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助力經濟社會，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加快發展彰顯功能

2012年，貴州保險業以同比增長14%的速度突破保費收入150億元大關，是2009年原保險保費收入的1.58倍，但對貴州省GDP的貢獻僅2.2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88個百分點；人均保費即保險密度432.4元/人，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37.8%。貴州保險業要縮短與全國保險業的發展差距，助推貴州與全國同步建成小康社會，唯有加快發展。

隨著全省各族人民盼發展、想發展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兩加一推”主基調、工業強省和城鎮化帶動主戰略的深入推進，為縮短貴州與全國發展差距、實現同步小康奠定堅實基礎，也為全省保險業夯實了加快發展的基礎，拓寬了快速發展的空間，提升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全行業緊緊圍繞主基調主戰略，承擔經濟社會發展風險保障，積極融通資金參與建設等作用，在助推全省經濟社會實現2020年與全國同步小康的同時，努力實現全省保險業發展與全國保險業發展基本同步的目標。

截至2012年底，保險業為全省4100萬人次提供1.26萬億元風險保障，為1.66萬家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城鄉居民個人財產提供2.49萬億風險保障，為貴州茅臺酒廠、粵黔電力、水鋼等重點企業和清織高速公路、貴陽客運東站、國酒快線等重點工程提供3528億元的風險保障，為安順、水城96個煤礦7600多名井下從業人員提供保險保障。僅2012年，全省保險業累計賠付支出55.3億元，較上年增長40%。保險保障功能的發揮，有利于助推全省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構建和諧社會。

2010年至2012年，全省保險業主動優化保險產品供給，提升保險保障水平，累計為煤礦和非煤礦山工業發展提供風險保障逾1102億元，承擔各類安全生產事故賠款支出3.95億元，有力地支持煤礦和非煤礦工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貴州保險業將遵循“政策引導、政府推動、市場運作”的模式，加強對煤礦和非煤礦山、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等高危行業的保險服務，充分發揮商業保險的風險管理優勢，做好與國家工傷保險的銜接，為高風險企業提供涵蓋意外保障和醫療保障的一攬子財產、責任、意外保險保障，在切實解決高危行業企業及其從業人員后顧之憂的同時，逐步建立覆蓋廣、保障足、重預防的高危行業安全生產風險保障與安全生產相結合的良性互動機制，切實防范化解高危行業風險。

全行業將緊緊圍繞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主戰略，以“5個100工程”和建設貴安新區為重點，開發更加貼近消費者、貼近市場的保險產品，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滿足全省經濟建設和人民群眾多元化的保險需要。

服務“三農”普惠民生

貴州省鄉村人口約占全省人口的64%，解決好“三農”問題至關重要。近年來，貴州農業保險發展勢頭喜人，涵蓋到能繁母豬、奶牛、森林、烤煙等多個品種。2012年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31億元，支付賠款2316.4萬元。小額人身保險試點區域拓寬至全省范圍。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承保111.73萬人次，承擔風險保障468.41億元。今年，貴州保監局與省財政、農業、林業等部門聯合下發文件，將全省農業保險補貼品種從原來的能繁母豬、奶牛、森林三個品種擴大到水稻、小麥、玉米、油料作物、馬鈴薯、糖類作物等10個品種，基本覆蓋到全省的主要農作物。

保險業將進一步創新“三農”保險發展思路和模式，擴大能繁母豬、森林、水稻、小麥、玉米等中央財政補貼品種的覆蓋面，因地制宜發展煙草、茶葉、中藥材、蔬菜等貴州特色農產品保險，研究開發天氣指數保險、價格指數保險、收入保險等新型產品，分散農業生產風險，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以農村小額人身保險推廣為契機，大力發展醫療、意外、養老等保險業務，為廣大農民提供較為全面的保險保障，重點提升外出務工農民、被征地農民等群體的保障水平；支持保險機構加強農村網點建設，健全“三農”保險服務網絡，完善保險服務機制，提高服務水平，為廣大農民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務。

今年1月，《貴州省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實施方案（試行）》印發，從4月1日起正式啟動大病保險工作，由商業保險機構承辦。目前，貴陽、畢節、黔西南、六盤水及銅仁5個市（州）正在穩步推動大病保險工作，全省1421萬人即將參與大病保險試點。截至7月底，已為120名參保居民支付大病保險賠款1164.22萬元，在基本醫療保障的基礎上對居民大病醫療自付費用進行二次補償。同時，保險業通過發展企業年金、個人年金、養老、醫療、疾病保險業務，緩解人口老齡化和醫療費用增長對居民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壓力。到2012年末保險業共為全省城鄉居民養老和健康積累風險準備金300.77億元。商業保險機構還積極參與“新農合”經辦管理服務，為六盤水市鐘山區31.98萬人（次）參合農民提供醫療費審查及給付服務，基金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大幅提升。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意外險、責任保險發展迅猛，校園方責任險基本實現全省全覆蓋。保險業與各地交警部門聯合在全省9個市（州）中心城市建成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理快速理賠中心，促進中心城區交通暢通。貴州保險業發揮精算、網絡、管理優勢，在更廣層面、更深層次參與全省居民養老、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大力發展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保險業務，做好校園方、旅行社責任保險工作，協調推進環境污染責任試點，積極發展公共安全、醫療等領域責任保險，積極服務社會管理創新。

引資入黔擴大就業

貴州在工業強省和城鎮化戰略帶動下，正大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參與重大工程建設，既是貴州保險業發揮經濟補償功能助推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貴州保險業實現快速發展的重大機遇。圍繞“四化”同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貴州保險業要主動走出貴州，積極向各保險總公司推介貴州能源資源富集、生物多樣性良好、旅游開發潛力巨大等優勢，積極引入保險資金參與貴州交通、能源、水利、市政公用及旅游開發等基礎設施和重點產業項目建設，積極推動落實人保集團投資我省高速公路建設30億元和平安保險集團以企業債券投資六盤水市電力、城市改造、機場建設等項目落地，努力爭取有意來貴州投資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和重點產業項目建設的的保險集團（公司）來黔投資，為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活力。

