名稱不同，一個稱作“凈收入分成制度”，另一個稱作“利潤分享制度”。(6)它們都對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將其視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最重要因素。(7)它們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財稅政策作為新制度運行的保證，都強調了政府在確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兩種代表性理論之間的差異

中西方分享經濟理論都是從微觀的企業行為出發，從分配問題人手，希望通過建立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制度來消除傳統體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兩者都存在共同點將人視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視企業中勞動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兩者在許多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制度性差異。

1　兩者的理論研究背景和目的不同。威茨曼的理論提出時，正值“滯脹”問題肆虐西方之時，他的理論從解決當代資本主義“滯脹”的經濟頑癥這一目標

出發，以尋找“滯脹”的原因為目的，側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對解決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的緩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廣分享經濟制度是不得已而為之。從利潤分享制度的發展上來看，利潤分享計劃的實施數量，與罷工事件的數量有著密切的聯系(見下圖)，利潤分享明顯帶著抑制工會運動，調節勞資糾紛的目的。

然而，李炳炎分享經濟理論的提出是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為背景。理論提出之初，目的在于破除僵化的制度。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化發展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問題，勞動者利益受到了損害，李炳炎的理論同時具備了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目的。李炳炎理論是把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的應然模式，試圖說明企業凈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的基本途徑。它可使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動力驅使下，做大“蛋糕”，實現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分享。總體說來，李炳炎理論的目的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讓全體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2　兩者的理論來源不同。西方分享經濟理論實踐來源是利潤分享思想。利潤分享思想在人類早期的經濟生活中就已經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經濟思想，是從日本的勞工制度得到啟發的。日本勞工制度的特點，一是終生雇傭制，二是獎金制度，獎金與工資分開，與利潤掛鉤。從19世紀末起，利潤分享制度開始在企業管理中應用。二戰以后，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從法律的角度規定了工人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利。在理論淵源上，20世紀60年代，“民主的資本主義”者美國著名的公司和投資金融律師路易斯?凱爾索對員工持股計劃的理論和建議作了論述。他的兩部著作：《資本家宣言：如何通過借貸使800萬工人變成資本家》和《兩要素理論》，被公認為是關于利潤分享思想的經典之作，對薪酬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些理論與實踐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從日本的勞工制度得到啟發，提出了分享經濟理論。

我國分享經濟觀的理論淵源于《資本論》中關于社會主義商品成本范疇的一個直接論述。在這一段論述中，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商品成本的經濟實質，是“已經消耗的生產資料的成本價格”。這些分析表明，社會主義商品價值由c和新價值兩部分構成，新價值包括工人的工資和工人為自己占有的剩余價值。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的實踐，來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國農村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引發出的新的經濟思維。安徽鳳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分配方案規定：生產所得的農產品除了扣除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和扣除各項社會基金(包括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基金、后備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下來的那部分產品直接歸農戶所有。如果由價值構成公式表示，則w-c-m=v，或w-c-n，-n2=n3。式中，w為總產品的價值，c為已耗費的生產資料的補償價值，m為公共需要價值，v為個人需要價值，n，為國家需要價值，n2為集體需要價值，n3為個人需要價值。這一價值構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經濟觀的理論核心。

農村聯產承包制中的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城市集體企業改革中被發展成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構成了公有制分享經濟觀的方法論基礎。“除本分成制”的具體做法就是從企業每月的實現銷售收入中，扣除職工工資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余部分為企業的純收入；將純收入按上級核準的比例分作兩部分：一部分為企業分成額(應上繳的所得稅和合作事業基金包括在內)，另一部分分為職工工資總額。工資不包括在成本中，實行工分制浮動工資，職工收入隨企業經營好壞和個人勞動好壞而浮動。兩者的共同邏輯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個人的”，這里已含有分成制經濟思想，成為企業凈收入分成制的思想來源。

3　兩者的立論基礎與作用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經濟理論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基礎，通過分享制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挽救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從社會主義商品這種特殊的價值構成出發，通過改革分配制度，實現按勞分配以鞏固壯大公有制，使勞動者致富，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務。

西方分享經濟理論主張分享制度應通過可變的收入和穩定的就業(剛好與工資制相反)來發揮作用，通過降低單個工人收入，來保持廠商收益，從而打消廠商裁員的意愿，保持就業率。而中方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認為中國的充分就業不全是通過市場機制，勞動報酬制度難以對企業就業量起作用的特殊條件，它認為凈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業量的變化，而只能通過真正實現按勞分配調節個人勞動收入的變化來起作用。

