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手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2013年甘肅省第一次診斷試題（第15題）：2012年國務院印發了《國務院關于同意設立蘭州新區的批復》，至此，蘭州新區成為國務院批復的第五個國家級新區，也是西北地區的第一個國家級新區。下列選項與上述材料所體現的調控手段一致的有：（ ）

①國家提高家產品收購價；②物價部門核準公共交通的價格；③央行下調準備金率；④某省破獲全國制售假藥大案，涉案金額上千萬。

A.①③ B.①④ C.①② D.②④

此題考查考生對國家宏觀調控三大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理解，對于③、④，考生很容易就判斷出來了。但對于①、②，卻把不少考生難住了，兩個選項都涉及到“價格”，到底哪個才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手段呢？出現這種疑惑，主要是由于對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區別缺乏全面的理解造成的。那么，同為國家宏觀調控重要組成部分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到底有何區別呢？

一 二者的含義不同

經濟手段是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通過對經濟利益的調整而影響和調節社會經濟活動的措施，它的實施主要是通過制定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引起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關系變動來實現的，經濟手段包括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經濟計劃在我國包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年度計劃等。政府制定經濟計劃后，便可選擇相應的經濟參數來具體實施經濟政策。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如稅率的變動）、貨幣政策（如利率、匯率、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區域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它表現為由宏觀調控主體機構頒布的有關條例、規定。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宏觀調控主體機構往往通過調整價格、稅率、利率、匯率、存款準備金率等經濟參數來影響市場的供求關系，以實現國家的調控目標。行政手段是國家通過行政機構，采取行政命令、指標、指示、規定、查封、扣押、檢查、監督、審批、行政許可等行政措施調節和管理經濟的手段。它的實施主要是國家憑借政權的力量，通過行政系統、行政層次及行政區域中的一些主管單位及其所屬職能部門進行調節來實現的，這種調節是通過縱向性的逐級下達而實現的。

二 二者的地位不同

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行政手段是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補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調控還不能放棄必要的行政手段。因為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和的調節功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法律手段有相對穩定性，不能靈活地調節經濟活動；經濟手段具有短期性、滯后性和調節后果的不確定性。當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都不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時，就只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尤其當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失調或社會經濟某一領域失控時（例如2008年的南方雪災和四川地震），運用行政手段調節將能更迅速地扭轉失控，更快地恢復正常的經濟秩序。當然，行政手段是短期的非常規的手段，不可濫用，必須在尊重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加以運用。

三 二者的特點不同

經濟手段最終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起作用。國家通過制定實施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對經濟活動參加者進行制約和引導，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經濟手段包括價格、稅收、信貸、利率和匯率等經濟杠桿，不同的經濟杠桿具有不同的功能，可以靈活運用。經濟手段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經濟活動主體，而是通過對經濟利益的調整來調節市場供求關系，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其調節是一種間接調節。行政手段的運用一般不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行政手段由國家掌握和控制，體現著國家的統一意志和行為。與經濟手段相比，行政手段具有以下特點：①強制性。由于行政手段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對經濟進行調節的，國家調節經濟的指示、命令、規定一經，所有的經濟活動主體就必須執行，不能自由挑選。②直接性。運用行政手段可以直接作用于調節對象而不必通過市場機制。③快速性。行政手段直接作用于調節對象，因此它能較快地實現預定的目標效果。因此在一般情況下，行政手段主要側重于解決市場秩序問題，而經濟手段主要側重于解決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再回過頭來做上面的這道高考題就不難了。在宏觀調控手段中涉及到價格問題時，如果價格的調整是為了調節市場供求關系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則是經濟手段，如提高糧價、降低農藥、化肥價格以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水價以促使人們節約用水等；如果調整價格要經政府有關部門核準，如公共交通、通訊、電價、水價由國家物價管理部門核準確定，則屬于行政手段。據此不難看出該題答案為①③，即 A。

（4）認識合作學習的重要性。由于人的個性的差異，有些學習好的學生不愿意合作學習，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也有一些學生不愿意與他人交往。教師要使學生逐步體驗到通過合作學習可以解決很多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合作學習可以提高每個人的能力，使大家友好相處；從而對合作學習產生認同感。

（5）建立互相信任、團結互助的關系。成員之間只有建立相互信任、團結互助的關系，才能以誠相待、榮辱與共，不計較個人的利益得失，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對培養良好的思想品質也是有好處的。

（6）增強成員的集體榮譽感。小組里的每個成員都要為小組的學習承擔一部分責任，不要有依賴思想，而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從而激勵自己努力參與小組合作學習。