篇2

去年7月，《2012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年度報告》在北京正式，引發了積極的社會反響，數十家媒體爭相報道，對我國高職教育承擔的社會責任及其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價值給予了中肯的評價，尤其是“近三年來全國800多萬家庭出現了第一代大學生”這樣的字眼，確實非常有助于社會去發現高職“不一樣的價值”。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專門批示充分肯定該報告，認為報告內容全面深入，對于成績、效果以及面臨挑戰的描述都相當完整、準確，并建議《中國教育報》全文轉發該報告；魯昕副部長也批示肯定該報告的體例、結構、文字，并要求深度研究報道高職質量報告成果，同時還親自策劃了《2012中國中等職業學校學生發展與就業報告》。自此，國家職業教育質量年報制度的建立開始走上完整、系統、規范、制度化的軌道。今年7月，《2013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年度報告》又如期，進一步推出了各地區高職學生學雜費負擔、生均財政教育經費投入水平等評價排序，以及培養質量“計分卡”，期待能夠更客觀地描述高職教育發展狀況，如實反映新的一年來高職教育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的人才培養質量有何新的“增量”。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面向全社會的教育質量報告，兩份高職質量年報是受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和教育部職成教司的委托，由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和麥可思研究院作為第三方研究機構聯合調研編寫的。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馬樹超研究員作為主編之一，指出從高等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的宏觀視野出發，高職院校必須主要定位于服務高等學校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的基礎層面，面向以往那些難以為高校所顧及的廣大低端服務領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高職教育的特色和優勢，才能接地氣、聚人力、助發展，實現地方與學校共生共長、合作共贏的全新局面，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新四化”建設提供重要的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撐，報告中有很多生動的案例都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馬樹超，1953年5月生，現任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高職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科研項目規劃工作小組常務副組長，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顧問，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工作協作委員會副會長，上海市職業教育協會副會長、咨詢專家委員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世界銀行中國職教項目短期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職教短期專家顧問。他多次應國務院和教育部等中央部委邀請主持或參與國家重大決策咨詢研究工作，著有《新世紀職業教育走向抉擇》《中國高等職業教育——歷史的抉擇》《高等職業教育——跨越·轉型·提升》《區域職業教育均衡發展》等學術專著，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獎勵，曾獲得過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等七部門聯合頒發的全國職業教育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教育更好更多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與“新四化”聯系最直接的職業教育，更應該接地氣。近年來，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快速發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和作用逐步顯現。我國高等職業學校具有地區分布均衡的優勢，超過50%的院校在地級市及以下地區，能夠扎根基層、深入一線，接地氣、助發展，在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服務區域協調和產業升級等方面已初見成效，成為高等教育為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人才的重要平臺。

一、助力地方產業結構提升

國家著力建設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要求各地積極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區域特征十分明顯的高職教育，在地方政府和產業部門的統籌下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更大空間。不少高職院校的辦學與區域產業布局對接、教學與行業用人單位對接，很好地滿足了地方產業升級在人力資源規格與規模上的新需要。

位于西部地區的四川省德陽市，作為國家重大技術裝備制造業基地，計劃投入6億元，以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為主體建設“德陽重大裝備技術制造業產學研示范園”。德陽市政府秉承“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破除管理體制障礙，在非其所屬的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設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群技術創新服務中心，機械工業電氣、數控、焊接技術應用與培訓中心，裝備制造業產業集群和中小企業“窗口”服務平臺等，有效提升了高職教育服務德陽重大裝備制造產業的能力。高職院校對接產業的示范引領，也使得德陽地區集聚了更多的優質職業教育資源。市長陳新有說：“如果沒有各類職業院校培養的成千上萬的技能型人才，德陽的工業經濟，特別是重裝基地建設不可能取得這么好的發展。”

世界高鐵看中國，中國高鐵看華東。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與中國鐵路同行，服務華東地區高鐵與地鐵發展，取得突出成效。學院與上海鐵路局實施戰略合作，共建全國一流的高鐵綜合實訓基地，培養復合型的高鐵技術技能人才，助推上海局率先實現鐵路現代化；與各鐵路企業合作建成真實設備、仿真運行的國內首家高鐵教學站場，擁有與鐵路正線對接的1200米線路和2個車站，大幅度提升了教學、培訓、鑒定、研發和服務水平。學院與南京地鐵聯合成立全國首家地鐵學院，在為其輸送員工的同時也為長三角其他城市地鐵公司培養人才。學院發展贏得了國際聲譽，是歐亞（太）交通高校國際聯合會副主席單位，成為著名高校韓國交通大學的交流生合作院校。

二、助力“三農”發展

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直面農業、深入農村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高校涉農類專業能否服務“三農”，畢業生能否“下得去、用得好、留得住”，關系到縣域經濟轉型、農業現代化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成敗。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00―2010年，畜牧類技術人員中具有專科學歷的比例由9%提高到20%，增長幅度在一產和二產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中領先，反映了高職院校畜牧類專業畢業生就業具有較好的對口率、穩定率和服務“三農”貢獻率。