4　兩者內容的廣泛程度不同。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只包含了改變工資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并沒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業控制權的問題。威茨曼就曾經表示過，分享制關鍵不在于誰擁有所有權，而在于工人參與利潤分享。他認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業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業資產。

與此不同的是，李炳炎的理論中既包含產權理論，也包含與產權安排相對應的企業治理制度。

首先，在所有制和產權方面，李炳炎的理論主張建立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李炳炎認為，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就是勞動者因擁有公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與支配權、自身勞動力的支配權以及勞動產品的支配權進而勞動者是作為主體來使用生產資料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種多層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社會所有制，即社會主義一國范圍內的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全社會生產力的總和，屬于整體自主聯合勞動；第二個層次，是集體所有制，即在一個或大或小的局部實現自主聯合勞動，自主聯合勞動者以“總體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個層次，是勞動者個人所有制，自主勞動者個人構成聯合體的細胞。這種個人所有制就是馬克思在當年要求重建的個人所有制，即實現勞動者個人對生產資料、勞動力和產品的個人所有權。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要其按照自主聯合勞動三個要求改造原有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只有將傳統的以工資制和利潤制為核心的企業經營機制改造成企業凈收入分成機制才能使國家、集體、個人實現各自的所有權，充分有效地發揮各自的職能，才能真正實現自主聯合勞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同時，李炳炎主張建立勞動主導型的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凈收入分成制和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典型公司組織形式。這些新型的企業制度將職工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聯系，從而調動了職工增產節約的積極性。一方面為增加凈產值而努力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注意節約生產資料成本，節約物耗。這是因為，這些措施要求以取得銷售收入作為前提，從而促使職工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發揮積極性，提高經濟管理水平；這是因為，這個辦法使國家、企業、個人三者所得按既定比率隨凈收入變動而同向異步變動，在動態上正確處理了三者利益關系；同時促進企業建立健全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

制。

5　兩者對待勞動者的態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論在處理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時，對于勞動者的利益維護不夠。威茨曼也承認，在經濟繁榮時，固定工資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動地把勞動力從邊際價值低的地方轉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從而成為在各種不同的職業需要中合理配置勞動力的理想工具，此時廠商自然選擇工資制。然而在經濟衰退時，根據威茨曼的理論，“滯脹”被歸咎為工資的剛性，似乎經濟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資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與企業的產量、就業量以及收益之間存在著反相關關系。因此，在實踐中，企業總工資額、總收益、總利潤都會因為就業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則會下降。在是否選擇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時，工人面臨的選擇，要么是冒丟掉工作的風險堅持固定工資制度，要么是實行威茨曼的分享經濟制度保住工作但減少收入，不論怎么選擇都是對工人利益的侵害。

而李炳炎認為，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所主張的凈收入分成制因為其依據的是“按勞分配”的原則，工人的報酬直接與自己的勞動量和企業的經濟效益相聯系，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會在現實的分配過程中造成工人收入與企業效益呈反方向變動的情況。而且，不論在經濟繁榮或者經濟不夠景氣的時候，李炳炎教授的理論都能夠起到保護勞動者利益，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作用。

6　兩者對實現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應該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是為了繼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克服滯脹而提出的一種旨在改變勞動報酬分配制度的微觀經濟理論，雖然它在形式上構成雇員和資本家共同分享利潤，但其實質仍然是按資分配，不可能真正實現公平的收入分享。這一點國內學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過分析：“威茨曼始終把勞動的邊際價值作為確定分享比例的依據，無論是完全分享還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當于勞動的邊際價值。如果增加工資，哪怕是增加一個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斷涌入，企業產量的不斷增加，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資也會降下來，直到恢復原來的工資水平；如果減少工人的工資，工人會離開公司，導致在業工人勞動的邊際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資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否則公司將無法維持它所需要的勞動者。由此可見，威茨曼的分享經濟制度仍然是圍繞著薩伊的工資鐵律展開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過將原來直接按勞動的邊際價值確定每個工人的工資額，改為按公司總收入的比例來分發工資。工人沒有多得到一分錢，資本家也沒有少拿一個子。”

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凈收入分成制則不同，因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和按勞分配的本質要求就是企業勞動者集體決定做了必要的社會扣除以后的新價值的分配，因此，實現真正的收入分享是順理成章的。凈收入分成制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按勞分配條件下對新創造價值的分享，它可使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結成利益共同體，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動力驅使下，做大“蛋糕”，實現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