教師在每堂課上都應該有意識地教給學生一些自主合作學習的方法，要給出明確的學習目標及學習方式，然后要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學習討論，不讓方法和形式走過場。要讓學生在長期的合作學習中，逐漸培養起合作學習的能力和習慣。這樣小組學習的根本目的才算達到。

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手段；經濟管理；實踐應用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8-0000-01

一、經濟管理中常見宏觀調控手段

（一）經濟調控手段

該手段指的是在經濟市場背景下，國家實施管理經濟的行為和活動，這一措施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最終有效提升調控和管理國家整體經濟的能力[1]。在對這一手段進行應用的過程中，可以實現對工資、稅收和信貸等資金的直接調控，最終對國家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問題進行有效管理和調節。通常情況下，國家在對這一手段進行應用的過程中，可以有效調節市場物價和薪資水平，從而科學調節我國經濟發展某一階段的經濟水平，嚴禁國家經濟發展中產生的波動過大，從而在穩定的環境下促進經濟的增長。

（二）行政調控手段

國家強制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行政調控。在將行政調解應用于經濟管理中時，由國家行政機關落實各項措施，通常以規定和條例的下達方式為主，而國家經濟發展中，其他行政機關必須嚴格執行這一條例。值得注意的是，該手段應用中，具有爆發力強和強制性的特點，但是其缺乏連續性，因此無法長期適用于我國經濟建設中，與此同時，該手段在使用過程中，對相關條例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一旦相關條例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發展速度，就將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2]。因此，該手段不可以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長久的實施。

（三）法律調控手段

該手段的有效應用，有助于促使穩定性在我國市場經濟中得以體現，在審理和檢查現有經濟行為的過程中，各種合理的管理措施是由我國經濟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共同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加大了打擊不法經濟行為的力度，為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該手段在實施過程中，可以有針對性的制定法律法規，從而有效解決我國現有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能夠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規范性的體現提供保障。

二、宏觀調控手段在經濟管理中的實踐應用

（一）控制通貨膨脹率

在控制糧食價格的過程中，必須首先意識到同國際市場中的糧食價格相比，我國糧食價格明顯過低，這種現象導致農民積極性降低。事實上，我國農村人口居多，如果農民收入過低，將嚴重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現階段我國在積極實施經濟管理的過程中，就可以通過宏觀調控，實施強制干預。例如，有效應用宏觀政治政策，加大控制農作物物資的價格力度，降低農民生產過程中的成本；同時，有針對性對部分地區農民實施免稅、減稅政策，促使農民意識到自身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從而在日常生產過程中，積極性有效提升。由此可見，在經濟管理中實施宏觀調控，有助于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的進步，在農民收入增加的背景下，有助于拉動我國內需[3]。

（二）通過宏觀調控來控制和調整國民收入

國家通過宏觀調控，必須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活中吃穿等基本需求，還應當通過宏觀調控對國民的工作進行調整。公民日常生活中，通過自身努力，可以獲得一定的工資，這就是勞動回報，然而，工資是否同公民的勞動付出相符，必須以國家現有整體經濟發展狀況為基礎進行衡量，同時還應當綜合考慮各種生活必需品的物價情況。此時如果發現物價過高，但是人民普遍的收入卻相對較低，此時人們無法對生活必需品進行購買。如果這種生活狀態長期發展下去，會給國民帶來較大的生活壓力，此時國家必須積極實施經濟發展。并通過干預，努力促進正比例現象產生于國民收入和物價之間，從而實現收支平衡。只有這樣，才能夠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帶動內需，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結束語

公民的辛勤勞動是國家各個領域實現綜合發展的關鍵，而這一過程中，國家的宏觀調控功能也是至關重要的，它關系到我國經濟管理的科學性，也關系到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現階段，我國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過程中，必須將經濟調控、行政調控和法律調控等手段同我國的經濟管理進行緊密的結合，為提升我國經濟管理能力、促進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王慧華.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的實踐應用與效應強化[J].商業時代，2014（35）：112-113.

[2]劉瑞.宏觀調控的定位、依據、主客體關系及法理基礎[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5（5）：17-23.