江蘇農牧職業學院服務現代農牧產業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學院與泰州市政府合作，投資3.3億元在農業綜合開發區、經濟開發區、醫藥高新區分別打造了江蘇現代畜牧科技園、倍康藥業有限公司和中藥科技園三個產學研基地，培養現代畜牧業技術技能人才。由教師、學生、行業技術骨干組成六大科技創新“混編”團隊，實施“品種+基地+技術”服務模式，僅2011年就推廣“蘇姜豬”種豬4366頭、銷售商品豬21.2萬頭、“蘇牧1號”白鵝62.9萬只。近3年來，學院為畜牧行業培養和輸送了12000多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就業率平均在98%以上，為地方產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貴州銅仁職業技術學院學生1/3來自銅仁，1/3來自省內其他地區，1/3來自省外，專業教學內容對接當地產業發展，80%的畢業生留在銅仁，為當地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提供支撐。學院通過開設農技“120”服務、“惠農快車”廣播電臺欄目、“農民之友”手機短信等，搭建“立體”農業科技信息網絡服務平臺，通過舉辦種植和養殖技術、茶葉加工技術及家政服務技能等短期培訓，培養了一批產業大戶、種養能手和創業致富典型。學院一批專業教師受聘縣鄉政府和企業任“技術幫手”“技術總監”和“技術顧問”等，發揮了科研服務“三農”的重要作用。學院實施“一師一班一村一品”服務工程取得明顯成效，近三年選派500多名師生開展進村服務活動，協助創建省、市和縣級新農村建設示范村48個，例如松桃苗族自治縣水竹村得到學院服務工程助力，人均純收入從2007年600元增長到2011年4260元，成為省級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三、助力高質量城鎮化建設

高質量城鎮化將是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高職院校落戶中小城市、落戶小城鎮甚至鄉村辦學的人口集聚效應，及其具有的人才吸納、人才回哺與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功能，使高職教育成為新時期高質量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基礎力量。

辦在寧安市橋頭村的黑龍江農業經濟職業學院，堅持鄉村辦學不進城，堅持直接服務“三農”，為現代化大農業發展持續貢獻力量。學院畢業生劉彩華回鄉創建大型農業合作社，2012年合作社產糧3600噸，創效益1000多萬元，成為全國五大種糧標兵。學院發展促進了當地鄉村發展，形成了高職校區、人文社區和科技園區“三區融合”的良好格局，以此拉動溫春鎮整體搬遷至學校所在地橋頭村，以吸納農村人口為主形成8萬人的規劃規模；而依托學院發展的新鎮，則將成為聯結牡丹江市與寧安市之間同城化發展的關鍵節點，助推區域城鄉一體化、城鎮化的發展進程。

德陽市的羅江縣引進民辦高職學院，成為縣城社區發展的重要基地。該縣在新城建設過程中，把支持民辦的四川工業管理職業學院建設作為重要抓手，將其放在縣域經濟社會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總體戰略中加以謀劃。縣政府與學院簽訂政校合作協議，投入2450萬元在學院內共建圖書館、體育館、體育場等，既為師生所用又向市民開放；為優化學院周邊環境投入1700萬元修建了大學路、濱河公園，并開通了城市公交車；2012年縣校共建四川省級“羅江高職教育園區”，縣政府協調解決建設難題并給予稅費優惠，如僅以拆遷成本四分之一的低價提供學院建設用地。三年來，學院在校生達到11000人，實現全縣3.5萬人次農民工培訓。“縣校一體，共建共享”，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隸屬蘇州市的太倉是一個東部發達地區縣級城市，戶籍47萬人口中非農業人口20萬，卻聚集了過百家的技術密集型德資企業。究其原因，正是由于發達的高職教育已成為太倉市招商引資的一張名片而吸引了大量德資企業入駐。市政府堅持“瞄準產業設專業，建好專業促產業”的辦學思路，根據區域產業結構及時調整專業結構設置，并根據眾多德國企業在太倉的聚集和迅速發展需要大量本地優秀技工的實際情況，主動出擊打造職業教育的“雙元制”本土化新模式，在滿足德企需求的同時也走出了一條依托職業教育實現高質量城鎮化的道路。市政府充分發揮健雄職業技術學院等教育資源的優勢，強化社會培訓，拓展國際合作，為高質量城鎮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資源環境。

四、助力中小微企業發展

隨著區域經濟發展逐步均衡，一批民營小微企業異軍突起，但其技術技能人才匱乏、技術創新力量薄弱、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也逐步顯現。高職院校主動對接產業，調整專業結構，強化技術研發服務，培養緊缺人才解決企業難題，有效幫助化解了制約小微企業發展的人才和技術瓶頸。2012年，全國在300人以下規模企業就業的高職畢業生有近六成，在50人以下規模企業就業的高職畢業生約三成，成為促進區域產業向中高端發展，推動中小微企業產業集聚發展的一支生力軍。

廣東的中山職業技術學院探索“一鎮一品一專業”的“政校企行”合作育人模式，成為“地方產業升級發展的給水泵”。學院圍繞全市15個省級產業鎮、27個國家級產業基地，把發展之根深植于鎮區、企業的沃土，在專業鎮區建立“南區電梯學院”“古鎮燈飾學院”“沙溪服裝學院”“小欖工商學院”等產業學院，緊貼地方產業需要優化專業、培養人才。學院96%以上畢業生在本地中小微企業就業，被企業稱為“能干活、留得住、善創新”，為中山市改革開放初期依靠加工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提供了人力資源支持。

甘肅的武威職業技術學院優化專業結構、服務地方經濟取得成效。學院圍繞地方新興產業，新增光伏發電技術及應用、太陽能光熱技術及應用、設施農業技術、綠色食品生產與檢測等15個新專業，優化專業結構，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端技能型人才，畢業生就業做到“雙九十”，即畢業生就業率超過90%，本地生源畢業生留本地就業的比例超過90%，服務企業發展，助力武威市“城鄉融合”“工業強市”和“生態立市”戰略，形成與區域發展相生相伴的良好態勢。

浙江的溫州職業技術學院立足當地經濟主戰場，主動服務中小微企業，與民營經濟互動，與行業企業共贏。學院與當地35個行業協會、307家民營企業開展全方位合作，設有省輕工機械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市服裝行業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市材料成型工藝與模具技術重點實驗室等省、市和院級研發服務機構38個，對接區域產業發展需要和轉型升級，為中小微企業服務，助推產業轉型升級。學院還與永嘉縣政府、瑞安市政府共建永嘉學院、瑞安學院，助力縣域經濟轉型，服務縣域經濟發展。