篇3

關鍵詞：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價格型與數量型手段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國際經驗表明，正常的跨境資金流動是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種因素影響下，跨境資金的大進大出可能對一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一定條件下還會觸發貨幣、銀行、債務等危機。20世紀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和巴西貨幣危機，以及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無不與跨境資金短期集中大規模流動密切相關。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逐步加快，跨境資金流動規模迅速擴張，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國跨境收支長期表現出凈流入特征。跨境資金年凈流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顯著的推動作用，促進了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但跨境資金長期保持凈流入導致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央行被動投放流動性，進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同時，貨幣錯配風險、短期套利資金流入等給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埋下隱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金融改革進程。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是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均衡管理，促進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是保證貨幣政策自主、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隨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宏觀審慎監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貨幣內外供求隔離的現狀已開始向內外供求趨同發展，傳統數量型調控工具正逐步被價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跨境資金流動控制框架，并根據這一框架，基于外匯管理政策和貨幣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設計前瞻性的宏觀審慎調控工具成為研究的重點。

國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的研究較早，主要圍繞跨境資金流動的利弊、管理、宏觀調控等幾方面展開。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資金大幅波動給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提出了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為防止資金外流采取外匯管制措施；第二，釋放國家外匯儲備，抑制短期資金投機；第三，發揮匯率機制的調節作用，允許匯率下降。托賓（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賓稅的構想，即應通過對國內證券和外匯即期交易進行統一的國際稅收，提高短期投機資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金的流動性及其導致的匯率波動性。當托賓稅推廣到全球范圍時，就成為監管全球跨境資金流動的政策之一。薩潘（Sphan，1996）認識到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對金融穩定的危害，對托賓稅進行了重新設計，提出在對金融交易征收較低稅率稅收的基礎上，對異常跨境資金流動征收臨時性、懲罰性的高稅率。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下宏觀經濟穩定性所表現出的差異，發現數量型政策存在單一均衡，而選擇價格型的利率政策則可能使經濟步入多選擇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觀調控上數量型工具更有優勢。

國內研究普遍認為，在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和調控中，應構建市場化的制度基礎，充分發揮市場化手段的作用，并針對宏觀審慎的時間和橫截面維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工具。鞏志強（2012）指出，近幾年來在市場化制度的基礎上，在應對國際資本沖擊時，新興經濟體主要運用宏觀經濟調控和金融審慎管理的綜合平衡手段。鄭楊（2010）認為應通過運用市場化手段來規范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作用，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設計上，一些學者提出應借鑒國際經驗，應通過金融交易稅或存款準備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墻，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陳西果（2011）認為應建立流動性沖擊的預防和控制機制，建立國際“熱錢”防火墻，借鑒新興經濟體中已實踐成功的巴西等國家針對從國外獲取的短期貸款和國際債券征收交易稅的經驗，控制國際“熱錢”流入。基于銀行在跨境資金流動中的關鍵地位，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加強銀行業務管理來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晏丘（2012）、鞏志強（2012）指出通過提高銀行的短期外債管理和銀行外匯頭寸管理兩個外匯調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入，減少銀行業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風險。綜上可以看到，關于數量型與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國內學者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商業銀行授信仍是貨幣政策作用于經濟運行的主要傳導途徑，因此數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吳培新，2008；黃憲等，2012；盛天翔和范從來，2012）。第二種觀點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價格型工具作為貨幣價格信號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觀調控正從偏重數量型工具運用向價格型工具變化（周小川，2013）。第三種觀點認為，數量型與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對于不同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以及同一目標不同成因的作用優勢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強，2015）。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當發生跨境資金流動異常時，國外學者傾向于采取匯率機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稅費等宏觀調節政策來降低跨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國內學者更傾向于從加強金融系統業務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稅、管理外匯等方面對跨境資金進行管制。從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來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數量型調控手段，包括準備金、總量限制、頭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種是價格型調控手段，包括特別費、交易稅等。本文立足于資本流動全過程及分析框架，嘗試根據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過程和動態機制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更加強調從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各經濟主體行為角度判斷是否發生跨境資金失衡的情況，并根據現有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理論，建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模型，重點探索不同宏觀調控手段的效果，從而提出合理化建議。

二、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系統性風險評估

（一）風險點識別

實施宏觀審慎政策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系統性風險監測框架，需要有效評估和識別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點。

一是境內外經濟金融環境壓力差風險。境內外資本壓力差是資本流動風險的宏觀驅動力，不同于商品、服務貿易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特點，跨境資本流動并非由國際貿易中的對價交換所引發，而是由資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險需求所致。即由境內外宏觀政策、制度、市場不同所產生的差異，包括境內外利差、本幣的匯價差、投資收益差、投資環境的風險差異、稅負輕重等所驅動。

二是總量不平衡風險。在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由于資本大規模流入加劇了總量順差式不平衡，進而可能引發匯率升值，加大通脹和資產泡沫壓力；在國際收支表現為逆差的形勢下，資金大量流出將會進一步增大逆差規模，進而大概率引發匯率貶值或貨幣危機。

三是銀行債務期限和比重錯配風險。例如過于依賴短期融資進行長期貸款而產生期限錯配，作為風險應對，可以采用資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額、儲備金要求等。

四是匯率風險。匯率波動過大對進出口、金融市場價格造成沖擊，同時，匯率波動過大會形成匯率單邊升值或貶值預期的自我強化，進而對跨境資金波動形成順周期的擴大作用。

五是銀行體系風險，資本流動對銀行信貸和貨幣供給造成沖擊，進而對利率、經濟增長、資產價格產生影響。

六是人民幣資產池風險，人民幣資產池是資本流入的終點和資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幣賣出頭寸”的積累，在境內資產配置和拋售行為中跨境資本將對境內金融市場價格、實體經濟投資造成沖擊。

（二）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

基于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點的識別，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旨在刻畫跨境流動異常現象。考慮到價格型與數量型跨境資金流動協調監管模式和本外幣一體化監管兩個方面，綜合理論基礎和經濟資本市場運行的典型事實，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包括：外匯儲備、實際有效匯率、利差、通貨膨脹率。

由于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需具備實時有效性，上述指標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OECD和萬得數據庫等。基于各項指標缺口值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參考大多數文獻的做法，采取H-P濾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標趨勢值，并以各指標對趨勢值的偏離（缺口值）來表示正向或負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標之間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對各指標缺口值進行標準化。根據指標的安全閾值，設置相應的風險閾值，并按映射函數公式（1）轉換。

其中，[b1、b2]分別為各指標警戒狀態下限及對應風險狀態下限，[a1、a2]分別為各指標警戒狀態上下限差值及對應的風險狀態差值，[x]為各風險指標值，[y]為映射后的分數值。風險閾值區間按照偏離程度分別分為正常、輕度偏離、中度偏離、重度偏離四個區間，每個區間又可分為正向偏離和負向偏離（見表1）。

基于CRITIC法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考慮到各風險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對于能夠提供較大信息量和存在較小沖突性的指標賦予較高權重。采用CRITIC客觀賦權方法構建綜合指數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標重復提供信息（見表2）。

（三）“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評估

構建“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旨在尋求反映資本市場跨境資金流動失衡程度的指標，將其作為識別跨境資金流動異常、檢測系統性風險的參考變量。“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作為一種風險提示指標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為后續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進行評估。基于這一研究設計，通過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與反映國際資金波動的主要經濟事件進行對比分析，檢驗該指數作為變量的有效性。

結合實際資本市場運行狀況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評估。從時間視角來看，跨境資金流動呈輕微波動變化態勢，領先于利差水平和實際有效匯率且相對波動幅度較大（見圖1）。輕度偏離狀態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這一階段“跨境資金流動指數”呈正向偏離狀態，國際游資流入態勢明顯。具體分資金項目來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資項下的凈流入491億美元，資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長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資金流動呈雙向變化形勢，第四季度資金明顯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從2015年后半年開始國際資金呈外流形勢。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的時間變化來判斷，2015年第一季度發生逆差914億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億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擴大至1961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億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資金總體表現出逆差波動擴大的態勢。綜上所述，“跨境資金流動失衡指數”的變化形勢與實體經濟運行狀況基本吻合。

三、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標選擇

1. 研究方法。考慮到經濟系統的動態性，在外匯市場實行官方管制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匯率制度下，相應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等傳導機制會產生資金波動；跨境資金流動又可以通過匯率、利率、價格等渠道影響國內資本流動，可能導致國內資本市場出現失衡現象；波動下的國際游資又將對資金結構產生影響。基于以上考慮，各變量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系統性經濟聯系，本文運用VAR模型構建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生成機制，進一步研究跨境資金流動失衡的影響機制。

2. 指標的選擇。從實證角度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的經濟內涵和性質進行系統性評估。測度“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 與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系統性關聯、相互影響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上研究數量型和價格型的宏觀審慎操作作用機制。

（1）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EMP）。對跨境資金進行宏觀審慎調控的政策目標就是熨平跨境資金大幅波動，維護跨境資金基本平衡，故此對前期定義的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標準化，用其量化跨境資金監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標。

（2）國際市場需求（W）。國外需求的變化會帶動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資金收入增長，進而影響跨境資金流動，同時也可反映國際市場經濟發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國的GDP同比增長率來代表國外需求水平。

（3）國內通貨膨脹率（p）。通貨膨脹率是衡量物價水平變動的指標，選擇消費者價格指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以此反映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程度。

（4）境內外利率差（LL）。梳理和總結對國內外跨境資金流動監管有效性評估的實證檢驗方法，借鑒利率平價法對跨境資金監管有效性進行評價。引入三個月Libor-Shibor利差作為評估監管有效性的指標。