篇3

保護資源，堅守紅線，擔當歷史使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坐擁黑土大糧倉，一覽松嫩大平原。綏化屬農業大市，是素有寒地黑土之美譽的國家商品糧基地和全省糧食主產區。2013年，糧食生產10連增，總產達263億斤，占全省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大耕保、大整治、大發展”理念下的耕地保護為實現國家增地、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多贏”奠定了堅實基礎。

層級負責，落實目標，形成立體保護格局。市政府與所轄縣（市、區）、縣（市、區）與鄉鎮、鄉鎮與村委會、村委會與農戶層層簽訂了耕地保護責任狀（書）形成了市、縣、鄉、村、組的五級管護網絡，從最高層到最基層，一級抓一級，五位一體，形成了“大家管”的耕地保護責任合力。

強化考核，跟蹤問效，嚴格耕地保護制度。今年，市國土局建議市政府出臺了《土地管理共同責任機制》，將耕地保護納入各級政府主要責任指標和領導班子干部考核體系，考核的核心是違法占用耕地比例，10%是考核界線。低于10%的獎，高于10%的核減用地指標，停止供地；在責任追究上，輕的責令做出書面檢查、誡勉談話；重的給予停職或調離崗位，實行“一票否決”。

嚴把關口，控制新增，實現占補平衡有余。從嚴審核農用地轉用，引導項目合理選址，控制用地規模，杜絕了“攤大餅”式的發展；堅持“占一補一，占補平衡”制度的執行，到2013年末，全市耕地保有量2513.7萬畝，基本農田保護面積2177.14萬畝。基本農田面積比2011年多增加了3.18萬畝。

全力整治，注重效應，服務農業農村發展。農業資源和農業經濟一直是綏化市經濟發展的最大優勢之一，土地整治項目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國土部門承擔的任務也異常繁重。2013年，綏化市國土局強力推進2個投資6304萬元的高標準基本農田項目，攻堅決戰15個投資4.99億元的土地整治工程項目，新增耕地2.5185萬畝，直接增產1175萬公斤。

2013年底至2014年9月，緊跟省政府土地整治戰略調整的步伐，分三批共計爭取并獲批了以田間水利工程為重點的灌區土地整治項目13個，投資總額6.87億元，建設規模74.6萬畝；堅持旱田區項目與灌區項目同步推進，爭得了省政府的政策支持，12個旱田區項目預計11月批準實施，預算總額4.02億元，建設規模48.61萬畝。25個項目完成后，可建成高標準基本農田106.55萬畝，新增耕地0.2056萬畝，直接增產102.8萬公斤，提高耕地等級間接增產7991.25萬公斤，農民、農業增收7192.12萬元，將惠及300萬農業人口。

25個土地整治項目分布于全市所有縣（市、區），開創了綏化土地整治歷史的先河。增加耕地數量、提高耕地質量、增加糧食產能、改善生產條件、優化農業生態環境的土地整治功能將得到全面彰顯，將為我省千億斤糧食產能工程和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田成方、渠相通、路成網、旱能灌、澇能排、產出高”的高標準農田，正改寫“靠天吃飯”的歷史，規模化、機械化、現代化的大農業正在黑土地上茁壯成長。

保障發展，勇破難題，服務社會發展，助力地方經濟騰飛

潮涌沃野，大地生金。經濟發展，用地先行。重點產業、工業項目、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城市和新農村建設都需要用地保障。保障發展的壓力異常艱巨。困難面前，綏化國土人主動作為，勇擔重任，破解了一道道難題，也收獲了一顆顆碩果。

積極爭取支持，拓展發展空間。2013年全市使用超出年度計劃2.4倍的各類用地指標965.3公頃，部級規劃評估修改試點為市本級新增用地規模300公頃；2014年上半年，面對全省經濟下行出臺的65條政策刺激下的新一輪的發展熱潮，全市爭取年度計劃指標625公頃，其中耕地指標347公頃，分別比去年增加了109公頃和89公頃。從肇東市未利用地開發試點區內分流出3平方公里指標，落到肇東市北部現代物流園，保障了省政府重點支持的肇東航空低空產業園、卓達新材料、樂安新城等一批省級重點項目的順利建設。

注重內涵挖潛，推進節約集約。積極推行一次規劃、分期供地節約集約用地政策，提出了“向存量要空間、用節約促發展”的用地導向，建立了項目準入、評價獎懲等5項節約集約用地綜合管控機制。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核減35個項目用地規模84公頃，處置利用低效、閑置土地119公頃，盤活存量用地128公頃。今年青岡縣無償收回了5個項目的閑置土地39公頃，發揮了節約集約用地在破解用地難題和保障發展需求上的現實作用。利用肇東、安達的國家級未利用地開發試點項目區，安排企業異地安家，推進了異地經濟，彰顯了集約效應。

優化審批供應，保障用地需求。全系統采取提前介入、超前預審、滾動掛牌、程序疊加、并聯審批等舉措，2009年以來的五年平均供地率為73.06%，位列全省第一，彰顯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使用效益。2013年，全市報批42個城市批次、審批15個村鎮批次、報批16個單獨選址項目，共計報批、審批用地1023公頃。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建設用地供應總量880宗，面積2471.76公頃；落實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計劃122.1816公頃，使24623套安居工程如期開工；安排17個整鄉鎮推進項目用地125公頃，一大批農民新村裝扮了農村大地。有力的用地保障，使全省推進的52個重點項目、市級產業項目、基礎設施、民生工程順利落地，促進了全市城鄉經濟蓬勃發展。