（5）價格型手段（JG）。在對現有宏觀調控手段進行梳理后，以客觀性、代表性、可公度性為原則，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中間價（HL）作為價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數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貨幣當局發文將外匯貸存比與銀行結售匯頭寸下限掛鉤，對當時防范熱錢流入短期內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應，故選取外匯存貸比作為比例數量型調控手段的代表。

（二）兩類調控手段協調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評估

1. 跨境資金流動協調監管模型。構建VAR模型分別在數量型手段、價格型手段、數量型和價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種情景下對“跨境資金波動壓力指數”進行系統性評估。按照標準理論，在構建VAR模型前需進行平穩性和協整性檢驗。對六組數據進行ADF平穩性檢驗并得出結論，各序列均在一階差分后達到平穩標準。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如果各項指標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見表3），則可說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一種長期穩定關系。

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意味著某一變量的變化可以通過若干經濟變量影響另一變量的變化，可以建立VAR模型進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穩性和協整檢驗的基礎上，通過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準則）、SC（施瓦茨準則）等統計量檢驗，確定滯后二階的VAR（2）模型。回歸模型所估計的系數大多數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經單位根檢驗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單位圓內，表明VAR模型是穩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數通常難以解釋，因此建立脈沖響應函數，繼續探討各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通過未來10期的脈沖響應，重點考察JG、SL手段分別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時對LL、EMP的動態響應路徑。

情景模擬一：將代表數量型調控手段的SL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數量型調控為主）。

（1）EMP受到SL沖擊的響應（見圖2）。EMP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在第一期產生最大的負向影響，然后開始逐漸衰弱，在第三期逐漸趨于零。這表明跨境資金有較大幅度波動現象時，實施數量型的調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內起到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緩解資金的波動，但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逐漸衰減，在第四期趨向于零。

（2）LL受到SL沖擊的響應（見圖2）。LL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當期及隨著時間的變化，數量型調控手段對境內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沒有對EMP的作用大，相比較而言，數量型調控手段對平衡跨境資金流動的作用短期內較為顯著。

情景模擬二：將代表價格型調控手段的JG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價格型調控手段為主）。

（1）EMP受到價格型調控手段沖擊的響應（見圖3）。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值在當期產生負向影響，第三期開始呈現正向波動，隨后出現反向變化。這一特征表明跨境資金流動對結構影響具有不確定性，較容易受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

（2）LL受到價格調控手段沖擊的響應。LL受到價格型手段的單位正向沖擊后，當期的作用較小，后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逐漸增強。

情景模擬三：將代表價格型調控手段的JG和數量型調控手段的SL共同作為外生變量引入模型（以價格型調控手段和數量型調控手段共同作用為主）。

（1）EMP受到JG和SL沖擊的響應。當受到JG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值在當期達到負向最大值，隨后開始出現正負波動；當受到SL單位正向沖擊后，EMP脈沖響應當期值負向最大，隨著時間的變化，影響作用在第三期達到正向最大，隨后交替波動變化。

（2）LL受到JG和SL沖擊的響應。當受到JG的單位正向沖擊后，LL第一期產生最小的正向影響，然后開始負向遞增，在第五期達到最大，隨后逐漸收窄；當受到SL的單位正向沖擊后，LL出現負向波動且在第二期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逐漸衰減，在第五期轉正，隨后有正向增大趨勢。

脈沖響應結果顯示，在以數量型調控手段為主的情景模擬中，數量型調控手段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短期效應較為顯著，但對境內外利差收窄效應較弱；在價格型和數量型調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擬中，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和境內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應期有所延長；在以價格型調控手段為主的情景模擬中，價格型調控手段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作用要弱于數量型調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對境內外利差收窄效應更加明顯，說明價格型調控手段更遵循市場規律，對資金跨區域的充分流動具有較好的引導作用，但由于國內市場制度建設不完善、價格型調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對跨境資金壓力指數的影響作用相對有限，數量型調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當前仍應以數量型和價格型調控手段并存為主，并逐漸向價格型調控手段過渡。

四、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手段的協調配合使用

（一）跨境資金宏觀審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應加強資本流動系統性風險的多層面監管。宏觀層面，聚焦資本流動的驅動力視角，全面評估系統性風險，防范大量信貸資金跨境、跨幣種投機，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觀層面，著重監測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賣出頭寸”資金存量、資金盤的變化和在境內金融體系中所占的比重，實時評估資本流動對金融系統可能造成的潛在沖擊性；微觀層面，監測市場中資金流動的微觀主體是否發生大范圍單邊預期或非理性情緒的群體傳染，謹防引發集體性趨同行為，也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

2. 危機應對中，應根據資本流動的反饋類型采取不同措施。應防范由順周期性出售資產和貨幣進而導致資本流動出現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資本大幅流動―本幣匯率大幅波動―外債風險敞口大幅增長―國內信用等級下降―貨幣供應量增長―國內資產價格下跌”這一循環所造成的連鎖式正反饋效應。當預評估可能會形成這種正反饋效應時，應提前實施逆向審慎措施來增加資本流出入環節的阻力作用，使系統性風險頭寸積累有所緩解。

3. 從長效機制來看，對資本流動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場環境，具體體現在健康運行的境內經濟金融體系以及具有系統監測和良好監管能力的貨幣當局。當前應逐步擴大境內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發展和衍生性發展，提高金融市場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承壓能力，提高金融市場的理能力，進而使貨幣價格不易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發生過激反應；應提高市場的層次結構，推進市場主體多元化，完善市場風險對沖工具。

（二）跨境資金調控手段的選擇與協調使用

合理應用宏觀審慎工具能有效緩解資本流動對一國經濟體的負面沖擊（見圖5）。

1. 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按風險加權計算可借款余額，風險加權余額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資本或凈資產，目前凈資產的估值當中充分體現出了逆周期監管的思路，在其中納入了跨境融資杠桿率和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參數的設定與跨境資金宏觀形勢密切相關。在我國面臨跨境資金流出壓力較大的階段，宏觀審慎監管參數和跨境融資杠桿率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容忍度，充分體現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準備金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入更有效）：為有效抑制境外資金對人民幣投機行為、營造境內外金融機構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應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同業存放執行正常的存款準備金率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機者在離岸市場進行短期、大額人民幣融資的成本。

3. 外匯售匯風險保證金管理（對跨境資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機構需根據遠期售匯的簽約額一定比例繳存準備金，銀行為適應政策要求需對其資產負債結構進行調整，通過價格傳導來抑制非實需的遠期售匯順周期集聚發生，該政策的實施能夠補充和完善跨境資金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

4. 銀行結售匯頭寸與銀行結售匯順差掛鉤（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雙向作用）。設定年度銀行結售匯順差調控基點數，與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掛鉤，按季度調整。超過基點數額則要求銀行增持相等數額的外匯頭寸，不超過的不做調整，如果超過季度目標值，則將超過額度按各家銀行對結售匯順差的貢獻度來增持相應頭寸。

5. 外匯兌換交易稅（對跨境資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雙向作用）：外匯兌換交易稅隸屬價格型調控手段的范疇內，通過市場化價格的傳導，對系統性風險進行有效防范，最終起到逆周期調控目標，來補充微觀審慎監管層面和當前一些傳統的資金流動管理措施在預防資本流動沖擊方面的不足。在當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初始階段，需綜合權衡人民幣國際化和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在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容忍度范圍內，可將外匯兌換交易稅的初始稅率設為零，通過設立該交易項目，起到震懾和警示資金投機者的作用。外匯兌換交易稅項目的設立，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增加短期投機資本大規模異常流動的成本、影響短期投資者的投機預期，從而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Meade J.E. 1957. The Balance-of-payment of A European Free-trade Area[J].The Economic Journal，（267）.

[2]Tobin J.1978.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Sphan P.B.1996. The Tobin Tax and Exchange Rate Stability[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

[4]Sargent，Thomas J. and Neil Wallance. 1975. Rational Expectations，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83.

[5]鞏志強.構建我國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體系的思考[D].山東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3.

[6]趙文興，孫蕾. 宏觀審慎理念下的跨境資金流動調控：框架設計與工具選擇[J].南方金融，2015，（8）.

[7]巴曙松，王Z怡，杜婧.從微觀審慎到宏觀審慎：危機下的銀行監管啟示[J].國際金融研究，2010，（5）.

[8]鄭楊，劉明志，毛志豪，陳小五，白當偉，吳鳴，黃燕卿，何念如，廖一榕，張睿鋒，朱磊.推進外匯管理體制簡約化市場化改革研究[J].上海金融，2010，（5）.

[9]陳西果，陳建宇.當前國際政府債務問題的特征、影響及警示[J].當代經濟管理，2011，（6）.

[10]晏丘.外匯管理中的中國均衡[J].中國金融，2012，（1）.

[11]盛松成，吳培新.中國貨幣政策的二元傳導機制――“兩中介目標，兩調控對象”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8，（10）.

[12]黃憲，王露璐，馬理，代軍勛.貨幣政策操作需要考慮銀行資本監管嗎[J].金融研究，2012，（4）.

[13]盛天翔，范從來.信貸調控：數量型工具還是價格型工具[J].國際金融研究，2012，（5）.