努力探索前行，釋放改革紅利。依托“兩大平原”農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一政策平臺，積極推進“四項改革”，一些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規劃制度改革上，積極探索市域內自我平衡的用地指標分配新機制，7月初從市本級拿出100公頃城鄉用地指標給青岡、望奎兩縣橫向調劑使用，破解了兩地無指標可用的局面；積極拓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指標使用，單獨為肇東爭取了200公頃增減掛指標，開展了肇東鎮轄區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項目，換得指標30.2公頃，利用取得的指標完成建新區面積5.3168公頃，推進了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改善了民生條件，收到了一舉多贏的綜合性社會效應。在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一方面抓試點建設。肇東、安達的全省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試點，完成調查登記1500余份，建立了宗地信息檔案1211宗；安達的全省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試點，在試點工作方案報省政府和國家待批期間，選取了3個試點鄉鎮開展調查摸底，研究出讓、轉讓、租賃、抵押或作價入股等流轉模式；肇東的全省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流轉試點，初步建立了市、鄉、村三級交易平臺，186個行政村的農地信息數據錄入已完成了24個；另一方面抓農村存量用地管理。堅持依法依規、嚴控增量、活化存量、杜絕小產權房的總要求，提出了支持撤村并屯的城鎮化建設、支持利用騰退宅基地聯營聯建辦企業、支持利用農村學校等空閑的集體存量用地聯營聯建辦企業的存量用地改革方向。在耕地保護制度改革上，積極探索異地占補平衡，先行在青岡、望奎等縣開展了指標互用、占補平衡。在此基礎上，以慶安縣的國家級耕地后備資源調查試點為推手，對全市71287公頃的耕地后備資源進行調查評價，加強補充耕地庫存建設，為實施跨市、跨省的耕地占補平衡提供基礎。在礦產資源管理改革上，突出市場化配置資源的作用，通過抓整合、抓整治、抓規范，構建了陶粒頁巖、建筑石材、鐵多金屬等優勢資源合理勘查開發的嶄新局面。全市唯一的鐵多金屬采選企業――帝圣礦業，已成為地方支柱產業，擎起了慶安礦業經濟的半壁江山。

辛勤耕耘結碩果，歷盡天華成此景。大發展的時代號角催動著綏化經濟社會的崛起。一個個園區的蓬勃發展，一個個項目的破土而出，一排排農民新村的挺拔聳立，見證了綏化國土人勇于擔當，銳意進取，助力經濟騰飛的時代精神。

保障權益，關注民生，彰顯人地和諧，樹立全新部門形象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綏化市國土局以作風建設為“總開關”，以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平臺，提出并塑造了“規范促升級、服務零距離”這一獨具特色的管理品牌，暢通了服務發展、服務社會、服務百姓的最后一百米。

首先，推行政策惠民。在土地征收上，實行政府主導、部門聯動，建立了征地調處裁決機制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由國土部門“單打獨斗”變為“兵團作戰”，“5+2”、“白加黑”集中攻堅。征地公告、召集村民聽證、現場踏查核實、深入農戶對接環環相扣，依法依規，全程信息公開，全程群眾參與，全程陽光操作，嚴格執行征地綜合區片地價，標準不降低，數額不減少，保證不少量一分地，不少給一棵苗，實現了政府放心、農民舒心的和諧共贏；在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上，依法確認農村集體土地權利及其范圍，有效解決農村集體土地權屬糾紛，化解農村社會矛盾，切實維護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穩定。

其次，實施監管護民。落實監管機制、案件查處、衛片核查“三線共進”，加強執法巡查和案件查處，盯住私占亂建、濫采亂挖、破壞耕地等行為，保障群眾合法權益不受損害。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全市立案查處土地違法案件182件，涉地面積4362畝，收繳罰款1211萬元；立案查處2012年度和2013年度衛片執法檢查違法圖斑188宗，行政處分7人，全市平均違法占用耕地比例為3.49%，遠遠低于15%，實現了“零問責”。2014年，市執法監察局對一處私自違法侵占耕地1.8萬平方米的違法行為，聯合相關部門強行拆除違法構筑物，還耕于地，還利于民，真正維護了農民的合法權益。

第三，踐行服務為民。針對審批要件多、環節多、時限長的問題，綏化市國土局自己動刀，主動削減，減政放權。對13項行政事權只保留了土地開發整治、農村集體建設項目用地審批和礦產資源儲量登記3項，其他事權或直放到縣（市），或實行市、縣分級負責；對下放的事權不搞二次審核，不搞復查備案，向社會公示了《審批業務流程圖》，明確了審批業務規范，主要審批事項的前置要件減少了37%，簽批環節減少了21%，審批流程減少了46%，審批時限減少了50%，用地預審時限壓縮到5個工作日，一般住宅登記發證時限壓縮為3個工作日，極大地方便了百姓群眾。

針對鄉鎮國土所人員少、職能弱、管轄面大、百姓辦證難的問題，綏化市國土局以“回歸鄉鎮、回歸百姓、回歸服務”的視角，強化鄉鎮國土所建設。給人員、給職能、給設施、給保障，著力打造“濃縮版”的國土資源局。將執法權全部下放到所，開通數據交互端口，建立網上土地登記審批終端，將自動化、信息化、現代化辦公延伸到國土所。農村村民15天之內就可拿到原來要跑幾十公里、用上幾個月時間才能辦下來的土地證，真正拉近了服務基層、服務百姓的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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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功利主義 揚棄

[中圖分類號] D6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義作為一種特定的倫理學說，盡管產生于近代資本主義英國，是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倫理學的專利，“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道德都是貫穿著某種功利主義原則的，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功利主義所包含的正確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鑒使用，只不過各自的功利有著不同的歷史內容以及階級內容和表達方式。

一、功利主義的發展

功利主義又為最大幸福主義，《辭海》之“功利主義”的解釋為：“主張以實際功效或利益為行為準則的倫理觀點。功利主義，亦譯‘功用主義’。”功利主義倫理學體系的形成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是當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產物，作為一種倫理學說或者倫理學流派，它根源于人們的生存欲望和趨樂避苦、趨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滿足，是將功利當作道德標準，是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種觀點的淵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他認為人們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國家的目的是為個人提供保障保證個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義集大成者杰羅米?邊沁強調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則，所關心的是“利益攸關的人們的最大幸福，這種幸福是人類行為（這種情況下的人類行為，特別是執行政府職權的一個或一批官員的行為）的正確適當的目標，并且是唯一適當并為人們普遍欲求的目標”。