[14]周小川.宏觀調控的經濟描述與工程描述――在首屆“金融街論壇”上的講話[J].金融研究，2013，（1）.

[15]卞志村，胡恒強.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數量型還是價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15，（6）.

[16]洪昊.我國“熱錢”跨境流動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研究[D].浙江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0.

篇4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確定2005年中國GDP的增長目標為8%，有著豐富的政策含義。一方面，從經濟的慣性考慮，2005年經濟增長不可能回落到更低的7%左右，與持續快速經濟增長形勢并不太協調，與預期相差太大的經濟增長目標會變得沒有意義，且有人為壓低經濟增長率之嫌；另一方面，目標也不宜過高，設定為8%是向外界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宏觀調控的政策仍然趨緊，當局將繼續推動從追求增長速度到追求增長質量的轉型。

因為要大規模推進多項改革，所以，高層將2005年定位為“改革之年”。

每年歲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國經濟的“風向標”。2004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使中國很多學者為之歡欣鼓舞。他們認為，中國向著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又邁進了一大步。從這次會議中，很多人看到了中國政府的轉變。

為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中國政府更強調平穩地推進市場化改革，以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代過去行政色彩相對要強的積極財政政策。

宏觀調控轉向市場

持續了一年多的宏觀調控將如何走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通過對會議公報的仔細閱讀、逐條分析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袁鋼明說：“在當前宏觀經濟大幅度波動因素仍然存在，圍繞過去和未來一段時期宏觀調控問題而展開的爭論尚未結束之時，會議公報的論述，給認識和展望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理論啟示。我認為，未來中國的宏觀調控方式將轉向重視市場手段。”

這一點成為了學界的共識。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說，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宣布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對于穩定人們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預期、減少不確定性是大有好處的。同時表明，2005年的宏觀經濟調控將更多地采用適合于市場經濟的總量手段，這也是非常好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謝伏瞻也認為，在調控的方式上，中央政府將注重使用經濟手段，減少行政干預，運用經濟杠桿，提高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

回顧一年多來的宏觀調控，袁鋼明以2004年4月底為界分為兩個階段：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4月底前，宏觀調控主要運用經濟手段；2004年4月底以后一段時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袁鋼明認為，經濟手段調控與行政措施不同，兩者對投資及經濟運行狀態產生了差別很大的影響。2004年初未采取行政措施前，投資增速猛然上漲，采用行政措施后投資增速頓然下降，很多人認為由此可以看到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的失靈及行政措施的有效。但從另一視角看，投資增速突然高漲，既可能是行政措施臨近出臺所引發的投資逆向選擇，也可能是經濟調控不到位，未及時上調利率抑制需求所致，如果充分采用經濟調控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有可能不會出現投資的大起大落。2004年10月底央行上調利率，終于表現出重視經濟手段的宏觀調控新動向。

公報在論述此次宏觀調控所運用的手段時，沒有提及前一段時期很多論述極力主張的行政手段，指出此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深了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關系的認識，增長了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領。袁鋼明說：“中國政府對重視運用經濟手段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認識深化，遠比宏觀調控取得的當前成果意義更為重要和深遠。”

財政貨幣走向穩健

在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之后，就不斷有消息透出，中國的財政政策要轉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這樣的政策指向：2005年將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為了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多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形成了中國經濟對財政支出擴張的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局部經濟過熱現象。況且如果繼續大量發行建設國債，會使財政風險進一步積聚。應該承認，在過去的經濟過熱中，對原材料的強烈需求及煤電油運出現的供應緊張，政府投資的大項目難辭其咎；而穩健財政政策正是為了抑制投資需求，防止過熱。

實際上，從2002年～2004年，長期國債發行量就呈現依次遞減的趨勢，分別是1500億元人民幣、1400億元人民幣和1100億元人民幣。這可以視為中央政府為財政政策轉向所釋放出的明顯信號，亦是官方為積極財政政策有步驟淡出悉心鋪路的表現。

為防止收油過猛，2005年會繼續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財政部部長金人慶解釋道，這樣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對的連續性，國債項目的投資建設有個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續投入。第二，保持一定的赤字規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資源，用于增加農業、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公共領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調控能力，有利于主動地應對國際國內各種復雜的形勢。

針對當前宏觀經濟走勢，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范劍平認為，2005年國債發行量在800億元人民幣左右為合理數字。

同時有專家認為，2005年長期建設國債資金的投向將有所調整，由過去主要用于重點項目建設，擴展至在建重點工程的后續投入、公共項目的欠賬填補、以及支持亟待進行的重大改革舉措，國債資金很可能承擔起一部分稅制改革的成本。