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開篇闡述：“自然把人類置于兩位至上的主人公――快樂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們才指示我們應當干什么，決定我們將要干什么。是非標準，因果聯系，具有其定奪。”快樂和痛苦是決定人們行為應該如何的標準，那些人應該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給人帶來快樂的，而那些人不應該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會給人帶來痛苦的事情。邊沁認為快樂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沒有質的不同，比如在學校獲得獎勵得到的快樂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樂是等價的。針對快樂的計算問題，邊沁提出了他的“快樂計算法”，即苦樂價值的大小由以下七個因素決定：快樂強度大小、快樂持久性、確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繼生性、純度和范圍，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溫度計”。邊沁雖然系統闡述了自己的功利主義思想，但他的倫理學體系是粗糙的，對快樂論原則、最大幸福主義等都未做充分論證。因此，他的功利主義學說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對和攻擊。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修正并發展了邊沁的學說，并把它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與邊沁不同的是，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質的不同，“做一個不滿足的人比做一只滿足的豬好；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做一個傻子要強。”某些種類的快樂內在地比其它種類快樂優越，但其依靠主觀經驗區別快樂的質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爾認為凡是能夠為別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犧牲的行為，都是功利主義道德觀所贊美的。可見，密爾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說，不僅主張追求個人的快樂和幸福，同時也強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犧牲自己的福利而獲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十八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大工業化和產業革命，是生產關系劇烈變動的歷史時代，新生和保守兩種社會力量尖銳對立，新興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倫理學說為其提供理論知識作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條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義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會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為理想的個人主義道德精神。功利主義“經濟基礎”、“政治條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適應這種需要應運而生，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自由辯護，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這種新的倫理關系突出了利益關系，用利益關系替代了舊的封建社會的依附關系，并成為當時社會的主導性關系，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性關系讓位于經濟利益關系。

針對功利主義是否適合我國現狀的倫理觀，學術理論界有的采取批判態度，有的學者認為應該在我國占主導地位，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筆者認為，一種理論引起學者討論毫無疑問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功利主義是當時存在的社會經濟的產物，強調了人的基本需要，是有進步意義的，任何一種理論在社會的意識形態中處于怎樣的地位，絕對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結構所決定的。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功利主義的揚棄

功利主義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其是否適合我國當前市場經濟條件，我們要確實對其做到揚棄。

（一）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合法取利

市場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都是以實現主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運行模式，也為功利主義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因此功利主義與市場經濟有一定的關聯性。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種后果論的經濟形態，強調收獲、利益，它是圍繞利益的生產、分配的經濟活動。“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必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導，市場經濟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率，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經濟建設方面向美麗中國前進。而功利主義是一種效果論，是一種快樂主義，它直接根源于人們對“后果、效用、收獲、事實”的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對快樂、幸福的追求與道德聯系起來，有鮮明的利益傾向。

（二）理性追求個人利益關系

自然條件下，個人沒有自己的獨立性，財產所有權歸社會共同體所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使人從人倫上下依附關系、家族、血緣的從屬關系下解放出來，個人獲得了獨立支配自己財產和獨立自由、自主參加市場經濟活動的權利。市場經濟是蘊含利己性、為他性、服務性的雙重屬性，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個體的一切需要和利益只能通過市場的勞動交換才能實現。個體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利益而與市場上的其他個體合作，并且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總是謀求實現最小投入――最大產出。市場經濟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但與此同時，也調動了人們人性深處的欲望，使義利關系常常處于博弈的狀態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區別就在于它積極引導人們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將求利與取義有機結合起來。當義利關系平衡時，獲利是正當合法的行為，而當“只要有錢可賺，其他一切不管”、“只有損人才能利己”的思想占上風時，就會出現“毒豆芽”、“地溝油”、“注水肉”、“三聚氰胺”、“避孕藥養黃鱔”、“毒生姜”等見利忘義的違法行為。當前人們對食品安全的恐懼，促使我們反思：應當怎樣理性地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在市場經濟的義利博弈中要固守和堅持什么樣的基本倫理思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功利主義的倫理價值觀將義與利統一，認為個體不是僅僅以合法的手段獲利就是義，在合法取得的同時，還要合道德，不僅要取之合法，還要取之有道。物質財富的增加為個體道德境界的提高提供了物質保障，而且道德境界的提高反作用于人們對物質的追求，使人們不陷入當下社會過分的功利和拜金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內容應包含理性原則，墨子的“志功合一”也告訴我們要義利并重、以利進義、以義促利。

（三）功利主義離不開“看得見的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建立在個體自由、平等、獨立的基礎并遵循等價交換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市場經濟要求主體必須規范自己的求利行為，以保證市場的有序化進行，如果主體違規和失范，就會使市場運行偏離軌道，造成市場的混亂。

機會平等的市場經濟也必然帶來結果的不平等，我國是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樣可以有效地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法律法規等手段做到合理調控。邊沁也接受自由主義思想，他發現每個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隱晦地提出市場失靈的觀點，因此邊沁在相當程度上認可“看得見的手”――政府活動的合理性。

市場有其自由平等性，由“看不見的手”掌控，失靈的時候可以由政府看得見的手進行調控，但有時政府進入的幅度大容易打消個體的積極性。前段時間針對微信是否要收費引發的爭議，涉及3億多用戶，包括4000萬海外用戶的利益。三大運營商主張收費，理由是微信分流了語音、短信業務，占據信令資源，影響了收入；騰訊方面則強調微信增加了運營商的流量，否認將要收費傳聞；而工信部則拋出“有可能收費”的說法。“微信收費”之爭的背后是復雜的利益糾葛與博弈。對微信用戶來說，運營商已經收取流量費，憑什么重復收費？中國內地電信運營商雖三分天下，但仍處于壟斷地位。三家之中以中國移動最為積極，其余兩家態度曖昧，這是競爭格局使然。表面上微信收費之爭是單純的市場競爭，面對的是新經濟浪潮下電信運營商與互聯網企業成本分攤的世界性難題，但是在中國國情之下，又涉及壟斷與創新、政府與市場等關系問題。政府作為市場經濟中的“有形之手”企圖進行宏觀調控，如工信部部長苗圩所言，會考慮運營商的合理要求，但嚴禁利用壟斷地位遏制微信等增值服務，微信不會大幅收費。監管者變成了決策者，競爭中的所有各方都成了被調控的弱者，表面上看壟斷似乎被遏制了，但是，包括一些中小企業在內的中國電信行業的自由競爭與創新發展也受到了限制。

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集體利益的價值導向的同時，肯定功利主義與市場經濟機制的某些契合點是必要的。功利主義的核心是為人們追求利益和幸福的目的，他強調效果論，要求人們合理追求利義，并增加“最大幸福”的生活要求，我國目前正大力發展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將功利原則的合理性和公正原則統一，利與義協調好，使之與我們追求集體主義的主導向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動力，使市場經濟公平、合理、高效率地發展，為實現中國夢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 參 考 文 獻 ]

[1] .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3] 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4] 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篇5

一、欠發達地區要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必須構筑極具吸引力的環境優勢

環境好壞對一個地區工作成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欠發達地區尤為重要和緊迫。因此，強力構筑環境優勢，是適應市場經濟激烈競爭、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穩步發展的必然選擇。

1、唯物辯證法原理告訴我們：事物發展變化離不開外部環境。任何事物的運動發展都和周圍其它事物相互聯系著和相互影響著。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就是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認識和推動事物的發展變化。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依照一事物本身的性質、主體條件，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過程，也是創新發展變化的過程。雞蛋之所以孵出小雞來，首先因為它是雞蛋，而不是石頭；其次是因為外部提供了適合的溫度、條件和環境。這一哲學原理告訴我們，欠發達地區要縮短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實現大發展快發展，必須積極創建與其相適應、相匹配、相促進的外部條件和環境。沿海發達地區之所以能有較快發展，除有自身的地緣、條件優勢外，還有國家的政策支撐，更主要是營造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開放、公平、寬松的外部環境。這說明經濟要發展，必須有良好的客觀條件作保證。

2、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律啟示我們：環境創造生產力，環境創造商機。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規律就是競爭規律。競爭規律是指在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過程中，競爭的發生和波動的必然性。競爭機制必然體現經濟運行中優勝劣汰。市場經濟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其重要的特征是資源具有充分的流動性，每一種資源都能自由進入或退出市場，從一種用途轉向另一種用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更加突顯。人才、資金、技術、項目等生產要素總是向發展條件優良寬松、社會秩序井然有序、人文環境文明和諧、城市形象整潔一新風氣正服務優的地方流動。市場經濟這一規律說明，要使生產要素得到較快聚集、優化配置，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必須創造一個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廣闊空間和優良條件。市場經濟也是“環境經濟”。環境是“氣候”，企業是“候鳥”，哪里氣候適宜，它就遷徙到哪里，哪里環境寬松，哪里生產力就活躍，經濟發展就快。從這個意義上說，環境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環境創造競爭力，環境創造商機，抓環境建設就是在抓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在環境優劣已成為經濟發展重要制約因素時期，更是如此。

3、薄弱的經濟基礎要求我們：創建環境優勢，推進經濟快速發展是當務之急。有關資料表明，20__年,全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廣東等發達地區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而我市人均GDP不足760美元，只是全國人均GDP的76左右，是發達地區的15左右。全市財政收入16.9億元，財政供養人口16.7萬人，年人均財力只有1萬元左右。市本級一般性財政收入7763萬元，政策范圍內的工資都不能足額全面發放，只是一個“半饑半飽”的財政。根本的原因是經濟發展不快，實力不強。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在完成原始積累的基礎上實現穩步發展，而象我們這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基礎相當薄弱，發展環境先天不足，又缺乏地緣和資源優勢，特別是在競爭日趨激烈情況下，如果按常規靠自身主體條件完成原始積累再實現快速發展，將會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更不用說全面實現小康了。我們只有擴大開放，借助外力，通過招商引資，吸引人才、資金、技術，走超常規跨越式發展之路。省委確立創建環境年，招商引資年，市委提出的六個規模推進，加快項目開發建設的戰略目標，其目的就在于此。為此，全市上上下下必須確立更加開放的發展理念，創建一心一意謀發展的良好氛圍，營造同心協力抓環境的態勢。只要我們栽好“梧桐樹”，不愁引不來“金鳳凰”。否則，不僅本地創業者難干事、難發展、難成功，而且投資者引不來，也留不住、做不大，更難以改變現狀。

4、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迫使我們：必須大力整治環境，推進經濟快速發展。就全市來說，經過去年的治理，經濟發展環境有所改善，但一些制約經濟發展的問題仍然較突出，硬環境薄弱，軟環境不優。城市建設起點低，設施不配套，管理不到位，城市形象不佳；環衛意識不強，街道不整潔，衛生條件臟亂差；交通設施滯后，管理薄弱，秩序混亂；綠化、亮化、美化設施欠缺嚴重，文化科技設施功能不全，城市品味不高；干部群眾對推進城市建設、強化城市管理、塑造城市形象的呼聲較高。在軟環境建設上存在的突出問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暢，“中硬阻”，部門本位主義尤存，政策落實難的問題仍很突出；部門利益至上，以罰代處，強行收費，“三亂”問題屢禁不止；、執法不公，現象時有發生，影響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服務意識不強，辦事拖拉，推諉扯皮，工作效率低下現象較為普遍，致使機遇錯過了，項目拖黃了，有的投資者拖跑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地損害了綏化的投資形象，挫傷了投資者和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因此，急需我們采取有效措施，認真整治和解決這些影響和破壞經濟發展環境問題。