改革開放多年，市場化配置資源已是共識，而不宜過多強調政府配置資源。財政政策走向穩健是大勢所趨。

全面推進改革

在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后，中國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依然沒有解決，所以在面臨全面開放的WTO后過渡期和中國“十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改革成為了最響的聲音。高層已將2005年定位為“改革之年”，致力于改善中國經濟運行環境的各項深層次改革將在2005年全力推進。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陳東琪認為，雙穩健的宏觀政策為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2005年改革會獲得更多的機遇，改革的機遇會大于改革的挑戰。

在2005年，中國將加快實施中央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諸多行業的改革也要加速推進。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教授認為，結構調整的必要性現在已受到人們的密切關注。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除了通過政策按部門、按地區地細化，可以做到“有保有壓”之外，同樣會給人們一種信號，即結構調整今后將通過經濟手段來進行，由利益趨向來引導，并將在市場經濟框架內實現。隨著人們信心的增強，對結構調整的有利影響是可以預料的。

篇5

一、宏觀調控

(一)何為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策略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節與控制的過程，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經濟行政管理的職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運行總的經濟需求，所以宏觀調控的權利只能屬于國務院。宏觀調控的目標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動態平衡。為了達到特定的目標,政府需要通過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來調節這種總的平衡。一旦市場因為供求關系失調等原因發生問題或者產生了混亂,政府就能夠通過出臺相關的專門針對該類問題的經濟政策來在宏觀上調節市場的運行,穩定經濟的發展趨勢，促進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均衡增長。

(二）為什么要宏觀調控。

1.市場不能夠調節所有的經濟領域。像槍支彈藥等武器,公共產品等涉及到國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領域就不能讓市場去按照市場的規律調節，而應該根據有關情形，由政府來調節。

2.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缺點，市場也會失靈。如：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市場壟斷，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觀經濟運行不穩定等。

3.宏觀調控有利于幫助人們認識市場的弱點和缺陷。

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進而維持經濟穩定增長,最終使社會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三）宏觀調控的手段。宏觀調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種。分別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經濟手段一般是通過經濟政策來實現。而行政手段一般通過政府的有關命令實現；法律手段則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宏觀調控，要將這三種手段綜合運用，要使這三種手段之間達到相互適應的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須要堅持直接與間接相結合的調節方法,并以間接調節為主。直接調控一般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實現，比較生硬而不緩和。而間接調控則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一般會利用價值規律，并且順應了市場規律,更為緩和，更容易被受眾接受。直接調控可能見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決當前問題，但卻很有可能治標不治本,而間接調控恰好彌補了直接調控的缺點，盡管間接調控產生效果會慢一些，到更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長遠來看，對解決問題更為有利。因此，要將這三種手段有機地結合運用，發揮出宏觀經濟調控的最大功能。

二、財政政策

(一)何為財政政策。一般情況下，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歷史背景下，為完成社會經濟穩定，促進公平和效率相協調的任務,通過稅收、公共支出等方法來分配社會財富，而制定的財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財政政策有階段性和相對穩定性,有導向,協調,穩定的功能。

(二）財政政策的分類。財政政策由于其分類標準的不同，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由于財政政策具有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財政政策劃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二是依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這樣就又可以劃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三是根據財政政策發揮調節作用的地方不同，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

(三）財政政策的應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選擇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就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來拉動社會總需求,刺激消費,進而消費掉多出的社會產品。但如果當供小于求時,就可以使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發行，減少投資需求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刺激生產,適當減少社會總需求，這樣就可以緩和社會總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矛盾。當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可以搭配使用積極和消極這兩種財政政策，要增加財政補貼減少國債發行等政策刺激總需求增長。另外,還要抑制社會總需求,使二者逐漸趨于平衡。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也可以同時使用這兩種戰略。通過縮減財政開支，縮減財政赤字,增發國債，減少居民消費補貼等方式來縮小社會總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會總供給的增加。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仍應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三、貨幣政策

(一)何為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國家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來調節貨幣的總量和利率以實現某些特定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是國家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貨幣供應和貨幣流通管理的基本準則。通過市場利率的變化來影響民間的資本投資,影響總需求來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方針措施。調節總需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為法定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和貼現政策。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絕對的，要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經濟運行態勢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選擇。一般情況下，當經濟過熱，總需求又過于旺盛時,應該采用雙緊政策。在當市場疲軟,經濟過冷時，要采用雙松政策。在結構失調但是經濟又有一定熱度時，應采取緊貨幣，松財政的政策。在經濟下滑時，應采取松貨幣，緊財政的政策。

四、結語