二、構筑經濟發展環境優勢，必須樹立大環境觀念，堅持軟硬環境一起抓

發展環境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基礎狀況等方方面面，由此決定了創建優良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對此，我們要立足于大環境建設，堅持軟硬環境一起抓，軟件硬件一起上，既抓管理又抓服務，綜合治理，配套推進，努力創造崇尚公平、依法辦事、誠善有信、優質服務、文明道德的軟環境和舒適、便捷、優美、先進的硬環境。

首先，要下大決心、花大氣力，強化對硬環境建設。經濟發展環境，硬件是基礎。構筑經濟發展環境優勢首先要抓好硬件建設。要本著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有所作為的原則，從實際出發，把能辦到的事情辦好。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上要有新起點、新動作、新成效，體現出本地的風俗民情、發展歷史和突出特色。要理清思路，用市場經濟理念和手段

建設經營管理城市。要不斷拓寬融資渠道，樹立新的投資觀念，破除城市建設只能由政府包攬的舊觀念，樹立政府引導、多元化籌資的新觀念，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受益”的原則，推進城市建設資產主體的多元化、投資渠道的寬廣化。要想千方、設百計擴充城市人口，進一步開發建設城市，提升中心城市的拉動能力。加大力度，盡快理順城市管理體制，創新城市管理方式，增強效益觀念，提高城市服務功能，做到以城養城。城市形象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能振奮人們創業精神，堅定投資者的信心。為此，要塑造環保生態型城市新形象，切實抓好城市衛生，清理各類違法違章建筑，實施好城市凈化、綠化、亮化、美化工程，力所能及地辟建一些高雅的大眾健身休閑娛樂場所，做到市容整潔、環境優雅、舒適美好。社會治安、交通秩序也是“招商”、“安商”“親商”的重要環境條件。很難想象一個社會治安混亂、交通秩序不暢、社會動蕩不安的地方能招來商、安下商。這方面的工作只要切實引起重視，加大綜合整治力度，形成推進責任機制，就會在短時間內打造一個秩序井然、交通順暢、社會安定、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平臺。

其次，要加大力度，攻堅克難，強化對軟環境整治。具體要做到四抓：一抓深化認識，創新工作理念。要改變我市當前經濟發展環境不優的現實，必須從深化認識、更新觀念抓起。要堅定“環境就是生產力，抓環境就是抓發展”的工作理念，樹立起“觀念落后比貧窮更可怕”的憂患意識，樹立“處處都是投資環境，人人都是投資形象”的責任意識，樹立“項目至上、客戶至尊”的服務意識，形成“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公務員是公仆、損害企業利益是罪人”的良好氛圍。二抓監督檢查，做到跟蹤問效。要加強對影響經濟發展環境問題的經常性監督，不斷拓寬監督渠道，建立執紀執法監督機關與企業聯系制度，了解黨政機關和行業部門服務企業、服務項目建設情況，為項目建設和企業發展保駕護航。要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建立一支專門的督查稽查隊伍，堅持開展明察暗訪，及時糾正和處理破壞經濟發展環境問題。要緊緊圍繞創建優良經濟發展環境工作，開展對重點部門的民主評議行風活動，辦好行風熱線，擴大和暢通監督渠道，促使行業部門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質效。三抓案件查處，堅決剎風整紀。破壞經濟發展環境問題是個“頑癥”，整治經濟發展環境必須下“猛藥”、用重典。要通過嚴肅黨紀政紀，排阻清障，保證政令暢通，以此凈化經濟發展環境，保證經濟建設的健康快速發展。要制定《破壞經濟發展環境問題責任追究辦法》，規范各部門及工作人員行政執法行為，使整治經濟發展環境工作有章可循、有紀可依。要開展專項舉報，對落實政策“中梗阻”、違反規定搞“三亂”、執法不公、辦事拖拉等破壞經濟環境的行為要快速反應，徹查嚴辦。要對破壞經濟發展環境的典型案件公開處理，以儆效尤。四抓組織領導，嚴格責任追究。各級黨政領導要樹立抓環境就是抓大事大項、不抓環境就是失職瀆職的思想，始終把改善經濟發展環境工作作為加快經濟發展的戰略措施來抓，實行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部門各負其責的工作責任制。地方和部門主要領導要成為改善經濟發展環境工作的第一責任者，對這項工作要高度重視，親自掛帥，靠前指揮。其他領導要各負其責。要實行連帶責任追究制度，對屢屢發生破壞和影響經濟發展環境案件的地方或部門，問題嚴重的要追究領導責任，進行重點解剖。誰破壞經濟發展環境，就摘誰的“烏紗帽”，就砸誰的“飯碗”。

三、構筑經濟發展環境優勢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必須抓住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放權、減人、清費上狠下功夫

改善經濟發展環境，歸根到底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和政治體制適應經濟體制的一場改革，是調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的權力和利益關系的深刻變革。既然是一場改革、變革，就有其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為此，我們要在堅持集中整治的基礎上，通過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制度上解決影響經濟發展環境的深層次問題。

1、簡政放權。當前，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府部門權力過大，行政審批項目過多、過濫，對生產經營檢查干預過多，仍是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環境的體制。對此，要緊緊抓住《行政許可法》實施之機，加大力度，簡政放權，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真正成為營造發展環境的主體，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體，人民群眾成為創造財富的主體。要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做到能減的必須減下來，能放的必須放下去，防止變相審批;該用市場機制代替的行政審批事項，必須用市場機制運作;該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必須進行規范;該調整的審批事項，必須按照依法設立的原則，制定嚴格的審批程序，形成制度規范。要進一步完善行政審批服務中心，把能納入行政審批中心的審批項目必須全部納入，堅決消除“身進心不進”“體外循環”、“兩層皮”的現象，要認真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行政訴訟法》等行政法規，規范權力運行，防止權力過大、權力濫用、權力腐敗等損害經濟發展環境問題的發生。只有通過切實的簡政放權，而不是形式的表面的簡政放權，才能實現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全能型政府向責任型政府、無限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封閉型政府向陽光型政府的根本轉變，切實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